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传奇_的上海书写_论张爱玲与白先勇笔下的上海
张爱玲和王安忆对于上海都市书写的异同
张爱玲和王安忆对于上海都市书写的异同上海，这个都市文化高度发达的大都会，以其独特的人文内涵孕育了许许多多的作家，张爱玲和王安忆就是其中的两位。
张爱玲和王安忆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坛颇有影响力的女作家，她们共同选择书写上海的故事，为传承中的上海叙写别样的传奇。
共同的地域文化、深厚的地域情结使得二者在创作中有着诸多的相似之处和可比性。
本文试图以《倾城之恋》和《长恨歌》为例，从上海的变迁、上海主题的创作情结、上海女性的宿命与守望等方面具体分析张爱玲和王安忆对于上海都市书写的异同，从而勾勒出从张爱玲时代到王安忆时代，上海在自身解放道路上所走过的曲折历程，展现出上海这座大都市半个世纪左右的风雨历程。
一、上海的变迁：张爱玲的上海到王安忆的上海。
（一）张爱玲———上海的亲历者张爱玲这位天才奇女子出生于上海，除了在香港三年的大学生活外，直到游走他乡前，她一直生活在上海。
她所写的庸人琐事都聚焦在上海这座光怪陆离的大都市，有时也写香港，但香港仅仅是张爱玲演绎上海人生传奇的另一空间而已。
就像她自己说的那样：“我为上海人写了一本香港传奇……写它的时候，无时无刻不想到上海人，因为我是试着用上海人的观点来察看香港人的。
只有上海人能够懂得我的文不达意的地方。
”上海给予了张爱玲想象的空间和自由飞翔的感觉，这里没有束缚，没有条条框框，而是她成功的沃土。
上海之于张爱玲，真的太熟悉不过了。
土生土长的身份使张爱玲很有优越感，对于上海大都市的叙述，张爱玲可以说是得心应手，因为她的上海是融进她心里的。
她喜欢上海，喜欢上海人。
她与上海是同呼吸共命运的。
上海的公寓、小贩的吆喝声、电车的哐当声、街头小报都是她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她是非听见电车声才睡得着的。
张爱玲的《倾城之恋》讲述的是发生在上海20 世纪30 年代左右的故事。
1920 年出生的她作为亲历者，融入了自己的内心情感，将心底里的上海向读者缓缓道来。
对于故事发生的背景———大上海，虽没过多笔墨直面书写，却处处渗透着那个年代上海的独特色彩，无论是像神仙洞府的白公馆还是咿咿哑哑的胡琴，都是张爱玲的记忆。
张爱玲与白先勇笔下的上海比较
张爱玲与白先勇笔下的上海比较作者：王明洁来源：《戏剧之家》2019年第05期【摘要】张爱玲与白先勇皆在作品中表达了个人对于上海的情感。
比较中发现，张爱玲善于用“上海人的观点”渲染气氛、刻画人物，点出上海人对上海文化的认同感。
白先勇则表现了上海世俗文化的毁灭性与新旧文化之间的龃龉。
同时，本文也将探讨此二位作家所以选择上海作为描写对象的原因。
【关键词】张爱玲;白先勇;上海都市文化;上海人中图分类号：I206 ; ; 文献标志码：A; ; ; ; ; ; 文章编号：1007-0125（2019）05-0195-03一、对上海城市的情感张爱玲对上海这座城市的情感，是扎根于日常生活的，她致力于描写这逐渐下沉的时代里平凡人中的传奇。
可以说张爱玲对上海的欣赏、喜爱、眷恋贯穿她始终的创作生涯。
张爱玲是都市生活的拥护者，她钟情热闹的都市生存经验，她在散文中曾写道“公寓是最合理想的逃世的地方。
……公寓房子的最上层你就是站在窗前换衣服也不妨事！”①即使她在去美国后，仍然时时“睹景思情”：“满街灯火橱窗，新寒暴冷，深灰色的街道特别干净，霓虹灯也特别晶莹可爱，完全像上海。
”②以上皆是张爱玲散文中的自述，足以见得她本人对于上海都市生活的热爱与怀念。
对比张爱玲，白先勇对上海的情感，则显得浅白且立足于城市繁华景象的追忆、想象与建构。
白先勇随家人来到上海定居时才九岁，在上海住了两年半时间，上海给白先勇留下了强烈的、惊艳而深刻的印象。
