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假洋鬼子”.
“假洋鬼子”是“夫子自况”吗？
“假洋鬼子”是“夫子自况”吗？自《阿q正传》问世以来，学术界一致认为“假洋鬼子”是一个应该加以批判的形象。
但史建国先生发表于《书屋》2004年第7期题为《鲁迅与“假洋鬼子”》的文章对此却提出了异议，认为“造成这样一种看法的原因很多，其中周作人和毛泽东对‘假洋鬼子’的反感和批判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周作人“对‘假洋鬼子’的分析和定位显然偏离了作者的原意”，毛泽东“以其无与伦比的政治思想权威的身份，影响了鲁迅研究的走向”，进而提出了“假洋鬼子”就是“鲁迅自己的化身”的观点，并用知人论世的方法详细罗列了周建人《鲁迅故家的败落》所记述的1903年8月鲁迅回国探亲时剪辫之祸给他带来的巨大痛苦，鲁迅先生《病后杂谈之余——关于舒“愤懑”》中的话（“我想，一个没有鼻子的人在街上走，他还未必至于这么受苦，假使没有了辫子，那么，他恐怕也要这样的受社会的责罚了”），以及《头发的故事》中“n先生”所说：“在这日暮途穷的时候，我的手里才添出一支手杖来，拼命地打了几回，他们渐渐的不骂了。
只是走到没有打过的地方还是骂……”等资料佐证观点，说明“‘假洋鬼子’一词也包含了鲁迅的一种充满辛酸和悲凉的自况，同时也表达了他对早年曾经辱骂过自己的阿q们的一种复仇的讽刺”、“复仇的快感”，并武断地说“鲁迅对于这位钱大公子是同情和理解多于厌恶的”。
在史文看来，《阿q正传》的写作似乎成了作家的自传，鲁迅先生创作的目的之一似乎是为了发泄个人的怨愤，进行“复仇的讽刺”以达到“复仇的快感”。
这种无视文学创作规律、创作方法，背离文本作索隐状的架空分析所得出的结论是荒谬可笑的。
诚如史文所列举的，鲁迅先生的生活中确实有因剪辫之祸不得不“花二元买了一条假辫子”，出门被骂作“假洋鬼子”、“缺德鬼”，“以后索性在家里，不出去了”的事实，有《头发的故事》中的n 先生手持拐杖“拼命地打了几回”的事件（学术界基本同意这篇小说有自传的性质），但我们却不能依此说明“假洋鬼子”就是“鲁迅自己的化身”，是“夫子自况”，不能说明鲁迅先生因自己有这样的遭遇而对钱大公子“同情和理解多于厌恶”，更不能说明鲁迅先生在利用“假洋鬼子”这一形象挟私“报复”。
假洋鬼子型_老舍小说中的鲁迅因子
其次 ,国民劣根性是长期封建统治的产物 ,对 其的批判体现了鲁迅和老舍的反封建的思想 。鲁 迅在描写关于假洋鬼子辫子的一段可以充分体 现 “: 这也是阿 Q 最厌恶的一个人 ,就是钱太爷的 大儿子 。他先前跑上城里去进洋学堂 ,不知怎么 又跑到东洋去了 ,半年之后他回到家里来 ,腿也直 了 ,辫子也不见了 ,他的母亲大哭了十几场 ,他的 老婆跳了三回井 。”[7 ] 因为假洋鬼子的一条辫子 , 母亲大哭 ,老婆跳井 ,这足看出当时人们的愚昧 , 落后的封建思想 。而最终留过学的假洋鬼子也得 向封建传统低头 ,因为没有辫子是当不了大官的 , 就弄了条假辫子 。老舍通过对假洋鬼子型系列人 物的描写鲜明表明了他的反封建观 ,在《离婚》中 有这样的一段描写 “: 彩汽车里另放一座小轿 ,是 张大哥的发明 。用彩汽车迎娶 ,已是公认为可以 行得通的事 。不过 ,大姑娘一辈子没坐过花轿 ,大 小是个缺点 。况且坐汽车须在门外下车 ,闲杂人 等不干不净的都等着看新人 ,也不合体统 ,还不提 什么吉祥不吉祥 。汽车里另放小轿 ,没有再好的 办法 ,张大哥的主意 。汽车到了门口 ,拍 ,四个人 搬出一顶轿屉 ! 闲杂人等只有干瞪眼 ;除非自己 去结婚 ,无从看见新娘子的面目 。”[8《] 离婚》中的 张大哥顶多算个半新不旧的人 ,努力在接受新事 物 ,却又没有勇气完全接受 ,但是在对待嫁娶的问
从《阿Q正传》看鲁迅的幽默讽刺语言艺术_高中作文
