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学跨文化研究外文文献翻译

合集下载

跨文化交际参考文献

跨文化交际参考文献

跨文化交际参考文献跨文化交际是指在不同文化背景下进行的交流和互动。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跨文化交际变得越来越重要,因为它能够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和交流不同文化的观念、价值观和行为方式。

以下是一些关于跨文化交际的参考文献,这些文献可以提供有关跨文化交际的理论框架、实践经验和案例研究:1. Hall, Edward T. (1959). The Silent Language. Anchor Books.《沉默的语言》是爱德华·霍尔(Edward T. Hall)创作的一部经典著作,介绍了不同文化之间的非语言交际方式,如姿势、眼神、接触等。

2. Hofstede, Geert (1980). Culture's Consequences: International Differences in Work-Related Values. Sage Publications.吉尔特·霍夫斯泰德(Geert Hofstede)的《文化的后果》是一部经典著作,提出了文化维度理论,解释了不同文化在权力距离、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男性化与女性化等方面的差异。

3. Bennett, Milton J. (1993). Towards Ethnorelativism: A Developmental Model of Intercultural Sensitivity. In R.M. Paige (Ed.), Education for the Intercultural Experience (pp. 21-71). Intercultural Press.本尼特·米尔顿·贝内特(Milton J. Bennett)提出了跨文化敏感度的发展模型,该模型描述了个体从文化固守到文化相对主义的发展过程,有助于理解和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

4. Gudykunst, William B. (2005). Bridging Differences: Effective Intergroup Communication. Sage Publications.威廉·古迪昆斯特(William B. Gudykunst)的《架起差异:有效的跨团体交际》探讨了不同群体之间的交流和沟通,并提供了一些建议和技巧来改善和增进跨文化交际。

翻译理论中文文学作品的跨文化转译

翻译理论中文文学作品的跨文化转译

翻译理论中文文学作品的跨文化转译跨文化转译是翻译理论中一个重要的议题,尤其在翻译中文文学作品时更显得重要。

如何在将中文文学作品翻译成其他语言的过程中,准确地传达原作的意境和文化内涵,是译者们必须面对的挑战。

本文将探讨翻译理论中文学作品的跨文化转译策略。

一、跨文化转译的重要性在翻译中文文学作品时,跨文化转译是至关重要的。

原作所蕴含的文化背景、历史背景、社会风貌等元素都需要通过翻译准确地传达给读者。

译者需要借助各种翻译策略和技巧,使得目标语读者能够真实地感受到原作的艺术魅力。

二、跨文化转译策略1. 文化转述文化转述是指将原作中的文化元素准确地转换成目标语言的文化元素。

这需要译者对原作中的文化背景有深入了解,并在翻译过程中灵活运用目标语言的文化元素,以确保翻译后的作品在感知上与原作相似。

例如,如果原作中提到了一个中国传统节日的名称,译者可以在译文中使用与之相似的目标语言节日名称,或者在括号中添加一些解释来帮助读者理解。

2. 感情传达作为文学作品,情感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译者在翻译时需要准确地传达原作中的情感,使得目标语读者能够体会到作者的感受。

通过选择合适的词汇和表达方式,译者可以尽力保持原作中的情感色彩。

在翻译情感时,译者要注重选用目标语言中与原作情感相近的词汇,并注意语气、语态等方面的准确表达。

3. 文学特色的保留中文文学作品在形式、格调和文学特色上与其他语言的文学作品有所不同,保留这些独特的文学特色是跨文化转译的重要目标之一。

通过巧妙的句法结构和词汇选择,译者可以在尊重原作风格的基础上,使得目标语译文同样具有一定的文学魅力。

这需要译者在对原作进行理解的基础上,运用恰当的翻译技巧,在转换语言的同时保持文学作品的独特性。

三、翻译实践中的跨文化转译案例下面以一位著名中文小说家的作品为例,来探讨跨文化转译在翻译实践中的应用。

作品《红楼梦》是中国古代文学的经典之作,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复杂的情节给翻译带来了很大的挑战。

