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笔墨生涯”的荣乐与哀痛
史学大师陈寅恪--人生五痛伴终生
史学大师陈寅恪--人生五痛伴终生一代史学大师陈寅恪逝世，终年79岁。
陈寅恪生活在多灾多难的乱世，身体屡遭病厄，心灵极富敏感，他的痛苦和忧伤几乎超过了他的承受力的极限，他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挣扎着，抗争着，居然活够近八十岁高寿，真可说是人间奇迹。
下面是小编为大家精心整理的文章，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亲友伤逝之痛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历任湖北按察使、直隶布政使、湖南巡抚，其为人足智多谋，且有实干能力。
曾国藩以两江总督驻安庆时，待陈宝箴为上宾，视之为“海内奇士”，赠联给这位青年后辈，下联为“半杯旨酒待君温”，足见其看重之意。
陈宝箴一生做过两件大事：为席宝田建策，生擒太平天国幼主洪天贵福和大臣洪仁玕，这是第一件，是福;赞成维新变法，荐举刘光第、杨锐辅佐新政，并在湖南巡抚任上励精图治，开学堂，办报纸，兴实业，勇为天下先，百日维新失败后，他坐滥保匪人罪，被革职，永不叙用，退居南昌西山，两年后即郁郁而终，这是第二件，是祸。
祖父陈宝箴去世时，陈寅恪十一岁，对人生无常尚只有肤表的认识。
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字伯严，号散原，其人饶有诗才，在清末诗坛是首屈一指的名家。
陈三立进士及第后，不乐做官，随侍其父陈宝箴，于政务多有谋划，多有襄助。
六君子被斫头，陈宝箴遭严谴，陈三立对政局极感灰心绝望，他自号“神州袖手人”，从此远离政治漩涡，致力于开办新式学堂，但其爱国的心火并未熄灭。
1932年，日寇占领上海闸北，十九路军奋起抵抗，陈三立从报纸上得悉战况不利，愀然而有深忧，梦中狂呼杀日本人，全家都被惊醒。
及至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倭陷北平，欲招致先生，游说百端皆不许。
诇者日伺其门，先生怒，呼佣媪操帚逐之”(汪东《义宁陈伯严丈挽诗序》)。
陈三立因此忧愤成疾，他拒不服药，拒不进食，五天后便溘然弃世。
父亲死时，陈寅恪四十八岁，国恨家仇，燃眉灼睫，人间悲苦，味道转浓。
陈寅恪的长兄陈衡恪，字师曾，画坛一代大家，山民齐白石蛰居京师多年，寂寂无名，润格甚低，多赖陈衡恪逢人说项，为之广为延誉，且携齐白石多幅国画赴日本展销，引起轰动，卖出天价。
余秋雨《笔墨祭》阅读答案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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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悟杨刚聂昌硕
独悟杨刚聂昌硕独悟杨刚聂昌硕杨刚的作品我几年前就关注了，他的画不亲近却惹眼；不甜美却耐看，说不清的诱惑，想说点什么，一时又找不到入口。
偶然看到他的书法，我即刻荡漾其中，各种词汇涌动，夺口而出。
杨刚从欧体入手，嬉狂草于晚年。
这狂草好啊，筑基于怀素，独步于张弛。
怀素养阴，杨刚益阳；怀素好圆，杨刚逐方；怀素悠旋律，杨刚踏节奏。
他在断续中贯气，在粗细中弹跳，在行隙中善水，在笔触中飞扬，充满着抑扬顿挫的音乐节律。
感触满腔，词穷而止。
杨刚与我虽同窗却不相识。
熟读作品后总会端详他的尊容：目光深邃，沉寂祥和。
书法家似乎都内敛，能够在寂寞中营生，在摹写中“变法”，日复一日之修行，不成佛，也有仙气。
