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伪新民会厚生工作的实质

日伪新民会厚生工作的实质作者：王强来源：《外国问题研究》2015年第03期[内容摘要] 日军在武力侵占华北后，为了实现有效的统治，消除沦陷区民众的恐惧、反抗心理，把争取他们的合作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来做。

日军通过新民会在进行反动理论宣传的同时，还开展了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活动，即所谓的“厚生工作”，试图用小恩小惠的方法，求得他们的理解与合作，通过生活上的“关心”来控制他们的精神，监视他们的行动，达到其对中国民众身心统治之目的。

[关键词] 日军；新民会；厚生工作；收买民心[中图分类号] K264.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201（2015）03-0028-05新民会是抗日战争时期活跃于华北沦陷区的反动政治组织。

该组织把民众救济、医疗、职业介绍等有关民生的事业，按照日本人的叫法称作厚生工作。

这是日伪当局要求新民会着力推进的一项重要工作，以便通过物质、生活的“关心”和“恩惠”来控制沦陷区人民的精神和行动，为日本殖民统治服务。

一、对民众的“救济”新民会的所谓民众救济事业，主要围绕着春耕资金贷款和农作物种子的借贷展开。

新民会认为，华北农村在春耕时缺乏资金和种子“不单是一个农民问题，也是关系到治安的问题”[1]329。

所以，为了保证日军的华北治安，新民会对救济事业下了不小力量。

《新民会首都指导部农村试验区肥料种子贷款章程》第二条规定：“凡在本区界内各农户，如因购买肥料种子无法筹款时，均得请求贷款”。

第四条：“办公处接到农户申请书应即派员调查，调查相符后再通知各该农户觅取妥保（铺保、农户保）或呈缴契纸抵押，履行借款手续”[2]179。

日伪《良乡县经济复兴会春耕资金贷与细则》的第五条规定：“本会春耕贷款，实行连带责任制”。

第七条规定：农民借款时“要编制成组，各组设置组长，接受村长领导”。

第十条：“从本会借款，各组的农民、组长、村长负有连带责任。

但具有受该地新民会分会长推荐的资格，得到本会贷款，该分会长也负当然的责任。

”第十三条规定：“本春耕资金，应在秋季一个月内，连本带息一并偿还。

”《细则》还规定“利率暂定月息三厘”，“借款最高额每人不得超过五十元”[1]329-330。

上述《章程》和《细则》中引人注目的是，分别规定了贷款抵押和连带责任制，这就把有关人员用契约的形式约束了起来，便于华北临时政府和新民会控制。

取保抵押的规定，实际上就把一无所有的最贫困农民排斥在了贷款对象之外，一贫如洗的农民很难找到铺保或农户保，只能坐以待毙。

1938年度各县贷款总金额38万元，而1939年到夏天已经贷出170万元[3]。

这些贷款，虽缓解了少数农民一时的资金困难，但对整个农村来说仍杯水车薪，而且还要受新民主义反动思想的约束。

除春耕资金贷款外，还有秋耕种子资金贷款。

如对河北省邢台县第二区南小郭及北小郭两村、第三区孝子村等实施了秋耕资金的贷款，其办法与春耕贷款大体相同。

这次秋耕贷款中，贷款者158人，贷款金额106 708元[4]。

作为救济事业，新民会还经营救济院、开设粥场。

这虽然不是首次设置，但以前由于经费不足和当权者用意在于为自己涂脂抹粉，所以很少有比较完善、能正常运作的。

新民会“试图刷新旧态，实行改善和调查研究，依渐进主义，达到所期目的”[1]356，相继在一些地区建立了救济院。

石门市救济院设立于1917年，当时叫“贫民栖留所”。

1926年11月“贫民栖留所”改称石门市教养院。

1928年11月，始称石门市救济院。

1938年5月1日，华北临时政府和新民会相继成立后，赵修身、翟勋臣被任命为石门市救济院正副院长，负责整顿院内事务。

院的经费主要靠捐献维持，此外由院工场的所得和院乐队演出收入充之。

不足时，伪市公署给予一定补助。

1938年11月11日，石门市设立了冬赈委员会，负责冬天的赈灾救济事业。

救济院的正副院长赵修身、翟勋臣成为这个委员会的常务委员，于是他们把粥场、暖场和戒烟所3个机构设在了救济院内，得到各界捐献4 300余元，共为117 000余人提供了粥食。

