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商帮研究
宁波商帮论文,精品
宁波商帮论文,精品商帮，一个辉煌的老宁波前言：宁波商帮，一个响亮的名字，也许是无数经历了风风雨雨的“老宁波”记忆深处的那一片沸腾的热血。
作为中国传统“十大商帮”之一，宁波商帮那段神秘而又引人不禁遐想连篇。
所以我们利用了暑假论文的机会，去探寻那古老、纵横天下的那片热血！绪论：商帮是古代的地区商业集团，它是以地域为中心，以血缘乡谊为纽带，以“相亲相助”为宗旨，以会馆，公所为其在异乡的联络、计议之所的一种既“亲密”而又松散的自发形成的商人群体。
它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在明清时期逐渐形成。
明清时期最著名的十大商帮宁波商帮就占据一席。
19世纪中后期宁波开埠以来，“宁波商帮”迅速壮大，以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和经营才能称雄于中国工商界、金融界达大半个世纪，特别是在上海，势力遍布金融，航运，商业，工业等主要产业，以致蜚声中外，为世人瞩目。
形成及原因分析：1、明清时期宁波商帮初步形成据考证，宁波在外经商的商人结成商人集团或商帮，大约在明代末年。
而其初步形成的标志是天启，万历年间，鄞县药材商人在北京设立“鄞县会馆”。
明末宁波籍商人在北京等地的经商活动是相对分散的，并无稳固的联系。
作为同乡组织，会馆的宗旨为“以敦亲睦之谊，以叙桑梓之乐，虽异地宛若同乡，”其宗旨主要是“建制义园”，“妥厥旅魂”，举办公益事业等。
但它毕竟是以商人为主的同乡会馆。
这一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与社会风气的开放，加上人地矛盾加剧，不少人纷纷外出经商，出现了如鄞县孙氏，李氏与慈溪陈氏，董氏这样的商业大家族。
除了上述会馆外，清初慈溪成衣商也在北京创建浙慈会馆，清乾隆，嘉庆时期，上海，汉口，苏州，温州，南京，常熟等商业重镇以及江南市镇中的盛泽双林南浔等地也纷纷出现宁波商人会馆。
如常熟的宁绍会馆，汉口的浙宁公所。
这时的会馆除了“叙同乡之谊，联同业之情”外，还研究商务，邀集同业订立行规，团结同乡等，但会馆之设，与京师，在宁波商帮的初始形成阶段，其主要活动在北京主要经营行业是药材业与成衣行，同乡会馆同样是区域开放的产物，它促进了宁波商帮的形成。
宁波商帮和温州商帮发展历程比较研究
“宁波商帮”的成功经验浅析
不仅 因 为享受高薪待遇积 累 了可 观 的货币资本 ， 而且 也
使他们 有可 能在 自己创 办 的企 业 里 效仿 西 方企 业 的管理
思 想和 方式 ， 建立 了 一 套 机构健全 、 效率较 高 的 管理 制
度 ， 有 力地推动着 宁波 帮 的 崛起和 壮 大 。
3 体恤劳工 勤俭互 助
宁波 帮企 业 家深谙 “ 得人 心 者得 天 下 ” 的哲理 ， 在
而效益极佳。 宁波人 机灵敏捷 ， 善捕商机。
向西 方学 习 ， 讲究融 中西 文化为一 体 的企业 管理 ， 是
宁波帮成功 的经验之 一 。 由于 宁波是 近 代 中国第一 批对外
开放 的通 商城市 ， 得 以领风 气之 先 ， 较早接触到西 方文化
及 其 管理 。 而 这 一 接触 的前沿 便是 “ 洋行 买办 ” 。
企业 内部注 重 融合 劳 资关 系 ， 增 强 凝 聚 力 。 例 如 ，
1 9 3 7 年 8 “ 1 3 ” 前 夕 ， 大 华船舶 无 线 电通 讯 公 司 地 处
上 海 四 平 路 的 分 厂 职 工 被 困 。 老板丁 佐成 不 畏艰 险亲 自
出马 到 四 平 路 带领职 工 绕道虹 口 香烟桥 ， 经 外 白渡桥 回
力相 助 。
随着 自身 力量 的不 断增 强 ， 宁波 帮还 把 乡谊 联 系扩