从《阿Q正传》看鲁迅的幽默讽刺语言艺术本文是关于高中作文的从《阿Q正传》看鲁迅的幽默讽刺语言艺术，感谢您的阅读！鲁迅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他在小说和杂文领域的巨大成就至今无与伦比，其代表作中篇小说《阿Q正传》被翻译成40多种不同的文字，为中国文学赢得了崇高的世界声誉。
鲁迅在《阿Q正传》中表现出来的批判的深刻性，一方面来源于其“忧愤深广”的思想，另一方面来源于他一贯擅长的幽默讽刺的语言艺术。
下面就结合《阿Q正传》这篇小说，探讨感悟鲁迅的语言艺术。
我们评价鲁迅的文学语言，使用频率最高的词语是“匕首”、“投枪”，都是形容其语言的深刻和力量。
犀利的语言，充分显示了鲁迅独特的格调，这种独特的格调，就是采取多种语法和修辞手段，以及戏谑的议论性语言的穿插，造成一种诙谐、讽刺的杂文色彩，下面列其种种，品味这种语言效果。
一、庄词谐用，大词小用，寓庄于谐鲁迅做人做事一向是十分严肃，但就是像他这样严肃的人物，却有着谐谑和善于谐谑的一面，他往往在最需要严肃的时候变得漫不经心，而在大可以漫不经心的时候却严肃起来，不经意之间形成幽默讽刺效果。
《阿Q正传》第一章写到给小说作题目时，说：才下笔，便感到万分困难了，孔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
孔子的“正名论”，典型地表现了统治阶级的等级观念，是统治阶级的一个“庄词”，用在这里就有讽刺滑稽味了。
在赵太爷眼中，阿Q连性赵都不配，还配得上“正名”吗?再如阿Q到尼姑庵“革命”，尼姑把庵门开了一条缝，说：“革命革命，革过一革的，……你们要革得我们怎么样的?”革命本来是一件重大而严肃的事情，但在假洋鬼子之流和阿Q眼里，只不过是“欺弱”。
嘴里把“革命”当作“口头禅”，行的是打砸抢之实，“革命”在未庄已经严重变味。
又如“宣统三年九月十四日――即阿Q将搭连卖给赵白眼的这一天”。
鲁迅故意将辛亥革命史上绍兴光复这一庄严事件，用阿Q卖搭连这件事来作补充说明，显得滑稽可笑。
这一寓庄于谐的写法，充分说明在未庄，“革命”远不如一件日常生活小事引起人们关注，进而暴露了辛亥革命未能广泛发动群众的致命弱点，同时也表明自己对革命的怀疑态度。
论假洋鬼子的形象及其意义
论假洋鬼子的形象及其意义假洋鬼子是《阿Q正传》中的一个人物。
对于这个人物，历来的论者都认为他是一个“投机革命的反革命”，这种观点也反映在我们的教学中，比如高中语文《教育参考书》就称他为“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混血儿”，“是个表面投机革命，实际却又镇压革命的反革命两面派”。
(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3页)然而，如果我们不受任何传统观点的影响，站在公正的立场上，实事求是地看待假洋鬼子，就可以发现说假洋鬼子是“投机革命的反革命两面派”的观点是完全站不住脚的，我们至今仍然把假洋鬼子说成是“投机革命的反革命两面派”，则是假洋鬼子悲剧的延续。
因此，我们有必要还假洋鬼子以本来面目。
一、假洋鬼子之所以被认为是“表面投机革命”，而“实际上却是镇压革命的刽子手”，他的诨名起着重要的作用。
是中国人却又剪掉辫子，打扮成外国人的样子，在当时中国人的眼里，自然成了“里通外国的人”，成了一个“假洋鬼子”。
而“鬼子”正是人民所深恶痛绝的，故而他也就自然成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混血儿”。
这正是一般人的思维定式。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简单，单凭一个诨名就给人定性是靠不住的。
我们知道，古老的中华帝国曾经是一个闭关自守而又夜郎自大的国度。
