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21世纪的刑事司法理念

面向21世纪的刑事司法理念摘要：刑法理念是刑事司法理念不可或缺的内容。

面向21世纪的刑事司法理念首先要求对刑法理念进行探讨，这种探讨应立足于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这一对范畴，并以此对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精神做深入的挖掘。

罪刑法定是以形式合理性为其价值取向的，因而应当建立形式合理性的刑法观念。

如果不想使罪刑法定原则成为一个口号或标语，就必须注重它在司法实践中的贯彻和落实，这就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司法化问题。

罪行法定原则的司法化涉及司法体制、司法理念和司法人员的素质等问题，特别是应建立这样的司法理念：罪刑法定原则下形式合理性优于实质合理性。

关键词：刑法理念，形式合理性，实质合理性，罪刑法定原则司法化一、刑事司法理念之重新定位面向21世纪的刑事司法理念，这个命题本身就蕴涵着这样一个前提，我们传统的刑事司法理念需要转变，这种转变的背景就是法治入宪。

法治并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从法治概念中可以合乎逻辑地引申出刑事法治的概念。

刑事法治是指刑事领域的法治状况。

我认为刑事法治是法治的最低限度标准，或者说是法治的底线。

因为在一个社会中，公民的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得不到法律的有效保障，那么这个社会就很难说是一个法治社会。

在刑事法治的建设当中，我认为，首先涉及到的是一个刑事法治理念的问题。

过去的刑事司法理念是建立在专政的基础之上的，是把打击犯罪作为一个首要的目标来提出的，但在刑事法治的背景下，我们的刑事司法理念需要随之而转变。

首先我从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这样一对范畴谈起。

在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当中有一个关键词，这就是合理性。

应该说，任何一种社会制度和法律制度都追求合理性，这是不言而喻的，但这种合理性又可以分为形式的合理性和实质的合理性，这两种合理性是不同的。

形式的合理性是指客观的合理性和手段的合理性；实质的合理性是指主观的合理性和目的的合理性。

我们在追求合理性的时候总是想使这两种合理性兼而得之，也就是说既要想获得形式合理性，又要想获得实质合理性，但实质上两者之间往往存在着一种紧张的对立关系。

对于这种紧张的对立关系，德国著名的学者家马克斯??韦伯曾经有一个生动的表述，他说：“法逻辑的抽象的形式主义和通过法来满足的实质的需要之间存在着一种无法避免的矛盾”。

一方面是法的逻辑，另一方面是通过法所满足的实质的价值需求，这两者并不是和谐统一的，往往会存在着矛盾和冲突。

中国古人曾经说过“法有限，情无穷”，因此，很难用有限的法来规范无限的情。

这种法的有限性和情的无穷性之间的矛盾就是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之间矛盾的前提。

在刑法领域也同样存在着法的有限性和情的无穷性之间的矛盾。

所谓法的有限性，指的是刑法条文有限，在刑法条文中设置的罪名有限；而所谓情无穷，是指犯罪的现象是无穷无尽的。

因此，在刑法当中规定的犯罪只是我们生活中犯罪现象的一部分，甚至是极少的一部分。

之所以在刑法领域中存在法的有限性和情的无穷性之间的矛盾，我认为，主要是由以下两个原因决定的。

第一个原因是刑法的稳定性和犯罪现象的变动性之间的矛盾所决定的。

由于刑法关系到公民的生杀予夺，所以它不能朝令夕改，因此，刑法具有稳定性的要求，尽管这种稳定性是相对的。

同时，犯罪又具有变动性。

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犯罪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处于一种不断的变动当中。

这种变动包括两个趋势：一是犯罪化的趋势，即在刑法制定时这种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还没有达到犯罪的程度，所以立法者并没有把它作为一种犯罪规定在刑法当中。

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它的社会危害性达到了犯罪的程度，应当在刑法中规定为犯罪，这样就提出了一种犯罪化的要求。

二是非犯罪化的趋势，即在刑法制定时它是具有社会危害性的，并且这种危害性达到了犯罪程度，因此被立法者规定为犯罪。

但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危害性消失了，不再应当作为犯罪来处罚，这样就提出了非犯罪化的要求。

