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教版高中语文必修四第二单元第六课辛弃疾《水龙吟》赏析

辛弃疾《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赏析
本文拟以辛弃疾的词《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为实证材料||，以系统论为宏观控制方法||，用层次分析法作微观切割||，据此还原出文本各个层面的原始内涵||。

先看物态层||。

文本如下：
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
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

遥岑远目||，献愁供恨||，玉簪螺髻||。

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

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

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

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
词曲《水龙吟》的声情是一支清沏嘹亮的笛曲||。

上片陈列了九种物象：楚天、秋水、远山、落日、楼头、断鸿声、游子、吴钩、栏杆||。

其中有大景||，有小景；有静景||，有动景；有远视||，有近观；极写登临之景||。

九种铺陈之物象||，本无联络||，但作者把心境的愁、愤物象化||，移情及物||，“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于是万物皆被激活||，显示出无比巨大的内聚力||，从而生成浑然一体的九种物象||。

然后||，歇拍又稍点文学角色之处境||，之感慨||，至此||，所见、所闻、所感已基本描写叙述完毕||。

下片连用三个典故：张季鹰归隐事、许汜求田问舍刘备反对事、桓温北伐见柳垂涕事||。

典故曾是历史上的客观存在物||，从意识与物质的关系这个视角看||，如果我们把进入文本的客观存在物叫做“象”
||，那么我们也可以把这三个打上了作者主观情感烙印的典故称之为意象||。

关于辛弃疾词中用典的问题||，前人、今人多有微词||。

有人认为是逞才||，有人认为是掉书袋||，有人认为因此造成了文本的艰涩||。

其实不然||。

用典最迟应出现在先秦的“称诗”风尚中||，另外||，文学的语言应该是文学的||，而不应该仅仅是生活的||，它的特点之一就是延续性||，延续的内涵包蕴着承接和创新||。

而且用典还能使文本具有一种含蓄美||。

所以||，正如《莲子居词话》所言：“辛稼轩别开天地||，横绝古今||，论、孟、诗小序、左氏春秋||，南华、离骚、史、汉、世说、选学、李杜诗||，拉杂运用||，弥见其笔力之峭||。

”三典连用||，应是一种胆识||，一种才学||，一种气势||。

三典中又灌注了“江南游子”的怀抱、失意||，于是结句悲怆而作天问式的泪语：“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
再看形象层||。

“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两句||，为全词奠定了悲剧的情感基调||。

唐宋词涉及“清秋”||，常传达伤情离绪||。

李煜的“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柳永的“更那堪冷落清秋节”莫不如此||，“水随天去秋无际”言秋水浩渺||，文学角色的运数何尝不然？
上片勾勒出一个恢弘阔大的环境||，大环境必需负大力者||。

下片的文学角色在国运衰微之时||，不屑张季鹰归隐、许汜求田问舍||，而以刘备、桓温自况||，试图力挽狂澜||，重振国威||，于是||，一个卓然独立、傲啸古今的英雄耸然凸现||。

然而||，英雄的至大至刚之正气||，凌云般的大抱负||，却“无人会”||。

江山依旧||，年华已逝||，宝刀空
老||，英雄落泪||。

文本塑造的文学角色是一个政治上失败的英雄||。

谢枋得《祭辛弃疾稼轩先生墓记》言：“大仇不复||，大耻不雪||，平生志愿||，百无一酬||。

”可为明证||。

在阔大的环境中||，英雄一腔热血||，满身硬骨||，正可剑倚长天||，气冲斗牛||，放马驰骋||，一试身手||。

然而||，因“无人会”||，只好“倩何人||，换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作者用“能留”的手法||，情感跌宕||，由高峰陡降波谷||，潜气内转||，摧刚为柔||，化飞龙之志为椎心之痛||，英雄身心被束缚||，请缨不成||，壮志难酬||，内心沉郁||，压抑住不平之气||，连用三典||，从另外一个视角看||，既可看作意象||，也可视为比喻||，暗示一片丹心||，惟天可鉴||。

再分析社会生活层||。

孟子在《孟子万章下》中曾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

”在这里||，他鲜明地提出了文学评论的一个原则：“知人论世||。

”我们借此原则也来梳理一下辛弃疾在创作此文本前后的南宋社会格局||。

一是女真族建立的金政权强大于北宋末年||，然后逐渐扩张领土||，先灭辽||，又南下侵占北宋的北方广大区域||，北方人民多家破人亡||，有的则背井离乡随宋室南迁||。