这项活动开展了3个月，直到1939年3月6日结束。

当时救济院的工作主要是：对被收容的贫民分别进行训练，以培养自我生存能力；设立纸箱组、制鞋组，改善其经营，以供应本院和外销；设置少年劳动者补习班，要求班员边劳动边学习，并为他们选择“合于时代的教科书”；负责罹灾民收容、救助和遣返。

对于救济的贫困儿童，“素质优秀”者让他们一心学习，以谋“向上”生活之路[5]。

可见，日伪经营救济院，并不是因为同情和怜悯贫民，而是把魔爪深入一切领域，以通过宣传和培养造就侵略者需要的顺民。

二、民众医疗工作开展所谓的民众医疗工作，是新民会厚生工作的一部分。

新民会通过发放“新民药”、派遣医疗班、设置药箱、开办新民医院、开展防疫工作等，在为群众治病、防病的同时，着重灌输新民主义，宣传日伪统治的“善政”，以图得到群众的拥护与合作。

一是重点向农村发放所谓的“新民药”。

到1938年8月，共发放胃肠药251包、眼药285包、“万能膏”247包、解热散233包、灵药236包、寿丹263包，总计1 515包。

日伪当局特别强调，发放药品要与当地农民的精神结合起来，即要把施药与新民会的政治奴化工作紧密结合起来，通过这些工作麻痹人民的思想，弱化人们的反抗心理。

为此，新民会前后两次共购入各类药品115箱，合47 500袋。

其中，新民会河北省指导部占40箱。

二是配置救急药箱。

新民会向各地指导部及外围组织青少年团、青训团、少女团内配置救急药箱，供其工作人员和一般群众应急之用，宣称是为了减轻患者、伤者的疾痛，努力增进群众对药箱的理解。

药箱中主要是镇痛定、神经痛定、解热定、咳止定、胃肠定、下痢止定、驱蚊定以及温度计和消毒、止血、包扎用品。

新民会抓住农村缺医少药的严峻状况，通过向基层尤其是农村发放药品、配备应急药箱、减免医疗费等手段来争取民心、控制民心，宣扬奴化卖国的新民主义理论。

三是开展夏季卫生防疫工作。

1938年7月以后，华北各地急性流行性传染病极为猖獗，特别是在徐州、开封、新乡等地霍乱横行。

新民会在与日军特务部防疫部及华北临时政府防疫委员会密切联络的基础上，以各地的医疗机关为中心开展防疫工作。

其内容包括卫生防疫宣传、疾病预防注射、消毒等项。

以1938年夏为例，7月上旬确定工作方针，中旬向石门市运送霍乱预防注射液36 000cc，加上各地的合计共200 000cc。

同年度，各地预防接种的人员总计329 037人，其中彰德64 928人，石门市50 699人，保定55 496人，开封92 596人[6]。

华北地区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军战火的蹂躏和连年的自然灾害，使华北地区民众的生存环境更加恶化，社会下层人民的生活条件越发苦不堪言，特别是每到夏季传染病蔓延，不仅影响民众健康，更主要的是威胁到日军的安全和其占领区的社会秩序，因而新民会与日军、临时政府医疗部门会积极开展防疫活动，并受到侵略军的赞赏。

