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经翻译与中国文化

佛经翻译与中国文化一、佛经翻译的历史盛况中国人知道有佛教，是在西汉武帝通西域之后。

现在有些人以为佛经翻译是东汉安世高开启的，其实最早的佛经翻译是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

贵霜帝国大月氏王遣使来中国口授佛经，博士弟子秦景宪协助来使伊存口授佛经。

东汉明帝永平年间(公元54年)又有佛僧迦叶摩腾、竺法兰来华翻译佛经。

但是大规模有影响的传人中国，则是在东汉桓帝建和年间(公元147年后)安世高来华译经之后。

至此以后大约七百年，印度佛教通过佛僧译经传教。

持续深入中国，影响了中国社会的宗教、哲学、政治、艺术和人民的日常生活，直到唐朝后期武宗会昌五年(845年)灭佛事件，这一状况才有所改变。

然而，就在佛教传播短暂中断之后，佛教又在后世迅速复兴，在中国文化史上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多功能的角色。

佛经翻译运动大体上经历了二个阶段。

第一阶段自西汉哀帝年间(公元前2年)至东晋后秦的大约四百年，这一阶段的佛经翻译主要是由外来的佛僧担任主纲。

如前所述，其时最早来华的外国佛僧翻译家是伊存、迦叶摩腾、竺法兰，八十年之后有安世高、支娄迦谶、真谛、昙无谶等(多来自天竺、安息、月支、康居)。

自后秦弘始年间(399年)鸠摩罗什来长安至唐武宗会昌五年(845年)为后一阶段，这四百多年中佛经翻译主要由中国本土的佛僧担任主纲，著名翻译家有鸠摩罗什、佛陀跋陀罗、玄奘、义净、不空等。

这二个阶段性的特点也符合外来语言文化从陌生到熟悉的自然发展过程。

在八百多年的佛经翻译盛世中，翻译家的阵容从小到大，不胜枚举。

因篇幅原因，本文不可能将所有译家一一列举，在此仅列表举出部分杰出翻译家，以便读者大致了解佛经翻译运动曾经在中国文化史上形成的空前盛况。

二、佛经翻译家的历史地位佛教传人中国之初，其经文都是西域文字、伊朗文字和印度文字。

最先为犍陀罗文、焉耆文(吐火罗语A)、龟兹文(吐火罗语B)。

后来则是巴利文、梵文12l，能够读懂原文的人极少，而绝大多数人只能依赖部分佛经翻译家的语言文字水平和见解去了解佛经。

于是，在这样的文化传播过程里，佛经翻译家首先便是外国语言的解读者和翻译者。

从第一节所述佛经翻译情况，相信读者应该理解并对此无异议。

这可看成是跨文化传播的初级层次。

就翻译的数量和种类，东汉至唐朝的佛经翻译堪称中国翻译史上的第一个高峰，而且其翻译成就维持了一千余年之久未能被后人超越。

近代洋务运动和维新运动中的翻译成就是否超越第一个高峰，还有待研究，在此不便贸然定论。

不仅如此，当这些外语解读者和翻译者在经历初级传播的过程后，并没有像现代意义上的翻译家那样停足止步，局限于相对狭隘的案头翻译，而是常常以所翻译的佛经为依据(相当于课本)。

积极地、身体力行地向他们的中国读者传经布道。

因而，此时他们的身份已不仅是翻译家，而且还是新的社会教化的推行者，或可称为社会教育家。

以传播学的观点而论，他们进入了更深的文化层次。

在这点上，佛经翻译家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就已超越了绝大多数现代意义上的翻译家。

更值得注意的是，佛经翻译家在担当佛经教育家的同时，逐渐加深了对佛经的理解，进而形成了汉化佛教的各个宗派(六朝和隋唐时期曾出现十三支佛教宗派)。

进而将佛教发展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汉化佛教。

这些宗派往往人数众多、传承严密，短则四、五十年、长则几百上千年。

于是。

佛经翻译家就成为佛教宗派的宗主或成员。

而且，因佛教含有浓厚的宗教哲学，不少人还撰写佛经著作(如道安的“本无”说，僧肇的般若学、智觊的止观论、竺道生的顿悟成佛说、窥基的“唯识论”)，于是有些人还成为佛教哲学家。

