徘徊在北大清华的旁听生纪实故事
考研不成,在北京大学旁听了6年
考研不成，在北京大学旁听了6年最近，界首市民于仲达很忙，出版社的电话不停地打来。
今年8月份，他的新作《北大悟道》等3本书将要出版。
于仲达离开家乡在北京大学做旁听生，一坚持就是6年时间回溯到2007年前，那时的于仲达是界首市一名广播记者。
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他多次报考研究生，均因英语成绩不合格而失败。
2007年，他离开家乡，到北京大学做了一名旁听生，一坚持就是6年。
他把自己的经历、人生感悟、学术思想等变成文字，先后出版了《北大偷学记》、《问道北大》等，总字数达150万字。
农村少年的梦想上世纪70年代，于仲达出生于界首市的一个小村庄。
父亲是教师，后来做了乡镇干部。
于仲达自幼爱读书，读中学时，他独自到县城的图书馆,借阅列夫·托尔斯泰的小说和顾城的诗文集等，书中的内容深深地吸引了他。
这些书伴随了于仲达的整个中学阶段，让他萌发了人生的第一个梦想：要当个作家，当个诗人。
生活与理想总有一些差距。
1998年，于仲达毕业后进入界首市广播电台工作，成为一名广播记者。
期间，小城单调的生活让于仲达一度感到痛苦，他不满足于这种生活，于是，一边工作，一边观察社会，写下了30万字的随笔《暗夜里的过客》，并渐渐迷上了鲁迅。
为改变命运，于仲达工作之余苦读，备考研究生，但因为英语差，没有过关，痛失迈入高等学校深造的机会。
在此期间，于仲达的系列网文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关注，深圳大学、安徽大学的学者先后通过网络和他联系，希望于仲达报考他们的研究生，但他的英语一直是个难题。
一次偶然的机会，于仲达听说旁听生在北大已成为一种现象，占据了某些教授课堂的较大比例。
于仲达眼前一亮：“考不上这些教授的研究生，我就去北大旁听他们的课程。
”为求学住进地下室刚进入北大时，于仲达发现，旁听是北大的传统。
一次，某知名教授对当天到场的学生进行调查，发现课堂上的30多名学生，真正来自北大的学生只有五六人。
对于这些旁听生，媒体称之为“北大边缘人”，而北大在学术上则与在校生一视同仁。
高三励志故事在北大跌倒,从清华爬起
高三励志故事在北大跌倒，从清华爬起高三励志故事：在北大跌倒，从清华爬起1999年8月，咸宁市鄂南高级中学学生李学生家长亮亮以646分的高考总分被北京大学录取，年后，他在北大因考试作弊被劝退。
二次高考，他以1分之差被挡在中国人民大学门外。
2001年，李亮亮破釜沉舟发起三次冲刺，2002年8月，他终以全市二名的高考成绩被清华大学数学系录取。
本人通过电话了在清华园学习的李亮亮，并赴咸宁采访，了解到个清华中学生颇具传奇色彩的奋斗经历。
考试舞弊，北大骄子被劝退咸宁市鄂南高级中学高级中学旁间不足10平方米的本人房。
70多岁的李茂炳老人从箱子里翻出大摞荣誉证书，证书上都写着儿子李上尾斑名字，这是他作为其父的骄傲。
李亮亮1982年出生于黄冈市嘉鱼县，9岁时，父母离异。
1996年9月，他以优异成绩被保送入省重点鄂南高级中学。
为了儿子的学业，从家本人煤矿退休的父亲在鄂南高中旁租了间房陪读。
在这重点高中所尖子云集的重点中学，李亮亮成绩直名列前茅，尤其是数学。
在老师同学眼中，他就是清华北大的人。
1999年7月，李亮亮在高考中发挥失常，只考了636分，要填报自己喜爱的北大数学或经济管理不可能了。
在班主任熊正维老师的建议下能，他估分了北京大学化学系。
