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孟山都转基因作物进口中国排第一

专访孟山都：转基因作物进口中国排第一不论现在人们如何争议孟山都，都不影响资本市场对它的认可。

2014年，在全球市场，孟山都总销售额达到158亿美元。

截至2015年9月11日，孟山都股票每股收于92.49美元，市值432.7亿美元。

成立于1901年的孟山都，总部设于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

初创时并非以农业为主要业务，而是一家化学品公司。

它开发了从糖精、化肥到杀虫剂、除草剂等一系列产品。

进入1970年代，公司业务转向农业化学领域，主打产品是“农达®”牌除草剂，草甘膦是其主要活性成分，因此也被称作草甘膦除草剂。

草甘膦是迄今为止除草谱最广的除草剂品种，即一次施用可杀死大多数植物，具有用药成本低、传导性强、药效好、环境兼容性优良等特点而被广泛使用。

1972年首先在美国取得登记后，至今已在世界100多个国家登记注册，成为全球作物保护市场中销售额最大的农药品种。

1980年代，孟山都将发展方向转向种业，成为全世界最早投入农业生物技术研发的公司。

值得关注的是，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草甘膦生产国。

2014年，中国共出口71.2万吨草甘膦产品，销往131个国家和地区，阿根廷、巴西、美国成为出口目的地排名前三的国家。

1923年，孟山都将糖精业务引入中国，这是孟山都跟中国可追溯的最早渊源。

随后再次跟中国产生交集是在1996年，经营农化业务和生物技术授权业务。

但是，1999年，中国自主的转基因棉花开始产业化种植，因占据价格和政策优势，孟山都棉花种子退出国内市场。

2001年3月，孟山都与中国种子集团公司合资成立“中种迪卡种子XX”(中方为大股东)，开始在中国推广迪卡品牌的杂交玉米种子，为增加合资公司的研发能力，使其成为“育、繁、推”一体化的种子公司。

2013年，孟山都与中种集团达成协议，将孟山都在华育种研发平台全部合并至该合资公司，同时对合资公司开放孟山都的全球种质资源，合资公司更名为“中种国际种子XX”。

日前，孟山都亚洲企业事务部总监高勇博士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专访时表示，现在，孟山都在中国注册有多家合资和独资公司，总部设在，在中国经营的业务包括：杂交玉米种子，蔬菜种子(杂交)和农化产品。

