中国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

这是令人难忘的一幕：2003年底，呼和浩特市举行浙江省和内蒙古自治区经济发展交流会。

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主席杨晶一番讲话赢得与会的浙江各级领导一片掌声。

他说，内蒙古近几年将新增加3000万亩耕地，可组织浙江农民和农业企业前来经营，从而形成浙江省在内蒙古的“粮食飞地”；浙江供应蒙古和俄罗斯的边贸产品可以在内蒙古建立加工园区，浙江方面可以把税务机构同时带到园区，从而形成“工业飞地”；内蒙古还可以把新的煤矿交给浙江的企业开发，把生产的煤炭运回浙江，从而形成“能源飞地”。

浙江与内蒙古协作发展，打造三大经济飞地的构想与实践，是在市场机制、合作机制、互助机制与扶持机制下区域协调发展的创新之举。

随着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的宏观框架完成“封顶”，东部率先发展、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崛起“四大板块”正在共谋打破行政区划和体制的坚冰，朝着市场一体化的和谐新格局迈进。

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区域经济迅猛强劲的喜人态势，正在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发展新思路：“合纵连横”谋崛起，国家级区域规划起步
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逐步明确了区域协调发展的思路，并在管理与调控区域发展手段上不断创新，这是我国区域经济蓬勃发展的一个重要保障。

事实上，党的十六大已经为我们描画了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基本图景，明确了四大战略区域的发展重点与方向。

梳理十六大以来中央出台的一系列区域规划与区域政策，其政策指向愈发清晰，出台的措施愈发具体，我们可以清晰感受到中央管理与调控区域发展的艺术日臻成熟。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提出了中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强调要继续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形成合理的区域发展格局。

特别需要提到的是，2006年通过的“十一五”规划，把区域规划与区域政策的作用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是中国政府调控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要转折点。

“十一五”规划提出了三个“四大”，即四大战略区域(亦称“四大板块”)、四大机制和四大主体功能区。

所谓四大战略区域，就是从战略上将发展区域划分为西部地区、东北地区、中部地区与东部地区；所谓四大机制，即通过市场机制、合作机制、互助机制与扶持机制协调区域发展，为企业、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区域行为提供基本规范；所谓四大主体功能区，就是依据各地区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发展潜力，按照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的不同要求，明确不同区域的功能定位。

主体功能区的提出是中国区域管理的一大创新。

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认为，国家“十一五”规划提出的新思路、新观念和新举措，就是要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发展基础和潜力，发挥区域间比较优势，来逐步形成主体功能定位，实现东、中、西部地区良性互动，这实质上点出了缩小区域差距的内涵，即人民生活水平差异趋向缩小。

“把区域协调发展摆在胡锦涛总书记在今年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上再次强调：
更加重要位置，切实贯彻落实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

”
改革新动力：从“单极突进”到“多轮驱动”
不同类型区域的全面快速发展，推动了整个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中国的整体经济实力不断提升，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也明显增强。

从国家战略层面上讲，中央政府重视区域经济，主要是由于区域发展中的诸多问题开始暴露。

针对西部地区长期贫困落后，中央在1999年底提出了“西部大开发战略”；面对“新中国工业的摇篮”东北地区发展出现明显衰退，中央2002年又提出了“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发展战略”；中央在2003年提出“统筹区域发展”，重视长三角与京津冀都市圈这类发展水
平较高的区域规划，其背后的深意是：统筹区域发展，在于综合解决各种区域问题。

只有通盘考虑西部的“落后病”、东北的“萧条病”与东部部分城市出现的“膨胀病”，才能防止中国的发展步伐因区域病困扰而放缓。

中部地区发展相对缓慢的状况同样引起中央高度关注，“中部崛起”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并被写入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其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中部六省的发展本身，在中国区域协调发展的布阵中，这是最后一个板块的战略宏图。

由此，中国的区域战略基本上完成了由“沿海发展战略”向“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转变，未来战略区域的范围已经基本明确。

