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_风险社会_危机的跨文化传播.kdh
风险传播与危机传播的研究辨析
风险传播与危机传播的研究辨析作者：郭小平来源：《媒体时代》2013年第02期一、风险社会的来临与危机事件频发当代社会正在经历着一场根本性的变革，这场变革向以启蒙运动为基础的现代性提出挑战并开启了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人们选择了新的、尚未预期的社会与政治形式。
吉登斯说：“现代性降低了某些地区和生活方式内部的总的风险性，但与此同时，它也导入了一些以前的时代基本或完全不知道的新的风险参量。
”其中，科技、决策以及受其影响的生态环境就是吉登斯所言的“新的风险参量”之一，影响并塑造现代社会。
德国社会学家卢曼说，我们生活在一个“除了冒险别无选择的社会”。
一系列风险事件，如宣告人类进入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所言的“世界风险社会”或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所言的“失控社会”。
1986年英国“疯牛病”（BSE）与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2003年的SARS、2005年湖北省江夏区非法种植转基因水稻、2007年厦门事件、2009年广东番禺的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争议、2011年日本福岛电站的核辐射与大连福佳大化PX项目、2012年四川什邡事件与江苏启东事件……各种风险议题或危机事件经媒体报道后，给公众敲响了一个又一个警钟。
对风险社会的反思，要理解世界风险社会的文化和政治能力，不能把风险与媒体、文化等分开，因为风险是“人造的混合物”，“包括和结合了政治学、伦理学、数学、大众媒体、技术、文化定义和认识”。
二、风险传播研究的兴起与发展社会沟通意义上的“风险传播”（即“风险沟通”）研究始于Starr在1969年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高科技技术应用的不确定性引发环境、公共安全和健康问题，引起公众与学界对风险议题的关注。
其后，Slovic、Douglas、Wildavsky等研究者开始考虑将个体的价值观、社会等因素纳入风险研究。
风险议题关涉风险规制、议程设置与媒体沟通。
研究者们开始注意到，风险论述不再被专家与管理者所掌控，风险论述被社会运动、大众传媒与公众所重塑。
霍夫斯泰德跨文化传播理论研究从文化理论向跨文化传播理论的移用
霍夫斯泰德跨文化传播理论研究从文化理论向跨文化传播理论的移用一、本文概述本文旨在深入探讨霍夫斯泰德跨文化传播理论的发展过程，特别是他如何将原有的文化理论成功转化为跨文化传播理论的过程。
霍夫斯泰德作为国际知名的文化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他的理论对于理解和分析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传播现象具有深远的影响。
本文将从霍夫斯泰德的文化维度理论出发，分析他是如何将这一理论扩展到跨文化传播领域，进而形成了一套系统的跨文化传播理论体系。
通过梳理霍夫斯泰德理论的核心观点和应用实践，本文旨在揭示其在跨文化传播领域的重要性和指导意义，为未来的跨文化交流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二、霍夫斯泰德文化理论的核心内容霍夫斯泰德的文化理论，作为跨文化传播学领域的重要理论之一，其核心内容在于揭示和理解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的价值观、行为模式和沟通方式的差异。
他通过广泛而深入的研究，提出了四个核心文化维度：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权力距离、不确定性规避和男性化与女性化。
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维度描述了社会中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
在个人主义文化中，个人权利和自由选择被视为至关重要，而在集体主义文化中，群体的和谐与共同利益则占据主导地位。
权力距离维度反映了人们对权力分配和不平等的接受程度。
在权力距离较大的文化中，权威和等级制度被视为理所而在权力距离较小的文化中，人们更加强调平等和民主。
第三，不确定性规避维度涉及到人们对不确定性和模糊性的容忍度。
在不确定性规避程度较高的文化中，人们倾向于遵循传统和规则以避免风险，而在不确定性规避程度较低的文化中，人们则更加开放和愿意接受新事物。
男性化与女性化维度描述了社会性别角色的分配和期望。
在男性化社会中，竞争和成功被视为男性特质，而在女性化社会中，合作和关怀则更加受到重视。
这四个维度构成了霍夫斯泰德文化理论的核心框架，为跨文化传播研究提供了有力的分析工具。