这年，他以总分646（曾获全国数学大赛国家等奖西欧国家可有10分加分）被北京大学地质系招生。
名校的录取通知书，反而让李亮亮陷入两难。
父亲李茂炳以他老矿主的亲身体会，不请求儿子上地质系，要他复读。
经过剑拔弩张的思想斗争，这年9月，李亮亮还是踏进了北大校门。
进入自由自在的校园，李亮亮渐渐放松了对学习的要求。
他开始逃课通宵上本人打游戏。
结果二学期的《大学物理》考得团糟。
考试结束后，李亮亮突然感到忧虑：自己仅剩门课不及格了，要是《大学物理》再不及格……考试结束后，李亮亮到物理系找老师，看到试卷就摆在老师的同学办桌上，他不禁灵机动：何不找个机会偷偷把没做的题目给补上。
二天中午，他躲进办室偷改试卷时，被老师抓了个正着，这严重的舞弊行为渐渐被通报到教务处。
纪实故事周学农：“空”也是“空”
纪实故事周学农：“空”也是“空”纪实故事周学农:“空”也是“空”周学农:“空”也是“空”一禅的宗旨是“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直截了当解决人生的问题。
心中有禅的人，是个什么样的呢,我想，他应该是一个明心见性破除“我执”的人。
周学农先生就是这样一种人，他那清瘦的脑袋里装满了般若智慧，仿佛永远没有烦恼。
周学农，1968年10月5日出生，哲学博士，北大哲学系副教授，佛教学者。
周先生清瘦骨奇，气宇清朗，专治佛学和禅宗，用语诙谐，很受学生欢迎。
据闻，周学农先生是哲学系的“四小天王”，粉丝无数，逸事良多。
我在北大旁听期间，分别听了他开设的《六祖坛经》、中国佛教史、佛教原著选读。
他的中国佛教史课很受欢迎，属于全校通选，旁听生众多。
记得，周先生有一年讲隋唐佛教，印象最深的是对三教关系的，他举了傅奕和韩愈两个例子，谈到儒家和道家对佛家的批判，讲得十分生动。
他把玄奘说成是中国佛教史上最著名的“海龟”，说他翻译的佛经著作忠实于原著，并指出这点不如鸠摩罗什的翻译有趣。
周先生说，武则天做女皇帝时曾借助了佛教资源作为舆论准备，并说她与神秀和慧能的关系很好，将佛教与政治的关系分析得十分透彻。
周学农先生授课的地点多集中在理教和二教，他的《坛经》专题，我经常光顾。
特别是在2007年下半年，那时候还没有从精神的苦痛之中走出来，许多问题一直纠结着我。
我爱向周先生问一些问题。
我说，慧能是否受到老庄的影响,鲁迅为什么批庄禅,庄子是否逃避现实,末了，我叹口气说，他们都不能互相代替。
周先生笑曰:“是呀，他们也不能代替你呀～”接着，他举了一个著名的禅宗公案: 有一香客，在路上走着走着，突然天下起了大雨。
于是，这人就躲到屋檐下躲雨，恰好看见观音撑着雨伞在前面雨中走着。
于是他立刻向观音请求道:“观音菩萨，普度一下众生吧，带我一段如何,”“我在雨里，你在檐下，而檐下无雨，你不需要我度。
”观音说。
这人立刻跳出檐下，站在雨中:“现在我也在雨中了，该度我了吧,”观音说:“你在雨中，我也在雨中，你要想度，不必找我，请自找伞去～”说完观音便走了，留下这个郁闷而无话可说的人，站在原地。
记者探访叛逆孩子考上名牌大学不为人知的背后
记者探访叛逆孩子考上名牌大学不为人知的背后北京是祖国的首都，也是中国名校云集的地方。
它不仅是卧虎藏龙、大师辈出的地方，也是中国培养亿万富翁和文化学者最多的地方。
2021年，李鑫以659分的高考成绩拿到了名牌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成了周围所有人追逐和羡慕的对象。
然而就在两年以前，李鑫还是一个令家长头疼、让老师抓狂的问题少年，因为打架被记过2次、在寝室里看黄片被抓1次，谈恋爱、逃课、考试作弊、赌博、四处游玩，反正该干的坏事，他几乎全干过。