不过，在中国的业务比例非常小。

“在全球的业务中，有一半以上是在美国，种子业务占比70%，农化业务占比30%。

欧盟是孟山都第二大业务区域，巴西第三，阿根廷第四。

整个亚洲板块的业务比较小，只占6%。

而且主要是集中在印度、澳大利亚以及东南亚。

”他说。

粮食安全不能狭隘等同于自给自足《第一财经日报》(简称日报)：未来农业面临怎样的挑战?高勇：作为跨国公司，我们着眼于全球的农业挑战，主要关注资源问题。

首先，根据联合国的预测，未来人口还要增加,到2050年将达97亿，既然要养活这么多人口，吃饭是最大的问题。

其次，人们生活水平提高，对肉类的消费更多，这需要更多的粮食转化成肉类食品。

再次，水土流失，人类占用土地发展，总体来讲，地球上的土地是在不断减少的，人均耕地今后在逐渐降低。

最后，还得考虑环境对粮食产量的影响。

可以说，所有这些影响农业的因素都是收紧的，对搞农业的人来说，压力是很大的。

对于未来农业，总的宗旨应该是提高农业生产力，实行可持续性生产，在单位面积上增加产量，减少投入，减少农业生产对环境的影响。

日报：在这样的背景下，粮食的产量是否发生变化?高勇：总的来说，因为科技进步，全球农业单产在往上走，除非特殊情况。

就总产量来说，比如东欧国家，因为制度变化，处于转型阶段的农业发展落后。

跨国企业到那里开展业务后，尽管单产还是有差距，但是因为幅员辽阔，总体上单产和总产量均在增加。

还有其它国家，采用新技术慢，产量增幅就比较低。

反之，采用新技术快，增加的就快。

比如印度的棉花，尤其是这些年采用杂交棉、生物技术，整个农耕技术水平提高，过去十多年产量提高70%，由过去的棉花进口国转为出口国。

产量的提高主要依靠两个方面，关键是生产力的提高，单位面积产量贡献很大，这是只有科技才能做到的。

另一个就是有些国家开垦了新耕地，现在除了极少数国家外，大多国家没有闲地可以开垦。

中国要开垦新的耕地没有多少空间，巴西、阿根廷可能还有些。

也就意味着，将来粮食总量的提高大部分还是需要依靠科技,提高单产。

去年，孟山都的一个玉米品种在乔治亚州种植，有一个农场主就种出了一公顷30多吨(未脱水)的产量。

现在，美国玉米平常产量一公顷10吨多，中国才6吨，印度2.5吨。

所以说，发展中国家增产空间是很大的。

日报：中国已经实现粮食总产十一连增，由于处于高位运行，未来粮食增产对农业部门压力很大，还有增产空间吗?高勇：主要还是要靠科技。

从粮食安全的角度，一是增加产能，尽量增加国内的生产，同时不要过于追求眼前的利益，付出破坏环境的代价。

二是适度进口，利用国际市场进行调节和补充。

像中国这样人多、地少、水少的国家，需要有效地利用全球资源。

中国有全球20%的人口，但只有全球9%的可耕地和6%的水资源，地球上人少地多的国家，如阿根廷、巴西完全可以承担多生产粮食的责任，只要将我们的粮食进口需求预期告诉他们。

事实上，将“适度进口”纳入国家安全战略是大国自信的表现。

粮食安全不等于自给自足，它应该包括，自己能够生产，再加上能够在全球X围内调度，保证粮食供应。

狭义的理解为自给自足，这是错误的。

这跟大国小国没有关系，本身就是一个调度的问题。

中国需求量大，就需要提前告诉粮食生产国预期，做到更开放、更透明，这对粮食安全是非常有好处的。

日报：中国的小麦、稻米可以做到自给自足，因为调剂余缺才有进口。

但是大豆的进口却遭受几次危机，导致中国利益受损。

尤其是经济危机的时候，世界上粮食主产国是禁止粮食出口的。

正是因为担心这些，才对粮食问题格外谨慎。

高勇：我理解你讲的意思，中国人对这件事特别敏感，实际上对任何国家都是这样的。

万一有战争，人家不卖给我们了;万一哪个国家遭灾了人家不卖了。

但是东方不亮西方亮，世界上很少在同一年里到处都有灾。

这有可能发生，但是发生机率比较小。

其实，这更是一个风险管理的问题，政府应该权衡利弊，作出相应措施。

另外，中国也在积极考虑布局全球粮食供给进口布局。

现在中国领导人出访国外，签署很多农业合同，加强跟阿根廷、巴西的合作，也有跟东欧、俄罗斯、乌克兰等国签约。

“为卖农资才研发转基因”的言论很局限日报：孟山都的业务模式是“转基因种子+农化”，有人诟病这是为了销售农药、除草剂、杀虫剂才做转基因种子研发的。

你是如何看待他们的言论?高勇：首先这种诟病是言论的局限性，也是错误的。

回到技术上来，农民需要什么样的技术去提高生产力?农民很精明，如果这个技术没用，不能给他带来增产增收，他也不会选择。

对任何一个行业来说，如果能够把技术联合起来产生协同效应，都是愿意去做的。

以抗除草剂转基因种子为例，对减少土壤流失、环境保护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在美洲，从北到南，单就大豆一项，使得整个美洲大粮仓70%的土地免耕或少耕。