白先勇首先记取的仍然是这座城市的华丽外表。
他在《上海童年》一文中片段式地展示了记忆中“大世界”的哈哈镜、远东第一高楼国际饭店，大光明电影院等标志性场景，“把一个即将结束的旧时代，最后的一抹繁华，匆匆拍摄下来。
” ③梳理白先勇的小说创作不难发现，这些匆匆的影像在其创作的重要阶段都占有重要的地位。
他步入文坛的第一篇小说《金大奶奶》，是以幼年初到上海近郊的经历为背景;他的小说集《台北人》的首篇《永远的尹雪艳》，以上海人的众生相作为大陆人流亡台北之生存写照的开场;在他另一部小说集《纽约客》中，同样以上海人为主角的《谪仙记》和《谪仙怨》也占据了较多篇幅，并以显著的地域个性凸显出来。
浅谈张爱玲小说中的上海情结
浅谈张爱玲小说中的上海情结侯昕彤摘要：张爱玲是中国现代一名颇有传奇特色的女作家，她出生于上海，长于上海，与上海结下了不解之缘。
张爱玲的小说作品中可以看出她内心里有着浓厚的上海情结。
张爱玲常常以上海人为描写的对象，也常常从上海人的角度看世界。
张爱玲的小说透着一股上海味道，上海情调，展现了上海的生活、上海这个城市本身对她的影响。
上海作为张爱玲的故乡，是她悲观性格的成因之一，也是她无法割舍的家，她作品里的悲凉，一部分也来源于她的上海情怀。
关键词：张爱玲；上海情结；上海人在我看来，张爱玲是特别的，她系出名门，人生曲折，才华横溢；她的小说是特别的，华丽却苍凉，中西交融，读起来有一种东西方文化的交错之感；民国时期的上海也是特别的，新旧思想文化相互碰撞，繁华却压抑，新旧交替，推动了社会前进但也催生了种种畸形产物。
张爱玲说自己“到底是上海人”，她的作品常常选择上海为舞台，书中的人物也常常是上海人，张爱玲对于她的出身地，无疑是有这浓厚的感情的，这份上海情结，让她的作品成为上海水土中开出的一朵浓丽的花儿，婷婷立于民国时期的文坛之中。
纵观张爱玲的小说，故事大多发生在两个地点，一个是上海，另一个是香港。
她生于上海，长于上海，人生的许多大事都是在上海经历的，比如家庭的动荡，进入上学校学习，首次发表作品，被父亲责打拘禁，逃出家门去母亲家，以及后来遇见胡兰成等等。
人的性格习惯都是与自己生长的环境、经历的事情息息相关的，因此所有这些都对她以后的作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她的故事总带着一股上海味儿，就像她自己说的“只有上海人能够懂得我的文不答意的地方1”。
一、上海人张爱玲在散文《到底是上海人》中讲述了她对上海人有的两个印象，一个是白与胖，一个是“通”。
这个“通”是“文理清顺，世故达练2”，也是一种中国式的态度。
她说“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练”“但是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3”。
这些性格在她的作品里可以找到影子，如《半生缘》里的上海姑娘顾曼桢，她坚强独立，接受过较为高等的教育，她勤劳工作养活家人，鼓励男友追求理想，她追求平等的爱与幸福。
张爱玲与其笔下的上海与女人
张爱玲与其笔下的上海与女人曾说过，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子。
张爱玲，原名张，笔名梁京，祖籍河北丰润，生于上海，她是清末著名“清流派”代表张佩伦的孙女，前清大臣李鸿章的重外孙女，出身名门。
1942年开始职业写作生涯。
40年代上海著名女作家，创作擅长心理分。
1952年赴香港。
1966年定居美国，后死于公寓。
张爱玲主要作品：集《流言》、散文合集《张看》、中短篇小说集《传奇》、中篇小说《倾城之恋》、长篇小说《半生缘.》、《赤地之恋》。
晚年从事中国评价和《》研究。
“张爱玲的性格中聚集了一大堆矛盾：她是一个善于将艺术生活化，生活艺术化的享乐主义者，又是一个对生活充满悲剧感的人;她是名门之后，贵府小姐，却骄傲的宣称自己是一个自食其力的小市民;她悲天怜人，时时洞见芸芸众生“可笑”背后的“可怜”，但实际生活中却显得冷漠寡情;她通达人情世故，但她自己无论待人穿衣均是我行我素，独标孤高。