大家都说：这个孩子其实很聪明，就是因为太懒，整天就知道玩手机，不愿意学，所以成绩才会上不去。
妈妈为了让这个“混世魔王”能有点出息，给孩子请过最好的家教、报过最好的辅导班，可这个不成器的东西，似乎对所有的坏事都有兴趣，唯独对读书提不起任何兴趣，不管家长怎么打、怎么骂、怎么讲道理，他就是一点也不长进。
李鑫最大的缺点是“自控能力差，喜欢玩手机和电脑游戏”，李鑫妈妈以前的策略是一旦发现就禁止，可最终的结果往往是：妈妈越禁止，孩子沉溺得越深。
因为李欣的妈妈改变了孩子的学习方法，李欣终于考上了名牌大学。
对于李鑫的学习问题，妈妈已经陷入迷茫，她已经不知道用什么方法能够让孩子对学习有兴趣。
2018年，李鑫妈妈在同事的聊天中发现，同事的孩子跟自己的孩子出现一样的问题，成绩差不爱学习，但是现在确可以考入重点大学，父母还不用怎么去管，在追问下才知道原来她们是让孩子改变了学习方法。
在同事的推荐下，李鑫妈妈刻不容缓的去给孩子买了一套这套高效学习法，使用一周后发现，李鑫对学习不反感了，1个月之后成绩有了飞跃的提升，对于之前的辅导班、培训班，李鑫妈妈后悔不已，早知道有如此大的改变，她早就买了，也不会花那么多的冤枉钱。
电视台专题访问报导，问题孩子也能考上名牌大学！李鑫的妈妈告诉我们，之所以李鑫后面有如此大的改变，她主要是让孩子按照这套高效学习法系统性学习，这套学习方法其实很简单，总结起来也就三个步骤，如果家长都能够让孩子去学习，她相信大部分“无药可救”的孩子，都将走上人生巅峰。
北京大学插班跟读生
北大旁听生是北大的一个特殊群体，自1898年创办京师大学堂到现今，可谓北大历史传统。
沈从文、毛泽东等都是北大旁听生，在他们的回忆里，北大旁听是为美谈。
近两年来，北大不允许社会人员及旁听生在食堂就餐以及人大不允许旁听生进入某些教学楼等事件引起不小争议，北大旁听生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
笔者本人到目前为止有着一年半的北大旁听经验，也认识了部分北大旁听生，对这一群体感同身受了解一些。
广义上的北大旁听生包括没有选修此门课的北大学生和非北大在校注册学生。
本文中主要介绍后者。
北大旁听生主要有三大类：游学者，考试族，周边高校的学生。
游学者这一类是北大旁听生中最具个性的群体，以较低学历的学生为主，还有一些诗人、商人、学者、作家，甚至大学教授。
他们大多怀着对精神或物质的追求，来到北大这块心中的“圣地”。
他们形态各异，自有活法。
张某是笔者的老乡，男，21岁，来自山西一个小县城。
2003年初中毕业，因不想“再受应试教育的毒害”上了中专，结果忍受不了“堕落”的环境，在一个学期后便退学，理想破灭后于2004年到北京吉利大学就学，发现并不比中专好多少，理想再度破灭，整日郁郁寡欢。
这期间到北京大学参观，一下子就被北大“风景”所吸引，第二年开学时便“先斩后奏”，拿着给吉利大学的一万多学费搬到了北京大学。
尔后告之父母，父母欣然同意。
按照张某的说法，当初的想法是如果能天天在晨曦的未名湖跑两圈，他就感到人生无忧了。
偌大的北京举目无亲，一切都得自己去拼，找房子，吃饭，课程表等等。
抱着绝境逢生的心态，他厚着脸皮在北大四处寻求帮助。
北京不愧为首善之区，北大更是首善中的首善，张某很快在朗润园租到房子，办到了北大的长期饭卡，虽然要加15％的管理费，同时又办了借书证，借了课程表。
很快张某开始了充实紧张的生活，白天听文学院法学院的课或图书馆自习，晚上听讲座或到大讲堂看演出。
偶尔到周边书店淘书，一晃就是三年有余。
