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我对中国所谓的智库很悲观
郑永年：道德解体与中国人的生存危机
郑永年：道德解体与中国人的生存危机在任何社会，立法的最终目标是扬善抑恶，维持社会秩序。
但中国的立法则已经走向了反面，扬恶抑善。
今天，没有多少人会怀疑中国社会道德全面解体的现状。
最近在广东佛山所发生的一件事情，已经足以表明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了。
这个事件对整个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震撼力量，社会群体纷纷以各种方式表示关注。
人们是否在作真正的内心道德谴责不得而知。
即使有，光有内心道德谴责已经远远不够。
那么多年来，类似的事件每年、每月甚至每天都在发生，只不过是发生方式不同罢了。
每当类似的事情发生，社会也会谴责一番，反思一番。
谴责也罢，反思也罢，必然积累成为一大堆愤怒。
但事件一过去，愤怒也很快消散，人们也就忘得一干二净，没有在个人层面或者社会层面，留下任何个体的或者集体的记忆，更不用说是作任何真正有意义的道德思考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社会道德状况不但没有进步，反而在急剧地每况愈下。
在社会的记忆力越来越差的情况下，有必要再简单叙述一下事件的经过。
这里引用《京华时报》2011年10月17日的一则题为“女童遭碾压十余路人不救农妇施援手称不怕被冤枉”的报道。
“两岁的小悦悦（化名）刚从幼儿园回来，妈妈收衣服去了。
像往日一样，小悦悦一个人在家门口的巷子里玩耍着，厄运突然降临，一辆迎面驶来的面包车猛然加速，将悦悦撞倒卷到车底，右侧车轮从悦悦胯部碾过。
司机停了一下车，又加油门开走了，后轮再次从悦悦身上碾过。
痛苦的悦悦已无力大声呼唤妈妈，更无力挣扎。
一个目击者从她身边走过，看都没看她一眼。
又有两名路人从悦悦身边经过，同样漠然不理。
这时，一辆小型货柜车开了过来，司机好像没有看到地上的悦悦，再次从她身上碾过。
此时的悦悦已经一动不动。
接下来的5分钟更像一场噩梦，有十多位路人从悦悦身边走过，每个人只是看了看，没有人伸出援手，哪怕是打个电话求助。
路边的店铺里似乎也忙得不可开交，没有人出来看一眼。
就这样，先后18人从悦悦的身边走过。
生死关头，一位身材矮小的捡垃圾阿姨发现了悦悦，她立刻放下手上的麻袋，试图扶起悦悦，但悦悦已经瘫软。
当代中国外交的文化地缘环境
郑永年：中美外交的5个文化误解2012-02-08 12:06 来源：参考消息网作者：中外关系核心提示：中国人的理性往往和大历史观联系在一起，美国人的理性更表现为如何把眼前利益最大化。
参考消息网2月8日报道新加坡《联合早报》7日发表题为《当代中国外交的文化地缘环境》的署名文章，作者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在文章中指出，美国“重返”亚洲的政策越来越具体化，或者已经初步成形，那就是经济方面的TPP（《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和军事方面的南中国海问题。
这两者都具有深刻的战略含义，前者具有战略性贸易的味道，而后者的军事战略味道是很显然的。
在美国看来，对美国霸权能够构成真实威胁的就只有中国。
尽管中国实际上没有意图挑战美国，也无意称霸，但美国人的认知并非如此。
郑永年称，中美文化的思维方式不同。
中国的数千年历史，使得中国具备了一个其他大国很少有的大历史观，善于从宏观的角度来看问题，也往往能够从长远的角度来考虑长远的问题。
中国人的理性概念和美国人的理性概念很不相同，前者的理性往往和大历史观联系在一起，而后者的理性更表现为如何把眼前利益最大化。
中国的这种理性表现在很多方面。
首先，是处理问题的方式。
中国在处理国际问题过程中往往显得不慌不忙，具有足够的耐心。
尽管西方称之为“拖延战略”，但实际上是中国想在这个过程中找到更为合理的解决方案。
中国把很多问题看成是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只要这个过程在继续，总能找到问题的解决方式。
对一些难以找到解决方法的问题，人们往往求助于时间，把问题留给未来。
其次，是对战略的理解。
中国所强调的“韬光养晦”战略，在西方看来只是暂时性的，只是为了等待更好的机会，但实际上，从中国文化的角度看，这一战略则具有永久性。
