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音乐的发展史

中国古代音乐的发展史
中国音乐的历史，古代文献一般追溯到黄帝。

尽管关于黄帝的传说夹杂着后人的理想成分，并有不少神怪内容，不完全可信。

要把黄帝作为中国音乐的源头，也嫌太晚了：现代考古发现已把中国音乐的历史，从黄帝时代大大向前推进棗其历史远比黄帝时代古老！
商代高度发展的音乐，为周代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因为周族的文化本不及商，其文化技术均取之于商。

周灭商以后，在商的中心地区分封了卫国，而没有把自己的政治中心迁到商地去。

周的音乐，也就是岐周的本土音乐，即是其原有的音乐。

大约是出于笼络人心，缓和氏族矛盾的目的，周人往往自称“夏人”，后来因为“夏”、“雅”两个字那时读音一样，习惯上便把周人的所谓“夏”写成了“雅”。

所以“雅言”就是周地的语言（音）；“雅诗”（《诗经》中的大、小《雅》）就是周地的诗；“雅乐”，其实也就是周地的音乐（舞蹈）。

周代是最早对“礼”（祭祀、朝飨等仪式）和“乐”（伴随“礼”进行的乐舞）作出规定的时代，这就是所谓制定礼乐。

据说这一重大措施是周初的大政治家周公开始颁行的。

礼乐制度影响及于其后几千年一直到清代结束，每个时代的具体内容并不相同，但理论上都以周为法式却是一律的。

如果说商代人尊事鬼神的话，那么周代人尊事的则是礼，对于鬼神，却是虽敬但却“远之”的。

周代的礼乐制度有两条基本内容，一是规定等级，二是规定伴随礼的乐舞基本是雅乐。

春秋时期，开始出现“礼崩乐坏”的局面。

春秋时期，宗法制度渐次瓦解，异姓不妨结盟，同姓反会相攻，宗族、血亲观念逐渐被地域性的封国观念代替，各地区原来只能在社会下层流行的当地音乐随之而取得了自己应有的地位。

《诗经》中的《国风》是各诸侯国的本国歌诗，《国风》绝大部分是春秋时期的作品，正是春秋时期各地音乐逐渐复兴才出现的现象。

到后来，地方音乐甚至可以取代雅乐，用于礼仪了。

郑国音乐（郑声）是首开其端的。

正因为此，以维护礼乐制度为己任的孔子才会“恶郑声之乱雅乐也”，并说“郑声淫”（郑声浸淫雅乐），提出要“放郑声”（把郑声赶出雅乐领域）。

但是孔子并不能改变历史的进程。

孔子去世之后，各地方音乐的影响更加扩大，社会上称之为“新乐”，其中著名的有郑、卫、宋、齐等地区的音乐。

“新乐”是从“新兴起”的意义上起的名字，如果从历史上说，其实不少“新乐”比号称“古乐”的西周雅乐更加古老。

例如
郑、卫、宋等国，郑是早商活动地区，卫是商王室所在地，宋是商亡后商后裔的封国，它们的音乐都承袭自商，从渊源讲，比岐周音乐古老，而且发展水平也较高。

更重要的是，一切“新乐”都没有象“古乐”那样，被礼乐制度堵死，而是按音乐自身规律发展。

所以“新乐”清新活泼，风格多样，优美感人，连理论上懂得“古乐”重要的贵族也不得不承认他们确实喜好“新乐”，听“新乐”不觉疲倦。

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纷争数百年，周王室由衰微而灭亡，各小诸侯国也被几个大国吞并。

这一时期的“新乐”，引人注目的有赵国，其实更应注意的是楚国。

但因为最早写这一段历史的是汉代人，而“新乐”又是以与“古乐”对立的“坏音乐”的面目被载入史册的，汉高祖刘邦却喜爱楚声，所以史家就不敢把异军突起的楚声纳入“新乐”范畴了。

楚僻处南方，它接受了周文化，但思想上受礼乐的束缚要比中原各国小，春秋时期楚的伶人就是演奏当地音乐的。

楚音乐的风格与中原各国也很不同，这从《楚辞》和《诗经》的不同就不难看出。

楚国也是南北各地音乐交会的地方，郑、吴、蔡、越的歌舞都曾出现在楚国。

西周以来，乐队体制日趋完善，到战国初，不但乐器品种繁多，音量、音色都已十分可观，制作也非常精细，对音准和音质的要求大大提高了。

史称周代开始对乐器以“八音”进行分类，这应是可信的。

所谓“八音”，就是以直接关系到乐器发音的材质作为乐器分类的依据，从而把所有的乐器分为八类。

（这样分类今天看来并不太科学，因为它多半是与制作工匠关系更为密切的分类法，但在当时，却也与乐队结体有关，所以是适用的。

乐府在汉武帝时（前140—前87）受到格外重视，也得到了很大发展，搜集了“赵、代、秦、楚”广大地区的民歌，又请著名文人司马相如等数十人创作诗赋、歌词，由李延年作曲。

李延年是富有音乐传统的中山地方的人，父母兄弟都是从事音乐工作的伎人。

李延年因为善舞的妹妹受汉武帝宠幸而被封为“协律都尉”，这是个不见于常设职位的临时封赠，但李延年在这个职位上充分发挥了自己的音乐才智。

所谓“协律”，指音乐的创作和演出，李延年善作曲，也善改编新曲，人们称他的音乐是“新声”、“新声曲”、“新变声”。

宋、金、元时期音乐文化的发展以市民音乐的勃兴为重要标志，较隋唐
音乐得到更为深入的发展。

随着都市商品经济的繁荣，适应市民阶层文化生
活的游艺场“瓦舍”、“勾栏”应运而生。

在“瓦舍”、“勾栏”中人们可以听到叫声、嘌唱、小唱、唱赚等艺术歌曲的演唱；也可以看到说唱类音乐种类崖词、陶真、鼓子词、诸宫调，以及杂剧、院本的表演；可谓争奇斗艳、百花齐放。

这当中唱赚中的缠令、缠达两种曲式结构对后世戏曲以及器乐的曲式结构有着一定的影响。

而鼓子词则影响到后世的说唱音乐鼓词。

诸宫调是这一时期成熟起来的大型说唱曲种。

其中歌唱占了较重的分量。

戏曲艺术在元代出现了以元杂剧为代表的高峰。

元杂剧的兴盛最初在北方，渐次向南方发展，与南方戏曲发生交融。

代表性的元杂剧作家有关汉卿、马致远、郑光祖、白朴，另外还有王实甫、乔吉甫，世称六大家。

典型作品如关汉卿的《窦娥冤》，《单刀会》，王实甫的《西厢记》。

由明清时期说唱音乐异彩纷呈。

其中南方的弹词，北方的鼓词，以及牌子曲，琴书，道情类的说唱曲种更为重要。

南方秀丽的弹词以苏州弹词影响最大。

明末清初，北方以陕西西秦腔为代表的梆子腔得到很快的发展，它影响到山西的蒲州梆子、陕西的同州梆子、河北梆子、河南梆子。

这种高亢、豪爽的梆子腔在北方各省经久不衰。

晚清，由西皮和二黄两种基本曲调构成的皮黄腔，在北京初步形成，由此，产生了影响遍及全国的京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