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紧闭的大门，在中华大地上肆意横行，激起了中国人民极大的愤慨。
而清政府在反抗外国侵略者的战争中屡战屡败，又使得绝大多数落后的人们产生了一种自卑心理。
于是，如同鲁迅先生曾经指出的那样，“中国人对于异族，历来只有两样称呼：一样是禽兽，一样是圣上。
”(《随感录四十八》《鲁迅全集》第一卷33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下同)由于中国的积贫积弱，落后的人们不敢向外国人抗争，就把矛头指向自己的同胞。
鲁迅先生对此也曾有过极为精辟的论述：“我觉得中国人所蕴积的怨愤已经够多了，自然是受强者的蹂躏所致。
但他们却不很向强者反抗，反而在弱者身上发泄。
”(《杂忆》《鲁迅全集》第一卷225页)于是，那些留学外国的国人便成了他们泄愤的对象。
联系鲁迅小说《阿Q正传》中的故事情节试分析阿Q的主要性格特点
一、卑怯阿Q是喜与人吵嘴打架，但必估量对手。
口讷的他便骂，气力小的他便打。
与王胡打架输了时，便说君子动口不动手，假洋鬼子哭丧棒才举起来，他已伸出头颅以待了。
对抵抗力稍为薄弱的小D，则揎拳掳臂摆出挑战的态度，对毫无抵抗力的小尼姑则动手动脚，大肆其轻保都是他卑怯天性的表现。
徐旭生与鲁迅讨论中国人的民族性，结果说中国人的大毛病是听天任命与中庸，这毛病大约是由惰性而来的。
鲁迅回答他道；这不是由于惰性，是由于卑怯性。
“遇见强者不敢反抗，便以中庸这些话来以自慰，倘他有了权力别人奈何他不得时，则凶残横恣，宛然如一暴君，做事并不中庸。
”二、精神胜利法“精神胜利法”在阿Q身上，一般赋予它以自私、保守、自贱与健忘等含义。
在所谓社会学的深层意义上，它又被冠之以“自欺欺人”“卑弱”“奴才”等名称，甚至也是类似于“豁达”“不在乎”“看淡一切”等说法的反讽。
它因此作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一种标志而广招评论。
如：阿Q与人家打架吃亏时，心里就想道：“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世界真不像样，儿子居然打起老子来了。
”又如他穷得娶不上老婆，却自吹“我的儿子会阔得多啦”，于是他也心满意足俨如得胜地回去了。
林毓生说：“阿Q……的精神胜利法，仅只是他的表面特征，而更为基本的特征则是他缺乏内在的自我……如果我们把阿Q通过社会所获得的传统文化体系的因素，也包括进去作为他的本性的部分，那么，阿Q便可以称为几乎全靠本能生活和行为的动物了。
”（《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215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1月）。
这种精神胜利法中国人发明得很早，后来与异族周旋失败，这方法便被充分的利用，即使现在我们南斯拉夫大的大使官被美国人炸了、战斗机在祖国南海上空被美国飞机撞废，国人怎样？还不是嚎叫几声、美国人出来个道歉就算了事，国人已经心满意足了，这就是阿Q劣根在国人身上烙下印记。
鲁迅《阿q正传》的赏析
鲁迅《阿q正传》的赏析鲁迅《阿q正传》的赏析鲁迅的小说选材独特，在题材的选择上，鲁迅对古典文学中只选取“勇将策士，侠盗赃害，妖怪神仙，才子佳人，后来则有风尘女子嫖客，无赖奴才之流”的模式做出了改革，以“为人生”的启蒙主义式的创作目的，开创了“表现农民与知识分子”两大现代文学的主要题材。
以下是小编整理的鲁迅《阿q正传》的赏析，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阿Q正传》是鲁迅的代表作之一，它既是中国文学园地的杰作，也是世界文学园地的杰作。
鲁迅塑造的阿Q这一艺术形象，在中国早已是妇孺皆知，在世界也是公认的典型形象。
