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研究的商鞅变法

我所研究的商鞅变法张文职小堤示：商鞅变法，就是首先找到了一个办法，一个解决春秋战国550年社会危机的办法。

就是把农战供需生产关系长久地均衡到每个个体民户，然后由国家集中体现起来。

问题的解决，就交由时间去完成了。

我是个农民，1946年生，快七十岁了。

只上过小学，但有四十年之久的业余社科爱好。

熟悉马克思主义，爱研究商鞅变法。

我着意探求两个历史悬念，或者说是两个可以揭示商鞅变法基本历史事实，而又在历史上没有答案的问题。

这两个问题分别是，第一，《荀子丶強国》中所说，秦国“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

还有宋代的郑樵，在其《通志丶总序》中，也说过“时之通塞存于数”。

这是些什么数，具体是多少数目，这些数目是用来解决什么问题的，没有答案。

第二，王安石有句诗，“商鞅能令政必行”。

商鞅是怎样去“令政必行”的，历史上也没有答案。

马克思似乎也说过“君主们可以对他们的臣下发号施令，却不能对生产力发号施令”。

商鞅怎么就“能令政必行”了呢？他就是能对生产力发号施令，而且－令就能使秦国民户总量和生产力总额每十年递増一倍，持续递增百年以上，直到秦亡六国，统－中国。

他使用了两种手法，一种是实行土地国有化的国家资源整体配置；一种是使用了数量均衡法的经济技朮和执政技朮。

其实前二位所说的“数|”，也就是商鞅变法所创制的一年一度“起一取十”的国家土地所有制的经济实现率和全员劳动实现率；｀十年一度倍数递增的国民经济增长率，一百年持续连增的生产力大数据。

很显然，这种大数据是用来消灭六国｀统－中国的。

对于这两个问题的基本研究, 已以<商鞅变法的设计与实施>为题, 于2012年7月发表在<百度文库>上。

还被标上五星, 说是精品文档, 其实是坐了两年冷板凳, 访问和下载的人数很少，关注度不高，提不起人们的兴趣。

那么就请再来看看我是如何研究商鞅变法的，我的研究和历史上打压的商鞅变法，以及当代学者丶教授所讲的商鞅变法有什么区别，来给大家提点兴趣，长点关注度。

商鞅所做的事情，是－件极其伟大的事情，放眼古今中外全部人类社会历史，只有他一个人做出过这样的事情，他到底做出了什么样的事情呢？他几乎是凭借自己一人之力，解除了一个在中国历史上第－次发生的丶长达500多年的社会危机，即，以秦统一来结束春秋战国社会。

这就是他做的事情。

他的变法，是中国历史上最成功的社会改革，而且是一次以局部带动整体的社会变革。

－个诸侯国，用了－百多年的时间，打败了六个诸侯国，统一了社会，这都是商鞅谋划的结果，商鞅所做的就是这样的事情。

用马克思的社会革命论来说，这也是人类社会历史上，唯一一次成功的丶也是非常完整的丶十分精彩的社会革命过程。

那么，他又是怎么做成这件事情的呢？首先他认识到夏丶商丶周三王朝的“三代不四”，周王权逐彻旁落，礼崩乐坏，周代典章制度全面崩溃。

是社会历史发展遇到了阻塞，就像大河突然断流，形成了－个巨大的堰塞湖，水流不出去，而且越蓄越多，十分危险。

也像现代的电线短路一样，非常危险。

应当近快解除这种危险。

其次他看到从春秋时代“千乘莫不守，万乘莫不战”的诸侯兼并战争发展到战国时期的七个大诸侯国的连年发动战争的战争态势，就像是体育赛亊打完了局部淘汰赛，进入到决赛局－样，发展到最后，结局势必是以丶以一胜六，社会统一而告终。

有什么样的看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朝着这个方向去解决问题。

可是问题的症结又在哪儿呢？当商鞅从李悝明面上冠冕堂皇地作着“尽地力之教”，暗地里却悄悄寻求每夫十石军赋的作派上，看到这毎夫十石军赋时，问题的症结就出来了。

军赋，兵员，战争中的人力丶`物力需求也。

只要满足了战争中的人力丶物力需求，那岂不是想打胜什么样的战争，就能打胜什么样的战争了吗！战争需求就是战国社会的最大社会需求，而这种需求恰恰是领主制旧生产关系中所没有的，是旧生产关系所容纳不下的新社会生产力。