从跨文化视角下探讨隐喻汉英互译

从跨文化视角下探讨隐喻汉英互译

摘要:隐喻是语言的一种普遍现象,是语言与文化联系最紧密的部分。

不同文化背景下的隐喻蕴涵着各民族特有的文化内涵和思维方式。

隐喻的翻译尤其复杂,在隐喻翻译过程中为了保持隐喻特征,并成功传递文化内涵,本文提出了直译法,转换喻体法和解译法三种翻译策略。

论文关键词:隐喻,文化,翻译,策略隐喻自古希腊学者亚里士多德研究至今,已有2400余年的历史了,关于隐喻的研究和认知也经历了不同的阶段,在隐喻研究的初级阶段,传统修辞学的类比理论占了主导地位,认为隐喻仅仅是一个修辞手段,是按照类比的原则进行的隐性比较。

到20世纪后半期,随着认知语言学的发展,隐喻研究的核心和方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仅仅是对语词的修饰或者美化,而且是思维和认知现象,是人用甲事物来理解和经历乙事物的一种手段。

隐喻的实质就是通过另一事物来理解和经历某一事物(Lakoff&Johnson)。

这样,隐喻的范围或领域大大扩大了,不但普遍存在于各种文体的文本(如诗歌、小说)中,而且大量使用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借以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思想。

语言是隐喻的载体,隐喻要通过语言表达出来,许多具有普遍意义的主题,如理智、情感、人生意义等,都是用隐喻的语言表达出来的。

可以说,语言本身就是一个大隐喻。

英国著名语言学家和翻译家Newmark曾指出:英语语言中有3/4是使用隐喻语言。

汉语中使用隐喻的情况也比比皆是,特别是在习语和谚语中。

中国学者刘振前、霍兴花在其论文中也提及:人一生大约使用470万个新颖的隐喻,2140万个定型化的隐喻。

隐喻的频繁使用无疑提高了其在语言学界的地位,引来一波隐喻研究热潮。

语言作为文化的载体,包含着重要的文化信息,是跨文化交际的主要手段。

英语和汉语作为两种截然不同的语言,二者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社会基础,在隐喻使用上也有较大的差异。

这种差异就是隐喻汉英翻译中遇到的难点和重点。

隐喻翻译的关键在于我们能否把汉语隐喻的喻体根据相似点在我们思维中创新,在译文中建立起与原文一致的喻体寓意相似点。

跨文化背景下英语翻译研究

跨文化背景下英语翻译研究

跨文化背景下英语翻译研究1. 引言1.1 跨文化背景下英语翻译研究的重要性In the context of cross-cultural background, research on English translation is of paramount importance due to its significant role in facilitating communication and understanding across different cultures. Translation serves as a bridge that connects people from diverse linguistic and cultural backgrounds, enabling them to share information, exchange ideas, and engage in meaningful interactions. It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breaking down language barriers and promoting cultural exchange, fostering mutual understanding, and promoting cultural diversity and global cooperation.1.2 研究背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深,跨文化交流变得越来越频繁,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言在跨文化交流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在这样的背景下,英语翻译研究显得尤为重要。

研究者们开始关注不同文化背景对英语翻译的影响,以及在跨文化交流中可能遇到的挑战和机遇。

而研究者们也开始探讨各种翻译策略和方法,以提高跨文化英语翻译的准确性和质量。

随着新技术的不断发展,翻译工具和机器翻译在跨文化英语翻译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跨文化交际-浅谈英汉文化差异与翻译

跨文化交际-浅谈英汉文化差异与翻译

跨文化交际—浅谈英汉文化差异与翻译摘要: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又是文化的映像。

语言和文化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理解语言必须了解文化,理解文化必须了解语言。

只有对文化有了的充分了解之后,了解到它们之间的文化差异,才能实现对原文的原貌再现。

英汉文化差异主要在于受价值观念、文化心理与象征、审美取向、宗教意识等特征的影响,因此译者必须十分熟悉英汉语言文化的差异,提高双语的文化修养,才能更完整地传递文化信息。