通过深入理解和应用这些维度，我们可以更加准确地把握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从而更有效地进行跨文化交流和合作。
风险社会中的公众科学素养与传媒责任的论文
风险社会中的公众科学素养与传媒责任的论文本文从网络收集而来，上传到平台为了帮到更多的人，如果您需要使用本文档，请点击下载按钮下载本文档（有偿下载），另外祝您生活愉快，工作顺利，万事如意！社会，科技发展在推进社会进步的同时也对人类的生存环境造成了很多负面影响。
风险社会中的风险与掌握的科学知识程度息息相关。
科学知识水平高，意味着能从更深程度和更广的范围对风险的性质、范围和带来的诸多问题进行认知，从而防范风险的发生和弱化风险的社会负面效应。
随着媒介影响力和渗透力的不断加强，媒体成为公众获取科学知识的主要渠道之一，本文探讨风险社会中传媒与公众科学素养的关系并提出传媒在提升公众科学素养中应当肩负的责任。
关键词：风险社会；科学素养；传媒责任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2)07-0087-03一、风险社会中的公众科学素养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在《风险社会》一书中将风险问题与现代社会本质问题结合起来思考，提出了风险社会理论。
他说：“由于科技加速进步，生态危机出现，自然与社会的对立变得成问题了。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称之为自然的东西，长期以来被归纳进工业化进程中去了，它变得危机重重，这些危机在社会化进程中被提出来讨论，展示出一种独立的政治活力。
我称这一进程为风险社会。
”［1］风险社会的实质和根本是现代化发展在给人类带来福音的同时，也对其生存和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威胁。
比如食品安全、环境污染、恐怖主义等等。
在贝克看来，“现代性正从古典工业社会的轮廓中脱颖而出，正在形成一种崭新的形式（工业的）‘风险社会’。
”其特征是，“从技术——经济‘进步’的力量中增进的财富，日益为风险生产的阴影所笼罩。
”［2］“风险可以被界定为系统地处理现代化自身引致的危险和不安全感的方式。
风险，与早期的危险相对，是与现代化的威胁力量以及现代化引致的怀疑的全球化相关的一些后果。
它们在政治上是反思性的！” ［3］在全球进入风险社会的同时，我国的社会整体环境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浅谈风险社会下大众传媒的功能和责任范文大全》
《浅谈风险社会下大众传媒的功能和责任》浅谈风险社会下大众传媒的功能与责任——从传播学视角看风险社会摘要。
始发于近代西方的现代技术革命，给人类提供了先进的科学技术，扩大了人的实践范围，把人类社会带进了现代文明时代，并且把人类交往的范围扩大到全球的每个角落。
但是现代性的全球化在促进社会发展的同时也给人类社会带来了风险，使人类不可避免的进入风险社会。
现代性造就了风险，全球化则使得风险脱离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造就了风险社会。
在风险社会中，大众传媒作为人们认识风险与规避风险的主要渠道，在风险传播方面有着不可推脱的责任与职责。
本文主要论述媒介在风险社会中的功能与责任，并提出关于媒体如何有效合理得进行风险传播的一些建议。
关键字：风险社会大众传媒风险传播议程设置当全球化以势不可当的浪潮席卷全世界的时候，现代性不可避免地与传统文明发生断裂，并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把我们抛离了所有类型的社会秩序的轨道，确立了跨越全球的社会联系方式，改变着我们日常生活中最熟悉和最带个人色彩的领域。
而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危机也相伴而生。
高科技的运用越广泛，风险系数就越大。
这是这个时代的社会特性和危机状态，也是现代性的一种后果。
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将其概括为“风险社会”，风险超越地理和文化的边界，产生全球性的影响，也为现代社会铺设了时代语境。
在这种语境下，新闻传媒在传播风险方面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而如何发挥好媒体的拟态环境建设和议程设置的功能，这是每个新闻从业者值得关注的问题。
一、风险社会及其特点风险社会是指在全球化发展背景下，由于人类实践所导致的全球性风险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发展阶段，在这样的社会里，各种全球风险对人类的生存发展存在着严重的威胁。
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beck）在xx年出版的《风险社会》（risksociety）一书中，首次提出了这一概念。
贝克认为，风险社会的概念指现代性一个阶段。
在这个阶段，工业化社会道路上所产生的威胁开始占主导地位。
(整理)危机传播管理总结.
