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刑徒墓葬砖铭
洛阳市朱仓村出土北魏墓铭砖探析
083阳市朱仓村出土北魏墓铭砖探析摘要：2012—2013年，洛阳朱仓村发掘出土6块北魏墓铭砖，多有纪年，主要记录了墓主的姓名、籍贯、年龄、身份、去世时间等信息。
本次及以往洛阳出土的北魏墓铭砖墓主身份多为平民；铭砖大多为墓砖的简单利用，等级性不明显；铭文行文格式相近，书体为楷隶；年代主要集中在北魏的相对繁盛时期，即孝文帝太和元年（477年）至孝明帝孝昌二年（526年）。
与以前收录的墓铭砖大多出土地点不确切、墓葬形制不清楚相比，这批经考古发掘出土的墓铭砖的发现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洛阳；邙山；北魏；纪年墓铭砖Abstract：In 2012 and 2013, six tomb bricks with inscriptions from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 were excavated at an Eastern Han cemetery in the east of Zhucang Village, Mount Mangshan, Luoyang. The bricks, in the size of normal rectangular bricks, are mostly made of blueish-gray mud, with plain surfaces or one side decorated with rope patterns. The inscriptions are on the front or back sides, mostly with date, all engraved in regular script with a hint of offi cial script style, which record the name, hometown, age, identity, time of death, and other information of the tomb owner. There are four main writing formats: only the name and related content; time of death, native place, identity and name; native place, name, and time of death; time of death plus identity. Through a comprehensive review of 10 tomb bricks previously discovered in Luoyang which have clear chronological inscriptions, sizes, and ingredients, we fi nd that the tomb owners of these Northern Wei tomb bricks with inscriptions in Luoyang were mostly civilians; most of the inscription bricks were simply adapted from common tomb bricks, which did not have a clear correlation to social stratum; the inscriptions are similar in writing format and calligraphic style, which is the combination of regular script and offi cial script, refl ecting the formative period characteristics of folk tablet inscription calligraphy of Northern Wei; there is a concentration between the fi rst year of Taihe period under Emperor Xiaowen's reign (477) and the