关键词:文化差异语言翻译《圣经·旧约·创世纪》中有记:大洪水过后,诺亚的子孙在示拿地安下身在,其时人们言语相同,口音相通,然而安身并非意味着立命,为了给自己扬名,以免被驱散于地之四级,众人便决定建造一座城,城中竖起一座塔,塔顶高耸入云,名曰通天塔(the Babel,或译为“巴别塔”);忤逆之举一出,耶和华大为震怒,于是上帝变乱了人类的语言,并将其遣散于地之四方,以示惩戒。

至此,上帝借以命名万物的纯语言(pure language)不复存在,人类再也无法以同样的言语相互交流,而要实现彼此间的沟通,就只有借助于翻译来重建那传说中的通天塔了。

然而又谈何容易,翻译从来就不是以举手之劳所能成就的事情或事业,谓翻译之难,难于上青天,此言并非空穴来风,亦无些微渲染之嫌,如其不然,英国学界之执牛耳者瑞查兹(I.A.Richards)当年概不至于作如下感发:在宇宙演化过程中,翻译堪称最为复杂之事件,亦未可知。

语言是意义的载体,因此要完整的把一国语言翻译为另一国语言,译者则必须了解这两国的双语文化知识。

不同的语言转换必须服从特定的文化要求,翻译不仅是语言的转换,更是文化信息的传递,语言的转换只是翻译的表层,而文化信息的传递才是翻译的实质。

因此,要更深刻,更贴切地传递原文的内在信息,译者必须探明英汉双语的文化特征及其差异,并将双语的文化内涵适当对接,真实地再现原文的面貌。

由此可见,译者的双语文化知识在其成功的翻译中起着决定性作用。

跨文化背景下英语翻译研究

跨文化背景下英语翻译研究

跨文化背景下英语翻译研究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跨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翻译作为不同语言间的桥梁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特别是英语作为全球通用语言,其翻译研究更是备受关注。

跨文化背景下的英语翻译研究涵盖了许多领域,如文学、商务、法律等,对于增进不同文化之间的理解和交流有着重要意义。

本文将从跨文化背景下英语翻译的重要性、挑战和研究成果等方面进行探讨。

二、跨文化背景下英语翻译的挑战在跨文化背景下进行英语翻译面临着许多挑战。

首先是语言的差异性,不同语言间的语法、词汇、句式等存在较大差异,翻译者需要克服语言障碍,保持翻译的准确性和自然流畅性。

其次是文化的差异性,不同文化之间存在着不同的文化习惯、信仰、价值观等,翻译者需要全面理解不同文化的内涵和外延,做到恰如其分地翻译。

随着科技的发展,新兴词汇和概念不断涌现,翻译者需要不断更新知识和技能,以应对翻译过程中的各种挑战。

为了应对跨文化背景下英语翻译的挑战,研究者开展了大量的翻译研究,取得了诸多成果。

在翻译理论和方法方面,研究者提出了一系列翻译模型和原则,如功能对等理论、文化转换理论、合作原则等,为跨文化翻译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实践方法。

在翻译技术和工具方面,随着机器翻译和计算机辅助翻译技术的发展,研究者不断改进和创新翻译工具,提高翻译效率和质量。

跨文化背景下的英语翻译研究还涉及到文学翻译、商务翻译、法律翻译等领域,为不同领域的跨文化交流提供了专业化的翻译服务和支持。

四、结语跨文化背景下英语翻译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影响。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跨文化交流将更加频繁和密切,英语翻译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研究者需要不断深化跨文化翻译理论和方法,提高翻译技术水平,为促进全球文化交流和理解做出更大的贡献。

翻译人员需要不断提升自身的专业素养和跨文化交际能力,为翻译工作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持和保障。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跨文化背景下英语翻译研究将取得更多的突破和进展,为推动全球文化交流和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

跨文化视角下的翻译策略研究

跨文化视角下的翻译策略研究

跨文化视角下的翻译策略研究摘要:自从上世纪90 年代将文化研究纳入翻译研究的范畴里以来,从文化角度探讨翻译成为翻译研究的重要转向。

翻译不仅是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转化,更是从一种文化到另一种文化的转化。

从跨文化角度研究翻译策略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跨文化翻译策略1 引言21世纪是一个商品社会和市场经济的世纪。