导论（导论没有复习题，不过大家还是看看ppt吧，我承认我占便宜了。
）一、风险社会1、定义：风险社会是指在全球化发展背景下，由于人类实践所导致的全球性风险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发展阶段。
在这样的社会里，各种风险，例如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造成严重威胁。
2、风险与危机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是指可能出现的威胁或危险，后者是指即将形成或已经显现的破坏或损害。
二、媒介化社会1、定义：媒介化社会，是一个全部社会生活、社会事件和社会关系可以在媒体上展露的社会。
表现为媒介渗透个人日常生活、媒介塑造个人思维与行动方式、媒介再造社会现实：拟态现实。
思考题你是如何认识媒体的危机建构的？媒体参与了危机的建构，媒体自身也是各种界定危机的权力力量的角斗场。
这些力量共同决定什么可以算作是危机、如何想象和呈现这种危机，在由推理、隐喻、象征符号所组成的媒体表现系统中，完成对危机的生产、操纵、协商和置换。
题型：选择、名词解释、简单、论述、案例分析危机传播系统关键词：1危机传播系统1传播是一个系统，它是信息流动“过程的集合体”，是多种要素进行互动、交换和整合的过程，是依照特定规则和机制运行的动态系统。
而危机状态下的传播是一种变异了的传播系统，一方面，它遵循所有传播形态的共通本质，另一方面，它又由于危机变量的介入，而呈现出自己的特点。
（危机传播是混乱符号和不确定意义的共享过程；危机传播是信息传播主体与客体非秩序化复杂互动的过程；危机传播是一个失衡的信息系统，是各种信息碎片的杂合体）2危机传播要素和危机传播机制共同构造了危机传播系统。
2危机传播要素危机传播的要素可以区分为核心要素、次级要素、边际要素和干扰要素四个范畴。
核心要素：核心要素是指危机传播系统中最基本的要素，即拉斯维尔提出的所有传播形态的五个共同要素：谁？（传播者）说什么？（信息）通过什么渠道？（媒介）对谁？（受传者）取得什么效果？（效果）传播主体：是危机得管理者，其核心任务是收集危机征兆信息以识别危机，科学地分析危机以制定应对之策，适时地发布信息以组织动员力量克服危机。
跨文化传播终极版复习资料
跨文化传播终极版一、选择题：1.道德评价的两种形式：（1）自我评价。
这是道德的心理调节机制，是个人对自己行为和动机的道德价值、意义进行的鉴定，表现为荣辱感、正义感、义务感、良心感，等等；（2）公共评价。
是社会对于人们动机与行为的道德价值、意义的鉴定，表现为一种隐形或无形的精神影响，结果往往形成一定的社会舆论（social opinion）——是一定数量的人们对某种社会行为的道德价值所给予的倾向性评判意见。
这些评判意见是许多人相互取舍、相互传递，最后形成一种精神压力的过程。
道德的社会舆论一旦形成，会造成一定的孤立情境与心理压力，即“人言可畏，千夫所指，无病而死”。
2.社会互动主要包括五个要素：（1）行动者（2）社会目标（3）社会环境（4）社会规范（5）社会接触社会化是个体用来获得其所属群体的规范、价值观、信仰、态度和语言特征的社会互动过程。
3..社会化的几个阶段：◎基本社会化。
在儿童时期通过家庭学习生活知识，培养语言能力和认知能力，掌握行为规范，建立感情联系，发展道德及价值判断的标准；◎预期社会化。
主要指在学校里进行的社会化，学习将要承担的社会角色，为进入社会做好各种准备；◎发展社会化。
主要指成年之后的社会化，是在实现了基本社会化的基础上进行的。
随着环境和自身的变化，个体要接受新的期待和要求，承担新的义务、角色和责任；◎再社会化。
当个体的生活环境或担任的社会角色发生急剧变化时，个体的生活习惯、行为准则、价值观念等需要做出重大调整，并开始新的学习。
譬如，人们在迁居异国他乡时，需要学习当地的语言，适应当地的习俗和生活方式。
4..影响感知的主要因素•生理•环境•语言•文化5.西方文化中四种主要的思维方式（1）唯名论式推理（nominalistic reasoning），也称归纳推理法；判例法（2）一般推理（universalistic reasoning），也称演绎推理，是由一般到特殊的推理方式；制定法（3）直觉推理（intuitional reasoning），重视直觉，强调整体与部分之间的有机联系；（4）辩证推理（dialectical reasoning），也称辩证逻辑方法，是由黑格尔创立、马克思发展的逻辑方法，要求分析和综合相结合，归纳与演绎相结合，逻辑的方法和历史的方法相结合。
逆全球化背景下的跨文化传播：困境与对策
