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鹏山经典散文作品推荐

鲍鹏山经典散文作品推荐我能常常感觉幸福，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那就是，我不是一个物质欲望特别强烈的人，这使我摆脱了在这过度物质化了的世界上过分的孜孜以求，心为形役，用庄子的话说，是，“未数数然也。

”从而我就有了闲暇，有了闲暇的心境。

但我绝不是一个唯唯诺诺的老好人，我常有超过一般人的道德愤怒，这使我在我的家人和朋友眼中，是一个常常找气受而又偏激的人。

但我以为这是一个作家的必要心理构件。

所以，与《我是一个幸福的人》一样，还有一个题目我也一直在心而没有付诸于笔，那就是“我为什么脾气粗暴”，我想写我在生活中那些被激怒的时刻：贪官污吏草菅人命的时候;“学者”“专家”鹦鹉学舌混淆视听的时候;寒风瑟瑟的午夜大街上，一个摆摊卖炒面的十几岁少女手持炒瓢被城管追得哇哇大哭却又无处藏身的时候……总之，面对这些，我不能像某些修养到家的作家所云，人到四十，一切都淡然了，心境平和了。

我虽则很羡慕他们的境界，但一旦类似场景出现，我仍然热血沸腾口诛笔伐，甚至欲攘臂而斗。

但说到底，这一暴躁的个性仍然不妨碍我是一个幸福的人，我出身贫寒，童年、少年、青年时期常常吃不饱饭，饥肠辘辘。

我父母是农民，为了我们几个孩子读书，全家人不得不忍饥受寒。

我父亲是一个读过私塾的人，他读书的年头不长，但那种传统的读经教育使他一辈子都是个“文化人”，虽然他的日常生活与行为是一个完全的农民，但他那在广阔的农村天地中绝对稀有的文化人的眼界，文化人的思维方式，文化人的爱好与趣味，文化人的审美与审世眼光，使我在儿时的诸多懵懂玩伴中得天独厚地享受到了直到今天他们也不可能理解的教育与熏陶。

我经常呆想，在我父辈那一代90%以上的完全文盲10%的非文盲中，也大多不过是略识几个字而已组成的乡村，夏天纳凉的夜晚，我们几个兄弟在一起吟诵古代那些优美的吟咏星辰、明月、清风等等的诗句，是一种多么不可思议的场景。