一中国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统治阶级一直用两手来维护自己的反动统治：暴力镇压和精神奴役。
精神奴役就是用种种封建说教来毒害被统治者，使被统治者愚昧、麻木，做了奴隶而不知道自己的奴隶地位。
这种精神奴役给被统治者造成的“内伤”是惊人的，封建毒素越来越深入地渗透到许多人的灵魂之中，使他们成为畸形的人，任帝国主义宰割，任统治阶级蹂躏。
中华民族后来已是集内忧外患于一身，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
为了挽救中国危亡的局面，孙中山先生披荆斩棘，不屈不挠；辛亥革命者前仆后继，浴血奋战。
革命先驱的救国热忱、献身精神，的确是可歌可泣的。
但是辛亥革命终于失败了。
这一是因为革命者对封建阶级采取了妥协的态度；二是因为革命者没有注意宣传、教育、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广大人民群众处在不觉悟的状态，没有起来支持和参加这场革命。
所以，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依然如故，处在半封建半殖民的状态中。
鲁迅深切地感到，中国必须来一次彻底的变革，而变革要取得成功，则必须唤醒“昏睡”中的国民，改变他们的精神状态。
所以，鲁迅一生以笔作刀，解剖中国社会，解剖国民的灵魂，对他们精神世界的落后面、消极面作彻底的暴露和无情的批判。
对于被统治者，鲁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他写作《阿Q正传》就是要给被统治者以启蒙，让他们正视自己的问题，看清自己身上恶劣的品性，从而摆脱精神上的枷锁，奋起抗争，去“制造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
鲁迅《阿Q正传(节选)》阅读理解
鲁迅《阿Q正传（节选）》阅读理解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远远的走来了一个人，他的对头又到了。
这也是阿Q最厌恶的一个人，就是钱太爷的大儿子。
他先前跑上城里去进洋学堂，不知怎么又跑到东洋去了，半年之后他回到家里来，腿也直了，辫子也不见了，他的母亲大哭了十几场，他的老婆跳了三回井。
后来，他的母亲到处说，“这辫子是被坏人灌醉了酒剪去的。
本来可以做大官，现在只好等留长再说了。
”然而阿Q不肯信，偏称他“假洋鬼子”，也叫作“里通外国的人”，一见他，一定在肚子里暗暗的咒骂。
阿Q尤其“深恶而痛绝之”的，是他的一条假辫子。
辫子而至于假，就是没有了做人的资格；他的老婆不跳第四回井，也不是好女人。
这“假洋鬼子”近来了。
“秃儿。
驴……”阿Q历来本只在肚子里骂，没有出过声，这回因为正气忿，因为要报仇，便不由的轻轻的说出来了。
不料这秃儿却拿着一支黄漆的棍子——就是阿Q所谓哭丧棒——大踏步走了过来。
阿Q在这刹那，便知道大约要打了，赶紧抽紧筋骨，耸了肩膀等候着，果然，拍的一声，似乎确凿打在自己头上了。
“我说他！”阿Q指着近旁的一个孩子，分辩说。
拍！拍拍！在阿Q的记忆上，这大约要算是生平第二件的屈辱。
幸而拍拍的响了之后，于他倒似乎完结了一件事，反而觉得轻松些，而且“忘却”这一件祖传的宝贝也发生了效力，他慢慢的走，将到酒店门口，早已有些高兴了。
1．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A．“假洋鬼子”的“母亲大哭了十几场，他的老婆跳了三回井”全是因为他剪了辫子，不能做官了，这说明未庄人的保守。
B．阿Q称钱太爷的大儿子是“假洋鬼子”和“里通外国的人”，说明阿Q是爱国的。
C．“阿Q在这刹那，便知道大约要打了，赶紧抽紧筋骨，耸了肩膀等候着”，他之所以“耸了肩膀等候着”是因为他知道逃不脱，不如让他打。