在不同时间，中国使用各种不同的话语来论证“韬光养晦”战略，例如“和平崛起”和“和平发展”。
它是中国数千年“反应性外交”和“防御性外交”文化的当代体现。
反应性外交反映在中国的日常外交事务中，整个外交系统都对国际事务进行反应性地运作。
郑永年 民主的黑色幽默时代
郑永年：民主的黑色幽默时代发布/2019年9月3日文/郑永年来自新加坡›联合早报2017年，英国上映了一部名为《至暗时刻》（Darkest Hour，香港译《黑暗对峙》，台湾译《最黑暗的時刻》）的战争电影。
该片的背景设定在1940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欧各国在纳粹德国进攻下沦陷，英国孤立无援下，刚上任的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面临两难的抉择，他必须在与纳粹德国求和或领导英国力抗德国之间作出选择。
丘吉尔作出了正确的选择，否则也不会有后来被人们所称颂的丘吉尔了。
不过，崇尚自由的英国人的确不喜欢丘吉尔这样的政治强人。
反法西斯战争一胜利，丘吉尔使命也完成了，就很快被赶下台。
今天，当英国面临深刻的脱欧危机的时候，人们再次呼吁丘吉尔的重现。
法国《回声报》（Les Echos）今年1月16日发表该报金融与市场部主编纪尧姆·莫让（Guillaume Maujean）一篇题为《丘吉尔醒醒吧，他们都疯了！》的文章。
文章称，英国对于欧洲问题的纷争由来已久，但脱欧过程的曲折已经让英国整个政治阶层都名誉扫地。
作为议会民主之母的英国如何发展到了这种地步？在距离最后期限只有数周之际，英国是如何陷入这样的局势当中，导致无人能说这个国家将如何离开欧盟？一场混乱的会议，投票结果让首相遭受了历史性的、耻辱的失败，却得到了支持与反对退欧双方议员的一致欢迎。
丘吉尔快醒醒，他们全都疯了！眼下英国的局势比莫让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显然更为糟糕了。
特雷莎·梅黯然下台，被激进的鲍里斯·约翰逊所取代。
约翰逊也的确很想扮演丘吉尔那样的角色，一上台就组成了意在“百日脱欧”的“战时内阁”（仿效丘吉尔的“战时内阁”）。
“一切为了脱欧”成为其最高的也是唯一的政治目标。
为此，他还破天荒地宣布暂停议会。
英国的柔性宪政一直被视为民主的典范，但民粹政治一崛起，很容易滑向一场宪政危机。
严酷的现实使得人们深刻质疑这位被称之为英国的“特朗普”的政治人物，能够像当年的丘吉尔那样带领英国摆脱目前的“至暗时刻”而走向光明吗？尽管前途未卜，约翰逊所带给英国人民和整个世界的不确定性，至少要比当年丘吉尔能够带领英国打败德国高数百倍。
郑永年：中国的思想危机
中国的思想危机郑永年尽管这些年来，中国领导层一直在呼唤思想的解放，通过思想的解放来推进和深化各方面的改革，但人们发现，各方面的改革在很多重要的方面都没有能够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中国的经济改革开始得最早，改革也是最深入的，到现在为止已经建立了基本市场制度。
但是要改革的空间还是很多。
例如近年来提倡的建立新的经济增长模式、缩小收入分配差异、限制垄断等等。
这些问题都提出来了，但如何执行呢？社会改革方面，包括医疗卫生、社会保障、教育和环保等也是这些年里的改革重点，但执行同样也遇到了很大的问题，各方面都做了一些，就是深入不了。
政治改革更是提不到议事日程上来。
今天，大多数人都会认为方方面面改革的迫切性，各级政府也在提倡改革，但就是改革不动。
中央的改革动议，地方不执行；地方的改革动议，中央不认可。
很多的改革只能一而再、再而三地往后推。
但显然推迟改革并非办法。
在推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问题爆发出来。
一方面，权势阶层呈现出非道德化的趋势，腐败越反越严重。
这可从经济界的各种丑闻到党政高级干部和基层政权的腐败可以看出。
另一方面是基层社会的高度不满，各种社会抗议运动成为中国社会生活的“正常”现象。
当然，这也表明权势阶层和社会力量之间的对立化，尤其表现在基层政权。
也就是说，改革往后推并没有多少空间。
到了没有了任何空间，各种问题就会遽然激进化，从而失去控制。
负责任的行为就是要直面问题，通过及时的改革来解决问题。
渐进改革变成头痛医头问题在于，为什么改革没有突破？原因有很多，但有三个相关的因素非常重要。
一是中国的改革模式，就是渐进改革。
渐进改革就是邓小平所说的“摸着石头过河”。
在很长时间里，渐进改革模式取得了非常大的成效。