她在文章里同读者拉家常，但却始终保持着距离，不让外人窥测她的内心;她在四十年代的上海大红大紫，一时无二，然而几十年后，她在美国又深居浅出，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以至有人说：“只有张爱玲才可以同时承受灿烂夺目的喧闹与极度的孤寂。
”父母离异，给予了年幼的张爱玲严重的恋父情结和“衰落中的文化，乱世中的文明”的写作背景，导致少年成名的张爱玲终因与滥情文人胡兰成的一段感情纠葛而在人生中留下了污点，幸而原则的存在，两人结束了三年的感情。
胡的离开曾让张被市井唾弃为“吉普赛女郎”，然而张爱玲以旧骄傲的活着，穿着自己设计的衣服，任凭游思的笔端在那个注定为她而打造的舞台上发光发热，因为她是个上海女人。
她蒙蔽的内心成就了了她最擅长的心理写作，也成就了一个看似平凡的女性喊出了新时代女人的含义。
而最能体现张爱玲人生不同时期与写作的照应，便是其笔下的上海与女人。
“上海该是张爱玲的“本命城”吧。
正如靠鲁镇，沈从文靠湘西一样，张爱玲靠的是上海。
上海是个充满传奇的世界，而张是传奇中的奇葩一束。
浅论文学创作中的“上海女性”与“上海书写”——以张爱玲、白先勇、程乃珊为例
浅论文学创作中的“上海女性”与“上海书写”———以张爱玲、白先勇、程乃珊为例■毛梦杰 乔子路／江苏大学摘 要：出现在２０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上海书写”引人瞩目，涌现出一系列关注上海城市文化或以上海为题材的作家。
其中，以张爱玲、白先勇、程乃珊为代表的作家笔下的“上海女性”颇具传奇色彩。
本文以三位作家创作的“上海书写”小说为例，试图探究笔下女性形象及上海传奇。
关键词：“上海书写” “上海女性” 张爱玲 白先勇 程乃珊二十世纪开始，话语叙述对中国的强力推广和开发，使上海成为了被众多作者一再书写的城市，形成了独特的“上海书写”风貌。
而“所谓上海书写，是指以上海为表现背景，展示了２０世纪中国人在上海这样一个现代化大都市中的生活习俗、情感方式、价值判断和生存形态，以及书写者本身在这种书写过程中所体现出的对上海的认识、期待、回忆和想象。
”［１］即在“上海题材”的基础上，融入进书写者对上海的情感态度和价值判断。
其中，作为上海繁华历史的见证者张爱玲，曾居住过上海的“外来户”白先勇，及通过搜集资料和访谈为基础进行创作的程乃珊。
这三位关注“传奇”的作家不仅爱好“上海书写”，还十分擅长对上海女性的刻画。
本文希望以三位作家的不同视角来观摩上海及上海女性，揭开上海神秘而魅力的面纱。
一、张爱玲———无力的苍凉从小生活在上海的张爱玲，其文学创作多与上海及上海风情有关。
她说：“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练，新旧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结果也许是不甚健康的，但是这里有着一种奇异的智慧。
”［２］可见她作为土生土长的上海人，有一种高贵的孤傲感，而她所写的传奇故事也往往充满了美丽而悲哀的浮华。
《倾城之恋》中，女主角流苏为保障生存以婚姻作筹码，男主角柳原以“物质”为诱饵来满足空虚的情欲。
两人棋逢对手，机关算尽，只为获得欲望的满足。
流苏如履薄冰地跨过了情妇生涯，终于得到了一桩可靠的婚姻，却透着无尽的感伤；《金锁记》中，曹七巧为摆脱穷困低贱的人生，用青春换得姜家二奶奶的身份。
张爱玲与白先勇笔下的上海比较
张爱玲与白先勇笔下的上海比较一、对上海城市的情感张爱玲对上海这座城市的情感，是扎根于日常生活的，她致力于描写这逐渐下沉的时代里平凡人中的传奇。
可以说张爱玲对上海的欣赏、喜爱、眷恋贯穿她始终的创作生涯。
张爱玲是都市生活的拥护者，她钟情热闹的都市生存经验，她在散文中曾写道“公寓是最合理想的逃世的地方。