逆全球化背景下的跨文化传播：困境与对策作者：郭镇之来源：《对外传播》2020年第08期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肆虐，导致多国国境关闭、大批飞机断航。
昔日轰轰烈烈的全球化进程，似乎骤然被按下暂停键。
目前，政府消极抗疫、经济衰退导致的愤怒情绪、种族冲突引发的城市暴乱，使美国这个全球最强大的国家成为治理混乱的中心。
这还只是冰山一角。
事实上，进入新世纪以来，一股质疑和抗议全球化的情绪一直在潜滋暗长，终于借疫情流行的偶然因素全面爆发。
人们不禁要问：世界到底怎么了？全球化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一、反思全球化：反全球化与逆全球化按照美国全球化专家罗伯森（Roland Robertson）的定义，全球化是世界的压缩及其作为一个整体的感觉加强。
①长久以来，作为世界人民逐步接触和相互交流的一种方式，全球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但从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开始，出现了狂飙突进的资本主义全球化。
20世纪上半叶，全球化带来的主要是交通工具的进化：轮船、汽车、火车、飞机；20世纪下半叶，作为媒介的电子通讯技术，尤其是人造卫星、电信网络，打破了传统时空限制，令人产生“全球同此凉热”的感觉。
不过，这种流动远不是均衡的，更不是平等的。
对最近一波明显加速的资本主义全球化，总体的舆论是从乐观到迷惘到愤懑。
反全球化是一种群众性的抗议运动。
发达世界的许多劳动者（包括传统的蓝领工人和作为数字劳工的白领）认为全球化夺去了他们赖以维生的工作机会和劳动收入，对产业的全球流动愤愤不平，特别是美国中西部的白人中下层劳工。
利益遭受剥夺的痛感无可厚非，但将愤怒情绪发泄到外籍劳工与外国移民的身上，却带来了日益严重的种族矛盾和族群冲突。
从2001年的信息社会世界峰会到 2011年的占领华尔街运动，西方社会的普罗大众掀起越来越激烈的反全球化抗议浪潮。
不过，民粹式的运动力量分散，诉求多元，互相矛盾，很难组织有序，并达到目标。
然而，资本主义的全球化也带来了西方始料未及的后果。
它并未按照当初设计师们的如意算盘，构成全球性的差序格局：西方发达国家安居世界金字塔的顶尖，制造业大国组成庞大的中部，不发达社会居于世界底层，现代化的丰厚油水将从上到下逐层渗漏，从丰盈到枯竭。
风险传播的悖论论“风险社会”视域下的新闻报道
风险传播的悖论论“风险社会”视域下的新闻报道一、概述在当今社会，风险传播已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尤其在“风险社会”新闻报道在风险传播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风险传播与新闻报道之间的关系并非简单的线性对应，而是存在着一种复杂而微妙的悖论。
本文旨在深入探讨这一悖论，揭示风险传播与新闻报道之间的相互作用与影响，以期为理解和应对风险社会中的信息传播问题提供新的视角和思考。
我们需要明确“风险社会”这一概念。
风险社会是指在现代社会中，由于科技进步、全球化、环境恶化等多重因素的交织影响，人们面临着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和风险。
在这种背景下，新闻报道作为社会信息传播的主要渠道之一，对于风险的呈现、解读和应对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风险传播与新闻报道之间的悖论也随之显现。
新闻报道需要及时、准确地传递风险信息，以帮助公众了解风险、认识风险，并做出合理的决策。
新闻报道在传递风险信息的过程中，往往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如媒体自身的立场、利益诉求、报道框架等，导致风险信息的传递并非完全客观、中立。
这种悖论使得风险传播与新闻报道之间的关系变得复杂而微妙。
1. 风险社会概念及其背景这一概念的提出，标志着我们对现代社会发展的深刻反思。
它起源于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的著作《风险社会》，是对全球化背景下日益凸显的社会矛盾和生态危机的深刻洞察。
随着工业化、市场化和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我们生活的世界已经不再是一个单纯由自然和传统力量所主导的社会，而是一个由各种现代性因素所塑造的风险社会。
风险社会的背景复杂而多元。