画家习书不是半痴，就具鸿鹄之志。
杨刚的童子功是速写。
学画由此入门，经附中励炼，一生迷恋，从未没间断过。
由此，他的造型生动，借形抒怀，不求精准，专注感受。
感受常“出格”，释放出“未完成”的现代感，他站在莫奈遗风中洒脱。
杨刚的作品有时像黑白版画，简洁到几乎没有中间色，在那黑陀陀中含笔触，塑体积；“草率”得经心，醉心于自然。
他将积淀下的笔力功，按下抬起，出锋藏锋，蕴势放纵！妙在张张偶得，难在一气呵成。
杨刚喜欢皴擦，蹭出的层层“砂点”，恰似干燥的尘埃，一种北方风味的笔墨。
接地气的手法需从地气中截取，携沙带风的蹭擦成为杨式画风。
中国画两千年来维系一个图式，其创造方式仿古、拟古，笔墨成为正宗血统，参入其他，不是嫡出，属于旁系杂种。
由此，国画始终秉承“近亲联姻”，产生众多血统纯正的畸形儿。
杨刚的笔墨创造可是血统正宗，传统中皴擦只是辅佐，他将主辅颠倒，以皴擦为主，统一整体。
杨刚的水墨作品西画图式，书法用笔。
这种创造方法值得推广。
使用西画图式，更加适应现代建筑与室内装饰。
中国书法是国之瑰宝，用笔源头全在书法中。
书法的肩架结构是现代构成的祖师爷，对此洋人不了解，中国画家都清楚吗？汉字构成中有许多的处女地等待开发。
一个才华四溅的民族，不问由来，不讲出处，只要是族人的创造，能够慧及世界，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近代音乐史名词解释(作品类)(1)
名词解释（作品类）●《问》：萧友梅的独唱歌曲代表作，作于1922年，由易韦斋作词，该曲音乐舒展自如，亲切淳朴全曲结构严谨情绪深沉，压抑之中蕴涵者激动，表达了对军阀混战山河破碎的祖国深沉的忧虑之情，最近经常演唱并受到欢迎的早独唱曲。
●《海韵》：赵元任以徐志摩长诗创作的一部清唱剧式的大型合唱曲。
运用不同合唱手法，使其音乐发展层层紧扣、走向高潮，采用不同合唱的音色变化和和声变化进行生动的情感渲染。
表现了“五四”青年强烈要求反对封建束缚、追求个性解放的精神。
●《教我如何不想他》：为赵元任艺术歌曲的代表作，是中国近代音乐史上一首具有较高水准的艺术歌曲，作品由诗意充盈，音韵和美的四段歌词构成，通过对充满诗情画意的一系列自然景象的描绘，隐喻了五四时期青年知识分子要求个性解放婚姻自由的呼声，表现了青年知识分子细致而敏锐的内心世界。
●《光明行》：由刘天华作曲的二胡独奏曲，1932年发表于《音乐杂志》。
全曲由四个主体段落加引子尾声组成。
在创作中吸收了欧洲音乐大三和弦和琶音进行和转调等手法，演奏技巧上采用顿弓和颤弓的手法。
乐曲风格清新明朗，表达旧社会知识分子追求进步和光明的心情。
4、《牧童短笛》：贺绿汀所作钢琴曲，乐曲采用了变化再现的三段体结构，首尾两段以优美质朴的民歌式主题旋律，中段采用主调织体，活泼欢快的情绪与前后两段抒情主题形成对比。
该曲虽采用传统的民族调式，但在复调、和声手法的民族化上具有创新意义，在齐尔品“征求有中国风味的钢琴曲”活动中获得头奖。
是近代中国钢琴音乐最杰出的作品之一。
5、《我住长江头》：青主以宋代诗人李之仪的诗《我住长江头》创作的一首引人注目的同名艺术歌曲。
旋律优美通畅并富于鲜明的民族风味，钢琴织体成功提示了源源长江水的深远和主人公内心奔腾的强烈感情。
在字面上看仿佛是一首优秀的爱情歌曲，其实是作曲家抒发对中国民主革命的忠贞情怀。
6、《铁蹄下的歌女》：这是聂耳在1935年为电影《风云儿女》创作的一首歌曲，歌曲反映的是我国30年代被压迫、被剥削的卖唱歌女的悲惨生活，并揭示出社会底层女性内心的爱国典范，全曲音乐悲痛、深沉，富有戏剧性，是近代音乐史上抒情歌曲典范。
近代1840-1949,在艺术领域救国的名人的艺术作品
近代1840-1949,在艺术领域救国的名人的艺术作品任颐（1840一1895），浙江绍兴人，后改字伯年，自幼受到父亲在艺术上的熏陶和指导，擅长肖像画。