……公寓房子的最上层你就是站在窗前换衣服也不妨事！”①即使她在去美国后，仍然时时“睹景思情”：“满街灯火橱窗，新寒暴冷，深灰色的街道特别干净，霓虹灯也特别晶莹可爱，完全像上海。
”②以上皆是张爱玲散文中的自述，足以见得她本人对于上海都市生活的热爱与怀念。
对比张爱玲，白先勇对上海的情感，则显得浅白且立足于城市繁华景象的追忆、想象与建构。
白先勇随家人来到上海定居时才九岁，在上海住了两年半时间，上海给白先勇留下了强烈的、惊艳而深刻的印象。
白先勇首先记取的仍然是这座城市的华丽外表。
他在《上海童年》一文中片段式地展示了记忆中“大世界”的哈哈镜、远东第一高楼国际饭店，大光明电影院等标志性场景，“把一个即将结束的旧时代，最后的一抹繁华，匆匆拍摄下来。
” ③梳理白先勇的小说创作不难发现，这些匆匆的影像在其创作的重要阶段都占有重要的地位。
他步入文坛的第一篇小说《金大奶奶》，是以幼年初到上海近郊的经历为背景;他的小说集《台北人》的首篇《永远的尹雪艳》，以上海人的众生相作为大陆人流亡台北之生存写照的开场;在他另一部小说集《纽约客》中，同样以上海人为主角的《谪仙记》和《谪仙怨》也占据了较多篇幅，并以显著的地域个性凸显出来。
以白先勇较成熟的小说集《台北人》为例，这部小说集共有14篇，除去已指出的《永远的尹雪艳》《金大班的最后一夜》是描写上海交际女尹雪艳和金大班外，《孤恋花》的主人公以前是上海舞女，《满天里亮晶晶的星星》中，主人公朱焰和姜青的原型是上海名演员朱飞和白云。
④《游园惊梦》中的宴席上的鱼翅是从上海请来的厨师所烹，表示水准之高。
苍凉下的上海——论张爱玲的都市书写
现当代文学苍凉下的上海——论张爱玲的都市书写杨斯淇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摘要：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张爱玲的文学作品同她的传奇人生一样，美丽而苍凉。
作为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个特殊城市，上海与张爱玲的文学创作密不可分，甚至可以说张爱玲与上海是相互成就的。
作品中不论是悲剧意识的体现还是都市欲望的侧写都脱离不开这座孤岛。
张爱玲以一种“苍凉”的底色描绘着身处上海这个都市的弱势个体所遭遇的生存悲剧，用她的文学创作折射沦陷区的上海人民特别的心理，以上帝的视角去诉说着那个特殊的动乱年代弱势个体的无奈与悲恸。
关键词：张爱玲；上海书写；悲剧；欲望“上海”是一个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扮演着特殊角色的城市，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上海”承担着丰富内涵的文化地理符号。
在学术领域，“上海热”最初表现在八十年代末以来的“张爱玲热”，随着对张爱玲研究的深入，很多研究者注意到了这位作家的创作与其所在的地理空间——上海的关系。
张爱玲的创作主要集中在上海时期，从某种意义上说，张爱玲与上海是相互成就的。
一方面显示出对自我的扭曲是反传统的代表；而另一方面她的作品也是反“现代病”的靶子。
这样一种富有张力的书写在文学上是比较难得的。
一、张爱玲笔下的悲剧上海沦陷时的上海，城市的“形象”与“人”倍受“非议”。
可以说不论是当时所处的时代，还是有着特殊地理位置的上海，这个沦陷区中的人们都在无奈、无力、无望之中消磨着时光。
(一)个体生存的“苍凉”自父系氏族社会成为人类社会基本结构形态以来，造就了以男性话语为中心的文化形态。
国家不幸，家庭变故，自小张爱玲便深刻地体会到世间的悲凉。
儿时梦想的破灭，学业的中断，幻灭、虚无与绝望之感成倍的增加。
不论是民族地位、社会政治还是身份性别，张爱玲对于弱势个体都有着深切的体会。
在张爱玲的作品中，她对于弱者特别是女性都始终带有一丝同情与无奈，女性始终处于一种弱势地位，很少反抗。