大到 了浙东乃 至 整个浙江 地 区 。
羊 有跪乳 之 恩 ， 鸦有反 哺之 义 。 “ 宁波 帮 “ 有生 生
不 息 的爱 国情感和 浓郁醇厚 的 乡土 情结 。 “ 宁波帮 ” 中的许多人 不 仅 把经 商视 为 自己和 家
自己地址 ，字最当 后头物的归共原济主。 ， 客感其诚 ， 又 受其 义 ， 相 伴 赴 闽经 商 ， 包 家七终靠于 以一诚帮起c0家。
“宁波商帮”经世致用思想探源——以黄宗羲为中心
“宁波商帮”经世致用思想探源——以黄宗羲为中心兴盛于19世纪的“宁波商帮”被认为是继徽、晋两大商帮之后势力最强的地缘性商人群体。
他们不怕苦、敢冒险、敢为天下先、求实而乐于探索，他们以其强烈的创业精神与杰出的经营能力抒写了中国商业史上的百年辉煌，至今仍活跃在海内外而名闻遐迩。
如今的“宁波商帮”不仅致力于兴办产业，而且还积极投资于教育事业的发展，同时他们也注意自身文化方面的修养，准备以更高的姿态投入浙江和中国的经济建设中去。
如被评为“2003四川十大英才”的宁波商人张静涛一直以“创新求精，拒绝平庸”的求实人生态度，埋头于事业发展，经过5年不懈努力，历尽千辛万苦、说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他创立的成都久益科技产业有限公司已经成为西南三省档案装具行业的龙头企业，为社会提供就业机会多达400余人。
作为一个年轻的创业者，张静涛具有自己人生的远大目标，他爱好学习，他给自己确定了一个这样的目标：创业者——企业家——教育家——慈善家，他把提高自身的文化素质作为人生的目标之一。
另外，张静涛还花了很大力气建立和推行学习机制。
据了解，公司员工每周六都要培训。
培训内容很广，包括营销技术、职业道德、人生理想等等对员工有益的方方面面。
他认为：只有从文化上提高员工的素质，学以致用，才能有利于一个企业的发展。
主张学以致用，学习对实际有用的东西，这就是宁波商人。
因此，要解读宁波经济活力之谜，离不开对“宁波商帮”创业精神的文化根源的探究。
在“宁波商帮”形成的众多营养源之中，地域文化被认为是宁商大面积活跃的最主要的深层次文化基因。
这就离不开对明清时期浙东学派经世致用思想以及它和商品经济之间互动关系的探究。
一、经世致用思想产生的文化和经济根基生于浙江省余姚县黄竹浦的黄宗羲是明清时期“经世致用”新学风的开创者。
以黄宗羲为代表的明清思想家提倡的经世致用思想，简单地说就是要学习对现实社会有用的东西，研究学问要和社会实际相结合，不要空谈，要活学活用。
宁波帮的文化特征
旧宁波府所属鄞县、镇海县、慈溪县、奉化县、象山县、定海县六县,所谓“宁波帮”就是指这六个县在外地经商的商人集团。
宁波所属的六个县是浙江滨海港湾和岛屿的主要所在地，正因如此，宁波商帮文化主要的不是儒家文化,而是海洋文化。
这使得近代宁波商帮有大海的胸怀，大海的气魄，因而是海魂商魄。
海洋文化的特征是开拓进取、审时度势、敢于冒险,反映在宁波商人群体上，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勇于拓展近代宁波商人善于开拓市场,占领市场。
《鄞县通志》说:“甬俗轻,夙称善商,行贩坐贾,遍于海内”。
《定海县志》也说:“国内北至蒙古,南至粤桂,西至巴蜀;国外日本、南洋,以及欧美,几无不有邑商足迹”。
宁波商人除在本省杭州、台州、温州等地经商以外,还在北京、上海、汉口、天津、沙市、苏州等城市在商界位据要津，特别是上海，成为宁波商帮主要活动地域，“沪地为宁商辏集之区”。
到清末，宁波旅沪经商者不下数十万人。
一些宁波帮巨商成为上海的风云人物。
清末民初上海工商界曾流行一句话：“上海道一颗印,不及朱葆三(定海人) 一封信。
”上海两条以华人名字命名的马路———朱葆三路和虞洽卿路,都是宁波商人。
宁波商帮的活动地域在海外分布甚广。