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区域战略将按照东部地区、西部地区、东北地区和中部地区四个大范围一级区域框架来安排。

只有东中西互动，突出自身发展重点，才能综合治疗多种“区域病”。

东部继续率先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率先实现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特别是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和各个经济特区，屡创佳绩，发挥了“领头羊”作用，珠三角、长三角跃升为中国经济最活跃的“两极”。

东北三省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改组改造，争取重振昔日雄风。

今年６月12日，温家宝总理主持国务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领导小组会议并强调，3年多来，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工作取得重要进展，实践证明，中央关于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战略决策是完全正确的。

西部地区通过国家支持、自身发展和区域合作，由传统资源时代向产业时代挺进。

成渝经济区、关中经济区、环北部湾经济区等西部有实力的地区被确定为率先发展的重点。

就在不久前，国家新批准了设立重庆市和成都市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这是第一次在西部地区设立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成渝试验区由原来的经济建设为主，发展到坚持以人为本、追求社会公平的新高度，充分体现了对制度创新的强烈需要。

中部六省山水相连、省情相似、使命相同。

早在国家出台具体的扶持政策之前，中部六省就不等不靠，结合各自实际，开始探索崛起之路。

中部积极承接东部产业转移，外部投资的“磁场效应”已经形成。

区域经济总量高速增长、区域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区域创新能力逐步提高---谁也不能否认，区域经济整合已成为推动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越来越重要的支柱力量。

经济新格局：从“省份经济”迈向“区域经济”
“十一五”规划首次把区域规划放在了突出位置，与此同时，长三角、泛珠三角区域、京津冀地区、东北老工业基地等区域开始步入有组织有制度保证的实质性“共谋一体化发展”阶段。

“上下互动”意味着，中国开始从“省份经济”真正迈向“区域经济”发展阶段。

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主动性与积极性一直是推动国民经济和区域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力量。

在中央政府高度重视全国性的区域发展问题的同时，一些省、市、自治区纷纷提出或实施内部区域发展与合作新举措。

中国此前的经济格局一直是以行政区划为基础。

虽然其间一些省、自治区也在尝试着进行区域合作，但由于区域制度缺失，缺乏强有力的上级协调机构，这些地方性的协调不具有约束力，很难在跨省合作方面迈出实质性步伐。

在这个大背景之下审视，党的十六大以来地方政府在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方面的新动向、新突破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首先，几乎每一个省份都意识到了促进内部合作与打造整体竞争实力的重要性，这主要体现在城市群或经济圈的培育上。

例如，山东省提出打造“山东半岛城市群”的思路；河南省提出“中原城市群”概念，提出要将其建设成为撑起中原崛起的“擎天巨柱”；湖南省将“长株潭”城市群的发展目标定为“中国第五极”；湖北省规划建设“武汉经济圈”；江西省提出再造“昌九工业走廊”；安徽省提出“合肥-芜湖都市带”概念；陕西省继“关中经济区”后又提出了一个“大西安都市圈”构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酝酿构筑“环天山经济圈”。

在2004年，几乎每个省级行政区都不约而同地扛起了发展区域经济的大旗，这是对客观
发展要求的一种必然反应。

地方政府谋划区域发展，是由于单打独干已不能适应全球化趋势。

因此，这一轮区域经济整合中呈现出另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从各自为战到合作共赢，地方政府开始意识到跨区域合作的重要性。

区域经济一体化意味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有利于形成利益共同体。

中央层面和地方层面种种“上下互动”迹象传达着这样的信号---在历经几十年地方政府主导型经济模式的发展之后，市场主导型的区域经济发展迈出实质性步伐，中国经济格局也将由此改变。

发展是硬道理，民生是落脚点。

实现中国区域协调发展，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和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需要持之以恒地进行努力。

这是实现中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确保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而基本实现现代化宏伟目标的重大举措，是发挥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重大举措，也是保证中国各族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重大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