犯罪化和非犯罪化的双向运动是一个伴随着社会生活发展的永恒过程。

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刑法总是滞后于社会生活的发展，滞后于犯罪现象的发展。

第二个原因是立法能力的局限性和犯罪现象的无穷性之间的矛盾所决定的。

在刑事立法的时候需要对社会上各种各样的危害行为加以抽象，把它设置成罪名，在刑法当中加以规定。

但是立法者的能力是有限的，立法时再完备也不可能把社会生活中各种各样的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都毫无遗漏地规定下来。

正是由于以上两个方面的原因所决定，刑法中所规定的犯罪仅仅是各种各样严重危害社会行为当中的一部分。

这就产生了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之间的矛盾；如果我们按照刑法的规定去惩治犯罪，那么我们获得了形式合理性，这就意味着，对于刑法中没有规定的那部分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得不到惩治，因此我们就丧失了某种实质合理性；相反，如果我们对刑法中没有规定的那部分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进行惩治，那么，我们获得了实质合理性，但这是以牺牲了形式合理性为代价的。

由此，产生了一个两难的选择，到底是选择形式合理性还是选择实质合理性？这两者的矛盾是客观存在的。

它是法的局限性所致，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但即便如此，它还是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

在中国古代春秋时期，著名的思想家荀况曾经说过“有法者依法行，无法者以类举”。

荀况这里就提出了类推这样一个方法，希望通过类推这个方法来缓解有限的法和无限的情之间的矛盾，使法律具有更大的涵盖性，从而缓解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之间的矛盾。

按照荀况的说法“有法者依法行”，也就是法律有明文规定的，就按照法律的规定来处理。

所谓“无法者以类举”，就是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就按照类推的方法来解决。

显然，在类推和按照法律的明文规定来处理案件这两者之间是有明显的不同。

在法律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按照法律的规定来处理案件，在法律规定和案件事实之间存在着某种法律上的逻辑上的同一关系。

在类推情况下，则和案件之间不存在这种同一的逻辑关系，但存在着逻辑上的类似关系。

因此，类推是建立在这种类似关系基础之上的。

通过类推，使法律不仅适用于和其具有同一关系的案件事实，也使法律适用于和其具有类似关系的案件事实之中，从而扩大了法的涵括性，使法的有限性和情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得以缓解，也能获得法的实质合理性。

因此，在中国古代的刑法中，大量采取“比、附、援、引”等法律方法，在“比、附、援、引”当中主要的就是类推。

在中国古代唐律当中，规定了这样一个司法原则，即“入罪举轻以明重，出罪举重以明轻”。

所谓“入罪举轻以明重”，就是刑法没有明文规定的犯罪，可以进行轻重行为的比较，轻行为规定为犯罪，那么重行为即使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也应该认定为犯罪。

所谓“出罪举重以明轻”是指一个行为刑法没有明文规定不是犯罪，要想不把它作为犯罪处理，就可以采用举重明轻的方法。

这里的举重明轻是指刑法对一个重行为都没有规定为犯罪，那么轻行为更不应作为犯罪处理。

这一原则使得一个行为刑法没有规定为犯罪可以作为犯罪来处理，也使得一个行为刑法规定没有规定为不是犯罪可以不作为犯罪来处理。

这一原则在《唐律疏议》中作了解释，比如其中的“出罪举重以明轻”，《唐律疏议》举了一个例子，《唐律》中有一个相当于现代刑法中的正当防卫的例子，现代刑法中正当防卫是不负刑事责任的，《唐律》中尽管没有这种一般性的规定，但有一个具体的规定，“诸夜无故入人家者，主人登时杀之，无罪。