科技进步和工业化生产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生产力提升，但也同时带来了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严重问题。
市场化和全球化的进程使得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都呈现出高度复杂和相互依存的特性，任何一个环节的微小变动都可能引发全局性的风险。
在这样的背景下，风险不再仅仅是个人或单个组织所面临的挑战，而是成为了一种全球性、结构性现象。
风险社会的出现，意味着我们必须重新审视和应对现代社会中的各种不确定性因素，以更加理性和负责任的态度来面对未来的挑战。
《2024年跨文化传播的话语偏见研究_批评性话语分析路径》范文
《跨文化传播的话语偏见研究_批评性话语分析路径》篇一跨文化传播的话语偏见研究_批评性话语分析路径一、引言随着全球化的进程不断推进，跨文化传播成为当今社会不可避免的话题。
然而，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话语偏见的存在往往成为阻碍有效沟通的障碍。
本文旨在通过批评性话语分析路径，对跨文化传播中的话语偏见进行深入研究，以期为减少文化误解和冲突提供理论支持。
二、批评性话语分析路径概述批评性话语分析是一种以社会语言学为基础，通过对文本、话语和语境的深入分析，揭示话语背后的权力关系、意识形态和社会不平等的方法。
在跨文化传播研究中，批评性话语分析路径有助于揭示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语言使用和沟通障碍，从而为解决文化冲突提供思路。
三、跨文化传播中的话语偏见1. 定义与表现话语偏见指的是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由于文化差异、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等因素的影响，导致对话语意义的理解产生偏差或误解。
这种偏差可能表现为语义误解、情感冲突、交流障碍等方面。
2. 常见类型及成因（1）语言障碍型偏见：由于语言本身的复杂性、多义性以及文化差异，导致对同一语言符号的理解产生偏差。
（2）文化思维型偏见：不同文化背景下形成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差异，导致对同一问题的看法和解读不同。
（3）刻板印象型偏见：受媒体、教育等因素影响，形成的对某一文化的固定印象和偏见。
四、批评性话语分析路径在跨文化传播中的应用1. 文本分析：通过对跨文化传播中的文本进行深入分析，揭示话语背后的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
通过对比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文本，找出导致误解和冲突的关键因素。
2. 语境分析：考虑社会、历史、文化等语境因素对话语的影响。
通过分析语境，揭示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沟通障碍和误解根源。
3. 互文性分析：探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互文关系，即文本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
通过分析互文性，揭示文化冲突的深层原因。
4. 策略建议：基于批评性话语分析的结果，提出减少跨文化传播中话语偏见的策略建议。
包括提高跨文化意识，增强对不同文化背景的理解和尊重，以及在传播过程中注重语言和文化的适应性调整等。
社会学视角下的跨文化传播问题
社会学视角下的跨文化传播问题在全球化时代，跨文化传播已成为不可避免的现象。
无论是商业、文化还是社会等领域，人们都在跨越文化边界进行交流。
这种交流不仅带来了新的商业机会，促进了文化多样性，也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
本文从社会学视角探讨跨文化传播问题，分析其原因、影响和对策。
一、原因分析跨文化传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全球化和科技进步的推动。
着眼于商业层面，全球化使得跨国公司越来越多，产品和服务不再局限于一个国家或地区，而是覆盖全球。
科技的发展和互联网的普及使得信息传播和交流更加方便。