张某现在对北大已是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不夸张地说比很多北大人都熟悉北大，比如现在他已能很好地判断该听哪个教授的课，哪个讲座纯属扯淡不值一听，参加哪个活动可以赠送丰厚礼品，哪个研讨会没有意义。
【六年级】六年级写事作文 清华北大入门记
【六年级】六年级写事作文清华北大入门记出了圆明园，来到清华大学校门口，哇，真是人山人海，沿着校园的围墙是常常的队伍，简直可以跟万里长城相提并论，我们顿时没那么精神了。
在烈日炎炎下排这么长的队伍等待简直不能忍受。
突然旁边走来一个人，看见我们无精打采的样子，说：“要坐车进清华校园吗？不用排队等待！”妈妈和大姨听了高兴地同意了。
我的心里虽然想着回宾馆，但一听到可以马上进去，心里还是一阵高兴。
那个司机让我们坐上他的车，来到了清华大学的东门，可是被保安拦住了。
保安请司机出示证件，可司机却说自己把证件落在家里了，让保安放他的车进去。
可是保安铁面无私，坚决不同意。
我们的心情顿时一落千丈。
司机只好掉头，他又跟我们说：“我带你们去南门，那可能可以进去。
”妈妈就对那个司机说：“那你去南门吧，要是不能进去的话，我们一分钱都不给你！”司机竟然同意了。
真的可以进去？我和妹妹又开心地开始哼起歌来了。
到了南门，司机让我们下车走到门口，原来这是个住宅区的入口处，司机跟那个保安交涉起来了，但交涉的结果是不能进！天哪，我顿时感觉周围的空气都开始嘲笑我们的无知，我们碰上了一个不靠谱的坏司机。
我们只好回宾馆了，第一次进清华失败了。
第二天，我们打算先去北京大学，这次我们碰到了一个比较有经验的司机，虽然花了不少钱，但是还是顺利地进去了。
司机带我们进北大时，他把我们带到北京大学里面的博雅饭店门口，然后给我们一张房卡，让我们拿着房卡走进饭店旁边的北京大学的校门，哦，他是让我们假装是博雅饭店的住客，博雅饭店的住客是可以随时进入北京大学的。
后来，也是这个司机还带我们进了清华大学，这次进清华可就轻松了，什么都不用说不用做，那司机的车就光明正大地开进去了，原来这司机的车是在这里登记过的，这样的车是可以随便进出的。
坐在这司机的车上，妈妈问司机生意怎么样？司机说今天已经拉了很多人进去了！哇，那也就是说这个人今天赚了好多的前，拉一趟150元，拉10趟就可以赚1500元了！在车上司机跟我们讲了很多他拉游客进去的故事。
名校旁听生：他们都有卑微梦想
名校旁听生：他们都有卑微梦想本周人物·名校旁听生有这样一群人，他们聚居在北大附近，常年旁听。
按照传统来说，对知识的追求应该是一种高贵的行为。
但对于这群北大“边缘人”，会有不同的目光。
最大的争议莫过于，连生存都不能保证，甚至拖累家人，何必呢？其实细究起来，不过是因为他们仍在卑微时，或者说，他们大部分人可能一辈子都会处于这种境地，对他们来说，北大的旁听有什么用？这件外衣对他们来说是否过于华贵？我们常常津津乐道于传奇。
比如说，曾经在北大旁听的沈从文、瞿秋白、丁玲、金克木等，他们最终成名于天下，旁听的经历也成为佳话。
毛泽东也常被冠以北大旁听生的身份，虽然有研究认为毛泽东并未旁听过北大的正式课程，但大多数人更愿意相信他曾经旁听过。
北大讲究兼容并包，允许旁听一直是传统。
蔡元培的“无人不当学，而亦无时不当学”是敞开课堂的最佳理由。
这些传奇显露的是北大精神的一条脉络，不以知识为大学私产的开放精神。
但是如果有一个人，他在北大旁听了十几年，其貌不扬，甚至因为窘迫浑身散发着不那么好闻的气味，孤僻无言，明眼人也可以看出他没有任何成功的潜质。
这就不是传奇，而更容易被看成偏执和逃避。
