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迹确实会发生：全球化].齐泽克.文字版

奇迹确实会发生：：全球化与政治齐泽克））奇迹确实会发生（齐泽克格林•戴里：自从柏林墙倒塌以后，你一直关心的问题就是，瓦解西方注视（gaze）、打破西方把东欧看作是异常他者的虚构观念，破除对这个虚构着迷的符咒。

这是不是你根据拉康穿越幻想的概念而有意采用的策略呢？齐泽克：在一定程度上是这样的，尽管让我感兴趣的是这种相互着迷：这就是幻想的结构。

对拉康而言，幻想的物体不仅仅是你看到的最终那样东西，而是注视本身。

让西方着迷的不是真正民主的爆发，而是东方对西方的注视。

西方的想法就是，尽管我们知道我们的民主是腐败的，我们也不再对民主抱有激情，但外面仍然有人在朝我们这边看，羡慕我们，并且也想变成我们这样；尽管我们不再信任我们自己，但外面有其他的人仍然相信我们。

真正使西方的政治阶级，甚至广大民众着迷的是东方对西方这种入迷的注视。

这就是幻想的结构：注视本身。

不仅西方被东方强烈地吸引，东方也为西方着迷。

所以，我们就有了双重含义。

波斯尼亚—塞尔维亚电影导演埃米尔•库斯图里卡（Emir Kusturica）是这方面的一个有趣人物，他的影片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完美例子，展示了对某个所谓的真正的，还没有缺乏生气的制度的迷恋实际上是已经在西方注视之下进行的迷恋。

我的观点是，库斯图里卡表现的某种原始的、前现代的、自然的巴尔干史诗是虚假的。

我之所以批评他并非是因为他扮演了一个原始人，或者因为太巴尔干化了，而是他的巴尔干史诗是从西方注视的角度来拍摄的，他已经深陷在这种注视之下。

幻想的最终物体就是注视本身，我认为不仅政治是如此，在性方面也是一样。

我们应该问这样一个基本的问题，色情描写是如何成为可能的。

心理分析中一个有争议的答案就是，这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作为性的性总是色情的。

说它是色情的，是因为甚至当我和我的情人或情人们在一起时——这里我强调情人的复数是因为我不想被批判成是两份逻辑——我总是想象有第三者的注视；我是为其他人而做这件事情的。

你也许会说会有一种羞耻之心存在，但你在进行性行为时，你总是会有一种幻想或者恐惧，这在其他人的眼里是什么样子。

甚至在我们进行最亲密的举动时，我们也总是为一种潜在的虚拟注视而行动。

所以，那种认为有其他人一直在注视我的想法已经进入性行为的本质之中。

幻想关注的不是如何观察别人进行性行为，而是别人会如何观察我在进行性行为。

幻想最基本的结构就是，当我再性交时，我幻想有某个人在观察我。

格林•戴里：在注视这个问题上，你让大家注意，当代文化本身是如何通过某种被感觉到的受害范式，或者受害学，来投射自己的。

你这是什么意思呢？齐泽克：尽管我对困难非常尊重，也认为受害的成都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但我认为，这不是一个中立的事实。

受害这种意识形态贯穿在知识和政治当中，甚至为了让你的工作有一些道德权威，你就必须把自己表现为受害者，或证明自己是受害人。

持这种逻辑的哲学家理查•罗蒂（Richard Rorty）为人类下了一个定义，即人类就是能够忍受痛苦的人，并且因为我们是符号的动物，我们还能够讲述这种痛苦。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罗蒂给了我们一个和我们的后现代困境一样的等同物：我们都是潜在的受害者，而我们的基本权利就变成了如赫米•巴布（Homhi Bhaba）所讲的讲述的权利；讲述你的故事的权利；系统地陈述你特有的困难的经历。

这是你能够做的最真实的姿态了。

格林•戴里：但同时这种多元陈述难道没有为社会权利的扩大做出贡献吗？齐泽克：问题是，这种多元陈述的出发点不是陈述真理的权利（我用列宁主义者的词语来表示），而是陈述的权利。