改革有个明确的方面，一旦确定方向，那么就一步一步地踏踏实实地往前推进。
就是说，一旦目标确定，那么就要动员一切可能的资源去达成那个目标。
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
但是，渐进改革也逐渐地发展成为为了渐进而渐进。
在很多官员那里，渐进变成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改革。
郑永年：我和别人眼中的郑永年,可能是两个人
郑永年：我和别人眼中的郑永年，可能是两个人作者：暂无来源：《华声·观察》 2017年第22期虽然长居新加坡，但郑永年每个月至少来两次中国，或参加论坛，或到各地考察，也会在媒体上露面。
不过，他平时最爱独处。
只要人在新加坡，便每天早上6时45分准时起床，到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的办公室，开始一天的读书写作生活。
“我不抽烟、不喝酒、不熬夜，也不爱旅游，我在新加坡每天都按固定的时间生活，有点像部队生活”。
55岁的郑永年腰杆笔挺，说一口带有宁波腔的普通话，甚为健谈。
聊到高兴时，还拿出口袋里的身份证，说：“我到现在还是中国国籍，今年刚把户口放到了老家宁波余姚郑洋村。
”“男人需要三种感觉：饥饿感、疲劳感和孤独感。
”郑永年的微信朋友圈里，有一个“周日徒步日志”，每隔一两周就会更新一次，里面记录着他的步行公里数，最多的一次走了71公里，一般走35到40公里，接近一个马拉松。
只要在新加坡，郑永年每个星期天早上8点多就会开始走路。
新加坡有个水库，那里环境很好，有树木挡着阳光，平均一小时走6公里，中午吃个饭，走到下午三四点结束。
年过50后郑永年觉得一周休息一天，走路是比较好的运动了，因为在他心中，男人需要三种感觉：饥饿感、疲劳感和孤独感。
走路可以同时获得这三种感觉。
郑永年爱走路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走马拉松和跑马拉松不一样，走路就是自己走自己的，没有目标，能走多少走多少。
他从来不喜欢比赛，也从不参加学术论文评奖等。
上世纪80年代，读萨特的存在主义，给他一个根深蒂固的概念，就是人只能自我衡量，评判标准只能是自己，不是另外的人或物。
“自己跟自己竞争，绝不要跟别人竞争”。
大多数时候是独行，有时候也有人相伴，只是大多数人都走不了那么远，所以经常走着走着就剩郑永年一个人了，边走路边思考问题，成为了郑永年的习惯。
“世世代代都是农民，父母亲都是文盲，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
”1962年，浙江余姚的郑洋村郑家迎来第七个孩子郑永年，世世代代都是农民的老郑和妻子都是文盲，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
郑永年先生站着说话不腰疼
郑永年先生站着说话不腰疼附：郑永年：中国已进入一个知识短缺的时代【导读】近日，新加坡国立大学郑永年先生批评中国知识界热衷于炒概念，对政策研究并无贡献。
中国的政策制定不当或者执行不力，应该怪知识界吗？郑永年犯了三个错误：高看了知识界，逻辑错误和避重就轻。
有些事情，何必非要抖出来？聂辉华（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这两天，微信朋友圈广泛流传着郑永年先生的一篇文章《新加坡任职学者批中国学界知识短缺：都在炒概念》。
郑永年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是海内外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因此他的批评引发了广泛的关注。
郑永年文章的核心观点是，中国学界的有效知识供给不足，都在忙于论证政策和炒概念。
“一竿子打翻一船人”的做法，既过瘾，又粗暴。
因为广大看客们满足了亲临刑场观看犯人枪毙的快感，而且是向来高高在上的知识界被整体枪毙，自然让他们感到无比过瘾。
因为文章从整体上否定了中国知识界对政策研究的价值，让那些真正做了贡献的有名英雄和无名英雄都被迫陪葬，这种以偏概全的批评显然过于粗暴。
作为一个经济学者和一个智库研究者，我难以认同郑永年的批评。
中国的政策研究有没有用，什么时候有用，这不是“皇帝身上的新衣”吗？有些事情，非要我们说出来么？说就说吧。
先从郑永年的批评内容说起。
郑永年以当下最流行的“供给侧改革”已经成为无所不包的“杂货铺”为切入点，首先说明中国经济学界存在严重的有效知识供应不足。