《倾城之恋》中，白流苏便是典型的女性代表：生活上经济不能独立，饱受封建大家庭摧残，依附男权而生存……女性的这种感受对于生性敏感、心思细腻的张爱玲来说无非有更多的体会、认同感也更为强烈。
从白先勇小说谈影视作品中女性形象的影视化塑造
从 白先勇
影视作品中女性形
孙 嘉 （ 江 苏师范 大学传 媒 与影视 学院 江 苏徐 州 ２ ２ １ ０ ０ ０ ）
摘要 ：近 几年 来 ，随 着 《 青春 版牡 丹亭 》的推 出，对 白先 勇先 中 的金大 班 有情 有 义 的背 后是 在 为 自己 的利益 而考 虑 ，她 有着 舞
历 史 文化 的解 读 。 而这 种环 境 结合 历 史 的研 究方 法 让一 部分 研 究 者 把 张爱 玲 与 白先 勇联 系 在 了一起 。他们 有 着 一样 显赫 的家 世 ， 对 上 海十 里 洋场 文 化有 着 独特 的感 情 ， 同样 放逐 在 了海 外 ，半 身 沉 浮 ，用 文 字诉 说 着他 们 对那 段 历 史的怀 念 与解 读 。李 爽 的 《 张 爱 玲 与 白先 勇 的 人 生记 忆 与 文 学 创 作 的相 似 性 分 析 》２ 江 莎 的 《“ 传奇 ”的上海 书 写— — 论张 爱玲 与 白先 勇笔 下 的上海 》３ 王桂荣 的 《 白先 勇 与 张 爱玲 笔 下 女 性 命运 的沉 浮 》 ４ 李沁 园的 《 试 析 张爱 玲 与 白先 勇小 说 中 的命运 和 人性 》 ，拓 展 了原 有 的研 究 角 度 ，从 两 者共 有 的上 海文 化 入 手 ，着眼 于 小说 人物 的命运 与 人 性 发展 ，深 入解 读 文化 底蕴 。 近几 年 ， 随着 大 陆社 会 的开 放 与发 展 ，影 视产 业 茁壮 成 长 ， 大 陆 的 一 些 编 剧 、 导 演 也 看 到 了 白先 勇 小说 的卖 点 ，相 继 改编 了 一 些 电 影 电 视 作 品 。 如 黄 以 功 导 演 的 电视 剧 《 玉卿 嫂 》 、鞠 觉 亮 导 演 的 电视剧 《 金大 班 》等 。这些 电视 剧 虽然 是 根据 白先勇 的 同名 小 说改 编而 来 ，但 不 是 由原 著作 者 改编 ，根据 播放 的需求 编 导在 原 有 的基础 上 做 了很 多 的修 改 ，特 别是 由于原 著 是短 片 小 说 ，所 以必然 要对 作 品进 行 大 修改 ，而 这 种修 改 是否 需 要尊 重 原 著 的 旨意 ，这 就取 决 于 编剧 对 作 品的解 读 ，对 市 场 需求 的分 析 。 编剧 《 金 大班 》在 原 著 的基 础 上给 金 兆丽 设计 了一个 扑 朔迷 离 的 身 世 ，暂 且不 论 这种 设 计是 否 符合 原 著 的精神 ，但 是从 可观 性 来 看 ，确 是 满足 了观众 的 观赏 需 要 ， 曲折 的身世 、善 良的品行 、为 爱 牺 牲 的精 神 、可 悲 可 叹 的命 运 ，就 是 这 样 一 个 异 于 寻 常 的舞 女 ，观 众 爱上 了这个 女 性形 象 。这 个 比现 实 中 的 自己 （ 女性 ）更 坎 坷 的银 幕 女性 ，让 众 多女 性 观众 更 加乐 于追 剧 。人更 乐于 接 受 喜 剧式 的结尾 ，乐 于看 到善 良纯洁 的人性 ， 容易 被 比 自己更 惨 的 人 物吸 引，而 不 乐 于见 到别 人 比 自己更幸 福 ，编 剧 正是 出于 对 这 种 原则 的理解 ，让 我们 在银 幕 上看 到 了一 个 孤独 的 身影 在大 上海 灯 红酒 绿 中迷 茫 、选 择 。改编 的 女性 形象 与 原著 截 然不 同，原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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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江莎,女,湖南长沙人,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传奇”的上海书写———论张爱玲与白先勇笔下的上海○江 莎(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摘 要] 本文以张爱玲与白先勇所创造的上海小说为切入点,试图比较二者在叙事话题、叙事时间、叙事方式和叙事风格等方面的异同,并以此探究二者笔下的上海传奇。