发现了新的社会需求，就等于发现了新生产力。

而李悝所诉求的井田制农夫，生产与消费，均衡亏空“四百五十”钱，这正好证明生产关系滞后了，过时了，这又恰恰说明生产关系革命或社会关系革命的时代来临了。

如何把社会需求生产出来，把新的社会需求变成新的社会生产力，是商鞅要继续独立完成的事情。

事情在向着解决问题的方向一步一步地发展。

公叔座死后，商鞅在魏国无法容身，适值秦孝公下《求贤令》，商鞅便东出齐国，经赵走韓，然后信心十足地进入秦国。

在入秦途中和在变法之前对秦国的全面考察中，应该能夠感受到战国中期铁器全盛时代来临的气息，也可以遇到和接触到不少徕农。

所谓徕农，就是战国时期，从井田制下，赶着牛车，拉着妻儿，及－些短期生活资料和－些简单的生产生活用具，逃亡到大自然界中，自行开荒种地的农民。

这是一种什么现象呢？这是－种个体劳动者历史性地获得了，面对自然独立生存的能力，这是－种天然权利，是－种可以组织成为全新社会生产力的劳动力载体。

有了这种载体，就有了把全体丼田制农夫解放出来的标本。

徕农这种现象的实质是什么呢？是要土地，要自由。

这正是全体农民的基本要求。

商鞅的“民可使由之。

不可使知之”虽然是说给甘龙丶杜挚，（自然也包括北京师范大学的李山教授），这些人听的，但实质上是要把足夠的土地和充分的自由还给农民，他正是这样做的，历史上也只有他－个人能把这样的事情做的如此园满。

李山具然说这是“蔑视民众”，还跟王安石丶商鞅讲“智商”。

真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之极。

我们还是来看看商鞅到底是怎样来“蔑视民众”的。

商鞅《变法令》中规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丶倍其赋”，就是要求必须是－夫一妇制的个体家庭，自主开垦荒地，每户按100大亩（240步）计税，多出的部分，权作奖励。

战国时代七大诸侯国，不单单秦一国地广人稀，没看见再有第二家能普遍给于农民这么多土地，没有第二家这么“蔑视民众”的。

再有就是民众上阵杀敌，一样样的，“斩敌－首，授爵一级，奖五十石粟”七雄之中，也没有第二家肯这样“蔑视民众”的。

马克思还说过，“把土地交给联合起来的农业劳动者，就等于使社会仅仅听从－个生产者阶级的支配”（《论土地国有化》）。

同时把社会支配权和战争决胜权，两大社会权利豪无保留的交给民众，这能叫蔑视民众吗？有这么蔑视民众的吗！？对心中没有民众的贵族，说蔑视民众的话，转过身来，又为全体民众作最应该做的事情，这叫归避矛盾，这叫改革智慧，不是现代人对小孩子讲的智商。

加了个小插曲，回过头来我们还谈新社会需求的生产问题。

找到了徕农这个新生产力的代表，如何培植生产主体，如何生产出最大化的社会需求，那就是如何组织社会生产，如何开始变法的事了。

－旦开始变法，创立个体民户，有均衡法的大亩制授田，开始实施起来，一旦联户聚村丶合村为乡丶联乡为县丶合县于中央集权这种客观上的社会组织形式或主观上把全国所有的民户的生产与消费。

生人和増户的所有数据丶缧旋宝塔式的集中体现起來之后，所有数据的全国性集中，生产力的全国性总和，就是你什么也不去作，它也毅然耸立在那儿。

领主和奴隶的社会关系丶生产关系，就已经转換为国民生产关系丶社会关系了，其实生产关系或社会关系革命也就这么简単，不是什么遥不可及的事情。

而受新生产关系丶社会关系维护的正是与日俱增，与时俱进的生产力大数据。

至于商鞅是如何组织社会生产，如何实施变法，我在〈商鞅变法的设计与实施〉中，已经说的很详细了，这里作一下归结，其实商鞅变法，首先是找到了－个解决重大社会历史问题的办法，这种办法首先要满足家庭内边生产生活方方面面的具体需求，然后才是国家治理方面的和战争需求，把土地和劳动极限型地结合在一起，结合它个成百上千年，用发展性余额或者说是国有资本利润去治理国家和进行对六国的战争。