而这一场景的能够出现，唯赖我父亲一人而已。

顺便说一句，我暴躁的，甚至可以自诩为嫉恶如仇的性情，可以说并不得自一种文化的操练与道德的琢磨，而完全是由于生物遗传--我父亲的性情就是至强至刚肝胆似火的。

我母亲是个文盲，是我家的童养媳，七岁不到就到了我家。

但我母亲的见识和对事物的判断力与决断力似乎倒常常在我父亲之上。

当年我大学毕业，决意去青海，走异地奔异路，寻找别样的生活，亲戚、师友几无支持者，学校也不想让我去，暗中希望我父母反对。

是我母亲的一句话促成了我，她说：男孩子留在身边有什么出息?走得越远越好!然后我父亲提笔给我写了一封表明他们态度的信，我被他们放行了。

我的大学辅导员风尘仆仆地赶到我的农村老家，在那里他见到了我的农民父亲。

我父亲是这样跟他说的：自古忠孝不两全。

孩子是国家培养的，应该报效国家，去艰苦的地方工作。

是的，我常常感到幸福的原因，还在于我有那么好的父母。

这是我不能选择的，而上天给了我。

孟子说人生三幸福的第一条是，“父母俱存，兄弟无故”，可我在写这文章时，内心正充满悲痛与遗憾：我的父亲在十天前，永远地走了。

在他生命的最后三年里，他承受了巨大的病痛，却不能享受到我这个不孝子的床前尽孝。

是我的母亲，以同样七旬的衰老身躯，为我们尽着义务：在三年左右的时间里，我母亲给了我父亲无微不至的照料。

多年前，当我还在青海，春节探亲时，父亲就对我说，“父子总有一别，那一天到来时，你不要想不开。

人未死，不会让你回来，这么远，你赶回来，我如不死，不是让你白跑一趟吗。

”实际上，正是他的这些话，促使我下定了回内地的决心。

十天前，我在奔丧的途中，接到我二哥发来的短信：拟一副七字对联，做灵堂用，还要四个字放在灵堂正中央。

我望着车窗外江南如画的山水，泪水迷蒙了我的视野，我给二哥发回了这样的对联：慈父已去江山冷，儿孙归来桑梓寒。

那四个字，我就用了古老的“伏惟尚飨”。

是的，我们悲痛，但我们仍要“努力加餐饭”。

幸福虽已残缺，但人生仍在继续。

我还将继续写作，教书。

我父母在绝对贫穷中让我读了书，开辟了我一生幸福的道路，我会走下去。

儒家者流。

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

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

——《汉书·艺文志》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曾参孔子的长相颇怪。

“生而圩顶”，就是说，他天生的脑袋畸型，头顶上中间低，四周高，司马贞说，其形状恰像倒过来的屋顶。

名之曰丘，固当。

不知命相学家是如何解释的。

这种头顶是否暗示着承受天地之甘露阳光?孔子自学而成大才，其天赋必然很高。

而其身长亦不凡，“九尺有六寸”，这在那时可以说是“硕人”了，“人皆谓之长人而异之”，人人都说他是长人，感到惊异。

真正的一个齐鲁大汉。

不过，这个“长人”的身影也确实够长了——长到遮蔽了整个民族漫长的历史，—个民族都—直顺着他的倒影前行两干多年了，我们何时才能走出这漫漫的阴影呢?据司马迁和《孔子家语》的记载，孔子乃是商代“三仁”之一微子的后代。

那个有名的“仁义之师”的统帅宋襄公，便是他的十一世祖——难怪他也像宋襄公那样泥古不化，自讨苦吃。

用古老的仁义道德去对付现世的流氓强盗，这也是他家族的祖传秘诀吧，只可惜常常不灵。

到孔子的六世祖孔父嘉，“五世亲尽，别为公族”，不再属王族，姓也成了“孔”。

后来孔父嘉又为人所逼而奔鲁。

所以孔子确实是一位“没落贵族”。

到他父亲叔梁纥，便是连人丁也很寥落了：正妻连生九女，—妾生子叫孟皮，却又是个跛子。

年近七十的叔梁纥大概非常绝望了。

但他还要作最后的努力，于是便向颜氏求婚，颜氏少女颜征“从父命”而嫁给了古稀之年的叔梁纥。

所以，司马迁说这是“野合”，“野”与“礼”相对，夫妻双方年龄差别太大，不合周礼，所以这婚姻不是“礼合”，而是“野合”。

“野合而生孔子”——这实在太有意味了，为什么呢?孔子终其一生都在为“礼坏乐崩”而头疼，而愤怒，而奔走呼号，要人们“克己复礼”，孰料他本人即是个不合礼的产儿呢。

如果他的那位老父亲真的克制自己来恢复周礼，可就没有孔子了。

真玄哪。

要知道，这不合“礼”的产儿，竟是他们这古老家族之链上最辉煌的一环，也是我们这古老民族历史上最辉煌的人物啊!宋人说，“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

好抬杠的李贄就此讽刺道，怪不得孔子出生之前，人们都点着蜡烛走路。

我想，话不能这么说，也不是这么说的。

我觉得，孔子确实是悬挂在那个遥远古世纪的一盏明灯，他使我们对那个遥远的时代不再觉得晦暗和神秘，他使那时代的人与后代乃至于我们沟通了。

我们由他知道，即便在那么一个洪荒时代，也是有阳光普照着而万物不探手段地生机勃勃;那时代也发生着我们今天一样的事情：暴力和弱者的呻吟;混乱和宁静的企望;束缚与挣扎;阴谋与流血;理想碰了钉子;天真遇见邪恶;友情温暖，世态炎凉。

在他手订的《诗经》中，我们甚至可以体验到最个性的感受——当那些面孔不一情性各异的个人复活时，那个时代不也就复活了吗?孔子生活的时代也真像他所说的，确实是混乱无道。