[关键词] 张爱玲; 白先勇; 上海书写; 命运中图分类号:I 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610(2006)11-0084-04 上海,这个被西方称为“冒险家的乐园”“东方巴黎”的中国第一大都市,进入二十世纪以来,便一直是中国经济、文化的中心。
上海的畸形繁华,吸引着各地的各色人物,聚集在这个热闹的“乐园”,或冒险,或投机,或享乐。
因而,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中,上海也成为了一个被众多作家一再书写到的城市,几乎所有在上海生活过的作家都在他们的作品中写到过上海,张爱玲和白先勇也在其中。
对从小就生活在上海洋场的张爱玲来说,上海人、上海文化、上海风情都与她的文学创作有着不可扭断的渊源,这也是她创作的首要考虑。
在《到底是上海人》①一文中张爱玲说到:“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炼,新旧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结果也许是不甚健康的,但是这里有着一种奇异的智慧。
”在她写作《倾城之恋》、《金锁记》、《十八春》等篇章时,她心里无时无刻不想到上海,“只有上海人能够懂得我的文不达意的地方”。
她的《传奇》是为上海及上海人而作的,而上海也成就了张爱玲自己的传奇。
对于白先勇来说,上海是他曾经生活过的一个城市,与张爱玲相比,白先勇只能算是一个上海的“外来户”,但他也被这座城市深深吸引。
在《永远的尹雪艳》、《孤恋花》、《金大班的最后一夜》等作品背后,都有一个上海的存在,那里面充满着白先勇对上海生活的种种回忆,同时它们也延续着一个个属于上海的传奇。
一、人生的琐碎与命运的无常作为有着相似生活经历的两位作家,张爱玲与白先勇在他们上海小说中都不约而同地放弃了宏大的历史叙事,转向关注日常生活的叙事立场,他们都把目光投向了日常生活中平凡琐碎却又令人心惊的故事,在琐碎的生活中表现普遍的人性,在平凡的人事中展示人类生存的永恒困境。
在他们的小说中没有热血激昂的英雄,也没有青史留名的将相,只有着一张张随处可见的平凡庸常的面孔。
爱情的明争暗斗,金钱的算计思量,人生的生老病死成为他们上海书写中一再出现的画面。
他们以普通的人生作为自己的描写载体,着意于在这样的书写中展示不同人物形貌背后所蕴藏的普遍人性,并以此直指人生的悲剧宿命。
在他们的小说中没有圆满的故事,故事中一个个主人公的经历无疑是一份份失败的记录,每个人在故事的开端都自信地认为自己可以把握自己的命运,结果却都是无一例外的失败。
人在命运面前不能自持是他们小说中潜在的主题。
张爱玲的小说中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有的是一群群沉浮于世俗欲望中的男男女女。
他们不是英雄,他们可是这时代的广大的负荷者。
因为他们虽然不彻底,但究竟是认真的。
他们虽然不过是软弱平凡的人,不及英雄有力,但正是这些凡人比英雄更能代表这时代的总量。
他们没有悲壮,只有苍凉。
悲壮是一种完成,而苍凉则是一—48—种启示。
他们尽管想要抓住一点真实来充实自己的存在,但终不能摆脱命运的梦魇。
《倾城之恋》写的是一则看似圆满的爱情故事,实则确是一场情欲与生存欲之间的较量。
故事中的男女主角,都是被各自家族所排挤、遗弃的漂泊者。