《新京报》的相关报道里有一句话，“他们舍不得离开”。
北大在他们眼里成为一种象征，他们一旦进入，哪怕是以旁听生的身份进入，就不愿意脱离。
每个人来旁听的原因和目的都不一样，但是这种“我在此”的荣耀感是一致的，被知识包围的满足感也是一样的。
我曾经遇到过北大的旁听生。
他们往往是最后一个离开教室的，离开教室回到出租房是一种从梦想到现实的转变。
他们有各自排解的方式，有的人会努力地和老师、学生交流，让自己有融入感。
有的人会以不停地看书的方式来维持梦想的恒定性。
还有人会不断地整理北大成功的旁听者的案例来激励自己。
当这些排解无法抵制现实的压力时，就会选择离开。
其实旁听生是具有很大的流动性的，并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坚持若干年。
有人考研成功，有人有了心仪的工作，这段旁听的经历成为一段美好回忆。
天才理论生活中的例子
天才理论生活中的例子超级天才——于敏我们从小就从教科书里知道，“两弹一星”元勋，邓稼先院士。
却不曾知道，于敏和邓稼先一起工作的过程中，能进入某些领域，真正负责临门一脚的，正是于敏院士。
于敏绝对称得上是，世界级的绝世天才。
可就是这样一位天才科学家，却很少被人知晓。
1944年，于敏考入北大物理系，因为酷爱数学，于敏经常一有时间就去数学系旁听。
在一次数学系组织的考试中，因为试卷极难，数学系的天才们平均分不足20分，最高的也不过60 分，但就在这时，老师批出了一份100分的试卷，一张属于旁听生于敏的试卷。
一时间，于敏在北大名声大噪，成了那些天才们眼中，真正的天才。
于敏研究生毕业的第二年，美国引爆了世界上第一颗氢弹。
当时正值朝鲜战争期间，中国受到了美国核武器的严重威胁，伟人当即下达了紧急的指示：“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有！”就这样，于敏在钱三强和彭桓武的邀请下，加入了原子能研发的工作。
在不到4年的时间里，于敏的论文，让我国的原子核研究，上升到了全新的高度，他与杨立铭教授合著的，《原子核理论讲义》，是我国第一部原子核理论专著。
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日本专家朝永振一郎，亲自跑到中国，点名要见于敏这位奇才，当得知于敏竟然没有任何留学经历，研究完全从零开始之时，朝永振一郎忍不住称赞道:于敏真是中国的“国产士专家1号”！1961年，苏联引爆了氢弹“沙皇炸弹”，其威力是美国在日本投放的原子弹的3000多倍，这一消息震惊了世界。
看到氢弹威力比原子弹大那么多，中国决定加紧对氢弹的研发。
1961年的冬天，钱三强再次找到于敏，希望于敏能加入氢弹的研发工作。
这让于敏十分很错愕，要知道原子弹和氢弹，可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于敏对原子弹的研究有十几年了，而对氢弹领域的相关知识，是完全空白的状态。
出于大局考虑，于敏最终决定接受这个难题，在对氢弹毫无知识储备的情况，于敏靠着一张白纸和计算尺，经过废寝忘食的计算，终于在1965年，完成了氢弹的理论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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徘徊在北大清华的旁听生纪实故事
2月22日，52岁的浙江兰溪香溪镇菜贩范国梁第一天在北京大学旁听。