second year of Xiaochang period under Emperor Xiaoming's reign (526), which was a relatively prosperous period of Northern Wei. Compared with previously collected tomb bricks with inscriptions, most of which lack archaeological context therefore the possibility of forgery cannot be ruled out, the newly discovered tomb bricks with inscriptions through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 is of great signifi cance.Key Words：Luoyang, Mount Mangshan, Northern Wei, Tomb bricks with chronological inscription卢青峰（洛阳汉魏隋唐都城遗址保护中心）洛阳市朱仓村出土北魏墓铭砖探析2012—2013年，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洛阳邙山孟津区平乐镇朱仓村东发掘了一处东汉墓园遗址［1］，整个遗址区被一批北魏中小型墓打破，初步统计共有87座。
墓志的起源、演变及书法启示
墓志的起源、演变及书法启示墓志的起源、演变及书法启示《墓志的起源、演变及书法启示》柴新胜马发喜中国书法艺术博大精深，光辉灿烂，在这一艺术宝库中，有一颗耀眼的明珠——墓志书法。
墓志书法艺术上起秦、汉，下至近代，历史跨越之漫长，地域分布之广泛，藏品数量之丰厚，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
墓志书法丰富多彩，书体真、行、草、隶、篆诸体皆备，反映着不同时期书体的演变与发展；在墓志书法中，不乏历代书坛宗师巨匠之作，有些作者虽名不见经传，或者没留下姓名，但其作品造诣之高，艺术之精，也是难得的艺术瑰宝。
墓志越来越受到书法界、考古界、史学界等高度重视。
迄今为止，见于著录的已有《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千唐志斋藏志》、《曲石精庐藏志》、《隋唐墓志铭汇编附考》、《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汇编》、《洛阳出土历代墓志辑绳》等大型集刊。
这些刊集，多从史料的角度对墓志作了研究和介绍，但作为书法艺术，常常带而过之。
墓志作为书法大家族中的重要成员，它是如何形成的？它的源头在哪里？它是怎样发展演变的？作为书法艺术，它给我们留下了哪些有益的启示？对此，本文做一些探讨，愿就正于方家。
一墓志的源头，可以追溯到两千二百多年前秦代的刑徒墓铭（或叫刑徒墓志）。
在清代以前，刑徒铭并未引起人们的重视。
公元一九零七年，东汉刑徒砖铭在洛阳出土，并立刻引起考古界和书学界的关注。
一九零九年，《神州国光集》第七集首先发表了刑徒砖拓本。
当时端方收集了二百余块，将其中的一百三十三块编入了《陶斋藏砖记》。
公元一九一七年，《恒农砖录》汇录刑徒砖铭文二百三十一块。
一九六四年春天，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对位于洛阳偃师大郊村西南的东汉刑徒墓地进行了大规模发掘。
共发掘刑徒墓五百二十二座，出土刑徒墓砖八百二十余块。
砖铭记录了刑徒的部属、无任（无技能）或五任（有某种技能）、狱所名称、刑名、姓名和死亡日期等。
砖铭起自东汉永初元年（公元107年），止于永宁二年（公元121年）。
汉砖：万岁不败
汉砖：万岁不败“富贵昌，宜宫堂；意气阳，宜弟兄；长相思，毋相忘；爵禄尊，寿万年”，二十四字汉砖。
阳文缪篆，在正方的砖面中分成四格，横竖线条以等距离排列，篆法方整，各字因势又长短不一，空间协调而独具匠心，被“甲骨文之父”王懿荣在四川新繁发现，广为世人所知，当为汉代出土文字砖之王者。
这类吉祥语的汉代砖文，有“千秋万口子孙益昌长乐未英”、“海内皆臣岁登成熟道无饥人”、“夏阳扶荔宫令壁与天地无极”、“单于和亲千秋万岁安乐未央”、“富乐未央子孙益昌”、“左常遂右富贵吉详”。