任伯年所作人物画，有肖像画，也有历史故事和民间传说，题材丰富，内容通俗易懂，思想倾向明确任伯年在绘画成熟时期的创作，以花鸟画居多，其中尤以勾勒与没骨相结合的小写意突出。
善于将处于运动中的花鸟，以瞬间的姿态描写于画面而不失动感，使画面总是充满生气。
艺术作品：《苏武牧羊》、《噬鬼进士图》、《柳鸭图》等
吴昌硕（1844-1927）名俊卿，字昌硕，浙江安吉人，嗜好刻印。
吴昌硕一生在诗、书、画、印各方面造诣很深，尤擅长大写意花卉，取材梅、兰、竹、菊、松树、荷花、水仙、牡丹和紫藤、瓜果作画。
其作品中，巨石、题跋、印章与所作花卉互盼辉映，画面有机和谐，用笔浓淡干湿，各得其宜，色彩上大胆使用强烈、鲜艳的重色，如西洋红，在强烈对比中生意盎然、浑厚古拙，发展了石涛、扬州八怪、青藤以来的大写意绘画传统，形成了个人独具的新风格。
艺术作品：《富贵神仙图》、《孤秀自馨图》、《蔬菜写意》等。
赵之谦（1829—1884），字益甫，号无闷，浙江绍兴人，曾任南昌知县，终身“七品”。
赵之谦在书法和篆刻方面造诣很深，风格古厚，以此入大写意花卉，一边流布清末画坛的柔媚纤细为挺拔、俊俏、浓艳与厚重，在色彩上吸收了民间赋彩的优点，变清淡为艳丽。
这种画风对吴昌硕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被视为“海派”，但未定居上海。
艺术作品：《花卉册》、《瓶花图》、《书画双孔》等。
河北省保定市旭博高级中学2021-2022学年高二语文联考试题含解析
河北省保定市旭博高级中学2021-2022学年高二语文联考试题含解析一、现代文阅读（35分，共3题）1.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槐花盛开的季节单士兵①记忆里，只有在槐花盛开的时节，我才感觉到与春天真正挽手。
那时，槐树蓊郁葱茏，枝叶婆娑，那垂挂于枝头的槐花，似串串珍珠，点缀于青枝翠叶间。
风摆枝条，那静雅的花束，如串串铃铛，翩然摇曳，风情无限，颇具诗意。
这是置身于都市的人无法寻求的古朴与自然。
②少年上学时，沿着扁担河走。
河畔，是一排老枝横虬的槐树。
春日，槐树枝叶浓密，枝桠四周张开，树冠如一绿色巨伞，遮掩着半边河水。
上学时，头顶一树槐花，缕缕槐香送至鼻端，干净浓郁，浸润心田，眼前不时有落蕊飘扬，那追逐飞舞的蜂蝶萦绕身侧，极具诗意。
如今我仍常感叹，槐树老丑多刺，却能绽放出如此俏丽静雅的花束，来点缀春光，从而使童年的春天变得那么生动美丽。
③那时黄昏，我常斜倚槐树粗壮的似龙鳞环盖着的树干，面对水声潺潺的扁担河，并背书诵文。
那时，点点繁花轻柔舒缓地飘落于一湾清水中，款款漂向下游。
蜂戏白花，蛙鼓清溪，鸟语互答，那种落花流水的意境，清新悦人，恬静淡雅，缥缈静谧，如同置身于童话之中一样。
我常以为，那也是苏北乡村的最美的风情画。
④我于槐花，似乎更有着一份特殊感情，少时家贫，逢春夏之交，青黄不接之际，家中无以进食。
母亲总带着我来到河畔槐林。
母亲用钩子拽低槐树枝，我提着一个竹篮跟在后面，于繁枝茂叶间，摘下串串白花。
有时，槐花刚经过雨水的浸洗，清新鲜润，嘴馋得忍不住，摘下一串，咂上一口，那甜丝丝的感觉，沁人心牌，久久仍觉清香萦口，回到家里，母亲会做上锅槐花饼，香喷喷的，十分可口。
在艰难的岁月中，槐花给予了我们生活最好的馈赠。
⑤忆起我初为文时，曾读过汪曾祺的一篇题为“玉渊潭的槐花”的散文。
文章只在开头说玉渊潭槐花开了，如下了一场大雪。
接下来全文未提及一次槐花，只是将养蜂人的生活琐碎娓娓道来，最后，当养蜂人走了时，才发现玉渊潭的槐花落了。
朽人之字所示者，平淡、恬静、冲逸之致也
朽人之字所示者，平淡、恬静、冲逸之致也
“朴拙圆满，浑若天成。
得李师手书，幸甚！”这是鲁迅先生对李叔同的评价，以得到李叔同的书法作品为幸，足以见得李叔同书法造诣之高深。