《慈溪县志》称，邑人“四出营生,商旅遍于天下”。
十九世纪末一批宁波商人闯荡海外,依靠智慧和勤劳,在日本和南洋等地,创造了不凡业绩。
20 世纪40 年代，香港是战后宁波商人活动的大本营。
旅港宁波人以香港为跳板,又以香港为依托,进一步向日本、东南亚和南美洲等地发展。
像香港的两位世界船王,一位是董浩云，他从供职天津航运公司,到自己创办中国航运信托公司,盛时有轮船近150 艘,总吨位达1200 万吨,被誉为“现代郑和”。
另一位是包玉刚,他以一条旧船进军航运业,经过近20 年的奋斗,登上了世界船王的宝座。
他们把自己的企业发展成为全球性的企业,反映出宁波商帮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和开放闯荡的广阔胸襟。
宁波商轮公司创办人虞洽卿世界船王董浩云二、善于创新宁波商人保持特色的传统行业的同时,独具慧眼,适时更新经营项目,经营新兴行业。
毛概宁波帮解读
宁波帮形成后第四个重要的发展时期是20 世纪四五十年代以后的数十年。这一时期 有一批宁波帮工商业者移资海外各地，但 大部分宁波帮工商业人士以香港这个国际 自由贸易港为中心继续发展，其后裔与20 世纪80年代以后移居海外各地的宁波籍人 士一起，被称为现代海外宁波帮，他们在 海外创造的业绩，举世瞩目。
劣势： 对资源能源依赖性强 能耗物耗系数高 ， 浙江民营企业的领先地位受到挑战
未来：向东是大海
宁波帮精神
树高不忘根的赤子情怀 不甘居人后的开拓精神 大海容百川的开明思想
至实而无妄的诚信品德
励业重义理的互助风格
树高不忘根的赤子情怀
据不完全统计，自1982年至今，已有600多位华侨华人、港、 澳、台同胞向宁波市捐赠2000多个项目，折合人民币已超过 12亿元。 welcome to use these PowerPoint templates, New 从捐赠内容来看，宁波帮捐赠的重点为教育、医疗卫生、公 Content design, 10 years experience 益福利和文化体育等社会事业。其中，教育事业占捐款总额 的百分之七十以上。 中兴中学、龙赛中学、兆龙小学、逸夫小学、庄市小学、仁 爱中学、张和祥小学、镇海中学、职教中心等等，都是宁波 帮捐资兴建，或捐资设立奖教、奖学基金 宁波大学
宁波帮形成后第一个重要的发展时期是清 乾嘉时期。这一时期宁波帮海商获得迅速 发展。宁波帮的活动区域不仅在长江和南 北洋，而且延伸到海外，经营着合法而颇 有规模的对日贸易。由于这一时期宁波帮 的大发展，使一个普通的中国沿海地域商 帮，一跃成为国内著名商帮。到1840年鸦 片战争爆发前后，中国已由十大商帮演变 为晋帮、粤帮、闽帮和宁波帮四强争雄的 新格局。
至实而无妄的诚信品德
“宁波商帮精神”的历史文化探源
“宁波商帮精神”的历史文化探源130多年前，德国地质学家利希霍芬曾多次到浙东沿海考察，并著有《中国——亲身旅行和据此所做研究的成果》一书，他在讲到宁波人时这样写道：“沿海有特殊种族，如宁波人。
宁波人在勤奋、努力奋斗、对大事业的热心和大企业家精神方面较为优秀……宁波人是浙江人中的特殊分子……尤其是商业中的宁波人，完全可以和犹太人媲美。
”至于这个德国地质学家说的对不对，这一个多世纪以来宁波商帮的表现已足以证明。
二十世纪以来，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十大商帮中许多商帮已逐渐式微乃至衰亡，如山西商帮、陕西商帮、山东商帮、徽州商帮等等，而宁波商帮却历久不衰，一枝独秀，称雄于海内外，成为世纪奇观，其原因何在？宁波作协副主席、宁波商帮的资深研究者王耀成在《百年商帮，系于国运——为新千年而作》一文中作了精当的剖析：“探索近代宁波帮长盛不衰史，有两个鲜明特点：其一，宁波帮始终得到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和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人的关怀；其二，宁波帮始终高扬爱国、奋进的旗帜，系一己之命运于国运，与民族之兴亡共兴亡。