人们可以通过社交媒体、视频会议等各种方式与世界各地的人交流，推动了跨文化传播。
其次是民族移民和流动性增加。
随着生活质量的提高和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离开自己的国家寻求更好的生活。
这种民族移民和流动性增加加速了不同文化之间的融合和交流。
移民和流动性不仅涉及到经济和文化方面的交流，还牵扯到了社会、政治等多个领域的交流和融合。
最后是消费者需求的多样化。
消费者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生活，他们对产品和服务的需求不同。
跨文化传播使得各地的企业能够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商品和服务传递到全球各地。
在这过程中，跨文化传播对企业的营销策略、品牌形象的建立等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影响分析跨文化传播对社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其一是促进文化的多元化。
文化交流使得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文化产生了深层次的互动，改变了传统地理和文化板块的界限。
文化多元化是人类历史长河中的重要趋势，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
同时，跨文化传播还提高了人们对不同文化的认知，拓宽了人们的思路，增强了跨文化沟通的能力。
其二是产生文化冲突。
因为文化差异，跨文化交流也会产生冲突。
文化冲突通常是基于相互理解的缺陷，因此解决冲突的关键在于相互理解和尊重。
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加强对文化的理解和包容是解决冲突的有效途径。
最后是商业效益和社会影响的平衡问题。
跨文化传播对企业带来了更广阔的市场，但同时也需要注意社会责任与商业效益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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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新闻界２００６．３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ＵｌｒｉｃｈＢｅｃｋ）在其《风险社会》一书中首次使用了“风险社会”的概念并提出了风险社会理论。
在此基础上，斯科特・拉什等学者分别从不同的侧面阐述风险社会理论并一致认为：在未来几十年内，我们将面临深层的社会矛盾和严重的生态危机。
［１］贝克宣告全球已经进入一个“世界风险社会”。
两大根本转变，即不受人类干预“自然界”的终结和听天由命“传统”的终结，促成了“风险社会”的来临。
人类进入后工业社会后，前工业社会的“外部风险”转变为“人造风险”。
风险是个人和群体在未来遇到伤害的可能性以及对这种可能性的判断与认知，表征了现代社会所具有的某种潜在状态、社会张力乃至危机水平。
“风险”不同于“危机”，但在一定的条件下，风险可以转化为现实的危机。
风险具有全球化、隐形性和知识依赖性的特征。
风险是“人造的混合物”，“包括和结合了政治学、伦理学、数学、大众媒体、技术、文化定义和认识；并且———最重要的是———如果你想理解世界风险社会的文化和政治能力，你不能把这些方面与现实分离开来。
”［２］传媒成为我们理解信息社会中潜在风险与现实危机的一个重要维度，风险社会学是我们理解危机跨文化传播的重要理论视角。
“风险社会”危机跨文化传播的必然性科技与生态、食物与健康、宗教与文明乃至信息传播本身等，都牵动了现代社会的高度不确定性的风险，都已经或可能成为现代社会危机的来源。
风险的全球化导致危机传播的全球化，文化的差异导致人们对风险差异性的社会建构，研究危机的跨文化传播因而显得尤为［收稿日期］２００６－０２－２４［作者简介］秦志希，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郭小平，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２００４级博士生。
［文章编号］１００２－５６８５（２００６）０３－００１６－０４论“风险社会”危机的跨文化传播□秦志希郭小平［摘要］世界已经进入“风险社会”，风险并非自然的风险，乃是“人造风险”。