四是派遣民众医疗班。

新民会向各地派遣医疗班，同时大力宣传、普及新民主义。

在开设医疗班时，强调要特别注意与当地地方公署、制药业者和医院建立密切的联系。

在此基础上，做好医疗班经费的筹集和其他有关准备工作，以完成全国民众医疗网的建设[1]369-370。

民众医疗班由医师、药剂师和护士组成。

1938年度，医疗班施诊对象：保定地区17 685人，豫北地区13 339人，石家庄地区17 341人，冀东道地区2 265人等。

医疗的科别包括内科、外科、眼科、耳鼻喉科、牙科、小儿科、妇产科、皮肤科、花柳科等，可谓门类齐全、无所不包。

对于下层民众来说，改善经济生活和健康状况，确实是十分急迫的愿望。

新民会正是抓住了民众的心理，在开展经济工作的同时向乡村派遣医疗班开展巡回医疗活动。

据新民会统计，1938年，仅河北省的保定、石家庄、冀东道以及河南部分地区，接受治疗者就达50 630人。

这里虽然不免有其自吹自擂的成分，但也可窥见新民会为了收买民心确实下了很大工夫。

五是经营保定新民医院。

保定新民医院是由原来的河北省设立的，最初叫保定平民医院。

抗日战争爆发后，医院遭到破坏，医疗器械尽失。

医院恢复后由新民会经营。

医院设有内科及小儿科、外科及皮花科、眼科及耳鼻喉科、理疗科、X光透视诊断等。

1938年度，保定新民医院主要从事了保定西门、漕河站等地的伤寒、霍乱、结核、猩红热、赤痢等的免费防疫注射，徐水县、固城站、涞水县施疗以及募集医疗实习生、设置病房等工作。

保定新民医院是得到伪政府支持的、具有公益性质的医疗机构。

新民会为了达到其反动政治目的，抓住下层民众就医难问题，把为日军服务的宣传教化活动与民众生活密切结合起来，通过散发药品、派遣医疗班、开展疫病预防注射和经营新民医院等医疗手段接近民众、收买民心、宣传新民主义[1]366。

三、职业介绍与职业辅导职业介绍和职业辅导也是新民会厚生工作的一部分，是其通过对下层群众基本生活的关注，达到控制民众目的的重要手段之一。

一是开办职业介绍所。

新民会企图通过职业介绍所，把失业者、流浪者组织起来，以便向亲日伪的方向诱导，进而巩固日军占领区的社会秩序。

正如他们自己所说：“失业问题，在社会问题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极大地关系到政治的良否和社会秩序的稳定。

职业介绍所就是基于这样的宗旨而设立的”[1]322-327。

职业介绍所隶属于新民会市县指导部。

在天津，职业介绍所则是新民会天津市指导部劳动协会的一部分。

作为它的领导机关，有新民劳工协会和职业介绍委员会，并由这些机关制定了《职业介绍委员会规定》、《新民职业介绍规定》等。

天津的《新民职业介绍所细则》规定：职业介绍所设置庶务系、介绍系、特设系。

庶务系负责现金出纳，人事，文书的收发、保管，失业者调查，一般求人求职的调查，一般求职者的募集宣传，与其他介绍所的联系等事项。

介绍系负责一般求人的申请、登记、开拓，一般求职者的登记、通知、介绍，一般求人求职者的登记，日工的介绍，中日满技术工人的介绍等事项。

特设系负责少年少女的职业咨询、职业介绍、求人、申请、受理、开拓，与小学、公共团体的联系、知识分子的职业咨询、介绍、求人、受理等事项。

第八条则规定了“本部的活动方针及组织事项，要根据劳动协会职业介绍委员会的决定和会长的命令实行” [1]223，也就是说，一切工作要在新民会的领导下进行，必须通过新民劳工协会的介绍才有可能谋个差事，使日伪通过这些措施完全控制了华北沦陷区的劳动力市场。

二是所谓的奖励副业。

华北农民在从事农耕的同时，大多还利用农闲经营纺织、草编、饲养等副业以贴补家用。

新民会有鉴于此，就无孔不入地利用农民的这种处境“协助”农民改良技术，并制定了奖励法令，推广有效的做法，声称是为“谋求民生的富裕和农村的自给自足”。

1938年，新民会在北京通县、宛平、大兴三县和东、西、北郊区以及良乡实验区等地开展了副业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