李叔同的人生走过了“物质、精神和灵魂”三个阶段，他的书法也同他的人生走过了三个阶段。
1
雄而健
刚劲厚实
2
秀而雅
碑帖相融，欲放还收
3
淡而清
行气疏朗，超凡入圣
绝笔
“悲欣交集”是弘一法师的绝笔，墨色则由浓到淡，过渡自如，也不复是平时的那般精致，笔情墨性中传递出来的是一缕悲怆而又恬然的韵致。
在“悲欣交集”两行四字外，另有一行稍小的字“见观经”，这三个字墨色较前愈见枯淡；令人动容的是“绝笔”中的“绝笔”——随后的那个“。
”却是丰腴而又淋漓尽致的。
从雄强刚健之风，到后来的温婉清拔；绚烂至极，而后趋之平淡，正如他所言“朽人之字所示者，平淡、恬静、冲逸之致也”。
这是他的书法，却也透露着他所经历的这不凡的一生。
大师且慢临走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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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身磊落气,化为江山情——著名学者型画家阮荣春艺术集评选粹
阮 荣春 提倡 静气 、 文气 、 气 ， 韵 、 正 墨 气韵 、 神韵 ，
确 实 画得好 。对 于他 的画评 价 ，第一 ，用笔 准确 ，为 什 么准 确 ？ 因 为他 非 常精 到 ，把 书 法 和 画的 用 笔运 用 得 非 常好 ，当 然 也 有生 动 ； 二 ，用 色沉 稳 ，颜 第
而 崇 气 韵 。虽 于 笔 墨 如零 之论 ，不 无 矫 枉 之 功 ，而
黄 格胜 （ 国美 术家 协 会 副主 席 ，广西 艺 中 术学 院院长 、教 授 ，著名 画家 ）
阮 荣 春 身 兼 学 者 与 画 家 ，在 当 代 ，他 是 画 家里
面 最有 学 问的 ，也是 学者 里面 画画得 最好 的 。
自成 一家 。所 作 山水 ，尚三气 ，三力 。三 气者 ： 气 、 静 文 气 、正 气 是 也 。 三 力者 ，造 型 造 境 能 力 、用 笔 用
仅 以 自己的 理 论 ，更 以 自 己的 实践 来 影 响 当 代 中 国
画 的发 展 。 这 注定 是 一 条 有 争 议 的 路 ，也 是 一 条 漫 长 的路 。中 国画的发 展 ， 需要 争议 ， 要不 同的 道路 ， 需 尤 其需 要阮 荣春 这样 的学 者型 画家 、画家 型学者 。
今 之艺 坛 画 家 ，每 以学 者 型 自诩 。所 谓 学 者 型 画 家 者 ，绝 非 仅 袭 一 家 皮 毛 ，以 矫 枉过 正 为 己任 ，
以 空 谈 内美 为 时 尚 ，必也 熟 知 艺 术 规 律 ，深 谙 国画 妙 理 ，学 究 天 人 ，通权 达 变 ，入 古 出新 者 也 。如 阮 君者 ，无愧 真学 者 型 画家 也 。其 理论 学 术视 野 开 阔 ， 融 会 贯 通 ，故 有 问题 意 识 。 其 绘 画以 理 论 为 先 导 ， 穿透 时 弊 ，故独 出手 眼 。阮 君正 在壮 年 ，于 学 于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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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笔墨生涯”的荣乐与哀痛作者：杜新艳来源：《读书》2013年第08期近代大众传媒的新兴造就了中国最早一批报人。
近代早期的报人却对其身份和生活缺少认同。
“笔墨生涯原是文人学士之本分，既不能立朝赓歌扬言，又不能在家著书立说。
至降而为新报，已属文人下等艺业，此亦不得已而为之耳。
