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兄弟教学文档

我的兄弟鲁迅我是不喜欢放风筝的，我的一个小兄弟是喜欢放风筝的。

我的父亲死去之后，家里没有钱了。

我的兄弟无论怎么热心，也得不到一个风筝了。

一天午后，我走到一间从来不用的屋子里，看见我的兄弟，正躲在里面糊风筝，有支竹丝，是自己削的，几张皮纸，是自己买的，有四个风轮，已经糊好了。

我是不喜欢放风筝的，也最讨厌他放风筝。

我便生气，踏碎了风轮，拆了竹丝，将纸也撕了。

我的兄弟哭着出去了，悄然地在廊下坐着，以后怎样，我那时没有理会，都不知道了。

我后来悟到我的错处，我的兄弟却将我这错处全忘了，他总是很要好的叫我“哥哥”。

我很抱歉，将这事说给他听，他却连影子都记不起了。

他仍是很要好的叫“哥哥”。

阿！我的兄弟。

你没有记得我的错处，我能请你原谅么？然而还是请你原谅罢！1919年1、周作人与鲁迅决裂，发生在一九二三年七月十八日。

这一年，鲁迅43岁，周作人是38岁。

七月三日，二人同去东安市场。

七月十四日，鲁迅日记：“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

”寥寥数字，透露这个大家庭发生异常事。

鲁迅性格得理不饶人，且喜絮絮责人，独对此事一生缄默。

周作人同日日记，没有记载。

2、他（鲁迅）性格錙銖必较、有仇必报、决不宽容，常常强词夺理，却对此事缄默。

也许，这五天的尷尬、羞辱、默饮苦酒的无奈，成為此后对他人、对社会疯狂发泄和无情报复的内心驱力之一。

迁怒他人和社会，是他对个人耻辱和失败感的补偿方式。

3、鲁迅有两个弟弟，周作人小他四岁（１８８５□１９６７），周建人小他八岁。

日本留学、北京教育部任职期间，鲁迅和周作人同居一处，关系极密。

两人年龄接近，可沟通处多。

鲁迅是周家此支长子。

在中国宗法社会，嫡长子在诸子中享有最高地位，有继承权，父亲去世，长子為家长，诸弟宗之，奉之如父。

这种旧习俗，使鲁迅增长大家长心态习气（粗暴踏毁弟弟风箏一事即暴露家长式暴虐心态和专横习气，吩咐作人翻译、建人為他抄书之类亦出自长兄兼家长身份）。

权利和义务相辅相成，家长身份另一面，是不可推卸的义务。

家庭经济需要长兄尽力时，鲁迅回国谋职，供养母亲，帮助在日本留学的弟弟作人。

一九一九年八月，鲁迅在新街口附近公用库八道湾十一号，為全家买下一所大宅院，花了三千五百元（修缮费不在内），约合鲁迅一年薪水。

十二月，他回乡卖掉绍兴旧居，得千余元，偕母亲鲁瑞、妻子朱安进京，从此和作人、信子一家以及建人住进这所宅院。

鲁迅兄弟的家庭结构，沿袭中国宗法大家庭模式，各有妻室的三弟兄不分家，收入放在一起，吃饭在一起。

鲁迅和周作人收入优厚，每月工资总收入高达六百元（不算稿酬收入），出门皆坐人力车，实是京城上乘生活水平。

4、七月十五日，作人日记：“□□子病。

池上来诊。

”七月十六日记：“池上来疹。

迟睡。

”七月十七日记：“阴。

上午池上来诊。

下午寄乔风函件，焦菊隐、王懋廷二君函。

七月《小说月报》收到。

得玄同函。

”七月十七日，周作人得知实情。

他后来承认，此日日记还有大约十个字，涉及他与鲁迅决裂原因，后来“用剪刀剪去了”（《知堂回想录》“不辩解说”）。

经过一夜思考，心情由震惊、愤怒转而平静，他对鲁迅性格的了解，使他不能以沉默听之任之，他要给这位多年来一直自恃兄长和家长的人一个显示自己人格尊严的明确信息。

鲁迅日记对此一字没有。

他在躲避此事。

倘是钱财问题，必写也。

日记不是给人看的，而是写出给自己解气。

然而，性喜负气的鲁迅却一字未写。

七月十八日，周作人态度冷静，似带悲悯，给其兄写一短信，十九日上午面交鲁迅。

此信全文如下：鲁迅先生：我昨天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

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谁，——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