流苏为了保障自己的生存不得不以婚姻作为筹码,柳原以“物质”为诱饵只为了满足自己空虚的情欲。
流苏与柳原棋逢对手,各自都不得不算尽机关,流苏想着:“在这夸张的城市,就是载个跟头,只怕也比别处疼些。
”他们之间的互斗心计其实分别代表着生存欲与情欲之间的此消彼长。
流苏如履薄冰地跨过了一段危险的情妇生涯,终于得到了一桩她所满意的可靠婚姻。
然而成全她的不是他们之间的爱情,而是那不可捉摸的命运———一座城市的陷落。
“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但是在这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谁知道呢?”“传奇里的倾国倾城的人大抵如此。
”但是“到处都是传奇,可不见得有这么圆满的收场。
胡琴咿咿呀呀拉着,在万盏灯的夜晚,拉过来又拉过去,说不尽的苍凉的故事———不问也罢。
”故事结束了,但是却透着无尽的感伤。
《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出身低贱,为了摆脱穷困的人生处境,过上好的日子,她用自己的一生换来了姜家二奶奶的身份。
然而命运弄人,丈夫的残废无能使她陷入了即无爱又无望的婚姻,她爱上了小叔子季泽,却发现自己只是对方玩弄的对象,她失去自己的青春和幸福,换来的却只是一个黄金的枷锁。
她压抑在内心的情感和欲望,造成了她心灵的扭曲和裂变,她疯狂地用黄金的枷锁报复着周围的亲人,逼死儿媳,断送儿女的幸福,最后孤独而绝望地死去。
在张爱玲小说中“挣扎、焦虑、慌乱和冒险”就是人生全部的境遇。
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未尝不是这样。
个人在命运面前无可作为,比起外界力量,我们人是多么小,多么小,张爱玲在洞察人性的普遍,命运的无为后,最终吹奏出了她对生命的总体基调:即一种挥之不去的苍凉。
与张爱玲相似,白先勇小说中的人物几乎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有社交界的名媛、有低级舞女、有官家太太等等,他们贫富悬殊,行业各异,却代表着社会的“众生相”。
白先勇自己也曾说过:“文学写的是人性,一般的人性,大人物,大将军,大首脑在历史上很重要;但在文学上,一个无名小卒,一个小兵,他的生死可能是一篇了不得的诗,也可能是一篇了不得的小说。
”[1]白先勇对人性深刻广泛的刻画正是借助于各种身份,各个阶层的人物来展现的。
在他对这些人物进行人性考察和深思的同时,也注重对人物命运的把握和诠释。
《永远的尹雪艳》中的尹雪艳是过去大上海百乐门的红舞女,现在台北尹公馆的交际花。
她八面玲珑、才貌双全、气度不凡,她冷眼地看着围绕在她周围的各色各样的人,为了各自不同的欲望而相互斗争,相互厮杀,相互宰割,她不动声色,仿佛是命运之神在人间的使者般,静静地看着他们一个个在命运的拨弄下反抗、挣扎,却最终湮没在命运的巨掌之下,走向死亡。
《金大班的最后一夜》中的金大班同样是一个从旧上海走来的舞女,与尹雪艳的高雅脱俗相比,她是一个俗不可耐,满嘴下流话的女人。
在风月场上二十年的打滚,使她身上沾满了现实的粗俗。
她看重金钱财物,为了钱她与夜巴黎的经理斤斤计较,为了钱她用尽招数抓住一个她可依靠的男人,同样为了钱她既同情又不屑于朱凤的爱情。
但是正是这样一个爱钱的女人,最终却因对过去一段“短暂爱情”的回忆而给了朱凤一个钻戒,帮其渡过难关,这使她在唯利是图,现实粗俗的环境里,偶然迸发出了高贵的人性光辉。
然而尽管如此,金大班毕竟还会继续在现实中过活。
那刹那的光辉一闪而过,命运依然会让她再度做回那个粗俗的金大班。
在白先勇的小说中死亡无处不在,而个人对死亡的难以摆脱和抗拒,对自己人生轨迹的难以把握,使得白先勇笔下的人物在命运面前显得愈加的乏力和无助。
二、“今”“昔”对照的叙事时间张爱玲说过:“人是生活于一个时代里的。