D．选文的结尾处写阿Q“有些高兴了”是因为他的精神胜利法起作用了。
2．说说文中的“等候”“轻松”妙在何处。
3．阿Q为什么认为“辫子而至于假，就是没有了做人的资格；他的老婆不跳第四回井，也不是好女人”？【答案】1．B2．“等候”一词，不仅表明阿Q的奴性，即他被动挨打不敢反抗，更表明他的某种受虐倾向，这种奴性人格，让人触目惊心。
论“假洋鬼子”[权威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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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假洋鬼子”本文档格式为WORD,感谢你的阅读。
摘要：鲁迅《阿Q正传》里的假洋鬼子是革命党人的典型形象，历来对于他的评价众说纷纭，有人说他在辛亥革命时是领导革命，不是投机革命；有人完全不认同，作者对此加以评析，提出观点。
关键词：《阿Q正传》假洋鬼子革命党人形象鲁迅先生的名著《阿Q正传》是一部具有世界影响的小说。
90多年来，对它的分析文章可以说汗牛充栋，但绝大多数是分析阿Q的，对另外一个重要人物――假洋鬼子却分析不多。
鲁迅先生对假洋鬼子的描写不多，但生动传神，可谓惜墨如金。
由于描写带着漫画式的夸张和讽刺，他吹牛撒谎，鄙视劳动人民，毛病太多，无法让人喜欢，因此，对假洋鬼子的评价几乎都是负面的。
这实在有失公允，也不符合事实求是的原则，因此应给予重新认识。
一、关于假洋鬼子的两种不同评价对假洋鬼子的评论，经历了一个由全盘否定到部分肯定的过程，大致可分为两个时期。
这里只评论官方观点――中学《语文》课本里的观点。
上个世纪是第一时期，基本是全盘否定。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与中学语文课本相配套的《教学参考书》中称假洋鬼子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混血儿，是一个表面投机革命，实际却镇压革命的反革命两面派[1]。
这显然承袭了“文革”前和“文革”中的极左观点。
这些观点太荒唐，不值一驳，所以暂放一边。
进入新世纪，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步步深入，极左思想渐渐淡出，思想文化界实事求是的中肯批评日益增多，对假洋鬼子的评价发生了很大改变。
买办阶级的标签和反革命两面派的罪名消除了，但仍然说他是“投机革命”，把他和秀才相提并论，称其为“两个反动人物”。
本世纪新出的《教师教学用书》（2007年版）是这样评论假洋鬼子的形象的：假洋鬼子是地主阶级家庭出身的资产阶级投机分子的形象。
他是钱太爷的儿子，未庄两个文童之一。
他没有像秀才那样走科举仕途之路，而是“先前跑上城里进洋学堂，不知怎么又跑到东洋去了。
半年之后他又回到家里，腿也直了，辫子也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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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假洋鬼子”从清末到五四，中国文化思想经历了由“中体西用”到“全盘西化”的转折。
在这种历史氛围下，一批西式的绅士淑女应运而生，在中国文化思想舞台上独领风骚：胡适、丁文江、蒋梦麟、陈衡哲、徐志摩、林徽音、冰心、林语堂、陈独秀、鲁迅、郭沫若、郁达夫……可以说，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批真正意义的现代西化精英，与他们的前辈严复、辜鸿铭、王国维已经有着本质性的差异，从他们在国外如鱼得水的姿态中也可以感受到这一点。