这种道德的最终维度就是建构一个空间，在其中，每个人或团体都有权利讲述他们的个故事，他们对事件的说法。

所以，真理的范围在这里就被终止了。

我想再一次说的是，社会权利的全部想法就是提出某个容忍的网络。

比如彼得•辛格是一个极端功利主义者、哲学家，他声称，如果你盯着类人猿的眼睛看，你会看到它也在受苦。

他类似的结论就是，让我们成为道德主体的不是人的理智、尊严或其他的什么东西，而是痛苦的能力，所以我们可以进一步问，那么为什么人类要比动物更优越呢？其实辛格的真正立场是（阿兰•巴迪乌在一次谈话中和我讲到的），当今人权——自由容忍的意思就是每个人都有空间可以构想他或她的幻想——的隐含模式就是动物的权利。

难道现在为同性恋者、种族、边缘群体等争取权利的斗争的隐含逻辑不就是我们把他们看作是濒于灭绝的物种吗？当然，现在你可以问，那有什么不对吗？我认为，这种观点的根本错误就在于，它认为只有直接被环境所影响的人才能够讲述他们苦难的真正故事——比如说只有一个黑人女同性恋才能真正知道和讲述黑人女同性恋是什么感受。

但是，我记得德勒兹在什么地方讲过，用个人的经历作为道德论点总是会以一种反动立场结尾。

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很多纳粹分子的主要借口就是：是，你们是可以用这些泛泛之词来谴责我们，但你们能想象到在30年代，是一个德国人就意味着什么吗？所以，和这种意识形态作为对比，我认为，第一个姿态就是要捍卫真理的概念：普遍真理不是指一些抽象的普遍性或永恒的形而上学真理，而只是某个情境下的真理。

当我们处在某个特定的格局当中时，重要的是要记住，并不是所有的立场都是相同的，有同样的价值。

当然，这方面我们接受像巴迪乌和洪席耶（Ranciére）的政治哲学，他们把真理的概念和某个被排除在外的立场联系在一起。

格林•戴里：那么认为某个特定的团体中包含有普遍真理的观点会不会产生某种紧张状态（甚至是危险）？齐泽克：这就是严格意义上的政治化的观点。

我们并不是在讨论某个形而上学的真理，二十一个情境中的普遍真理。

但是，如果在一个广泛的问题中排除某个特定团体，那么你就只能获得有关这个社会所存在的问题的一种蒸馏过的说法。

我认为我们应该坚持普遍的观点，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遗产中的一部分。

并不是我们把特别的、部分的经历中的特定歪曲取消掉以后，就可以获得中立的角度，于是就可以达到普遍真理。

对我来说，偶便真理和支持部分立场不仅不是互相排斥的，而且还互相决定。

当你参与到某个特定的社会之中时，要想形成有关这个社会的真相的唯一方法就是要从某个极端的部分立场来观察。

例如，在20世纪30年代末，犹太人肯定是德国中的少数民族——他们的立场是部分的，不完全的立场。

但你不能简单地说，纳粹讲了一个真相，而犹太人则讲了另外一个版本的真相。

你不能说纳粹的唯一罪恶就是他压迫了另外一种真相；这种谴责还不够强烈。

这里的重点是，犹太人才处于一种能够讲述整个事件真相的立场中。

为了知道纳粹德国当时的本质，你就不应该把所有的话语平等对待；你应该用被排挤的、受害人的话语来确定。

格林•戴里：那么你的论点是，在当代（西方）社会，“受害者学”的话语企图掩盖受害的本质结构吗？齐泽克：普遍受害的概念并不是简单的、概括意义上的受害，我认为，分清普遍的两个层面绝对是必要的。