可是这时代却在影子似的沉没下去,人会渐渐觉得自己是被抛弃了。
为要证实自己的存在,抓住一点真实的,最基本的东西,不能不求助于古老的记忆,人类在一切时间中生活过的记忆。
也许这比了解将来要更明晰,亲切。
”为了确认自己的存在,张爱玲不断回首过去,这使她的小说充满着回忆式的氛围。
《金锁记》开篇便从三十年前上海的月亮说起:“三十年前的上海,一个有月亮的晚上……我们也许没赶上看见三十年前的月亮。
”由此引出了主人公曹七巧凄凉而残忍的悲剧人生。
七巧用尽一生的青春和幸福却只能换来时间的无情,红颜的渐老和苦不堪言的往昔。
张爱玲在叙述故事的过程中对于时间的处理是十分高超的。
她不断地打破时间的链条,造成时间的错位,她使七巧在冷酷的现实处境和不断的回忆中备尝痛苦。
她低着头,沐浴在光辉里,细细的音乐,细细的喜悦……这些年了,她跟他捉迷藏似的,只是近不得身,原来还有今天!可不是,这半辈子已经完了———花一般的年纪已经过去了。
人生—58—就是这样的错综复杂,不讲理。
当初她为什么嫁到姜家来?为了钱么?不是的,为了要遇见季泽,为了命中注定她要和季泽相爱。
对爱情的回忆使七巧的内心刹那变得充满着温柔和哀怜,然而回忆一触及现实的空气便如肥皂泡般破碎了。
“他难道是哄她的么?他想她的钱,他卖掉她一生换来的几个钱!”七巧终于从回忆中苏醒,亲手扼杀了自己的爱情:季泽走了。
丫头老妈子也都给七巧骂跑了。
酸梅汤沿着桌子一滴一滴朝下滴,像迟迟的夜漏,一滴,一滴……一更,二更……一年,一百年。
真长,这寂寂的一刹那。
七巧扶着头站着,倏地掉转身来上楼去,提着裙子,性急慌忙,跌跌绊绊,不住地撞到那阴暗的绿粉墙上,佛青袄子上沾了大块的淡色的灰。
她要在楼上的窗户里再看他一眼。
无论如何,她从前爱过他。
她的爱给了她无穷的痛苦。
单只这一点,就使他值得留恋。
多少回了,为了要按捺她自己,她拼得全身的筋骨与牙根都酸楚了。
今天完全是她的错。
他不是个好人,她又不是不知道。
她要他,就得装糊涂,就得容忍他的坏。
她为什么要戳穿他?人生在世,还不就是那么一回事?归根究底,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人物此刻凋零变态的悲剧处境在张爱玲交错的时间叙述中刻画得淋漓尽致。
而要说的故事却在时间的长河中永无完结,“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下去,三十年前的人也死了,然而三十年前的故事还没完———完不了。
”在张爱玲的小说中,时间又往往是大起大落的。
如她自己所说,苍凉之所以有更漫长的回味,就因为它像葱绿配桃红,是一种参差的对照。
正是在这种时间的参差对照中张爱玲充分体味到了人生的苍凉和虚无。
《十八春》只是题目就给人一种“逝者如川”的时间感。
当十八年后曼桢和世钧再次相逢,当他们再次回忆起十八年前的那段令人心伤的爱情:“他和曼桢认识,已经是多年前的事了。
算起来倒已经有十八年了———真吓人一跳!马上使他连带地觉得自己老了许多。
”只是这短短的一句便浸透了一种物是人非的无奈和苍凉。
人在时间无涯的荒野里显得那么的苍白无力。
而《倾城之恋》中白公馆里的十点钟永远是人家的十一点,生命在白公馆是静止的,里面的人似乎永远活在过去。
张爱玲正是在对过去的不断回忆中反复咀嚼着“荒凉”的意味。
白先勇也是从没落大家族中走进世俗大都市的,对过去生活的怀念同样也成为他作品中的主题。
但与张爱玲上海小说中“今”与“昔”的参差对照不同,在白先勇的上海小说中“今”与“昔”是平行的。
他小说中的主要角色都有着一段难忘的“过去”,而这“过去”之重负,直接影响到他们目前的现实生活。
在他们身上,今即是昔,是过去的再现,也是过去的重演。
故事发生的空间虽然是台北的空间,时间却还是上海的时间。
《永远的尹雪艳》中今日的尹公馆俨然就是昔日尹雪艳上海旧寓所的翻版,“尹雪艳从来不肯把它降低于上海霞飞路的排场”[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