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

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

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

愿你安心，自重。

七月十八日，作人。

5、他（鲁迅）携妻自逐，标志这个大家庭从此崩解，弟兄二人分道扬鑣。

这一结果，对二人心灵、情绪和性格之影响截然不同。

周作人理直气壮、安之若素，闭门读书、写作不輟；鲁迅愈发仇恨人间和社会，混斗文坛，把各种闷气倾泻他人身上，卷入女师大风波（与许广平有关）、与文坛多人轻啟舋端，缺乏理性论辩、著眼攻击人身，好勇而斗狠，可能皆与满腹闷气有关。

又如他起了个笔名“宴之敖”，古怪得像他的复仇小说《铸剑》中的歌，这笔名意思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逐出，宴字三部分表示家、日、女，敖字表示出、放。

他文字刻毒、鼓吹流血革命和至死衔恨报复，或许可以解释。

渴望被很要好地叫声“哥哥”——鲁迅《我的兄弟》《风筝》比较谈徐步军鲁迅写于1925年的散文《风筝》广为人知，文章讲述了一则关于风筝的故事：作为兄长的“我”童年时不爱放风筝，认为“是没出息孩子所做的玩艺”，一次见到弟弟背地偷偷做风筝，生气之余，悍然毁坏了风筝。

很久以后“我”读了一本“外国的讲论儿童”的书，了解到“游戏是儿童最正当的行为，玩具是儿童的天使”，于是陷入自责和忏悔之中。

关于风筝的叙事，很容易被看做作者对童年生活的一次稀松平常的回忆。

但我们不能忽略作者写这篇文章时的个人生活背景。

众所周知，在写这篇文章之前的1923年，鲁迅因家庭琐事与二弟周作人发生纠纷，周作人甚至亲自给鲁迅送去了绝交信。

但周作人在绝交信中并没有明确地指责鲁迅，只是说“我昨天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

周作人对两人之间的矛盾采取了不解释、不辩解的态度，鲁迅在接到绝交信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上午启孟自持信来，后邀欲问之，不至。

”此后不久，周作人又剪去事发当天日记上的十几个字而“决定不再提起”。

当事人的回避态度，给这件事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使得他人至今仍然难以明了个中缘由。

但事件造成的影响是不可挽回了，“兄弟怡怡”的情景不再有了，取而代之的是从此反目，永不来往。

因为家庭琐事而造成兄弟失和、分道扬镳，鲁迅心中的痛苦不难想象。

写作《风筝》时恰恰是农历新年，同居京城的兄弟却形同陌路，一大家人也不能共享天伦之乐，相信鲁迅的感受是相当复杂的。

这个时候写回忆童年兄弟往事的文章，自然会掺杂诸多感情。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关于风筝的故事作者已经不是第一次写了，早在1919年，鲁迅就以“神飞”为笔名在《国民公报》“新文艺”栏内发表过一组散文诗，总题为“自言自语”，其中的第七篇《我的兄弟》即是《风筝》的雏形。

两部作品都是写童年时毁坏弟弟的风筝，后来醒悟并且深表忏悔的心路历程。

那么，鲁迅为什么要重写、改写《我的兄弟》为《风筝》呢？两部作品又有什么不同呢？《我的兄弟》写于1919年，那时鲁迅和周作人感情甚笃，兄弟二人驰名文坛。

发表《我的兄弟》时，应该说只是对童年往事的追怀和兄弟感情的珍惜。

待到写《风筝》时，感情自然有很大的落差，这也体现在文本中，细读两篇作品，可以发现有诸多不同之处：第一，《我的兄弟》篇幅很短，只有区区三百余字，笔法简约，只是进行简单的回忆性描写，对风筝被捣毁后的结果仅以“我的兄弟哭着出去了，悄然的在廊下坐着”一笔带过。

但在《风筝》中，作者却浓墨渲染了弟弟对风筝的喜爱以及可怜、胆怯、无助的形象。

作者首先描绘弟弟的形象：“他那时大概十岁内外罢，多病，瘦得不堪。

”接着重点突出他喜爱风筝的特点：“然而最喜欢风筝，自己买不起，我又不许放，他只得张着小嘴，呆看着空中出神，有时至于小半日。

远处的蟹风筝突然落下来了，他惊呼；两个瓦片风筝的缠绕解开了，他高兴得跳跃。

”一个童心盎然、天真可爱的儿童形象跃然纸上。

对风筝的如此热爱却得不到响应，直至遭到兄长的粗暴制止：“我”闯进弟弟正在做风筝的小屋时，弟弟“便很惊惶地站了起来，失了色瑟缩着”；“我”顷刻间毁坏了风筝，“傲然”离去，“留他绝望地站在小屋里”。