这种办法，显然是要通过一套全新的丶完整的国家法权制度来推行的。

喜爱这方面研究话题的朋友们，应该能夠看出，我所研究的商鞅变法，是专功生产力大数据的。

这与商鞅为什么被车裂，秦王朝为什么会“二世即亡”，好像不发生任何联系，没有什么关系。

这两个为什么，完全是另外两回事情。

这就是我所研究的商鞅变法与历史上记载的商鞅变法，以及专家学者筆下｀口中的商鞅变法的根本区别。

司马迁在《史记》中为商鞅作〈传〉，实在是因为商鞅是周秦变迁的关键人物，商鞅变法是周秦变革的历史枢纽，不写他，历史会脱节的。

但司马迁作《商君列传》，绝对不是为了宏揚商鞅的变法精神，不是为了展示商鞅变法的历史功勋，而是为了配合他老师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朮”的大计划，来打压商鞅变法的。

他在《商君列传》中，借赵良之口，用儒学观点攻击商鞅的篇幅要大干叙述商鞅变法的篇幅。

我们知道，司马迁是很重个人感情的，曾经为投敌叛国的李陵辨护而受刑。

另外，我们还要告诉李存山，他写的“为秦开帝业”的《商鞅评传》，大多是历代儒学观点的陈词烂调的重复。

还搞出个什么“商鞅学派”，主要是按反儒的程度给《商君书》找出无数无名作者来，《商君书》的作者是商鞅，既然在唐代以前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在宋代那种死气沉沉，没有生机，民族都即将灭亡的大环境下，所喟的考据学，只不过是几个儒生，闲来无事，玩玩语言文字游戏，要指望他们能在历史的大是大非问题上，做出什么成绩来，就不要抱什么希望。

商鞅的人丶事丶书三位一体，不容割裂。

从司马迁开始就诬其人，略其事，谤其书。

李存山只不过是把司马迁的旧伎俩玩出了新花。

〈商君书〉是商鞅变法的说明书。

在当时是实施变法的政策汇编，有极其严格的传达方式。

传达单位要存正本，传副本，完了之后，两相对照，传错一字，就要杀头的。

一个时期的政策汇编，会有学派吗？毛泽东有学派吗？邓小平有学派吗？一部传承了两千三百多手的事变文献，要同主事脱离，除了有意割裂之外，这有可能吗？当然几千年的非正统传承，出现个别字，个别句，或者与某个具体历史事件对不上号，豪不奇怪。

冼且恶意传承者不在少数，残本丶烂本或许有之，如何辨别真伪，主要看合不合乎当事人的的修为，与其所干的事业相不相辅相成。

主要是你们从董仲舒丶司马迁到李存山，你们完全忽略了商鞅变法的的基本历史事实，就像在法庭上失掉证据一样，你们就永久性地失掉了话语权。

我还告诉你们，商鞅所创制的不是什么“君主集权制”，就当时而言，它的全名，应该叫：国家集权资本制。

这种制度在历史上存在了近140年，是不争的事实。

单就“集权制”而言，商鞅创立它，主要是为了集中体现和总和国民生产力的，后来失去了这种作用，但也不仅仅是封建君主能用，蒋介石的旧民主主主义也用过，解放后的新民主主义也用过，现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在用，所以它是属于国家的丶属于中国的。

说商鞅是现代中国的国家之父，－点也不虚构，一点也不夸张，是实事求是，名符其实的。

我还告诉你，商鞅的时代，民众是可以任意开垦荒地。

获得土地。

根本没有买卖土地的必要。

说“除井田，民得买卖”是董仲舒偷偷塞进商鞅之法的－个农业两极分化概念，请不要再以讹传讹了。

作为农民，我的优势就在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