”（《论新报体裁》，载《申报》一八七五年十月八日）视报人为“文人下等艺业”或“文人无赖”在近代社会较为普遍，而报馆文人也塑造出许多愁苦烦恼的自我形象。
“居住在上海租界的中国文人的心理状态常被说成是非常苦恼的，至少是很矛盾的。
”这种现象很突出，令人怀疑是文人消极审美观的问题。
“忧郁不得志，自称怀才不遇而只好在上海卖文为生的文人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已公式化的、由一种偏爱消极情景的审美观而产生的文学形象。
”（杨誉：《现代化都市的文人和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张仲礼主编《中国近代城市企业·社会·空间》，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在消极心态、消极审美观背后近代文人的笔墨生涯究竟是喜是悲呢？近代大批文人士子投入笔墨生涯往往被归结为社会位移、科举废除、政治动荡、稿酬制度等社会原因，被认为是“不得已而为之”，但对报人的选择影响更大的恐怕还是内驱力，即以笔墨为主的报人生活内在契合了文人习性。
一、舞文弄墨满足了文人的本能，即所谓“本分”。
文墨诗酒、街谈巷议是他们的本色生活，舍此而外，他们反倒可能会失落；二、笔墨文字可以美化文人的精神与生活，将生活艺术化，将精神理想化，诗意的生活令人陶醉；三、做舆论之领袖，为文字之导师，附庸风雅、声名远播，可以满足文人的虚荣心；四、近代报业发展初期对文人较为依赖和纵容，工作时间、新闻内容、表达方法、工作形式等各个方面的规范与限制相对较少。
总之，嬉笑怒骂，流连诗酒之会，灯红酒绿，耽溺美妇巧妓，正是因为此间风光旖旎，报人们才会乐不思蜀，李伯元、吴趼人才会拒绝入仕。
相比而言，“为农”、“为工”、“为商”、“为贾”，则是文人所不习惯、不擅长也不乐意的营生，文人“惟有借着管城子为我助一臂力”，“讨些生活”（老锦：《作游戏文章缘起》，载《申报·自由谈》一九一七年七月六日）。
文人之于“笔墨生涯”有被动的接纳，更有主动的选择。
近代许多报业文人直接创办过文学函授班。
这说明报人对笔墨生涯特别是文学创作的认同感很高，只是对报人这一新身份的认知和自觉还不够。
海上老报人邹弢晚年自设函授学校，靠传授骈文、诗词创作谋生。
陈蝶仙因民初在《申报》等报刊投稿、做编辑而声名大著，便成立了“栩园编译社”，一边函授创作，一边自编文学指南性质的《文苑导游录》，俨然海内文学导师。
后因无暇顾及，又推出两位“设函授社于上海”的朋友，诗文则周拜花，小说则徐哲身。
陈蝶仙称“予友之赖笔墨以为生者甚多”，徐哲身就是典型，他“终日柔乡，不理世事，遂不得不赖笔墨以为生”，“近且二十年”。
于是，陈蝶仙感慨，“谁谓读书人必无出息耶？”（陈蝶仙：《徐哲身小传》，徐哲身：《清代三杰曾左彭》，上海大众书局一九三二年版）徐哲身以笔墨维持他的风流率性，反映两个事实：一是笔墨生涯主观上较能保持其人生本色，二是笔墨生涯客观上能保证人生的基本需求。
笔墨生涯能为报人及投稿者带来较客观的名利，这种荣誉和利益或隐或显。
报人借传媒扩大了社会影响力，这本身就是一种资本和收益，无怪乎文人骚客乐此不疲地憧憬着“洛阳纸贵”。
“扬名”背后的实质利益也很可观，名人效益可将名誉转化为无形文化资本或有形文化产业。
李伯元身后的财产纷争既暴露了他作为报人与报业经营者所获得的丰厚利润，也反映了欧阳巨源对自己早年为李代笔隐身埋名的反省。
徐枕亚因在《民权报》发表小说《玉梨魂》而万民追捧、众女倾倒、名媛求婚，终抱得美人归。
《玉梨魂》的写作属徐枕亚做编辑的义务，徐并不能从巨大的销量中直接分享收入，于是他不辞劳苦重写《雪鸿泪史》以维护其利益，另办《小说丛报》、《小说季报》和清华书局也不无名利之图。
笔墨生涯保证近代报人文人生活的直接原因是稿酬制度及其带来的经济保障。