翻开中国历史或哲学史可以发现，东汉至唐朝那一时期中国的思想家或哲学家大约有50％以上出自佛教宗派。

佛经翻译家集一身于几任(翻译家、教育家、宗主、哲学家)，是中国乃至世界文化史上极为有趣的特殊现象。

他们跨文化区域传播佛教经典的历史成就，已经远远超越了一般语言学或翻译学的意义，对二千年来的中国历史、政治、宗教、哲学、性格、建筑、艺术和日常生活等诸多领域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佛经翻译家实际上扮演了中国文化重要构建者的角色。

不知读者还能否找出几位与古代著名佛经翻译家具有相似地位或相似影响的现代翻译家?本文集中概述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最富有代表性的几位佛经翻译家及其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影响。

三、鸠摩罗什与大乘空宗鸠摩罗什(344－423)，西域龟兹人，东晋后秦时来长安，享有国师待遇，在西明阁和逍遥园设立译场，广译佛经，参与者800余人。

据《开元释教录》，他主持翻译了74部(384卷)；又据《历代三宝记》，他翻译了97部(425卷)。

罗什本人堪称四大佛经翻译家之首，他翻译的《般若》诸经和《法华经》被视为佛经四大翻译作品中的前二部(四大翻译中的第三部《大般涅磐经》由北凉时来华印度僧人昙无谶翻译，但该经的研究与传播后来全部由罗什派弟子掌握)。

从翻译学角度看，鸠摩罗什的译经数景、内容准确性、文体技巧等方面较前人都有显著提升：他还第一次提出了直译与意译相结合的翻译原则，超越了道安“五失本”的直译原则，开创了佛经翻译理论的一代新风。

鸠摩罗什翻译的佛经主要是大乘佛教空宗经典和禅学经典，规模巨大，形成了隋唐以前佛教二大派系之一，极大地推动了汉化佛教的传播和发展。

罗什系统的弟子最初有三千，仅列入《高僧传》的就有22人。

后来他的承传系统随着时代前进又扩大了，因而在罗什周围形成了以他所翻译的佛经为理论依据的一系列大乘空宗派别(承传印度大乘佛教龙树空宗，宣传一切皆空的虚无主义)：1、“三论”，即《中论》、《百论》、《十二门论》成为三论宗的理论依据，罗什本人被尊为三论宗始祖，传承至道生、昙济、道朗、僧诠、法郎、吉藏(嘉祥大师)，后来三论宗并入禅宗，2、《法华经》和《大智度经》以及昙无谶所译《大般涅磐经》，启示了北齐的慧文创立天台宗，成为天台宗的起源。

经慧文传承至慧思、智觊(天台大师)、灌顶、智威、慧威、玄朗、湛然、道邃(十祖)。

高丽僧人从智觊处将天台宗传入朝鲜，日本僧人从道邃处将该宗传入日本。

天台宗关于佛性的宗教哲学观点是魏晋以来中国哲学人性学说的发展，开了宋明理学天道性命观的先河。

3、《坐禅三昧经》等禅学经典启发了罗什弟子道生和慧观，他们首倡“顿悟成佛”之说，以后影响了道猷、慧可、僧璨、道信、弘忍、到唐朝慧能大师，终于形成最具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禅宗。