听完上午四节課，他说感觉还不错。
2008年，范氏家族修族谱时，范国梁偶然发现自己是宋代理学思想教育家范浚的第28代子孙，便起意要重新修订先祖古籍。
由于之前只念过三年书，范国梁一横心，打定主意要上北大。
这件事传开后，有人佩服他的勇气，也有人认为这是不切实际的梦想，是中国版的“堂吉诃德”。
事实上，在北大、清华等高校“游学”的旁听生数以千计，从二十出头，到年过花甲，形形色色。
“不去北大，死不暝目”
2月18日下午，范国梁带着简单的行李，坐火车来到了北京。
发现自己是范浚后人，范国梁从此迷上了他的著作，先后拿出全部积蓄7万余元重修范浚墓，又整理刊印范浚作品集。
此番北上求学，他更是希望找到范浚所著《香溪集》的元代、宋代原本，把古文翻译成现代文。
虽然接受正规教育的时间不长，范国梁2000年退休后，却曾以总成绩286分获得全国大龄考生第一名，被贵州师范大学破格录取。
本科毕业后，他又连续五年旁听该校研究生課程。
现在，他在北大和清华旁听的是中文系博士生課程。
范国梁坦言，虽然积极自学，但要看懂古文很难。
“字我都认识，但不能正确断句，很痛苦。
”他说。
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网上结识了曾在北大旁听的老乡柳哲，对方建议他来北京多学习学习。
通过北京大学中文系原办公室主任张兴根，范国梁拿到了北大图书馆的借书证、阅览证。
上課第一天，教授也没有另眼看待这位已过知天命之年的“学生”，只是很平常地让他搬张椅子来坐。
“北大真是个求知的好地方。
”范国梁由衷地感慨道。
因为生活拮据，范国梁在距离北大约半小时车程的地方租了间10平方米的小屋，房租每个月700元。
他还打算将原本旁听三年的时间缩短为两年。
“平时吃用省点儿，没課的时候去捡捡破烂挣点钱，总能熬过去的。
”他计划将每天的生活费控制在10元以内。
一锅8角钱的面条，配上5角钱榨菜，他就能对付一顿晚饭。
范国梁没有告诉家人他的打算，只是说“先去(北京)看看”。
“先去看看”几乎是所有北京高校旁听生“敷衍”家人的话。
43岁的北大旁听生施经军，为了生计，很长一段时间都在工地打工。
没有住处时，他就栖身在下水道里。
躺在阴冷的管道中，施经军常回忆起自己“红”过的那段时间。
年轻时，他在老家浙江的村里办过一份小报，报道村里团员的工作和乡亲们的生活，四个版加一份副刊，内容都由他采写。
施经军还因此受过省领导的接见，“小村里的人受大领导接见是很荣耀的事。
”他得意地笑了起来。
心怀文学梦，施经军曾数次提出要到北京闯一闯，都未能实现。
39岁那年，施经军决定要为自己的文学梦做最后一搏，他对妻子说：“如果我再不去北大，也许永远就没机会了，哪怕是去看一看也行，不然我死不瞑目！”
窘迫的生存现状
嘴上说着“先去看看”，真的进了北大、清华的課堂，这些旁听生都舍不得走。
施经军刚来北京那段日子，住在北大吉永庄附近的一处平房里，房租每个月220元。
5平方米的房间漆黑、阴冷，只能放下一张小床和一张桌子。
这是房东家的储藏室，以前还用来养过狗。
2007年，28岁的余云开来北京时，住的也是这么大间“斗室”。
房子在香山附近，冬天没有暖气，每个月房租200元。
由于离学校太远，余云开每天凌晨5点就起床乘车去学校，晚上9点半才能回家。
房东李云霞说，余云开每天很少说话，就是看书。
“最难的时候一两天都吃不上饭。
我只能给弟妹打电话，让他们寄些钱给我，或者找熟人借。
”余云开说。
他从不下馆子，都是自己在家做饭吃，但不管怎样节省，伙食费和房租加起来，一个月怎么也要500元。