其它批评案例包括：经济学界没有能力解释中国经验，经济学界没有提出应对国企改革、医疗体制改革、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方案，没有指出2008年政府通过刺激房地产市场来应对世界金融危机的不良后果。
进一步，郑永年认为有效知识供应不足也存在于政治学、社会学等几乎所有学科。
他特别举例说，“三个代表”理论在实践上不能到位，就因为缺乏足够的政策研究。
“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未能有效实施，也是因为中国学界没有提供有效的知识支撑。
十八大之后，中国学术界和政策界知识短缺的现象更为严重，例如“一带一路”战略被严重泛化和庸俗化。
中国的三个“新加坡”
知识城正在上马。从苏州工业园园区的 “ 软 件转移”到天津生态城的 “ 经验共享” 从 ，
好为人师 到在商言商，新加坡通过不断了
解中国来修正自 己的合作态度、方法，一以
贯之的是经济理性 ： 商业上的可持续性。
在中国复制 “ 新加坡模式”
１ ２年， 新加坡模式”在邓小平南方 ９ ９ “
讲话中获得了首肯 ：新加坡的社会秩序算 “ 是好 的，他们管得严，我们应当借鉴 他们
’
王岐山 新加坡内 。 阁资政李光耀、 Ⅱ 葺 总理黄根成出席庆祝大会。
的经验， 而且比他们管得更好。 ”那一年有 ９万多地方官员去这个城市国家考察。 于是， 在苏州工业园区这 个中新两国 “ 深层次合作试验 场” ，李光耀提出 “ 软件
中国的三个“ 加坡＂ 新
转移”这一概念，也就是将新加坡政府规 戈’ Ｊ Ｉ 管理城市的方法移植到苏州工业园区。 ｏ文 ／金雯
从当年的规划 看＇苏州工业园区的城
新加坡在中国的尝试未止于苏州工业园， 天津生态城已开工， 广州知识城正上马 ——从 “ 件转移”到 “ 软 经验共享’ 从好为 民 住 宅 用 地 。为 此，当 年 苏 州 工 业 园 区的 人师到在商言商， 中国城市亦因此有了 “ 新加坡经验’ ， ｏ 名字也经过仔细斟酌。四川大学 苏州研究
市 概念完备 ： 外部是 工厂用地， 内部是居 院主 任赵 大生回忆 说， 来是 “ ｄ ｓｒ 本 ｉ ｕ ｔｙ ｎ ｃｔ ” 但还是不敢用 “ｉ ”（ ）城中之 ｉ ， ｙ ｃｔ 城 ， ｙ 城的说法当时在政治上会有风险。最后用
ｐ ｒ ，ｉｄ ｓｒａ ａｋ 在概 念 上 更 宽泛 ， 工业园区的表现评价一直 很低，觉得李光 新加坡式造城里的文化差异 ａｋ“ｎ ｕ ｔｉｌｐ ｒ ”
《为中国辩护---郑永年》读后感
《为中国辩护》读后感----中国的和平崛起《为中国辩护》是郑永年教授近十年来对于中国政治、社会、国际政治和外交关系的一系列评论文章。
读完这本书之后，我首先觉得这本书的名字取得非常好，因为它较准确地表达出来了这样两层意思：一是作者对于“中国威胁论”等妖魔化中国的不公正言论的反击，表达了我国和平崛起的道路信心，有力地捍卫了我国的国际形象。
二是作者以客观公正的态度来“辩”清历史与现实，讨论并总结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和所面临的挑战，以此来为中国出谋划策，维“护”中国的可持续和进一步的发展。
接下来，我将结合本书中的内容谈谈我自己对于中国崛起的认识。
自从改革开放开始，中国就进入了经济发展的快车道。
如今中国的GDP总量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国家，并且有望在未来数十年内超过美国，没有人能否认中国正在崛起，而作为一名中国人，我感到非常的自豪。
但是中国的崛起并非全方位的，它更多地表现在了经济方面，而与之相应的政治、文化却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崛起。
中国的崛起之路并不平坦，有很多内在的和外在的因素在阻碍着中国的进一步发展。
中国经验在苏美冷战结束后，苏联倒下了，美国建立起以了自己为主导的国际社会秩序体系。
中国想要另起炉灶已毫无可能，被迫加入了现行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
但是中国的这一历史战略抉择是明智的，中国大力进行改革开放，积极融入西方的政治经济体系。
为此，中国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而且这一举措符合了美国等西方国家借助让中国在经济融入西方体系而促使政治上的“和平演变”的设想，可以说改革开放是存在着很大的政治风险的。