还有“宜子孙大吉利”、“利后子孙”、“宜侯王”、“大富安”、“长寿贵”、“不败”、“宜官”、“万岁”、“大吉”、“宜贵”、“常宜”，等等，表达了当时人们的理想和向往以及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祈望，是汉砖文字的主要类别之一。
除此之外，汉砖文还有纪年内容的砖文，比如河平元年三月七日、阳嘉二年七月、熹平三年造、永寿三年作、建初二年、延光三年、永元十一年、延平元年、永宁元年八月五日、元凤、元鼎、五凤之类，更为详细的“永兴三年闰月甲申朔廿四”砖文。
再有记事砖文，“永和五年造作，竭力无余，用庸数千，士夫莫不相助，生死之义备矣”、“延熹七年纪雨砖”等，甚至有制作匠人的名字信息，比如“朱君”、“张氏作”、“竟宁元年太岁在戊子卢乡刘吉造”。
砖，是古代建造房屋、城墙、道路、陵墓的主要建筑材料，用来砌墙、铺地、贴壁，最早出现于西周晚期的陕西扶风周原遗址。
但直至西汉，砖多只能为皇家显宦享用。
约至东汉，砖始在民间广为使用。
“益延寿”砖，左右各刻两只螭虎，四兽左右相背对称，形制奇古，据考证这块砖应当出自今陕西省淳化县，为汉武帝元封二年于甘泉宫兴建的“益延寿馆”之遗物。
这种适合不同需要的各类型砖，就出自于当时社会下层人们和民间工匠之手，经过能工巧匠们的精心设计、制模、造作、压坯、阴干等繁杂的工序流程，再入窑烧制而成。
据有关资料显示，汉砖的制作要求工艺相当高：首先，取泥要掘地几尺深，择取无沙粘土为之，还需辨别土色。
隋《邓君墓志》
隋《邓君墓志》墓志是坟墓内或坟墓上的碑文，分"志"和"铭"，一般为记述死者生平或悼念性的文字。
埋葬死者时，刻在石上，埋于坟前。
一般由志和铭两部分组成。
志多用散文撰写，叙述死者的姓名、籍贯、生平事略;铭则用韵文概括全篇，赞扬死者的功业成就，表示悼念和安慰。
但也有只有志或只有铭的。
可以是自己生前写的(偶尔)，也可以是别人写的(大多)。
主要是对死者一生的评价。
墓志铭在写作上的要求是叙事概要，语言温和，文字简约。
撰写墓志铭，有两大特点不可忽视，一是概括性，二是独创性。
墓志铭因受墓碑空间的限制，篇幅不能冗长，再说简洁明了的文字，也便于读者阅读与记忆.因此，不论用什么文章样式来撰写墓志铭，均要求作者有很强的概括力。
汉朝大将韩信的墓联为:"生死一知已;存亡两妇人。
"寥寥十个字，高度概括出韩信一生的重大经历。
(节选自《应用写作》月刊1996年第6期《墓志铭写作摭谈》) 隋代碑刻和墓志书法流传较多。
隋碑内承周、齐峻整之绪,外收梁、陈绵丽之风,故简要精通,汇成一局,淳朴未除，精能不露。
隋代著名的碑刻有：《龙藏寺碑》、《曹植碑》、《贺若谊碑》、《孟显达碑》、《宁口碑》和《董美人墓志》、《苏孝慈墓志》、《元公墓志》和《元公妻姬氏墓志》等。
这些碑刻和墓志，结体或斜画竖结，或平画宽结；风神或浑厚圆劲，或秀朗细挺；都能符合变化，自成面貌。
隋《邓君墓志》墓志的产生与墓葬中标志墓主人身份的社会习俗有很大的关系。
考古发掘证明，商周时期的墓葬中尚没有发现明确用于说明墓主姓名的铭刻。
学者们是根据陪葬的青铜器和器物上的铭文，结合文献记载来推测墓主身份官职。
秦汉时期的考古发掘表明，当时已经存在着标志墓中死者身份的志墓风气，但还没有固定的器物。
1979年12月，秦始皇陵考古队在临潼县赵背户村发掘修建始皇陵的秦刑徒墓中，发现了18件刻在残瓦上的姓名籍贯刻辞。
这批草率刻写在建筑用瓦残片上的铭文记录了建陵死者的籍贯身份与姓名，与后代墓志的作用、埋设方式已十分相近，已经具备了标志墓中死者的性质，有人称它们是最早的墓志。
侯开嘉俗书与官书的双线发展规律
侯开嘉俗书与官书的双线发展规律俗书与官书的双线发展规律侯开嘉关键词：书法⽂字演变俗书官书汉字中有⼤篆、⼩篆、⾪书、章草、今草、⾏书、楷书等不同的字体。
它们是在⽂字演变过程中出现的不同形态的字体，这些已为⼈们所熟知了。
后来，⼜有⼈根据⽂字在应⽤中，有利于辨认和利于书写的两种性质，把汉字划分为正、草⼆体。
清⼈刘熙载说：“书凡两种：篆、分、正⼀种，皆详⽽静者也；⾏草为⼀种，皆简⽽动者也。
”（《艺概》）近⼈郭绍虞和郭沫若都主张把汉字划分为正、草两个体系，在《从书法中窥测字体的演变》和《古代⽂字之辩证的发展》⼆⽂中，他们通过正、草⼆体的相互演变来研究汉字发展史，为中国⽂字的发展指出了⼀条较清晰的轨迹，但是，他们对⽂字发展的认识，仍有遗憾之处，如郭绍虞先⽣认为：“波势之⾪⾄东汉才成熟。
”郭沫若先⽣认为：“天下的晋代书都必然是⾪书体。