风险具有全球性、知识依赖性和“不确定性”等特征，对危机的跨文化传播研究显得尤为必要和紧迫。
传媒具有风险认知和沟通功能，预测、凸现隐形的风险并对现实危机进行“定义”、“冠名”，以提高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对同一危机的“在场感”以及经验、认知的相互交流。
大众传媒要尽量减少传播的悖论和破除话语中心论，同时，对危机的跨文化传播研究应该从研究“误传”、“误读”转向研究如何协调合作与建构意义。
［关键词］风险社会；危机；跨文化传播［中图分类号］Ｇ２０６［文献标识码］Ａ本期话题国际新闻界２００６．３紧迫。
社会风险日益全球化，地区或国家危机的发生必然与整个世界相关联并呈现出不断扩散的趋势。
从整体上说，风险社会也就是世界风险社会。
亚洲金融危机、“苏丹红风波”、高露洁“致癌”事件就是佐证。
比如，２００５年上半年，当“苏丹红风波”在事发地英国已渐渐平息之时，这种可能致癌的食品添加剂诱发的多米诺效应却在中国持续蔓延。
“苏丹红风波”表明：风险信息愈少为公众所认知，愈多的风险就会被制造出来———风险具有扩散性与叠加性。
正如乌尔里希・贝克所说：“对风险信息的忽视有助于风险的增长和传播”。
［３］就高露洁牙膏“致癌”事件而言，美、英及中国港台地区反应颇为理性，而中国大陆的反应似乎有些“过度”。
事实上，在从美国到英国再到中国的传播链条中，信息被媒介多次选择与过滤，事实可能被简化，潜在的危机可能被放大———信息传播也可能推动风险的扩散。
因此，研究危机的跨文化传播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研究危机的跨文化传播的必要性，不仅在于风险传播的全球化，还在于风险议题蕴含的文化差异。
风险乃“社会建构”的产物，每个社会都有他自己的“风险目录”，因而风险议题常常反映出文化的偏见；对风险和危机的“误传”、“误读”，也显示了某种文化差异。
“风险”一旦简化为生态、科技或“自然”的纯粹、自在的状态，必然忽略文化差异以及跨文化对话的意义，因为同一危险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有着差异性的理解。
例如，对原子能风险的评价，德国政府正在改变政策消除原子时代；在法国，核电站象征着现代性的巅峰，成年人在假日常常带着孩子怀着敬畏的心情来此参观。
风险是一种社会建构，强调风险的“社会建构性”意味着承认风险文化的差异性，同时强化了风险社会跨文化传播的需求。
风险议题蕴含的文化差异，跨文化沟通的匮乏常常使潜隐的风险转化为现实的危机并扩大化。
忽视文化差异可能导致文化冲突、人际冲突乃至国际危机。
２００４年９月１６日晚，在西班牙埃尔切市，当地一些不法分子捣毁并焚烧温州人的鞋店、仓库。
对此，人们做出不同的解读：对经济状况变化感到不安的非理性情绪酝酿并蔓延；廉价竞争优势的“中国制造”没有征服异邦；“保护地方工业”的极端之举；全球化市场仇恨；文化沟通与融合的匮乏等等。
这一危机表明：“烧鞋事件”是市场竞争的矛盾的极端表现，西班牙从业者行为反应明显过激，但温州商人在跨国经营中的文化适应性也值得反思。
文化交流的缺失造成他人（外部世界）对我们的误解，“烧鞋事件”其实是两种商业文化冲突的后果。
中国文化传统塑造的变通性的商业文化，与成熟市场经济的冲突有时是无法避免的。
温州文化讲亲情、敢冒险、灵活、坦荡，但同时行为不规则，缺乏理性，不具有兼容性，但要扭转一种生活习惯和传统的文化心理并非易事。
西班牙事件发生后，埃尔切制鞋业协会总书记门德斯即表示，中国鞋商在埃尔切市的经营过程中有四个问题：进口时偷漏海关关税；销售时不向消费者为西班牙政府收取增值税；不遵守西班牙政府和法律规定的营业时间，星期天和节假日也营业，每天的营业时间特别长；不遵守政府规定的卫生标准。
［４］温州人的勤劳美德在西班牙文化语境中却是“不守规矩”的代名词，大部分欧洲媒体对中国人“非法经营”形象的建构激化了这种文化冲突与危机。
危机促使我们去反思跨文化传播中的文化适应性问题。
文化适应受到个人自身能力的影响，也随个人接触异国大众媒体的程度和方式而变化。
在一个危机重重的世界，“善意地对待每一种文化，承认和接受他者，宽容他者的独特性是相当重要的。
”［５］风险的全球化，风险议题的文化差异，媒介对风险的建构等，凸现了对风险社会危机的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传媒在危机的跨文化传播中的基本功能“人造风险”极易引起集体焦虑乃至社会本期话题国际新闻界２００６．３动乱。
风险社会给人带来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感。