因为抗除草剂的大豆播种下去，只要喷洒相应除草剂，就可以达到除草目的。

再一个就是增加生物多样性。

道理很简单，因为田不耕了，田里落下来很多可吃的东西，使动物、鸟、田鼠等都有得吃，又不破坏它们的生存环境，所以增加了生物多样性，跟反对转基因宣传的恰恰相反。

日报：南美洲的阿根廷、巴西，很多“反转”人士称，因为种植转基因作物，土壤退化。

据你了解，情况如何?高勇：阿根廷的转基因谣言每年都会在网络上炒作几次。

而事实是，阿根廷、巴西农业，在过去十几年发展很快，广泛采用新品种、新技术，纵向来看，对本国的生产力提高起到很大帮助。

他们生产力的提高,也给全球耕地少的国家粮食安全带来好处。

需要说的是，巴西、阿根廷的大豆、玉米都是出口全世界的，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大豆买家，欧洲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两国的大豆，豆粕、豆油、玉米，这些加起来，欧盟每年进口达到3000-4000万吨，巴西和阿根廷这些年因此换取大量外汇。

阿根廷是全球少数几个国家，不但不给农民补贴，还从粮食领域额外加税收，可见生产力之高。

抗性杂草出现跟转基因技术没有关系日报：由此有两个问题，一是欧盟对转基因持保守态度，美洲转基因大豆是如何出口到欧盟的?二是尽管转基因技术给巴西、阿根廷带来明显经济效益，在环境方面有无造成其它影响?高勇：先回答后一个问题，环境是变好了，因为少打农药减少了环境污染，免耕的广泛采用减少了土壤流失。

日报：有没有出现反转人士所提到的“超级杂草”、“超级害虫”的情况呢?高勇：杂草的出现，尤其是抗性杂草，跟转基因技术没有关系，这是生物的本能。

既然生物要在这个环境下生存，用一样东西用多了，生物要克服它，就自然会产生抗性。

虫子、杂草都是这样。

对搞农业的人来说，就是开发新的除草剂、杀虫剂或新的办法来对付它。

比如草甘膦，这是现今世界上运用最广的除草剂，世界上25%的农地都用它来除草。

这种农药已经使用了40年，杂草产生抗性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日报：欧盟对转基因阈值标识要求苛刻，怎么会大量进口转基因产品呢?高勇：这是两个问题，一个是标识，一个是进口。

对大部分转基因产品，欧盟都给了进口安全审批，比中国批准的多得多。

每一个新产品出来，欧盟可能批准得慢一点，但是几乎都给了进口审批。

阈值是为了标识，就是超过相应比例后，要标识这是转基因产品，但是标识跟产品的本身安全性没有关系。

从进口转基因作物这个角度来说，中国是第一，欧盟是第二，因为中国人口多。

去年，中国进口8000多万吨，包括大豆、玉米和油菜籽。

欧盟进口3000-4000万吨，包括玉米、大豆、豆粕、豆油等。

日报：也就是说，中国和欧盟，都存在一个怪现状，即只允许进口转基因产品，不允许国内种植转基因产品。

高勇：这是一个政策问题，不是科学问题，标识制度也是如此。

欧盟、日本、韩国等，很多国家和地区的政策都是不一样的。

如果是科学问题的话，那么标准不应该如此不统一。

日报：你是如何看待“反转”人士的言论的?高勇：大部分公众不理解，为公众解释清楚就可以了。

少数人是专业反转的，这种就很难说服他。

还有就是经济利益所在，在美国可以公开说，就是有机农业的支持者在推动标识，因为他们的产量低，要卖高价就得说他的产品比你的好。

日报：国内有学者称，根据他的农场实验，做有机农业的产量未必就比施用化肥农药后的产量低。

高勇：小面积的测试也许可以做到，但对全国、全球来说，只有大面积推广使用，才是有价值的，才是真正的生产力。

还有就是，产量比较必须在同等条件下才是有意义的。

假设今年这个地区没有虫灾，那种植抗虫转基因作物和非转基因作物的两块地看上去可能就差不多，如果有虫灾了，抗虫转基因的作物产量可能一下子就比非转基因的高出很多。

日报：中国非转基因大豆蛋白质含量高，转基因大豆油脂成分高适宜榨油，它们是否应该进行差异化竞争呢?高勇：这个没有道理。

到底是种转基因大豆还是非转基因大豆都是根据消费者需求决定的，从产品质量安全上来说，是没有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