”正如王先生所剖析的，纵观宁波商帮的发展历程，在漫长的历史河流中，宁波商帮始终坚持了爱国、奋进、走在时代的前列，它勇于变革，开拓创新，富有韧性，务实大气，兼容并包，究其原因，其精神实质的形成和宁波地域文化的特点、经济社会的发展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
宁波商帮之所以能够成功，之所以能够发展到今天而经久不衰，本质原因就在于它是吸取了宁波历史文化的营养而发展起来的，而宁波文化最本质的特征是符合社会历史发展要求，所以，在宁波商帮的身上也是集中体现了宁波历史文化的精华。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同的地域文化造就了生存其间的人们不同的秉性和精神面貌。
地域文化是指在特定地理位置和自然疆域内形成的具有强烈地域特征和明显地方特色的社会文化系统。
地域一般是从古代沿袭而来，地域文化也由于历史的文化发展而形成其特征，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延续下来。
它在保留传统文化精神和思想结构的背景下，带有独立性、地域性和特殊性，更多地体现着地区性的风俗传统、心理状态、生存方式和行为观念。
《宁波商帮文化》精品课件 第四讲 宁波商帮印象——做人做事 立德立业(5)
一个宁波人团结一致共御风险的故事。
第一节 团结的力量
4.宁绍轮
1908年，沪、甬交通已有三条轮船往来行驶， 即法华东方公司的立大轮、英商太古公司的北京轮和 招商局的江天轮。
严信厚、朱葆三、虞洽卿等人一起，以造福桑梓为 口号，发起了认股集资的募捐活动。每二十五为一股， 多者不限，1909年，以六十五万元为资本金于成立 了宁绍轮船公司，买的船也命名为“宁绍轮”，意为 宁波、绍兴二地的自家船。“宁绍轮”开通后，票价 定为五角，并在轮船上树立铭牌“立永洋五角”，表 示永不涨价。
第一节 团结的力量
1. 四明血案
因原建筑地处北城护城河上，地势较低。道光 年间，公所首领又组织同乡人募捐以“四百八十文为 一愿”，计募到一万六千余愿，垫高地面，重建公所， 并建成地藏殿和纯阳殿。随着以后宁波来上海的人数 激增，四明公所就发展成为上海势力最强的同乡会馆。
第一节 团结的力量
1. 四明血案
第一节 团结的力量
1. 四明血案
1849年，四明公所被划入法租界。由于公所素 不纳捐税，其地法租界当局觊觎已久，又因公所之地 用作停放和埋葬棺椁，既不卫生，又容易传染疾病， 法国人想让坟地迁出。1873年，法租界公董局以辟 宁波路(今淮海东路)、西贡路(今丹阳路)为借口，要 求四明公所迁让坟冢。1874年，四明公所董事据理 力争，建议道路改道，并愿意支付因此而产生的一切 费用，同时还呼吁上海道和上海知事及法驻沪领事出 面协调，但公董局态度强硬。
第一节 团结的力量
2. 俄兵杀死周生有案
达成四条协议：(1)将案卷验送清驻俄公使胡惟 德，照询俄外交部转咨俄海军部复核。对地亚克判刑 4年，未便允准，应判禁8年为宜。(2) 地亚克刑期应 以自押到俄国之日起算。(3)应给恤银于死者家属。 (4)俄舰兵民，应围禁保护，不得任令游荡，酗酒滋 事。后阔雷明表示可以接受这些条件，执行对地亚克 的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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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商帮研究叶辉（周一上午）2013年12月摘要：宁波商帮在中国十大商帮中后来居上，迅速发展，是中国近代最大的商帮。