”也就是说夜晚无故闯入人家，主人当场杀之，不认为是犯罪。

《唐律》只规定主人当场杀死无罪，并没有规定主人当场杀伤无罪，这就可以采用“举重明轻”的方法，找到杀伤不作为犯罪处理的法律根据。

另一方面就是“入罪举轻以明重”，《唐律疏议》也举了个例子。

它规定谋杀期亲尊长者，处以斩刑，即谋杀父母、祖父母及外祖父母的，法律处以斩刑。

这里的“谋杀”并不是现在理解的英美法系国家法律规定的谋杀，英美法系法律把谋杀分为一级谋杀与二级谋杀，实际上相当于我们国家的刑法规定的故意杀人情节严重的情况。

但唐律所规定的“谋杀”指的是预谋杀害，是一种阴谋犯，相当于现在的杀人预备。

唐律只是规定预谋杀人处以斩刑，但没有规定预谋以后又实施了杀人行为，把人杀死或杀伤是否构成犯罪，这就可以采取“举轻明重”的方法以入罪。

从所举的例子中，我们就可以看出这种轻重行为之间存在着一种逻辑上的递进关系，即一个行为先经过预谋，然后再去实行，因此实行行为实际上包含预谋，但又超出了预谋。

这时当行为发展到实行阶段，尽管法律对实行没有规定，但因为实行行为包含了预谋行为，因此也是符合刑法关于预谋的规定的。

这就很难说实行行为是刑法没有规定的，只能说它比刑法规定的还要多。

在这种情况下采用“举轻以明重”使实行行为入罪是符合法律规定的。

但是当轻行为和重行为之间不存在逻辑上的递进关系，而是存在着一种逻辑上的类似关系时，按照“举轻以明重”的原则来将实行行为入罪就存在一个类推的问题。

比如说某地有一条禁止牛马通过的交通规则，现在有一头骆驼通过，这里要解决的是骆驼通过是否违反这一交通规则，或者说能否用禁止牛马通过的交通规则来禁止骆驼通过的问题。

面对这个法律问题就会有两种截然相反的回答：一种观点认为交通规则禁止的是牛马，而骆驼既非牛又非马，当然不适用这一规则。

另一种观点认为交通规则的制定者之所以禁止牛马通过，而没有禁止一些小型动物通过，就是因为牛马体形是比较大的。

牛马通过会扰乱交通秩序，小型动物通过不会扰乱交通秩序，骆驼在体积和重量上都比牛马大，它的通过更会扰乱交通秩序，更应被禁止。

这两种观点是不一样的，显然，第一种观点所持的是形式合理性的立场，这种立场认为一个行为是否被禁止关键要看法律的规定，法律规定禁止则禁止，法律没有规定禁止，即使这种行为有再大的危害性也不应当被禁止。

从这种立场出发尽管遵循了形式合理性，但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实质合理性，因为骆驼通过确实是会扰乱交通秩序的。

而第二种观点所持的是一种实质合理性的立场，这种观点主要是通过探寻立法原意出发，假定制定禁止牛马通过的交通规则的立法者面对骆驼通过会是一种什么态度，是禁止还是不禁止，从探寻立法原意出发就会引申出一个结论，禁止骆驼通过。

这里所采取的方法就是“举轻以明重”，即牛马通过都会禁止，骆驼通过更应当被禁止，因为牛马为轻，骆驼为重，而在这种轻重关系中显然是一种类似关系。

而根据这种类似关系，通过“举轻以明重”的推理方法，将禁止轻行为的规定扩大为适用禁止重行为，那我们认为它实际上是一种类推的关系，在类推的背后主要是一种实质合理性的思维方法在起作用，也就是说把实质合理性作为一种重要的价值来遵循，即使牺牲法律上的形式合理性也在所不惜。

应当说对实质合理性的追求本身有它的正当性，在我们的生活中也都是按照这种实质合理性的思维方法来思考问题判断问题的，从而被社会经验所认同。

比如某地公园中有一口池塘，公园在池塘中养了鱼，在池塘边立了一块禁止垂钓的牌子，有一个人在池塘里并不是在钓鱼，而是在张捕鱼，公园管理人员来禁止这种行为，捕鱼者为自己的行为作了一下辩解：牌子上写的是禁止垂钓，并没有禁止捕鱼，不能用禁止垂钓的规定来禁止我的张捕鱼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