文化交流的背后是商业社会的利益驱动。

任何一种文化都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妥协是文化交流成功的必备因素之一。

跨文化翻译作为联系两种文化交流的目的,担负着文化传播的职责。

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跨文化翻译的基本出发点就是要能以目标语受众能够接受的方式来进行。

翻译从本质上说不仅仅是语符表层指称意义的转换,更是两种不同文化的相互沟通,相互影响,相互理解。

从广义上来说,任何翻译都是跨文化的翻译,跨文化翻译指的是从翻译的角度对两种或多种不同的文化进行比较并且进行以文化交流和传播为目的的翻译。

作为翻译,我们面对的是外国的文化,这些文化里充满着文化独有的词汇、谚语、俗语等等地道的表达。

这些表达方式的渊源和使用是这些文化固有的。

跨文化交流成功与否,必须要取决于对外国文化的理解的程度。

而不同的译员又因为其翻译的目的而对文化采取了不同的态度。

有人认为译者应该以译出语为目标,有人认为译者应该以译入语中心,这样的争论必然也会使得跨文化的翻译变的多样化,同时也使得翻译的策略往往难以掌握。

[1]对于真正成功的翻译而言,熟悉两种文化甚至比掌握两种语言更为重要,因为词语只有在其作用的文化背景下才有意义。

不了解对方文化,翻译出来的只是语言;了解对方文化,才能翻译出符合对方文化需求的文章。

2 跨文化翻译的影响因素分析从跨文化角度解读翻译是全面认识和评价翻译的重要途径。

而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从文化视角来研究翻译涉及到各方面复杂因素的影响。

2.1思维差异尽管生活在同一个世界,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对待同一事情会有不同的方法。

普遍认为西方人的思维是分析的、逻辑而客观的,而中国人是综合、象征和主观的。

翻译与跨文化研究

翻译与跨文化研究

The system: poetics1. Codification of Poetics1.1 Two basic components of a poetics; the author stress the role of literature in the social system. (Para 1, Page 26)1.2 Poetics will exert a system-conforming influe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literary system when it’s codified. An example is about drama. (Para 2,Page 26)1.3 The functional component of poetics derives from the inside and outside sphere of the poetics. The example of traditional African literature can illustrate this. (Para 1, Page 27)1.4 Codification of a poetics occurs at a certain time, and during this process, some theories of a poetics stand out, such as criticism. (Para 2, Page 27)1.5 Critical conceptions cannot find explicit expression in all literary systems, but literary systems that rely on spoken word have some similar features. (Para 3, Page 27)2. Rewriting in the system of a poetics2.1 In Chinese and Japanese system, critical conceptions are contained in anthologies. Yet through the intermediary process of rewriting, the codification of a poetics take place. (Para 1, Page 28)2.2Codification of a poetics entails the canonization of certain writer’s work. Two unknown librarians are responsible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classical Greek literature, which still stands today. (Para 2, Page 28)2.3 In Islamic system, the situation is similar. (Para 3, Page 28)2.4 In systems with differentiated patronage, different critical schools have their own canons. (Para 1, Page 29)2.5 A comparison of the story of F.R.Leavis and T.S.Eliot shows the importance of educational system as an agency of cultural continuity. (Para 2, Page 29)3. The new life of a poetics after codification3.1Once the codification of poetics of literary system takes place, it’ll have a new life of its own. A case of the Islamic qasidah can prove it. (Para 3, Page 29)3.2 Change in poetics of literary system and that of the environment of system can hardly happen at the same time. Sonnet and European poetics illustrate this. (Para 1, Page 30)3.3 Lyrical poetry influenced the critical conceptions of European literature. (Para 2, Page 30)4. A poetics is not circumscribed by a language.4.1 A poetics in African literary system has no boundaries among languages, ethnic and political entities. (Para 3, Page 30)4.2 The Islamic system is constrained by common ideology. (Para 1, Page 31)4.3 Islamic poetics was adopted by other languages and cause some effects. (Para 2, Page 31)4.4 The similarity between Islamic and European systems is striking. (Para 3, Page 31)4.5 The functional component of European poetics is easily ignored by relatively few readers. (Para 1, Page 32)4.6 The success of Romanticism (the functional component of poetics). (Para 2, Page 32)4.7 Further evidence of poetics not being circumscribed by a language. (Para 3, Page 32)5. Rewriting seems to a good way deal with the problems concerning with poetics.5.1Two components of the poetics behave differently under the direct influence from the environment. (Para 1, Page 33)5.2 Particular themes dominate certain periods in the evolution of a system. (Para 1, Page 34)5.3 Innovative and conservative influence generated by the two components of a poetics. (Para 2, Page 34)5.4 Epic and ballad (Para 1, Page 35)5.5 Poetics is a historical variable and not absolute. (Para 2, Page 35)5.6 One way is to keep the absolute position of poetics. (Para 3, Page 35)5.7 The rhyme and meter rule reigned supreme.(Para 1, Page 36)5.8 Rewriting can be judged differently at various stages in the evolution of a literary system. (Para 2, Page 36)5.9 People’s review on Pound’s poems. (Para 1, Page 37)5.10 History is made by people. (Para 2, Page 37)5.11How can literary system maintain a “steady state”? (Para 1, Page 38)5.12 Rewritten literature plays a vital part. (Para 2, Page 38)5.13Rewriting deeply affect the interpenetration of literary systems. (Para 3, Page 38)6. Translation is not only a linguistic consideration but also a ideological one .6.1 Literary histories have had little time for translations. (Para 1, Page 39)6.2 A poem should be recreated in the same meter. (Para 2, Page 39)6.3 The creation of words bears out the same proposition. (Para 3, Page 39)。