大众传媒在世界风险社会中发挥了积极的风险认知与风险沟通功能。
首先，大众传媒凸现了隐形的风险并促进风险观念的形成。
尽管风险文化的不同导致对风险建构的差异，但传媒有助于在形象上使日常生活中本来无法捕捉的东西浓缩起来，并且使风险具体化以及唤醒人们对细节的注意。
日常生活中人们所熟悉的危险“被经验所充斥”，环境危险的潜在灾难性、隐形性和全球性，使“危险社会＝传媒／知识／信息社会”这一等式对危险来说尤为重要。
［６］风险的隐形性、知识依赖性以及传媒的信息传播功能，赋予了传媒的“风险沟通”与“风险认知”功能。
只有在风险实际发生时，或者借助研究、知识、媒体报道，人们才知道其危险性，就像人们理解核辐射的风险一样。
媒介上共通的画面、图片与音响，突破跨文化传播的某些障碍，将感性难以把握的风险内容转化为社会经验所及的东西。
死气沉沉的枯树、僵死沙滩的海豹、恐怖的“蘑菇云”，这些画面使日常生活中本来无法捕捉的东西浓缩起来并且具体化。
新闻报道促使人们关注并思考媒体形象背后的自然和社会现实、环境灾难与社会危机，造成了“世界在看”的跨文化传播效果。
媒体对于人们风险观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因为大多数人都是从媒体而不是通过直接经验获得信息，他们的看法是受信息发布的方式左右的。
大众传媒在以下几个方面彰显了对受众的风险观念形成的重要性：“媒体掩盖的程度；提供的信息量；表述危险的方式；对危险信息的解释；用于描述和形容危险的符号、比喻和话语。
”［７］以对转基因食品的报道为例。
在欧洲，美国转基因大豆自１９９６年引入后，就引起了许多媒体与消费者对于食品安全的焦虑。
在中国，２００２年底到２００３年初，由海外相关组织提供信息，国内媒体试图引发公众对转基因食品的关注和讨论，但并没有引起公众的广泛关注和强烈兴趣。
研究者认为，这种状况既跟中国公众关注眼前的直接危害（如ＳＡＲＳ病毒）甚于关注高科技产品“可能的风险”有关，也同中国消费者的“知情”范围和知识领域有限有关。
［８］亚洲食品信息中心（ＡＦＩＣ）调查也显示：中国消费者希望从大众传媒、专家那里获得更多有关食品生物技术的信息。
［９］因此，完整、多样和充分的信息传播，有助于积极的全球风险观的形成。
其次，大众传媒在跨文化传播中“定义”风险。
一个偶然事件被定义为“风险”是在社会过程中形成的，即风险需要相关行动者对其“冠名”和“合法化”。
传媒的“话语权”使其成为“定义”风险和危机的重要力量。
危机的跨文化传播一开始就与全球化密切关联，比如人员流动频繁、生产全球化、国际传播、国际组织等。
以２００３年的袭击中国的“非典”为例。
广州的ＳＡＲＳ“风险”没有被合法化，而北京的ＳＡＲＳ风险被政府合法化了。
北京的政治地位，全球性的社会流动，西方某些媒体对在我国发生的ＳＡＲＳ的报道以及报道的政治化，大众通过电子媒介对ＳＡＲＳ“风险”的“冠名”等因素，使我国因ＳＡＲＳ的爆发而处于一种十分危险的风险中。
诸种因素共同定义了ＳＡＲＳ风险并催生了全球对“非典”的风险共识。
风险来自于定义和公众的注意，传媒预测、凸现“隐形”风险，对现实危机进行“定义”、“冠名”，提高了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群对同一事件的“在场感”以及经验、认识的相互交流。
谨防“风险社会”中社会危机的传播悖论风险社会学认为，始料不及的风险和危险将不再是由工业社会的物质化生产过程中所产生，而是从信息领域、从生物技术领域、从通讯和软件领域产生出的新的风险和危险。
在世界风险社会语境下，作为信息传播产业的组成部分，传媒常常尴尬地面对这样的悖论———发挥风险沟通与认知功能，也可能成为已有“风本期话题国际新闻界２００６．３险”的推进器和新“风险”的发动机。
在“世界风险社会”，危机跨文化传播具有“雪崩效应”或牵连性，即同质牵连、因果牵连以及扩散牵连。
风险造成的心理恐慌使得人们甚至把风险人为扩大到那些根本不存在风险的领域。
有关社会风险的预言往往因为人们麻木的态度而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
默顿提出的“自我实现预言”理论有助于我们理解传播在稳定社会秩序或破坏社会秩序稳定方面的集体信仰的作用。
“自我实现预言是指，开始时的一个虚假的情境定义，由于它引发出了新的行动，因而使原来虚假的东西变成了真实的。
”［１０］人们关于某些事物的情境定义，如媒体的预言和公众的信念等，可以成为情境的相关部分，因而影响到了后续过程的发展。
“一旦恐惧成为普遍存在的心态，问题和困难就会被过分夸大，而可能的解决办法却被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