”显然，这两个判断现在看来都已经过时了。
因此，把汉字划分正、草⼆体系进⾏研究仍有其局限性。
我认为，在中国⽂字发展的过程中，还存在着俗书和官书两⼤体系的现象。
古代的⽂字，由于受到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的影响，有着严格的分⼯和时代的特点，这样，就产⽣了官⽅应⽤字体和民间应⽤字体的分⼯。
所谓官书，即是在特定的时期内，官⽅认定的和社会公认的庄重的书体；所谓俗书，即是民间流⾏的⼿书体。
官书⽂字的内容⼀般必须是记事颂功，或是宗教经⽂，写的⽬的旨在以显当代，保留长久，能垂昭后世；⽽俗书的⽂字内容⼀般是公牍⽂稿、尺牍抄⽂，写的⽬的旨在⽅便快速。
官书⼀般是铸造在重要的⾦属器⽫上或铭刻在⽯碑上；俗书⼀般是写在简牍或纸张上。
由于时代发展，俗书和官书之间出现了衍变关系，它们在不同的时期是有着不同的所指。
仅从表⾯上看，俗书和官书与⼴义的正、草⼆体有⼤略相似之处，但在实际上，由于研究的⾓度不同，它们的内涵有着较⼤的差异。
官书肯定是正书，但正书就不⼀定都是官书；草体肯定是俗书，但正书也可能是俗书。
例如，在西汉时期，⾪书的波磔⼽法体势已具，已经成为成熟的正书，然“终西京之世，学⼠⼤夫不留意此，故彝⿍所识，碑碣所刻，皆不复⽤之。
洛阳古代墓葬文化探析
洛阳古代墓葬文化探析洛阳是中国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拥有着丰富的古代墓葬文化。
这些墓葬不仅是古代人们对逝者的追思，更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和艺术价值。
本文将探析洛阳古代墓葬文化的特点与意义。
洛阳的古代墓葬文化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距今已有几千年的历史。
据考古学家的研究，洛阳地区的古代墓葬类型多样，包括坟墓、墓园和陵墓等。
最有代表性的是洛阳的皇家陵园和贵族墓葬。
洛阳的皇家陵园建筑宏伟，规模庞大。
例如东汉时期的洛阳东汉员陵、唐代的长陵等都是当时建筑工艺的精华之作。
皇家陵园是君主统治力量的象征，也是对君王功德的纪念。
其中葬有的陵墓多为土木结构，取材于数百千里之外，堆土成山，再栽树草木等，形成了宏大的山水景观。
洛阳的皇家陵园在规模、布局、建筑风格等方面都具有独特的特点，展示了当时的建筑水平和文化风貌。
洛阳的贵族墓葬也是洛阳古代墓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贵族墓葬通常规模较小，采用的建筑形式也不同于皇家陵园。
贵族墓葬主要有地下室形式，地下室内设有棺椁、陪葬品等。
这些墓葬不仅展示了当时贵族社会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还蕴含着丰富的艺术价值。
唐代的贵族墓葬以八仙过海、松竹庵等题材的壁画和石刻等艺术作品在史学、美学、艺术学等方面具有重要价值。
洛阳古代墓葬文化还体现在丰富多样的陪葬品上。
从考古发现的墓葬中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陪葬品，有金银器、青铜器、玉器等贵重物品，也有陶瓷器、织物等日常生活用品。
这些陪葬品不仅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经济繁荣和文化水平，还为后人了解古代生活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
洛阳古代墓葬文化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和艺术意义。
它是对历史发展过程中各个时期社会形态、文化传承、地方特色等方面的历史记忆。
古代墓葬文化还是研究古代社会经济、文化、宗教、艺术等多个方面的重要途径之一。
通过对墓葬的发掘和研究，可以更深入地了解古代社会的面貌与变迁，揭示古代人类思想、信仰、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内涵。
洛阳古代墓葬文化是洛阳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探析墓葬的类型、建筑形式、陪葬品等可以了解到古代社会的历史、文化和艺术特点。
洛阳古代墓葬文化探析
