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批判理论的政治意涵——论朱迪斯·巴特勒哲学理论之现实维度

2016年第6期双月刊(第38卷•总第214期)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JOURNAL OF THE PARTY SCHOOL OF CPC NINGBONo.6,2016Bimonthly(V o l38, Serial No,214)文化批判理论的政治意涵—论朱迪斯.巴特勒哲学理论之现实维度王玉狂(集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建厦门361021)[摘要]美国学者朱迪斯•巴特勒以其惊世骇俗的性别理论闻名于世，其对传统女性主义理论的挑战推 进了后女性主义思潮的发展。

但她的理论能否真正契合现实社会运动的需求一直饱受争议。

实际上，性别理论只是她的研究的一个出发点，在她其后的研究中，围绕着对“主体是如何形成的”这个问题的思 考，巴特勒由性别问题，转向了以身体理论为中心的生命政治学的研究，并经由对社会现实问题的思考，渐渐走向了更为广阔的激进民主政治。

她关于主体、语言与身体政治学的研究，均未脱离对现实社会问 题的回应。

[关键词]朱迪斯.巴特勒;主体;语言;身体;生命政治学[中图分类号]B712.5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479(2016)06-0040-07朱迪斯•巴特勒（1956-)是美国当代最著 名的后现代主义思想家之一，在女性主义批评、性别研究、当代政治哲学和伦理学等学术领域 成就卓著。

她的身体政治学以主体形成理论为 主线，对性与性别的关系、精神形成与权力的关 系、性别生产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的 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不管是对规范 暴力的批评,还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解，巴特 勒一直有一种冲动，即将她抽象的理论用于具 体的现实运动之中。

但是，理论是不是真的可 以跨越其与现实之间的裂隙，到达现实的彼岸，真正对改变现状产生帮助，却值得思量。

比如 美国学者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就在 《“文化承认”是左翼政治的有用概念吗？》中，对巴特勒试图将哲学引入身份认同和差异问题 之中，将哲学与各种运动结合起来的做法所能产生的作用表示怀疑，他认为那只能使他看到 一种观点能达到的哲学深度而已。

[1]理查德•罗蒂认为，巴特勒的理论会忽略 阶级、忽略物质条件，他说：“我不能明白巴特 勒的哲学观点与我们的抱怨有什么关系，我们 指出发展一种忽略阶级和金钱，而强调消除偏 见和男性至上主义的左翼，将产生危险的后 果。

”[2]虽然他也承认巴特勒的哲学的复杂性在 构建新社会运动的学术水平上起到了积极的作 用，但是，他认为巴特勒的做法，是“试图从哲 学复杂性中获取超出她所可能得到的政治效 用，，[3]〇理查德•罗蒂的观点在英美学界并非少数。

巴特勒虽然常常以各种方式参与到社会运 动之中，但她很少对改变社会现状的具体方式 和未来的前景进行描绘，有学者尖锐地指出[收稿日期]2016-07-31[基金项目]福建省教育厅社科项目“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性别研究及其本土化路径”（JAS150326)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王玉珏，哲学博士，集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女性主义研究。

—“在巴特勒的著作中,并不存在对准确的改 变和改革的道路的理论预见。

”[4]在笔者看来，巴特勒的研究方式很值得我 们思考，她的理论的艰深迂回是不是意味着远 离尘世？她诉诸身体、语言的批判方式是不是 过于个人化？她对主体的批判是不是带来了主 体的死亡？如果主体已死，我们是不是可以期 待一种无主体的反抗呢？带着这些问题，我们 进人巴特勒所激发的各种论争之中去一探究 竟。

1.主体之死？在《词与物》一书结尾，福柯宣告了“人”的死亡：随着语言的存在越来越明亮地照耀我们 的地平线，人终将逐渐消亡，“人将被抹去，如 同大海边沙地上的一张脸”[5]。

巴特勒的理论 在很大程度上暗合了福柯的这种说法，她质疑 了主体的稳定性，否定有一个先在于权力的质 询的主体，认为主体是在语言中建构的，并且由 于语言的多变性，使主体也总是处在一种变化 的可能性之中。

在《性别麻烦》中，巴特勒指出，性别并不能 作为一个名词来看待，而是一种行动（doing),这种行动使具有男性倾向的男人和女性倾向的 女人得以确立。

同时，性别不是一系列可以自 由流动的属性，而是与权力的管控有关的。

在 巴特勒看来，性别是具有“述行性”（performa-tivity)的，并且在这个过程中，能被文化所接受 的性别身份才得以形成。

“在这个意义上，性别 一直是一种行动，虽然它不是所谓可能先于它 存在的主体所行使的一个行动”。

[6]巴特勒对“述行性”概念的来源和内容并没 有很清晰的解释，但她对此有过这样的诠释，她 说她是从德里达对卡夫卡的小说——《在法律 门前》的解读获得性别述行性理论的灵感的。

她说在卡夫卡的小说中，“等待法律的主人公坐 在法律大门之前，赋予他所等待的法律一定的 力量。

期待某种权威性意义的揭示，是那个权 威所以被赋予、获得建制的方法:期待召唤它的 对象、使之成形。

”，也就是说，是对权威的期待 形成了权威本身，巴特勒怀疑对于性别，人们也可能被禁锢于类似的期待之中，认为性别也是 以一种内在的本质运作的，这样的期待最后的 结果是生产了它所期待的现象本身。

因此，性 别的述行性“围绕着这样进一步转喻的方式运 作，我们对某个性别化的本质的期待，生产了它 假定为外在于它自身之物。

”巴特勒还认为，“述 行”不是一个单一的行为，而是“一种重复、一种仪式，通过它在身体——在某种程度上被理 解为文化所支持的时间性持续存在——这个语 境的自然化来获致它的结果。