一方面，我们社会里有中上阶级的受害话语，这是一种自恋逻辑，任何他人所做的事情都有可能对你是个威胁。

这也就是骚扰的逻辑：我们始终都是言语骚扰、性骚扰、暴力、吸烟、肥胖等等的潜在受害者，受到永恒的威胁，这是我们经历的一部分。

其次，我们还看见第三世界的灾难——甚至还有无家可归的人和被排斥的人。

但却有一种无形的距离在其中。

他们也是受害者，但他们受害的方式总是被我们描述成有额外的一面，使他人无法变成积极的主体——即我们应该参与到人道主义行动中。

例如，描述第三世界国家灾难的基本方式都是和他们保持一定距离的：这些事情没有在“这里”发生，或没有发生在“我们”身上。

所以，“受害者学”的真相就是这种分裂。

如果生成这些中上阶级的受害者学，如性骚扰、极端的种族歧视语言等等，可以和第三世界国家中那些非人的痛苦相提并论，我认为是极丢脸的一件事情。

通过保持这种距离，占主导地位的受害者学话语实际上是在防止和第三世界的受害者达成真正的团结。

我发现当前文化研究的日程也存在这种问题。

说得刻薄一点，如果你要是阅读这些文化研究课本，你会觉得性骚扰、对同性恋的憎恶等是当代的大问题。

但事实上，这些都是美国中上层阶级的问题。

所以，我们应该冒险打破现代的紧急，清楚地说明任何这类的斗争，如反对骚扰、赞成多元文化注意、同性恋解放、文化宽容等等，都不是我们的问题。

我们不应该被胁迫而接受这些中上阶级受害内容的斗争，把它们作为我们政治斗争的领域。

即使我们被人批评为种族歧视者、沙文主义者，也要接受这种挑战，打破禁忌。

格林•戴里：那你这种论点就和那些要求重建左派，联合那些疏远团体的作家和活动者意见不一了。

而他们这些主张也许正是左派自己政治身份不明的原因。

你是如何评价有关重建左派这种观点的？齐泽克：首先，我不能接受现代左派所谓的后现代多元文化主义的个性斗争：同性恋者的权利、少数民族的需求、宽容政治、反对父权制的运动等等。

我现在越来越确定这些都是中上层阶级的现象，不是左派奋斗的目标。

为了避免误解，我并不是反对像多元文化主义这种东西；我反对的是认为它是我们现在的主要奋斗目标这一观点。

左派政治的第二种形式——这也是我反对的——是和巴迪乌以及拉克劳和墨菲的某个说法相关的“纯粹政治”。

尽管巴迪乌（也包括巴里巴）阐述的是一种纯粹的解放政治。

尽管他坚持说自己属于马克思一派，但基本上他的作品中是用不到马克思的政治经济评判的。

我认为巴迪乌实际上属于雅各宾派：法国革命传统中最后一个幸存的雅各宾成员。

他强调的是纯粹的平等主义民主逻辑。

尽管他是一个反对资本主义的哲学家，但在经济方面却没有任何特定的政治要求。

相反，他只是要求无条件的更多平等，也就是法国大革命中倡导的自由和平等概念。

我会说拉克劳和墨菲的激进民主计划以及他们市场改变的反对新自由霸权的观点，也属于这种法国的雅各宾注意。

尽管法国雅各宾主义要求纯粹激进政治的观点和现代多元文化主义者的奋斗目标是相悖的，但他们之间有共同点：都没有把经济作为斗争的根本领域。

当然，除了这两种政治方向，我们还有经典的托洛茨基主义（Trotskyism）。

我认为他代表着一种悲剧式的立场，因为他总是迷信工人阶级才是革命的团体。

当我和一些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朋友交谈时，他们有关动乱的所有幻想，从波兰的团结当到共产主义的解体，甚至最近米洛舍维奇的倒台，都在讲着同样一个故事：真正的把这些腐败的、退化的共产主义政权推倒的是工人——工人罢工、工人运动等等、所以，他们继续的故事就是，当时总是有真正工人革命的机会的，只是没有一个正确的政党领导，所以工人运动或者是被民族主义者利用，或者是被新资本家或美国情报局代表所利用。

有时候，这种说法当中却是存在真理的成分。

比如，在团结党的早期动员中，起先是要求更多的社会主义和取消私有财产的。

但我以为，认为在以上的动乱中，社会主义者错失了革命的机会的这种观点是一种深深的错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