尤其是胡适，自留学起就活跃于美国的主流社会，热衷于演讲、旅游、组织学生会，积极参与美国的总统大选，俨然就是美国人的一员，他在给美国女友韦莲司的信中不无得意地称自己比欧美的思想家更加“西方”，胡适这样说：“要是我发现自己假装有什么真知灼见带给西方世界，我觉得那是可耻的。
当我听到泰戈尔的演说，我往往为他所谓东方的精神文明而感到羞耻。
我必须承认，我已经远离了东方文明。
有时，我发现自己竟比欧美的思想家更‘西方’”（《不思量自难忘》，安徽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１５６页）。
丁文江在英国整整住了七年，从生活方式到思想，都彻底地欧化，被傅斯年称为“欧化中国过程中产生的最高菁华”（胡适：《丁文江传》，海南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１页）；陈衡哲也觉得跟美国人和欧洲人在一起，比跟中国人在一起更加自在。
留东学子虽然身在东瀛，但心在西洋，西化的劲头，比起留学欧美的人毫不逊色，甚至更有过之，用郭沫若的话说就是：“我们在日本，读的是西洋书，受的是东洋罪。
” 与此相对应，一批前所未有的、洋味十足的“新中国人”在文学作品中闪亮登场：郭沫若笔下的“立在地球边上放号”的半人半神、古希腊式的抒情巨人，郁达夫的《沉沦》中那位终日沉浸于英国浪漫派诗人的世界，颇以尼采的超人查拉图是特拉自比的中国学子，鲁迅《头发的故事》中那个西服革履、挥动棍子驱逐愚民的Ｎ先生，徐志摩《我所知道的康桥》中那个每个毛孔都散发着崇洋之情、几乎与美丽的“康桥”溶为一体的抒情主人公，冰心的《给小读者》里那位与美国文化风土似乎有天然亲和力的中国女子……其中，陈衡哲的《洛绮思的问题》特别值得一提。
这篇小说从人物、背景到叙述方式，都彻底西化了，假如隐去作者的姓名，俨然是一篇地道的外国小说。
然而，此作却是取材于中国留美学子的一段三角精神恋爱的插曲（夏志清认为，小说中的洛绮思和瓦德，原型就是陈衡哲和胡适，胡适这样说自己与陈衡哲的关系：“她是我的一个最早的同志”，“她对于我的主张的同情，给了我不少的安慰和鼓舞。
”胡适是小说初稿的最先阅读者之一，读后提了许多意见，经若干删改，成了后来的样子。
参见夏志清：《小论陈衡哲》，《新文学的传统》，台北时报出版公司１９７９年版）。
出于某种顾虑，作者隐去了主人公的中国人身份，将其换成美国大学教授“瓦德”和“洛绮思”。
东方学子的生活与情感，就这样不露痕迹地消化在西方文化的密码程序中。
事情到了这个程度，中国人对“假洋鬼子”的态度和立场不能不发生重大变化，尽管此时，守旧势力仍然十分顽强，并且对西方文化在中国的节节胜利表现出更大的不安与焦虑，保守派领军人物林纾对新文化运动领袖的妖魔化，乞求“伟丈夫”平定乾坤的无奈想象，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在文言小说《荆生》里，林纾虚构了汉中伟丈夫荆生以雷霆万钧之怒，教训了三个以“禽兽之言”乱其“清听”的海归少年，使他们狼狈鼠窜的故事。
三少年“一为皖人田其美，一为浙人金心异，一则莫钬，不知其何许人，悉新归自美洲，能哲学”，分别影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风云人物胡适、陈独秀和钱玄同。
然而，这除了证明历史的潮流不可阻挡，还能说明什么呢？总之，到了激进的海归知识精英领导历史潮流的时代，对“假洋鬼子”的态度和思路发生了根本逆转：既然“全盘西化”被视为惟一的救国之道，令人担忧的当然就不再是“以夷变夏”，而是能不能真正的“以夷变夏”；如果说此前对“假洋鬼子”的抨击是取“大中华”立场的话，那么如今对“假洋鬼子”的批判，就是站在“世界”（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的立场，以“真洋鬼子”为标准，揭露其假冒伪劣的本质。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当五四精英全力以赴引进西方文化、抨击假冒伪劣的时候，他们却不可避免地成了中国民众眼中的异类。