”[7]巴特勒的“述行性”理论是和她对主体问题 的思考直接相关的，主体的性别身份在巴特勒 那里不再是制度、话语、实践的原因，而成了它 们的结果。

也就是说，并不是主体制造了制度、话语和实践，而是它们在决定生理性别、社会性 别和欲望的过程中，创造了主体。

主体的性别 身份不是固定的，也不是先天存在的，而是述行 性的。

巴特勒对主体的这种看法使很多理论家感 到不安。

有人认为巴特勒过于关注语言，而忽 视了对物质条件的考察，以及对政治的思考，将 其看做是“寂静主义"（quietism)、虚无主义的，甚至认为巴特勒“杀死了主体”，是“与罪恶为 谋”[8]。

巴特勒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问题是，如果 主体已死，如果没有一个主体内在或者外在于 统治性的社会关系之中，那么反抗和颠覆如何 可能。

如果行动的背后没有一个行动者，这些 反抗从何而来？比如在女性主义运动中，巴特 勒对“女性”这个主体的质疑就带来了很多的争 议。

在女性主义理论家中,艾莉森•阿斯特(Ali­son Assiter)的观点很具代表性，她问道 ： “如果 没有一个先行存在的自我去进行创造，如何能 够创造出一个作为自我的我来？”，并且“我们 如何能创造出一种解构掉女性主体的女性主义 政治学？”[9]但另一方面，也有人在巴特勒的理论中看 到了一种政治颠覆的潜力，肯定了巴特勒去除 主体和认同的稳定性的价值。

不再将主体看做 是先在的、本质的实体，指出认同的建构性，意 味着认同是可以改变的，这种改变可以挑战甚至颠覆现存权力结构。

这也是为什么巴特勒总 是在问：什么是权力？什么是颠覆？这两者之 间的差别在哪里？巴特勒在其主要著作《性别麻烦》、《身体之 重》和《权力的精神生活》中反复指出，主体的 形成是一个权力反复质询的过程，这个反复和 不断引用的过程是一个开放的过程，因其开放，所以总是存在着进行一种颠覆性的重复的可 能，这种可能就是反抗的能动性所在。

虽然在 她的述行性理论中，作为主体的“我们”不能从 我们由以建构的话语中分离出来，但对这些话 语进行反抗和修正的可能性却一直存在。

就如 巴特勒在《女性主义辩论》一书中坚持的：“行 动者是一些散漫的可能性的不确定的运作，这 些可能性本身也在变化”。

[l e]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巴特勒实际上是将主 体的形成置于文化、历史之中去考量，拒绝了一 种普遍的、超历史的主体的存在。

在巴特勒看 来，主体不仅仅是处于特定的文化、历史中的，也是文化地、历史地被建构的。

巴特勒继承了 福柯的精神，认为“我”不是行动的起源和原因，也不是知识的基础，而是一种历史的结果(his­tory effect)。

但是 ，巴特勒比福柯更多地强调 了反抗的可能，她拒绝一种文化决定论的观点，认为性别实践也是一个改变的场所，她将这种 反抗称为“批判的能动性”（critical agency),去 思考一种无先在主体的批判如何可能。

在她看 来，在权力的作用下，我们通过特定的话语和述 行性行为获得主体性。

这些话语和行为都是具 有历史特殊性的，这些具体的条件使能动性成 为可能，并且能动性并不外在于这些条件。

巴特勒在《女性主义辩论》中直言——“我们通过 一些话语习俗（discursive conventions)得以存 在，没有可能置身在这些习俗之外。

”[11]因此，对于巴特勒来说，批判是内在于具体 的话语机制之中的，批判的实践也是内在于其 所产生的权力关系之中的，并不存在一个外在 于权力结构的主体。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主 体或许真的死了，但是却可能在意义的重新布 局中重生。

我们应该关注的是反抗的具体的条件，这种具体的条件，对于巴特勒来说,并不是 如她的很多批评者所说的物质条件，而是一种 再赋义的问题，是与意义,特别是语言的意义联 系在一起的。

这样，我们涉及到巴特勒所面临 的另一种批评——语言的政治力量的问题。

2.语言学批判的政治局限关于语言的批判力量到底有多大，巴特勒 受到很多质疑。

比如巴特勒的语言学的批判理 论对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而言就具有一定 的冲击性，因为她用“语言”和“法则”两个术语 取代了 “社会”和“历史”的概念，宣称是语言/言 语权力本身的差异（即德里达所言的语言的时 间化和空间化）导致了颠覆的可能性。

德里达 认为，语言符号具有某种基本的“可重复性”(iterable),任何语境、规范、作者意图都不可能 限制或闭锁这种可重复性。

因此，符号可以被 移植到未曾遇见的语境，被以出乎意料的方式 加以引用。

他把这种情况称为“引用性嫁接”(citational grafting)。

所有的符号都可以置于 引号之中，被引用，被嫁接，被以种种与它们的 言说者或作者的原初意图不相符的方式加以重 述。

言说的能力在它存在的环境中被破坏的结 果，会使其被一种新的、不可预见的方式被使 用。

正如德里达指出的，这意味着失败的可能 性对于符号是内在的和必然的，就是说,它是符 号的构成性因素。

巴特勒以德里达的语言理论为基础提出，性别身份是处于一种对规范、习俗的不断反复 的引用和再引用的链条之中的，而不是稳固不 变的。

这种引用有失败的风险，述行性语言的 有效性并不会得到百分百的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