  1.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2.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3.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汉学跨文化研究外文翻译英文Sinology: Chinese Intellectual History and Transcultural StudiesPablo Blitstein, Ruprecht HeidelbergThe guest editors of this journal issue have kindly asked me to provide a short overview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transcultural studies and Chinese intellectual history in Euro-American academia. There was a certain risk in accepting this request, as it might be either too small or too big a task. It would be too small if I narrowed it down to a review of explicit references to transcultural studies within Chinese intellectual history; but it would be too big if I extended it to a study of all the questions, approaches, and methods that the two fields have developed in the last few decades. To overcome these difficulties, I decided to focus on the legacy of one shared methodological point: the critique of so-called “methodological nationalism,” that is, of the assumption (explicit or not) that the nation is the ultimate framework of research.1 This critique has become a constitutive principle of transcultural studies, while it came to represent only a particular approach within Chinese intellectual history. Still, the two fields have developed a shared agenda in this regard. This essay limits itself to pointing out the presence of this critique in both fields—which might be as much a sign of open scholarly exchanges as evidence of the parallel adoption of common references— and offers anillustration of the complex relations that exist between institutional labels, methodological agendas, scientific communication, and actual scholarly practice.Chinese intellectual history and transcultural studies have resulted from a specific division of intellectual labor within the Euro-American academic world. Transcultural studies, a relatively new research field, has only taken institutional shape in the last few decades; it represents a critical response to the abuses of the concept of culture as a heuristic tool, and attempts, among other things, to overcome the institutional partitions and conceptual biases that area studies have fostered in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although transcultural studies are, to a large extent, grounded in the findings of area-based research). Chinese intellectual history is an older field. A particular branch of Chinese history, it has inherited many of its basic approaches and methodologies from a long tradition of area studies—Chinese studies—and from its immediate ancestors,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and “history of Chinese thought.” The respective scientific habitus of transcultural studies and Chinese intellectual history have been the ground of sympathetic but uneasy relations. Transcultural studies scholars find in Chinese intellectual history the necessary expertise on China-related questions, and have actually taken from it some of its debates and approaches (many transcultural studies scholars actually come from Chinese studies);but they do not feel at ease with the area-based definition of the latter’s research objects. Chinese intellectual history sees in transcultural studies an attentive interlocutor and is in certain cases tempted to merge with it; but some of its practitioners fear that if they fully adopt transcultural methods, they might lose the institutional prerogatives they enjoy within area studies. The two fields therefore view each other with both interest and a certain mistrust.In order to explain these tensions and convergences, and according to the guidelines of this themed section, I will first offer a historical overview of the two fields. After that, I will explain their respective attitudes towards methodological nationalism and give evidence from their recent history of some intersecting points in this regard. This essay was originally supposed to encompass Chinese academia, but when I started, I soon realized that such a task demanded a different and longer text. For that reason, the picture I give below sets aside the interconnections between Euro-American and East Asian scholarship; neither does it explore the fundamental role that Chinese scholarship (and in many instances Japanese scholarship as well) has played in shaping the agenda of Euro-American Chinese studies; nor does it show how many methodological and theoretical approaches coming from Europe and America—transcultural studies included—have contributed to shape the agenda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y. A more complete picture shouldtake this shared history into account. As a necessarily unsatisfactory compensation, I will, in some cases, refer to the way Chinese-speaking debates conditioned the development of a particular approach or advanced the study of a particular object within Euro-American scholarship.Paradoxes of the transcultural approach and the Latin American origins of the fieldAs contributors to this themed section on transcultural studies, we were asked to explain, in the first place, what transcultural studies means for us— not as practitioners (I would not necessarily consider myself to be one), but as observers. This request is a highly relevant one be cause the term “transcultural” has multiple meanings. Its relatively recent consolidation as an institutional label, as well as the multiple uses it has been given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make it necessary to clarify the sort of transcultural studies we have in mind. I will thus start with a definition: transcultural studies is a methodological approach. This approach attempts, on the one hand, to overcome the idea, common in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that c ultures (or “civilizations”) are homogeneous, well-bounded, self-engendered entities; on the other, it proposes research methods that shed a light not only on connections between supposedly disconnected human groups, but also on disconnections within supposedlyhomogeneous communities. In other words, transcultural studies sets out to study, as Monica Juneja suggests, “processes of relationality,” that is, the ways in which human relations (mostly asymmetric relations) are constantly changing beneath, beyond, and across presumably fixed group boundaries. A transcultural critique of methodological nationalism is related to this scientific agenda. For transcultural studies, the concepts of “nations” and “cultures”—not as legitimate objects of scientific inquiry, but as naturalized frameworks of research—are among the main obstacles to understanding the actual processes of group formation.In this sense, it might be worth giving a short explanation of the (not necessarily explicit) social ontology that characterizes transcultural studies. This social ontology could be labelled both relational and kinetic. Relational, because it assumes that relations precede isolation; it takes for granted that even the most seemingly isolated culture is constituted by constantly changing relations that either endanger or simply make impossible any pretended insularity. Kinetic, because it assumes that everything moves and changes; it posits that stasis is only the momentary interruption of motion, and that the actual flows of persons, things, and ideas across the world prevent the definitive consolidation of any boundaries. Against an understanding of cultures that is built on the image of a world of juxtaposed, self-sustained, territorially bounded communities, and that consequently emphasizes the relative immobilityof cultures in space and their self-engendering powers in time, transcultural studies focuses on those phenomena that show that even the strictest boundaries need the active collaboration of those within and those outside these boundaries, and that the creation of a closed space presupposes the (necessarily transitory) enforcement of limitations on human movement. In other words, transcultural studies presupposes that people are naturally inclined to move, even if it is from one room to another of their own house. Its question is how that movement is motivated, situated, oriented, and conditioned. In the relational and kinetic ontology of transcultural studies, what is usually called a “cultural” boundary—based on social relations, linguistic exchange, shared symbols, etc.—is seen not as the ultimate cause, but as the result of human activity, of a constant struggle to preserve and dissolve social configurations, and to shape the movement of persons and objects across the world. This approach has brought together trends that have developed in anthropology, sociology, and history;5 it is on its basis that transcultural studies has developed its critique of methodological nationalism and its means to overcome it.The name o f this field, “transcultural studies,” might contradict its fundamental approach. Indeed, the liter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signifier “transcultural,” along with “transculturality” (as a property of a phenomenon) and “transculturation” (as a process), does not necessarilysuggest its kinetic and relational social ontology. This is due to the inevitable coexistence between older uses of the word and the meaning it was given by transcultural studies. In the 1940s, when Cuban cultural anthropologist Fernando O rtiz introduced the term “transculturation” to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the term was actually complicit with a particular form of methodological nationalism.Chinese intellectual history, its ancestors, and the spectre of methodological nationalismThis subchapter offers a brief historical outline of the study of pre-1911 Chinese intellectual history and, more generally, of Chinese studies. It is a necessary step before we can identify the convergences and divergences of this field with transcultural studies.Schematically speaking, Chinese intellectual history has had to deal with three traditions within Chinese studies. Two of these emerged from the nineteenth-century discipline of classical sinology: the first is characterized by a strong textual and philological approach (in the restricted sense that it seeks to establish the meaning of texts, mostly with translation purposes), the second by the incorporation of analytical tools from the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Despite recurrent tensions, the two traditions have kept fluid relations, probably because they grew from the same roots. The philological tradition is the older of the two; philology and textual analysis were one of the main features of sinologywhen