洛阳古代墓葬文化探析洛阳, 作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之一, 具有丰富的古代墓葬文化。
在洛阳的许多地方都能找到古代墓葬的遗迹, 这些墓葬不仅具有历史价值, 还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和艺术造诣。
洛阳古代墓葬文化深厚而广泛, 对于研究中国古代社会、文化、宗教和艺术都具有重要的价值。
古代洛阳墓葬文化的形成与演变, 与洛阳所处的地理位置、政治地位、经济实力、精神信仰等多方面因素都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洛阳位于中原地区, 地处黄河流域, 自古以来就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曾经是多个朝代的都城所在地, 这些都为洛阳的墓葬文化提供了丰富的历史遗产。
特别是在古代, 作为帝王都城的洛阳, 蕴含着大量的皇家陵墓和名人墓葬, 这些墓葬均体现了当时社会的政治、宗教和文化特点。
在洛阳地区, 最为著名的古代墓葬莫过于洛阳周口店遗址。
这是一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址, 也是中国考古学的发源地之一, 其间出土的遗物, 不仅在中国, 也在世界上享有盛誉。
周口店遗址的发掘, 为了解古代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生产生活方式、宗教信仰等提供了宝贵资料。
而在周口店遗址中发现的古代墓葬则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文化信息, 直观地展现了古代洛阳地区的社会生活和墓葬风俗。
这些古代墓葬中出土的陶器、玉器、玉石器、青铜器等文物, 不仅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 也对于研究古代洛阳的文化、宗教和艺术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除了周口店遗址, 洛阳地区还有着众多古代墓葬, 这些墓葬反映了不同时期洛阳地区的墓葬风俗和文化特点。
例如, 洛阳的八公山汉墓, 这是一组罕见的西汉时期墓地, 其中出土的文物包括青铜器、陶器、玉器、铁器等, 这些文物不仅在数量上丰富, 在工艺水平和艺术造型上也颇具特色, 对于研究西汉时期的社会、文化和艺术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另外, 洛阳的龙门石窟更是以其丰富的佛教艺术墓葬而著称, 这些佛教艺术作品不仅在规模上庞大, 在工艺和造型上也极具艺术价值, 对于研究中国古代佛教文化和艺术风格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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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刑徒墓葬砖铭
洛阳刑徒墓葬砖铭
刑徒墓砖，清末时就有出土。
清《陶斋藏石记》和《恒农冢墓遗文》都曾有过记载。
一九六四年洛阳南郊发掘了五二二座刑徒墓，墓葬砖得以大量的出土，砖上的铭文书法亦渐被重视。
在发掘中我们知道这些墓葬砖的铭刻时间在公元一O 三——公元二一五年期间(永元十五年——延光四年)。
现有的资料证实，这些刑徒墓葬砖上的铭文有先朱书而后刻者，也有直接以刀刻划者。
大概是因为对待那些死去的刑徒不必那样认真的缘故，铭文刻画多草率。
用刀之法有些象秦诏版中简率的一路，使人感受到天真，质朴，奔放不羁的美。
按情理《刑徒墓葬砖铭》当属汉砖类，然观其拓片却没有汉砖和汉瓦当那种凝重美，据说刑墓砖是把砖头磨光后，再刻上铭文的，非翻模所为，所以它不类汉砖拓片，倒很象汉金器上的凿刻铭文。
当然它纵横舒展，用不着象汉金文那样受装饰趣味的
约束，它大小随意，也用不着象简牍文字那样排列成行。
最妙不过的是几乎不用波
挑，但隶书特征，体势全在，这一点是很值得我们重视的。
图文参考黄惇庄希祖刘诗等著的《历代书法名作赏析》(江苏美术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