它有其自身的特点，不仅善于开拓活动地域，还善于因时制宜地开拓经营项目。
他们的致富之道非常有特点，也非常实用：以传统行业经营安身立命，以支柱行业经营为依托，新兴行业经营为方向，而往往一家经营数业，互为补充，使自己的商业经营在全国商界中居于优势地位。
从20世纪20年代发展起来，遍布全世界，在改革开放，特别是90年代后，呈现出全方位多领域的发展趋势。
关键词：宁波、儒学、教育、现代、中西结合。
一、传统商帮的创富秘诀中国古有十大商帮分别是山西晋商、徽州徽商、陕西、福建闽商、广东粤商、江右赣商、洞庭、苏商、宁波、龙游浙商、山东鲁商等。
其中晋商、徽商、潮商势力最大，影响最远的三大商帮。
16至18世纪中国发生了一场商业革命，尽管它是一场未完成的革命，但正由于这场“革命”，才使得十大商帮相继崛起。
1、晋商学而优则贾晋商学而优则贾理念深深隐藏在晋商的心中，溶化在他们的血液中。
正因为如此，使得晋商的文化程度相对于其他商帮是比较高，他们的经营模式也是最先进的，股份制、资本运作等现代经营方式，已经在他们身上萌芽。
一个经商世家之所以经久不衰，是因为这些晋商不仅是商人，也是有学识之人，言传身教，治商有方，并在家族内形成重教之风。
2、徽商贾而好儒大凡称之为儒商的人，理所当然是一个睿智的人。
在他们身上，既充满优秀传统文化的烙印，又有和时代发展相适应(或超前)的道德水平和文化素质。
他们懂得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则，有驾驭市场变化的能力。
他们集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于一身，恪守做人第一，经商第二的准则。
商人的务实和精明，加之厚重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使得他们处处体现着儒家理想人格的魅力。
总之，儒商是属于有知识、有道德、有谋略、会赚钱的人。
3、广东商帮内涵丰富近代粤商发扬了古代广东商人的冒险开拓、独立进取的商业精神，而在参与国际商业贸易的过程中，近代潮商又具有了某种开放的心态。
在近代广东商人身上，我们看到传统文化与近代商业文化的某种有效的结合与融合。
而正是这种文化的发展与融合，也许才是粤商继晋商、徽商衰落之后仍能发展，并进一步成长的原因。
4、福建商帮亦盗亦商随着封建社会的消亡，福建商帮却在海外南洋、台湾等地开辟出新的商业场地。
福建商帮中的许多商人，正是以自由商人的身份，大无畏地开拓海外市场，终于在福建帮这棵枯树上开出了新枝，使福建商帮的商业精神在海外华人和台湾的福建籍人身上得到延续。
5、陕西商帮行道多多虽然贵为中国十大商帮之一，且民风习俗与山西商帮相近，但在外人看来陕西商帮见识短浅，在各个方面都无法与晋帮相比。
而对于商业资本的使用上，陕西商人采取的是土财主方式，很少有人投资手工业，这与江南地区商人积极发展手工业的情况恰恰形成鲜明的对比。
6、山东商帮全民经商山东人经商，是好的地区的人要经商，不好的地区的人也要经商。
一个省份的人，经商的动机和条件相差甚多，仿佛是中国十大商帮的综合缩影。
这在中国是仅见的。
7、宁波商帮后来居上宁波商帮形成的时间较晚，但其发展势头却非常之快。
他们的活动区域不断拓展，最终形成四出营生，商旅遍于天下的局面。
宁波商帮不仅善于开拓活动地域，还善于因时制宜地开拓经营项目。
他们的致富之道非常有特点，也非常实用：以传统行业经营安身立命，以支柱行业经营为依托，新兴行业经营为方向，而往往一家经营数业，互为补充，使自己的商业经营在全国商界中居于优势地位。
8、龙游商帮海纳百川龙游商人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和海纳百川的肚量，是他们良好的经商心态的反映。