the discipline was founded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ndeed, although sinology inherited the philosophical, religious, and literary discussions about China among Enlightenment philosophers and Catholic (mostly Jesuit) missionaries, its constitution as a discipline had strong philological roots.16 This almost exclusively philological orientation of sinology, which extended from the French sinologues de chambre and the Altertumswissenschaft-inspired German sinologists to many of the American and British missionaries who marked the English-speaking sinological agenda,17 was questioned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Some sinologists, though not necessarily against philology, attempted to bring the discipline closer to other social sciences, and therefore subordinated philological studies to wider methodological discussions and to new research questions. This was the beginning of a second tradition in Euro-American sinology. Edouard Chavannes, for example, renewed the sinological agenda with methods from European history and archeology; Marcel Granet, with methods from Durkheimian sociology; Otto Franke, with methods taken from German historiography (he studied with J. G. Droysen). This second tradition, though sometimes critical of the philological orientation of the first professional sinologists, did not dispute philology’s right to exist; on the contrary, it often resorted to its tools in order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textual corpus on the basis of which it raised its hypotheses. A remarkablefeature is the unassuming attitude many of its practitioners had toward China as an object of inquiry; although they considered themselves, like classical sinologists, specialists on China, they often defined themselves in disciplinary terms, as sociologists or historians.The strongest break with the philological bias, which paved the way to a third tradition in Chinese studies, came from the United States: it was the creation of “area studies.” After World War II, during the Cold War period, figures like John King Fairbank openly dismissed the philological concerns of traditional sinology and worked to develop an approach based on area expertise. This expertise certainly included language training, but it also required a combination of other social sciences in order to obtain an accurate knowledge of modern China. The new orientation was marked by a strong modernist bias; the Chinese imperial past, though certainly not rejected, was only taken into account as either the germ of modern China or as the tradition to be overcome.20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is area expertise and the second sinological tradition mentioned above lay in the use it made of scientific methods: while someone like Marcel Granet would see himself as a Durkheimian sociologist whose research object only happened to be in China,21 the area specialist privileged the figure of the “China expert” and pragmatically subordinated the use of scientific methods to the general purpose of understanding the “area.”22 The success of this tradition hasled to the definitive consolidation of “Chinese studies” as the general name for the discipline. And although the labels “sinology” and “Chinese studies” can now be used interchangeably to refer to the study of China, “sinology” is sometimes used as a pejorati ve term for the old philological approach.Chinese studies—its three traditions confounded—offers both strict limitations and some generous privileges to its practitioners. Of its limitations, I will only mention two. The first is that the scholars of the three traditions, though often members of the same departments, have sometimes lived in separate worlds. Since they often (not always) differ in their interests, theoretical frameworks, and methods of inquiry, they have trouble establishing scientific communication with each other. The second limitation, a more relevant one for the purpose of this essay, is related to the delimitation of the area, whether or not it is the individual scholar’s primary concern. The area, in principle, is China. But what is China? What languages, groups, or practices should be included? And how much can the study of China be kept apart from the study of East Asia, South Asia, or, in modern times, Europe and America, which have all contributed to shape the “Chinese world” as we know it today? It is true that few China scholars would claim that the “China” they study is an isolated, self-sustained object. The area studies tradition, grounded to a large extent in modernization theory, pointed out supposedlyuniversal tendencies that downplay Chinese singularity; it also resorted, like the philological tradition, to comparative history, precisely with the intention of identifying not only differences and shared features, but also relations between areas; and, more importantly, it was largely based on the now obsolete “impact-response” theory, which assumes that Chinese history has been shaped by external influences and that, in Paul Cohen’s words, “the confrontation with the West was the most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events in Chin a.”24 In short, area studies, like the philological tradition, did not entail parochialism; it studied China in a global perspective. But methodological