于是，一个彼此错位的三岔口形成：中国民众眼中的“假洋鬼子”，是那些洋装短发、里通外国的汉奸；封建保守派眼中的“假洋鬼子”，是那批“以夷变夏”的士林败类；而西化精英眼中的“假洋鬼子”，则是那些不学无术、趋炎赴势、蝇营狗苟的文化泡沫。
在这个错位的结构中，民众与封建保守势力结成同盟，使西化精英们陷于孤立的境地。
“假洋鬼子”一词首出鲁迅的自叙传小说《头发的故事》（１９２０年），记述一位名叫Ｎ的前辈先生在双十节那天对“我”发的牢骚，其中谈到清朝末年的剪辫之祸——我出去留学，便剪掉了辫子，这并没有别的奥妙，只为他太不便当罢了。
不料有几位辫子盘在头顶上的同学便很厌恶我；监督也大怒，说要停了我的官费，送回中国去。
不几天，这位监督却自己已被人剪去辫子逃走了。
去剪的人们里面，一个便是做《革命军》的邹容，这人也因此不能再留学，回到上海来，后来死在西牢里。
你也早已忘却了罢？过了几年，我的家景大不如前了，非谋点事做便要受饿，只得也回到中国来，我一到上海，便买定一条假辫子，那时是二元的市价，带着回家。
我的母亲倒也不说什么，然而旁人一见面，便首先研究这辫子，待到知道是假，就一声冷笑，将我拟为杀头的罪名；一位本家，还预备去告官，但后来因为恐怕革命党的造反或者要成功，这才中止了。
我想，假的倒不如真的直截爽快，我便索性废了假辫子，穿着西装在街上走。
一路走去，一路便是笑骂的声音，有的还跟在后面骂：“这冒失鬼！”“假洋鬼子！” 在这日暮途穷的时候，我的手里才添出一支手杖来，拼命的打了几回，他们渐渐的不骂了。
只是走到没有打过的生地方还是骂。
这件事很使我悲哀，至今还记得哩。
我在留学的时候，曾经看见日报上登载一个游历南洋和中国的本多博士的事；这位博士是不懂中国和马来语的，人问他，你不懂话，怎么走路呢？他拿起手杖来说，这便是他们的话，他们好懂！我因此气愤了好几天，谁知道我竟不知不觉地自己也做了，而且那些人都懂了…… 宣统初年，我在本地的中学做监学，同事是避之惟恐不远，官僚是防之惟恐不严，我终日如坐在冰窖子里，如站在刑场旁边，其实并非别的，只因为缺少了一条辫子！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站在西化知识精英的立场，描写民众与所谓“假洋鬼子”冲突的小说，揭示了中国第一代西化知识精英与民众的悲剧性对立关系，抨击了民众的愚昧，与此前同类题材的小说形成了鲜明对比。
鲁迅后来发表的《孤独者》（１９２５年），进一步发展了《头发的故事》，读了令人悚然。
留学海归的魏连殳，因思想的异端、行为的特立独行而不容于Ｓ城，甚至连本家的人，都将他“当作一个外国人看待”，一个“吃洋教”的异类，魏连殳在封建保守势力的压迫打击下，丧失了起码的生存条件，最后只有以灵魂的麻痹，进而肉体的死亡求得彻底的解脱。
孤独，是这位先觉者内心世界的最好写照。
然而，鲁迅的思考并没有停留于此，一年以后，发表了《阿Ｑ正传》（１９２１年），其中又出现了“假洋鬼子”。
然而此番登场的，不是Ｎ那样的海归文化精英，而是纨绔子弟钱大少爷。
这次，鲁迅在批判愚昧麻木的阿Ｑ的同时，锋芒指向投机革命的钱大少爷。
《阿Ｑ正传》中，钱大少爷出现过三次。
第一次，是革命风暴逼近未庄之前，阿Ｑ与他在路上撞见。
从阿Ｑ眼里的假洋鬼子身上，也仍不难感受到作者对钱大少爷嘲讽的态度。
鲁迅的高明在于，通过阿Ｑ的眼光，既揭示了中国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排外心态和对现代文明的蒙昧，又画出了钱洋鬼子的外部特征，可谓一石二鸟。
第二次，革命风声刮到未庄，赵秀才闻风而动，主动与钱大少爷联手革命。