来京旁听四年，余云开至今没穿过一件羽绒服，冬天只穿一件厚点的夹克。
他说自己极少得病，顶多就是小感冒。
“得病了就得买药、去医院，这些都得花钱。
”余云开说。
找个工作，边打工边读书，是大部分旁听生的选择。
旁听生常俊曙幸运地当上了北大红三楼的保安。
每天等老师全部
离开办公楼后，他将大门上锁，巡视各楼层后，关上楼道的灯，一直值班到次日凌晨。
红三楼一楼的楼梯间被一道半米宽的木门隔出来，里面不足四平方米的空间里，放着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这就是常俊曙的住处，也是他每晚读书的地方。
每个月1000多元的收入，让常俊曙对现状很知足。
不被“家人”看好
矿业大学附近的一家地下招待所里，一张床位每个月400元。
这里是69岁的清华旁听生李文超的住处。
他已经成了这里的名人，辗转前来采访的记者走了一拨又一拨。
住在招待所里的其他人并不羡慕李文超。
一些人还忍不住悄悄告诉记者，“劝他回去养老，他不听，这么大岁数读什么书？真搞不懂。
”
“孤独？我不孤独。
我每天都去听課，晚上9点半才回来，一切都挺好，挺丰富的。
”李文超的言语间似乎在掩饰着什么。
不少旁听生说，有时教室里同学太多，旁听生只能自己搬把椅子坐在过道里。
另外，由于旁听生和正式学生在年龄、教育基础等方面的差距，也使他们极难融入正式生的群体。
常俊曙虽然吃住、读书、工作全在北大校园里，这里俨然已成了他的“家”，但有的“家人”并不看好他。
去年，常俊曙第一次考研落败，保安队里的一些人觉得这样的结果”再正常不过”。
他的一个同事说，知道常俊曙在考研，队里的保安都会议论，“人家正式本科生都未必能考上，更别说他是大专毕业了。
”
在余云开租来的小屋里，书本等物品摆得满满当当。
虽然有些不愿承认，但书籍间摆着的化妆品，还是“泄露”了他有个女朋友。
他承认，女友在精神和生活上给了他不少帮助。
过去的两个除夕，余云开都在出租屋里度过，“不是没想过回家尽孝，我觉得我还年轻，还能多学东西、做点事情。
”余云开说。
出路在哪里？
出路在哪里？无论是已旁听15年的柳哲，还是刚到京1个月的范国梁，都面临着这样的思考和选择。
2006年，23岁的王小兵辞职后，带着女友为了考研来北京旁听。
他回忆道：“当时我想，要是考不上，我们就分手，不能耽误人家。
”住在六郎庄的出租屋里，王小兵边复习，边过着节衣缩食的生活。
两个人靠发传单、看管库房、做苦力、做销售员来维持生计。
最终，他考上了中央民族大学的研究生，如今在香港中文大学读博。
“很多旁听生都想通过这个途径改变命运，但代价太大了，现实能把人的精神压垮。
”他说。
得知王小兵的经历，常俊曙很兴奋，“这正是我要走的路，考研，考博，最好以后能到大学里任教、搞学术。
”今年1月，常俊曙第二次考研，报的是北大中文系。
在专业課全都及格的情况下，38分的英语成绩还是大大拖了后腿。
“如果这次还没考上，就再考一年。
”常俊曙这么打算。
穿梭在北大、清华、人大、航天航空大学的施经军，就这么忙忙碌碌过了四年。
已有文章见诸报纸副刊的他，觉得自己离文学梦已经
越来越近。
余云开目前正在修改一部12万字的书稿。
此前，他将书稿寄给多家出版社，但只得到一家的回复，称稿子还需要修改。
为此，余云开辞去了兼职工作，在旁听之余，专心地改起了自己的稿子。
北京大学教务处相关人士表示，具有开放精神的北大并不排斥外来人员旁听。
原则上，在北大旁听需要花钱办理旁听证，但不少旁听生不愿花这钱，确切的旁听生数量很难统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