稿酬使笔墨生涯的经济效益提高并制度化。
文学商业化使得完全以笔墨为生的人有了客观经济保障，于是有了以报刊为中心的较职业化的作家。
晚清较典型的以笔墨为生的作家有吴趼人、邹弢，民初则有包天笑、周瘦鹃、徐哲身等。
吴趼人曾在《咬文嚼字》中幽默地剖析了这种卖文生涯的实质：“我佛山人，终日营营，以卖文为业，或劝稍节劳。
时方饭，指案上曰：…吾亦欲节劳，无奈为了这个。
‟”（《新小说》第二十二号，一九零五年十一月）稿费制度不仅改变了他们的生存方式，也转变了传统文人的价值观念。
经济制度上的保障，有利于文人脱离传统士绅阶层，转变为依靠个人文化资本的新型知识分子。
范烟桥曾谈道：“旧时文人，即使过去不搞这一行，但科举废止了，他们的文学造诣可以在小说上得到发挥，特别是稿费制度的建立，刺激了他们的写作欲望。
”（魏绍昌编：《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史料部分〕，上海文艺出版社一九六二年版，167页）科举的废除是刺激性的体制变动，稿费制度的建立是强有力的社会诱因，对于近代文人的卖文为活，一个在前面诱其出山，一个在后面断绝来路，前者的意义大过后者。
包天笑一九零六年来到上海，“已流行计字数酬稿费的风气了”，到辛亥前后，他自己的小说稿酬千字三元，林纾千字五元。
包天笑任《时报》编辑，工资涨到一百五十元，但他仍然“向别处写小说、编杂志，可两倍于时报薪水”（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大华出版社一九七一年版，324—325页）。
编报纸、兼职编杂志和写小说给他带来的收入非常可观，他对于报馆生涯与自由撰稿文人的认同程度也很高。
像他这样有文采、有机遇，能够完全以文为生的报业文人和职业文人的确很典型。
对于一般投稿者，文章得到认可带来的荣誉，还有发表后那雪中送炭或锦上添花的稿酬，更是“好不快哉”！关注经济收益的投稿者喜不自禁地说，“投稿者，想酬也，非名也；得酬者，名也，兼得利也”（诗隐：《投稿赋》，载《申报·自由谈》一九一四年九月四日）。
名利双收的投稿者心满意足地说：“荣莫荣于有名誉，乐莫乐于有润资。
”（语溪蠖屈：《自由谈记》，载《申报·自由谈》一九一五年十月一日）此外，追求率性惬情的文人在风花雪月的笔墨中自恋，有志移风易俗的士人也可在嬉笑怒骂中讽世自慰。
正是因为笔墨生涯有顺应性情、名利双收的荣乐，才会有以此为生的职业报人文人，才会有乐此不疲的作家集体。
近代报人及投稿作者之间往往形成典型的地缘、人缘、学缘甚至血缘等人际网络关系，如同乡、亲戚、校友、父子、夫妻、同僚、朋友等。
《申报》主要编辑中较多江苏南菁书院校友，如雷瑨、孙东吴、张默等。
民初以陈蝶仙为中心，其子陈小蝶，其妻云女士，其女陈翠娜，其友吴觉迷、李常觉、徐哲身、周拜花等也曾长期为《申报》供稿，形成了较为固定的集体创作队伍。
假如笔墨生涯果然令人愁苦、沮丧、非常可悲，无益于生活，文人、报人、投稿者之间不可能出现“传、帮、带”的现象。
而报人与投稿作家们在创造消极形象之处，显然也传递了正面信息。
笔墨生涯的困境也很明显。
尽管稿酬制度在一定程度给报人和投稿者带来了经济利益，但大多不够优厚或不稳定。
早期报人的薪资情况颇不乐观。
《申报》主笔雷瑨回忆当年薪水最丰厚者不过银币四十元，最低只有十余元（申报馆编：《最近之五十年》第三编，文海出版社二零零一年影印，28页）。
报馆的报酬与当时私塾先生相当。
吴趼人早年在江南制造局做抄写员，月得八金，与此数也相差不远。
投入报刊及小说界后，因笔力雄健，撰稿所得优越多了，但吴始终未能实现财务自由，对向报馆、书局和书商讨生活的日子也很无奈。