这些描写，突出表现了弟弟受到伤害时的痛苦与无助，反衬出“我”行为的失当，为下文“我”的自责与忏悔作了铺垫。

第二，区别于《我的兄弟》，《风筝》一文在写“我”毁坏风筝后，又添加了成年后对儿童游戏重要性和合理性的认识。

这既说明“我”童年时悍然毁坏弟弟风筝的盲目与无知，也强调这种“精神虐杀”对弟弟的伤害，进一步深化了自责与忏悔之情。

文中写道：“而我的心也仿佛同时变了铅块，很重很重地堕下去了。

”形象地表现了“我”追悔之心的沉重。

第三，相比于《我的兄弟》，作者在《风筝》中改变了原来主人公得到宽恕的大团圆结局，“我”没有得到弟弟的原谅。

在《我的兄弟》中，弟弟“却将我这错处全忘了”，“他连影子都记不起了”，文中两次几乎一字没变地写到“他总是很要好的叫我‘哥哥’”，这表明“我”得到了弟弟的原谅。

但在《风筝》中，当“我”认识到“精神虐杀”对弟弟的伤害时，万分悔恨之余又想方设法争取弟弟的宽恕，希望能听到弟弟说：“我可是毫不怪你呵”。

后来“我”当面向弟弟道歉，“自说少年时代的胡涂”。

此时，文章又一次渲染了“我”期待弟弟说出“我可是毫不怪你呵”，以求得“我即刻便受了宽恕，我的心从此也宽松了罢”，但是，弟弟像听别人的故事一样，惊异地笑着说：“有过这样的事么？”区区一句话就化解了“我”主动道歉以求获得宽恕的全部努力。

从“总是很要好的叫我‘哥哥’”到“有过这样的事么”，两篇作品中弟弟态度的截然不同，直接照应了现实生活中作者的尴尬境地：周作人不再给鲁迅解释的机会，同时也把那扇和解的大门给关死了。

第四，在《风筝》中，作者花费大量笔墨写“我”内心的痛苦，贯穿全文的情感基调衬托出作者的无奈与痛楚。

开篇首段描写了北京的冬景，衬托的是“一种惊异和悲哀”的心境。

接着追忆了故乡和煦春景，之后发出了“我现在在哪里呢”的感慨，曲折地表现了作者对兄弟失和以及团圆和睦家庭消逝不再的伤感。

在文章末尾，恳求得到弟弟宽恕却不得的“我”心情的沉重与伤感充溢字里行间，在首尾照应的例行性描述后，作者写道：“我倒不如躲到肃杀的严冬中去罢。

”表现了求恕不得的无奈与凄楚。

饶有趣味的是，文章在写到弟弟表示记不得往事时发了一通感慨：“全然忘却，毫无怨恨，又有什么宽恕之可言呢？无怨的恕，说谎罢了。

”哥哥真诚地向弟弟道歉，承认过失，弟弟“全然忘却，毫无怨恨”，让获得宽恕永远失去了可能性。

“无怨的恕，说谎罢了”却有着多重意味。

一重意味是指，如果弟弟果真忘了此事，那么再谈什么宽恕，就是妄言了。

另一重意味则深刻得多，哥哥阻止弟弟玩风筝，是否有劝其上进的好意呢？如果本来就未曾发生过冲突，未曾伤害过对方，又何来宽恕可言呢？这里就很曲折地表达了作者写作时内心的巨大隐痛与难以直说的万般无奈。

这篇文章实际上是鲁迅向弟弟发出的和解信号。

但我们同时也可以把这句话看做作者在表明心迹：我现在主动示好，以求恢复兄弟感情，但我本来也无甚过错，兄弟反目，只是误解罢了。

从上面两篇作品的对比分析中，我们可以揣测鲁迅对《我的兄弟》的改写是缘于兄弟失和的感喟。

对《风筝》的详细分析，也让我们看到鲁迅珍惜兄弟情谊、主动示好以修裂痕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