禅宗的代表作《坛经》是中国僧人著述中唯一称经的著作。

禅宗是对印度佛教的革命性变革，是彻底汉化的佛教，也是佛教中流传最为远久、影响最大的宗派，被称为中国佛教发展的顶峰。

四、佛陀跋陀罗与大乘有宗与鸠摩罗什同时代的还有一位著名的佛经翻译家佛陀跋陀罗(觉贤)。

他原是印度佛僧，东晋十六国后秦时来华，先在长安石羊寺传授自己翻译的《达摩多罗禅经》、《新无量寿经》等禅学经典，以后到健康(今南京)久居。

以道场寺为译经中心组织翻译大批佛经。

觉贤的译经著作以《华严经》(习惯称《六十华严经》，佛经四大翻译之一)、《观佛三昧海经》、《达摩多罗禅经》最为著名。

除上述三部重要佛经外，觉贤还翻译过另外八部(二十余卷)。

虽然他的译经数量比不上鸠摩罗什，但在《六十华严经》的旗帜下，他创立了中国佛教史上堪与鸠摩罗什派大乘空宗相对立的另一大教派——大乘有宗(承传印度大乘佛教世亲有宗，宣传因缘出于三界，个人努力不同会招致不同的结果。

这一学说有积极的一面)。

觉贤翻译《六十华严经》之后，大乘有宗的另一部重要经典《十地论》随后也由三位有宗佛僧(勒那摩提，菩提流支，佛陀扇多)译出。

后来有宗的慧光大师以《十地论》为依据，大力推进《华严经》的研究承传，逐渐形成慧光系统，即觉贤再传系统。

慧光直传大弟子十五人，再传弟子众多，其中十人被列为十哲。

同时，另一印度僧人真谛于后凉时代来华，传译大乘有宗经典。

他翻译佛经二十部(七十卷)，有大弟子八人，最著名者为智恺、法泰，再传弟子众多。

这二大系统共同衍生出了后来的杜顺、智俨、法藏等华严宗大师。

由觉贤创立的华严宗体系包含复杂的神秘主义哲学思想，涉及万事万物普遍联系的观点、本质与现象、统一和差别等范畴，具有某些辩证法因素，代表了中国佛教哲学的最高水平。

华严宗对后来的宋明唯心主义哲学影响巨大(如程朱理学中的论题“理”、“事”、“气”)，表现出明显的历史和逻辑继承关系。

至于各地兴修的华严宗庙宇(有些称法藏寺)和禅寺不计其数，对于古代中国的建筑、园林也有明显影响。

五、玄奘与唯识宗唐朝太宗、高宗时期玄奘大师的译经代表了中国古代佛经翻译的最高水平。

玄奘自太宗贞观三年经西域前往印度求学佛经，于贞观十九年回到长安，历时16年。

他从印度带回大量梵文佛经，共计657部。

玄奘在长安慈恩寺和弘福寺设立庞大译场，组织翻译佛经近20年。

他一个人就翻译出74部(1341卷)。

在翻译组织工作方面，玄奘分工细致，设有专人负责“证梵语”(解读原文)，“笔受”(形成文字)，“证义”(复核校对)、“润文”(文句修饰)等程序，往往数十人同时翻译一部经典。

如翻译《瑜伽师地论》时，便有笔受5人，证文5人，证字2人，证梵语1人，证义7人，此外还有官吏“润文”和监督。

无论从译经的质量和数量上看，玄奘的翻译事业都是空前绝后的。

玄奘门下弟子三千，高足也有七十，其声势当时可比孔子。

其中最为杰出者是窥基、圆测，此外还有普光、发包、神慕、靖迈、顺璟、嘉尚、慧立、彦惊、神防和宗哲十贤。

玄奘在译经同时，传授印度大乘佛教《成唯识论》(10卷)和《俱舍论》等经典。

他以空宗为依据在他门下形成了一个规模庞大的佛教新宗派——唯识宗(或称法相宗、慈恩宗)。

玄奘为宗师，继之有慈恩(窥基)、慧诏、智周、世定等诸位大师。

由此，玄奘在佛经翻译的基础上把佛教教义发展到了极致。

六、结束语佛经翻译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就整体而言，是全方位的。

佛经翻译将印度佛教的精深和奥秘引入儒家和道家占统治地位的中国本土，给中国传统文人学者和普通百姓提供了思考人生、探讨宇宙的另外一条新奇和特别的路径。

同时，佛经翻译这一历史文化事件在中外来文化的交流过程中也逐渐融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