这次是直接描写，不动声色的文字里包含巨大的杀伤力，让人看到了辛亥革命过程中触目惊心的另一幕：乡村的土豪劣绅与“新党”勾结，随心所欲地糟蹋革命。
这里鲁迅只用一个细节：砸毁龙牌，抢走宣德炉，揭露了钱赵联手的这场“革命”的本质。
第三次，钱大少爷控制了未庄的局面，成了革命首领，而阿Ｑ想要革命却无门路，无奈中，只好去找钱洋鬼子“商量”——钱府的大门正开着，阿Ｑ便怯怯的进去。
他一到里面，很吃了一惊，只见假洋鬼子正站在院子的中央，一身乌黑的大约是洋衣，身上也挂着一块银桃子，手里是阿Ｑ曾经领教过的棍子，已经留到一尺多长的辫子都拆开了披在肩背上，蓬头散发的像一个刘海仙。
对面挺直的站着赵白眼和三个闲人，正在必恭必敬的听说话。
阿Ｑ轻轻的走近了，站在赵白眼的背后，心里想招呼，却不知道怎么说才好，叫他假洋鬼子固然不行的了，洋人也不妥，革命党也不妥，或者就应该叫洋先生了罢。
洋先生却没有见他，因为白着眼睛讲得正起劲：我是性急的，所以我们见面，我总是说：洪哥！我们动手罢！他却总说道Ｎｏ??——这是洋话，你们不懂的。
否则早已成功了。
然而这正是他做事小心的地方。
他再三再四地请我上湖北，我还没有肯。
谁愿意在这小县城里做事情…… 这是一幅绝妙的讽刺图，令人喷饭！时髦的假洋鬼子，露出了江湖术士的真面目，这场“革命”的闹剧性，由此得到清楚的揭示。
有人仅凭表面的某些相似，依据鲁迅的自传体小说《头发的故事》，断定钱大少爷是鲁迅的同类，鲁迅对钱大少爷是“同情和理解多于厌恶”，还认为是毛泽东“假洋鬼子不准阿Ｑ革命”的权威性论述，误导了人们对“假洋鬼子”的认识。
如史建国《鲁迅与“假洋鬼子”》一文（载《书屋》２００４年７期）认为，受毛泽东一言九鼎的论断与周作人的旁证的影响，《阿Ｑ正传》中本来应当肯定的“假洋鬼子”，成了批判的对象。
文章论证鲁迅与“假洋鬼子”的“同党”关系，主要证据是鲁迅自叙传色彩较浓的《头发的故事》与《阿Ｑ正传》中涉及钱大公子的一些描写，从同样的留日、剪辫、被安上“假洋鬼子”的骂名、拄洋手杖，得出《头发的故事》中的Ｎ就是《阿Ｑ正传》中的钱大少爷。
基于此，作者大胆发挥：“鲁迅对于这位钱大公子是同情和理解多于厌恶的。
不管怎么说，这位钱大公子在当时即使算不上时代的精英，至少也应该是一位受到过现代思想浸染的新人，真心也好，投机也好，和阿Ｑ们相比，他更能理解革命的真谛，更有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革命党。
”因此，他“理应进入鲁迅对现代知识分子描写的画廊”。
这种看法完全无视文本自身的叙述，对鲁迅的思想也缺乏整体的把握。
文学创作中，作家调动自己人生经历中的某个细节，化入对自己厌恶的人物的描写，本属正常，根本不能作为对号入座的依据，更何况《阿Ｑ正传》是一部严格意义的虚构小说，而《头发的故事》却是自叙传；而最重要的是，《阿Ｑ正传》中的钱大少爷与《头发的故事》中的Ｎ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如果说前者是投机革命的文化泡沫，那后者就是中西合璧的精英，时代的先觉者，两者根本不能同日而语。
在鲁迅笔下，讽刺此类“假洋鬼子”的描写时有可见，比如：不学无术的高老夫子模仿俄国大文豪高尔基的名字，将自己姓名改成“高尔础”（《高老夫子》）；穷得养不活妻儿，连张安静的书桌都不具备的文学青年，煞有介事地虚构西方式的“幸福的家庭”，享受铺有雪白台布的豪华午餐，而点的美味，却是中国的“龙虎斗”（《幸福的家庭》）；“流氓加才子”的叶灵凤的生吞比亚滋莱、活剥路谷虹儿（《上海文艺一瞥》）；留美博士陈焕章的“孔门理财学”博士论文（《致台静农》）；还有道学家四铭购买高级洋皂背后的龌龊心理（《肥皂》）……在《杂论管闲事》一文里，鲁迅这样写道：“现在的留学生是多多，多多了，但我总疑心他们大部分是在外国租了房子，关起门来炖牛肉吃的，而且在东京实在也看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