nationalism was precisely rooted in this perspective, whether in practice or in theory. Each area, usually a nation, was considered as the fundamental unit of research; the impact-response theory, which pointed to cross-border interactions, assumed that area boundaries were the fundamental borders where the endogenous ended and external influence started. Area studies, in this sense, have inscribed methodological nationalism in the institutional division of academic labor. This might have been one of the reasons why many practitioners, generally aware of the existence of transregional dynamics, feel a tension between the institutional constraints their departments impose on their work and the inherent non-national dynamics of their research objects—and, perhaps, one of the reasons why a significant number of transculturalists are area studies scholars whodecide to overcome these limitations.ConclusionTo sum up, any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i in medieval or late imperial China must take into account that their discourses and social experiences were shaped by forces from both within and b eyond China. “China” as a national entity was as much a fiction as any other supposedly homogeneous culture. This fiction has certainly produced strong, cohesive institutions in contemporary history, but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the national community was only beginning to be imagined. The transcultural approach can ill afford to hide the powerful effects of the concepts of nation or of a (nationally defined) culture on social life, especially when they are adopted by large groups or given legal status, and cannot ignore the cohesive social devices, institutions, and boundaries that are created in the name of nations and nationally-defined cultures. However, transcultural studies should maintain, as other neighboring fields do, that these devices and institutions depend on political and social relations between groups inhabiting different places of the world, and that the boundaries of those groups, especially of the nation- builders, are not themselves necessarily national or “cultural.”If this transcultural approach is systematically applied to Chinese intellectual history, we can imagine that two sorts of boundaries will begradually erased: on the one hand, the national boundaries as a natural framework for research on phenomena that have taken place in the present Chinese territory; on the other, the disciplinary boundaries between intellectual history and other branches of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This is a natural consequence of the transcultural approach. National boundaries, even when they take the form of political borders, necessarily fade away when we analyze the shifting relations that produce social and political institutions; and intellectual history loses its autonomy when we study the multiple objects, social relations, and spaces that are involved in intellectual activity, because it is difficult to understand intellectual processes without understanding the social, linguistic, iconographic, material, and spatial processes that make them possible. In other words: “Chinese studies”and “intellectual history” will become just “studies”; and if other “area studies” become “studies” as well, “transcultural studies” should in principle come to coincide with them and therefore disappear as an autonomous field. This does not mean that the institutional labels will disappear (though they might, or might at least be reconfigured) or that the particular expertise transmitted in area studies (such as language training) will be abolished. On the contrary, institutional labels might become the names of entry points to old or new sets of problems, and the old area training, now delivered from institutionally imposed boundaries, will multiply its research possibilities.This is hopefully the direction of Chinese intellectual history: a strict adherence to a relational approach in the study of intellectual phenomena, a rigorous pursuit of evidence from one place to another, from one time to another, without presupposing or deducting the boundaries of intellectual transmission. The risk of going backwards, to return to the idea that nations are self-engendered and self-sustained entities, has not disappeared from the landscape of this research field. But if the strictly relational approach this is hopefully the direction of Chinese intellectual history: a strict adherence to a relational approach in the study of intellectual phenomena, a rigorous pursuit of evidence from one place to another, from one time to another, without presupposing or deducting the boundaries of intellectual transmission. The risk of going backwards, to return to the idea that nations are self-engendered and self-sustained entities, has not disappeared from the landscape of this research field. But if the strictly relational approach is successful, and if Chinese intellectual history takes this approach as a constitutive methodological procedure, we can be certain that we will have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historical processes that still, in some cases, are lazily ascribed to the magical powers of national cultures.中文汉学:中国文化史与跨文化研究编辑邀请我简要地介绍一下欧美学术界的跨文化研究与中国文化史之间的关系。

相关文档
最新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