他们虽然是出自一个偏僻之地，既无官府支持，又无强大的宗族势力作坚强后盾，但他们却能在强手如林的各大商帮中崛起，自立于商帮之林。
9、洞庭商帮善于审时度势洞庭商人十分讲究具体的经营手段，而这些手段看起来则非常符合现代经商的要求。
洞庭商人非常注意市场信息，时常预测行情，在经商过程中，洞庭商人会根据市场行情与商品交换的情况变化而变化自己的经营策略，不拘于成见，只要有利就行。
洞庭商人还会根据当地实际情况，比如商人资金和民风特点，因地制宜的采取独特的经营方式。
10、江西商帮讲究贾德江西商人讲究贾德，注重诚信是江西人质朴、做事认真的性格的一个外在反映，也是江西人头脑中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自然流露。
江西商人还善于揣摩消费者心理，迎合不同主顾的要求。
总之，以销售尽手中的商品和捕捉商机为原则，这是江西商人发财致富的经验总结。
二、商帮发展不完全，衰弱的原因16至18世纪中国商业革命未能完成，有其经济和政治原因：第一，经济发展失衡，商业革命缺乏后劲。
第二，封建势力对商业资本的摧残和压制。
第三，商业资本控制生产之路狭窄。
16至18世纪，中国没有发生资本的原始积累，没有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奠定基础，中国的商业革命到此停止了前进的步伐。
三、宁波商帮历史渊源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特别是生产力的逐步改善，商品交易逐渐增多，尤其到了明清时代商品数量广泛，种类繁杂，商人队伍在此间得到迅速扩展，而且竞争日益激烈。
在封建社会，统治者一直推行“重本抑末”的政策，也就是重儒轻商、重农抑工，当时在社会阶层的排序中，“士、农、工、商”四类行业，“商”屈尊末位。
对于商人而言，国家根本没有明文的法律保护，而民间又对商人冠以“奸商”的歧视。
因此，在那样的年代，商人自发地利用他们天然的血缘、乡里、宗族关系团结起来，相互支持，和衷共济，就成为市场价格的接受者、制定者和控制者。
不仅如此，商帮能够内部规避恶性排斥、外部增强竞争力，并借用封建体制内集体的力量，趋利避害，保护自己，形成壁垒。
商帮就是在这样一种特定的经济和社会背景下应运而生，并且逐步发展，达到鼎盛。
1920年，上海公共租界共有华人68万，而其中宁波人竟占40万人之多。
以上海作为一个最大的集散地，宁波人，宁波帮，这群从小闻惯了海风腥味的人们，这一传统儒学教化之下的新兴商帮，带着商人的精明开阖却不失书生的道德操守，完成了从传统商业到现代商业的转型，真正在中国的近代经济舞台中脱颖而出。
四、宁波商帮新型商业文化（一）在海外的宁波帮中，包玉刚是一位有号召力的人物。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北京会见了一位香港来的客人，他就是大名鼎鼎的“世界船王”包玉刚。
1984年8月1日，邓小平说过一句对后来影响深远的话：“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
”在邓小平的讲话鼓舞下，包玉刚行动起来了，他无偿捐资1000万美元建了一座饭店。
对此，他没有别的要求，只要求用他父亲的名字命名“兆龙饭店”。
邓小平为饭店题写了店名。
而在众多的捐款中，也许人们记忆最为深刻的是他为家乡宁波捐资兴建宁波大学。
1984年月12月19日，是个大吉大利的好日子。
这一天，中英两国正式签订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
也就在这一天的晚上，包玉刚与当时的宁波市长耿典华签订了筹建宁波大学的正式协议。
这真是历史的巧合。