因此，当我们现在看到中国能够在取得经济上辉煌成果的同时保持政治的稳定性和独立性是多么得难得。
中国的辉煌成就引起了国内和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它形成了一套自己的发展思路和方法，用近年来很火的一个词说就是“中国模式”。
中国模式是由中国的政治模式、经济模式和文化模式有机组成的系统，它的核心是我国特有的政治经济模式，通过政治和经济两方面的相互关联和加强来促进国家社会的发展，中国的成就有赖于这个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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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我对中国所谓的智库很悲观
郑永年：我对中国所谓的智库很悲观转摘者言：非常赞成郑永年的判断！
2016-01-29 14:3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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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但换个角度看，中国的智库还是有发展的空间。
中国有两拨人太多了，拍马屁的人太多了，骂政府的人太多了。
这两拨人都没有建设性的东西，无法满足现实需要。
因此有用的智库是非常少的。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在其最新两本著作《中国模式：经验与挑战》和《未来三十年：改革新常态下的关键问题》中，对中国学界的现状及发展也做了深入的探讨。
郑永年认为，中国当然需要大量的智库，而且现在好像有几千家的机构自称为智库。
但我是比较悲观的，我们搞公共政策研究院(IPP)这个智库，还是因为我们想做个新型智库，
实实在在地做一些事情。
主要是因为很多智库没有独立性，不客观。
这实际上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问题，更是知识分子的态度问题。
新加坡的知识分子比较独立客观。
我以前写过文章说，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也不见得一定跟政府有关系。
但是中国知识分子往往跟权力或者利益靠得太近。
但换个角度看，中国的智库还是有发展的空间。
中国有两拨人太多了，拍马屁的人太多了，骂政府的人太多了。
这两拨人都没有建设性的东西，无法满足现实需要。
因此有用的智库是非常少的。
要搞好智库，独立观察与客观是最重要的。
具体来讲，比如机制的设计、政治环境、知识分子的人格问题和文化问题等。
美国的智库跟欧洲不一样，欧洲各个国家之间也不一样，日本、新加坡又不一样，但不管怎样，客观性都是普适性的标准。
怎样做到客观呢，我想不同的政治环境、文化体系有不同的方式，中国目前也正积极探索。
中国目前的智库虽多，但很多都是有库无智。
2013年
在北京开了个全国智库大会，大家就谈怎么对政府产生影响力。
我认为智库不能老想着怎么产生影响力，只要我们能做出实实在在的研究，自然就会有影响。
根据我的经验，只要你说的是真话，接近现实，即使政府不认同，最后还是会有
影响。
因此影响力只是一个副产品，而不是一个智库应当追求的东西。
智库就是要在知与行之间建立起一个桥梁。
马克斯·韦伯提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
我们首先要问价值有没有可行性，没有可行性就是没有理性的东西，是乌托邦。
智库的任务则是研究通过什么样的工具来实现这个价值，这是我们可以做到的。
智库可以告诉执政者实际情况如何，有几条路径可以实现这个目标。
至于选择哪条路径，则由政治人物来决定，我们也无法干涉。
具体到政策上，政府首先要鼓励民间智库，让其探索不同的道路，曲折一点也没问题。
其次，要给它宽松的政治环境，允许大家进行理性的争论，这是非常重要的，没有理性争论的空间就没有理性的共识。
不过我的担忧还是在知识界自身，我觉得中国知识界不成气候。
政府并不会限制你怎么想，只要你能客观地反映问题。
而中国的知识界比较缺少独立、客观研究问题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