二是南宋大厦倾危||，偏居一隅||，建都临安||，朝野上下||，和战两派论争激烈||。

其一是金军不时南侵||，荼毒生灵||，朝野中的爱国派莫不义愤填膺||，力主恢复||，这一派中又可分为两类：持速胜论的激进派和主张持久战的务实派||。

其二是金国国力日盛||，朝野中的妥协派日惧||，力主“南北有定势||，吴楚之脆弱不足以争衡于中原”||。

这两派的力量对峙或失衡||，或平衡||，遂有或仓猝北上论兵||，“赢得仓皇北顾”；或割地赔财物乞安宁之诸多态势||。

人既是自然的人||，也是社会的人||。

国际、国内的社会格局必然影响着个人的命运||。

辛弃疾既不见容于主和派||，也不见容于持速胜论的主战派||，也就是说||，这样一个孤标傲世的英雄处于夹缝之间||，不为时代、世人所容||，正与鲁迅写《彷徨》时的处境、心境相同：“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

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

”因此||，辛弃疾悲剧的命运也就成为必然了||。

再分析人性层||。

人性伴随着人类相生相灭||，它具有历史性、时代性、具体性、共通性等特点||，而人格又是人性积淀淘洗而成的英华、结晶、光辉||。

瑞士心理学家荣格把人格界定为它“通常是指一个在各方面都具有抵抗能力并充满能量的精神整体——一个理想的成人模式”||。

他接着又阐释道：“人格是人的内在特性的最高实现||，它是一种勇敢地面对生活的行为；是对形成个体一切因素的完全证实；是对与最自由地实现自觉相联系的一切生存条件的最佳适应||。

”由此返视文本中的文学角色||，他虽然巍然自立||，出类拔萃||，充满能量||，但并不能抵御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不能与一切生存条件构成最佳契合||，恰如荣格所言||，人格有如传统哲学中的“道”一样||，是“一切事物固有内涵的完全实现”||，人格是一种理想模式||，是人性航程中的路标||。

因此||，我们可把文本中的文学角色与海明威《老人与海》中“可是一个人并不是生来要给打败的”、“你尽可把他消灭掉||，可就是打不
败他”的桑提亚哥充溢的人格美||，类比称为缺憾的人格美||。

接着分析作者意识层||。

作者出生于山东济南||，彼时家乡已被金人占领||，宋室南迁已十三载||。

他早年失怙||，由具有民族气节和爱国思想的祖父抚养长大||，其间耳闻目睹金人的残暴||，内心忧愤逐渐外化为抗金、南归等行动||，但南归后||，却一直或“专业不对口”||，或弃置不用||，在南归后的第七年||，也就是公元1169年||，他在建康通判任上登建康赏心亭||，“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感慨抒怀||。

概括起来说||，作者意识在文本中流露出了三点||，一是渲染内心苦闷||，抒发抱负；二是期望上达天听；三是感化世人||。

最后分析集体无意识层||。

文本中||，文学角色似在为个体的命运、前途而忧虑||，但滤去这些障眼的信息||，采用归因理论||，无国便无家||，文学角色实在是为国家民族的命运、前途担忧||。

这是文学作品中常常表现的一种忧患意识||。

《诗经王黍离》当是它的原型||。

东周时一个王朝大夫到镐京来||，见到宗庙宫殿均已毁坏||，长了庄稼||，不由“行路靡靡”||，“中心摇摇”||，发出了“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悠悠苍天||，此何人哉”的天问||。

由此下衍||，代代有爱国思想的文人士大夫当民族矛盾尖锐之时||，或国破家亡后||，无不在文本中灌注深深的忧患意识||。

王国维曾说：“稼轩之词豪||。

”辛弃疾的豪放词至少有四个特点：爱国词、英雄词、摧刚为柔、以诗文为词||。

它有别于苏轼超然、心静的旷达的士夫文人之词||，而是一种“抚时”词心、忧患意识与使命感紧密交织又摧刚为柔的英雄豪杰之词||。

辛弃疾更自觉地开拓了
一个创作视野||，他的豪放词集中地展示了当时最撼动人心的时代课题||，寄寓了他所处生活时代志士仁人的悲与恨||，是乱离时代报国无门的英雄豪杰的悲壮歌声||，山河破碎、宝刀空老的深沉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