1985年10月29日，宁波大学破土动工，仅用了13个月，新建的宁波大学就迎来了她的开学典礼。
邓小平的重要讲话，包玉刚的率先垂范，这对海外宁波帮不啻是巨大震动。
赵安中、曹光彪、李达三、顾国华、汤于翰、黄庆苗、朱绣山等一大批海外“宁波帮”纷纷捐资，包氏家族也继续出资捐建宁波大学。
一个在故乡办学的热潮，在海外的宁波帮中蔚然成风。
今天，当人们走进宁波大学的校园，你会发现这座优美的校园称得上是“捐资助学博物馆”。
每一幢楼都诉说着宁波帮人士对“百年树人”的深刻认识；铭刻着宁波帮人士对家乡的赤子情怀。
“要真正富裕起来、强大起来，就靠教育，就靠人才”，这正是他们的共同认识。
（二）宁波人办教育是有传统的。
它又与一位年轻的改革家王安石名字连在一起。
正是他指给了宁波人又一条出路。
1047年，27岁的年轻知县王安石从今江西临安风尘仆仆地踏上了宁波的土地。
王安石是一位十分执著而务实的人，他把离衙门不远的一处破旧的庙宇改建为县学，并亲自从深山寻找到五位知书识字的老先生出山执教。
这五位人物，便是日后在浙东学术史上著名的“庆历五先生”。
宁波文化的种子播种发芽了。
从此宁波有了作为学子科举考试的专门场所“考试院”。
十余年后，当王安石以参知政事的身份为宋王朝部署改革的时候，宁波的第一代进士也产生了。
那些农人商民的孩子经过十年寒窗开始成才，不久，即产生了宁波历史上的第一位状元。
这些原本安放在宁波孔庙里的历代的儒学碑，无不颂扬着王知县当初的开蒙之功。
王安石的意义并不在于使少数的民间子弟通过读书做官而从闭塞的小城走向全国，他的更为重要的影响恰恰在于他从此倡导了一种价值取向，形成了一种耕读传家、商儒并生的传统。
这以后宁波出了2432名进士、12名状元，出了数万名举人和数十万名秀才童生，更为重要的是，王安石开创的那种“田家有子皆习书，士儒无人不织麻”的社会氛围，那种尚文尚礼、崇信崇义的地方文化精神，成为了一代代宁波人人格理想的精神支柱。
这以后，从宁波走向全国的基本上就是两种人：商人和学人。
所以，从19世纪末以来，包括包玉刚在内的众多宁波帮一直都盼着在自己的家乡有一座属于自己的大学。
但在积贫积弱的旧中国，他们美好的愿望始终未能实现。
只有在新中国，在改革开放的年代，包玉刚们的抱负才得以实现。
（三）唐宋（618-1279）以来，宁波人向外拓展的目光开始转向中国漫长的海岸线。
假舟楫之利的宁波商人，开始与日本、高丽、东南亚沿海国家有了贸易往来。
而与宁波毗邻的上海，更成为他们活动的主要区域。
三江汇流的宁波，是中国最早开放的贸易口岸之一。
开放带来的商业文明，使宁波人拥有了一种闯荡天下的勃勃雄心。
耸立在宁波江滨老码头上的雕塑，成了这座城市某段历史的注脚。
它所表现的，正是印记在一代代老宁波记忆里最常见的情景。
当地的口语，向来把外出经商形象地称为“跑码头”。
沙船是当时的南方最常见的一种商船，尽管这种只有三尺阔的平底木驳船，常常经不起海涛的颠簸，但与走西口的山西人相比，“跑码头”的宁波商人，却似乎少了一些悲凉，多了一份放达。
到1840年鸦片战争前夕，已经有很多宁波商人走出故乡的四明山，来到隔海相望的上海。
在那个交通并不快捷的年代，乡音成了游子心中最温暖的慰藉。
1797年，宁波人在上海的第一个同乡团体“四明公所”建立了。
对于当时旅居外地的宁波人来说，组织同乡团体不仅仅是出于一种自然的乡情纽带，更是出于一种生存的需要。
1819年，宁波籍的号商和船主在上海建立了“浙宁会馆”，而在上海干手艺活的宁波籍下层民众，也本着“亲帮亲，邻帮邻”的互助精神，于1831年建立了“水木业公所”，会众基本上是泥、木、石、雕、锯的匠人。
以上两个同乡团体，前者是同乡的互谊组织，而后者则是同乡的行业协会。
另一种更具特色的同乡性的行业，也在这时出现在宁波人聚居的上海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