他“知道书贾的可恶和笔墨生涯的可悲”，笑容满面地领了稿费，却“拿了这辛苦所得金钱，转身便向甕头觅醉”（魏绍昌编：《吴趼人研究资料》，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零年版，27页）。
他窘迫的生活现实及对待金钱的矛盾心理反映了笔墨生涯被卷入资本市场后必然存在剥削与压榨。
平江不肖生著《留东外史》时未成名，只能以千字五角的价格出手。
虽然他的武侠小说大受欢迎，但谋得湖南国术训练一职后，便毅然退出文坛，对“抽思绞脑”、“窘苦异常”的生涯感慨不已，绝“不愿更为冯妇”（芮和师等编：《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福建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318页）。
还有更多不知名的作者为了生活不得不受书商的压榨，有千字五角，甚至还有千字二角的。
除经济上的压榨外，文人们对精神上的逼迫感也难以忍受。
面对新兴的大众传媒，卖文为生的文人必须学会以读者为中心，以读者的趣味进行自我调适，向大众靠拢。
他们大多被称为通俗文学作家，他们的心态被认为是游戏的、金钱主义的。
为金钱而写作，被金钱压榨出来的作品，自然难以十全十美。
“靠着这一路文字，换得钱来……明明觉得自己的作品不能满意，但因衣食关系，只得将这些违心之作，胡乱送将出去。
”（一个做小说的：《小说作者的今昔》，载《小说日报》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十六日）粗糙、草率、庸滥等不满意的作品，色情、凶杀、黑幕等违心之作，令文人失去自信甚至尊严。
笔墨生涯的艰辛、窘迫使大多报人与文人选择了跳槽和兼职。
高太痴担任《申报》助理编辑多年，后又任《字林沪报》主笔、《苏报》主笔。
报人文人有较多进入教育体制的机会，包天笑、周瘦鹃、郑逸梅等都曾兼任教员，胡寄尘在沪江大学、上海大学等处教授诗学。
报人转向军政界的，如天台山农刘介玉曾任江北护军使刘元洁的秘书长兼军法处长，何海鸣辛亥间为汉口军政府参谋长。
转向出版业的，如刘铁冷开设了中原书局、崇文书局、真美书局。
转向影剧界的，如徐卓呆和汪优游，都担任过戏剧演员、电影演员，还合作开设了心影公司。
而姚民哀以善评书讲词而蜚声书场。
转向医学的有恽铁樵，还创办了“铁樵中医函授学校”。
其他选择律师、银行职员的，前者如胡政之、毕倚虹，后者有张春帆、李定夷。
陈蝶仙经商成功的例子颇令人瞩目。
自制作牙粉成功后，陈不断扩张，资本逾五十万元，产品四百种。
大量兼职、跳槽案例表明笔墨生涯在清末民初是一种不稳定的生计。
其中虽不乏部分敬业者，但归属感和职业认同感也有动摇。
这不能排除文人自命不凡的不安分因素，但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经济收益低，社会效益不高的事实。
此外，报人作为敏感职业也具有危险性，职业保障较差。
陈景韩曾视新闻事业为第二生命，新闻以外，一切谢绝，可算是职业报人的代表。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爆发，《申报》刊出汉阳失守的消息，“一些血气方刚的青少年来到报馆门前，指责报纸刊登这则消息是造谣惑众”。
此事对刚上任的陈影响很大，“陈景韩以后也更谨慎，不敢贸然逆读者心理，挦读者虎须了”（马光仁主编：《上海新闻史》，复旦大学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版，393页）。
尽管极为注意语言艺术，分寸尺度，陈景韩最后还是黯然离开报界，到中兴煤矿任董事兼总经理去了。
在种种现实挫折之外，“笔墨生涯”给文人带来的更严重的挫败感来自“士”理想和精神的失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