他为之伤心不已：辉煌的“郁郁乎文哉”的周王朝已是日薄西山，伟大的周公早已英魂远逝，他制定的“礼”“乐”也土崩瓦解。

“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到处都是乱臣贼子，且个个生龙活虎。

西周古都废墟上的青草与野黍也一茬一茬地青了又黄，黄了又青，根深而茎壮了，掩埋在草丛中瓦裂的陶器早已流尽了最后一滴汁液。

九鼎不知去向，三礼流失民间。

东周呢?龟缩在洛邑弹九之地，可怜巴巴地看着那些纵横天下的伯霸诸侯，把九州版图闹得瓜分而豆刮。

无可奈何花落去，还有谁来用红巾翠袖，擦去周王混浊的老泪?连孔子本人都不曾去那里。

在这种时候，要“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真无异于痴人说梦。

孔子正是这样的一位痴人。

痴人往往缺乏现实感。

他的精神就常常脱逸出现实的背景，沉浸在过去的辉煌中，追寻着万物逝去的方向。

是的，他一生都在追寻，他周游列国，颠颠簸簸，既是在找人，找一个能实施他主张的人，更是在找过去的影子，找东周昔日的文明昌盛。

面对这一伟大帝国的文化废墟，孔子领悟到并承诺了自己的使命!但挽狂澜于既倒，或知其不可而为之，只不过是一种令人钦敬的悲剧精神罢了，他最终还是失败了。

当他奔波倦极归来，在一条小河边饮他那匹汗马时，他偶然从平静的流水中惊见自己斑驳的两鬓，“甚矣，吾衰矣”太惨啦!我已经衰老了!他顿时心凉如水。

这衰弱的老人，他的多少雄心都失败了，多少理想都破灭了。

壮志不酬，眺望茫茫无语的宇宙，他心事浩茫。

人世渺小，天道无情，青山依旧，哲人其萎。

于是，一句意味深长的叹息便如一丝凉风，吹彻古今：“逝者如斯夫!”我在几千年后的漆黑的夜里写这篇文章时，宛如见到他当初衰弱地站在苍茫高天之下的无情逝水边。

那无限凄惶的老人的晚景使我大为感动。

于是这篇文章的题目也就一闪而现了：这衰弱的，即将随着时间的流水逝去的老人，不就像黑暗旷野上快要燃尽的一枝蜡烛吗?四面飚风，寒意四逼，这支蜡烛艰难地闪耀……孔子死后，鲁哀公装模作样地悲痛一番，悼念一番，他写了一篇诔文，似乎感伤得很：“上天太不公平啦。

不肯留下一位老人陪我，让我一人在鲁国孤零零的，唉，多么悲痛。

”孔子的弟子子贡毫不客气地顶了回去：“生不能用，死而诔之，非礼也!”其实，对孔子“生不能用”的，岂止—位鲁哀公呢?孔子一生见过不少诸侯，像楚昭王，齐景公，卫灵公……等等，有谁用他呢?天下人事纷纷扬扬，新生事物层出不穷，人人都在玩新花样，搞新名堂，他老先生拿着一把过时的且是万古不变的尺子，东量量，西测测，这也不合“礼”，那也不合“乐”，到处招人惹人，别人对他敬而远之也是很自然的。

同时他又像一个蹩脚的推销员，推销过时的、早已更新换代的产品。

这产品不是按顾客的需求而设计，而是要以这产品的规格来设计顾客，正如韩非嘲笑他的，不是根据脚的大小来选鞋，而是根据鞋的大小来“削足”。

他这么不合时宜，被人拒绝不是很正常的么?子贡以他的经济实力和外交天才，到处为老师打点鼓吹，也没有什么效果。

子贡的悲痛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过分责备鲁哀公不能用孔子，就不大合情合理啦。

写文章，最高境界是先把自己修炼成圣贤，如孔孟老庄，即便述而不作，也自立德立言，功业不朽。

其次是把自己修炼成烈士，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如李大钊一般悬颈绞架，犹自张望着赤旗的世界。

最不济也要保持着心灵的敏感———在不能当圣贤英雄的时代，至少心智健全，感觉正常：如阮籍，至少能感觉到时代的不对头，能明白自己被压迫着是在受苦而不是在承欢，从而能有被侮辱感并觉得痛苦。

其实，作为一个作家，良知有时是这样的一种扭曲的状态：在不能说出真理甚至不能说出真相的时代，至少应该感受到痛苦并表达痛苦———哪怕是绕着弯子很艺术地表达痛苦。

以上的文字是读了穆涛的散文集《先前的风气》后，莫名其妙写下来的。

读一本今人的散文集，联想起散文的历史———那是说明，我感觉到了，《先前的风气》是承绪着散文的文脉的，是承接着先前的散文风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