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2012年中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1994年到2012年中国实施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一览表且因为宏观数据上财政支出和GDP的变化趋势相似，很容易证明财政支出的乘数效应是存在的。

不过，在没有分离出经济增长的各种影响因素各自的贡献之前，做出这种推测为时尚早。

考虑到政府的工作效率较低、失业率居高不下以及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严重不平衡等事实，即使存在财政支出的拉动作用，这种作用也要大打折扣。

所幸的是，经过近几年的理论争论和实践检验，政府在采用财政政策方面日趋成熟。

从项怀城在今年人代会上所作的财政预算报告中可以看出，尽管仍然是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基调，但和以前年份有很大差别，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1）突出了公共财政建设这一主题，通过深化“收支两条线”改革，运用预算和监督的强化来规范政府的财政行为；2）社会公平方面的调节力度大大增强，按照预算，今年中央财政共安排社会保障支出860亿元，按可比口径计算，比2001年增长28%，大大超出总财政支出的增长幅度；3）把调动地方积极性摆在重要位置，一方面，通过绝大多数企业所得税和全部个人所得税的五五分成，预计今年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税收收入会有一定程度的上升；另一方面，加大转移支付力度，特别是省以下的转移支付力度，1180亿元用作工资性转移支付。

假定政府能够贯彻这一预算案，那么可以说，今年的财政政策在经济发展方面会比往年起到更大的激励作用。

按照官方的统计数据，2002年1月份的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9%，而几个物价指数均同比下降，其中CPI同比下降1%，RPI 同比下降2%，PPI同比下降6.3%。

由于1月份是元旦过后，接下来就是春节，从消费的角度看，总需求的可能增长并没有拉动总体物价水平。

对比流通中的货币量，M0累计同比下降了1.2%，而M1累计同比增长了 9.5%，M2累计同比增长了13.1%。

可以推测，过节效应附加预期因素并未对居民的储蓄产生多大影响。

两类数据综合分析，可以知道国内需求不旺仍是今年的头等难题。

虽然1月份进出口总额同比上升了21.9%和29.2%，对经济增长率有一定的贡献，但考虑到美国经济的复苏苗头被小布什的选举政策对冲，对我国出口的拉动就很有限，而且一系列的贸易纠纷会对过去的大宗出口商品有大计，可以预见进出口对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会和去年持平，至少不会偏离很多。

剩下的还是国内需求。

发行1500亿长期建设国债用于公共设施建设，带来的经济增长效应也不会高于去年。

因此，如果说今年财政政策和去年有所不同的话，就是要看社会保障支出和转移支付两大块了，两块加起来共有2040亿元，比长期建设国债还多出500多亿。

由于转移支付主要用于工资性支出，而社会保障支出也是满足部分低收入者或失业者的最低生活支出，按照国家统计局的城镇居民家庭基本情况调查的数据，城镇居民的人均年消费性支出占人均年可支配收入80%左右，即使按70%计算，也有1400亿的消费需求来自财政预算。

这是比去年有力度的地方。

下面我们将对我国自1994年到2012年实施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背景、具体措施做个简单的回顾，并对相应搭配产生的效果做了一定的分析。

1994年—1997年“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一、宏观经济背景从1993年开始中国经济出现过热现象。

作为推动我国经济增长主要因素的固定资产投资高速增长，1992年至1993年增速分别为42.6％和58.6％，大大超过以往的增长速度。

投资需求带动了消费需求，当时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的双膨胀，加剧了商品供给的短缺状况，造成1993年至1994年全国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分别上升了13.2％和21.7％，产生了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

经济增长过快带来的经济过热与严重的通货膨胀，成为社会经济稳定的巨大隐患。

其实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多次出现经济过热现象，为了给经济过热降温，受当时宏观调控经验不足的局限，国家相关部门往往采取“紧缩到底”的政策手段，使经济由过热一下子陷入过冷。

这种热与冷的转换，好像是快速行驶中的急刹车，经济过热是消除了，但又面临着如何启动经济的问题。

热与冷的骤然交替，造成剧烈的经济波动，对国民经济运行产生了十分不利的影响。

决策部门认识到，必须改变过去那种“一松就热、一紧就冷”的传统做法，做到既要为经济过热降温，也要保证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速度，防止经济运行中的大起大落现象再次发生。

于是，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思路，中央适时提出了“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对过热的经济实施恰如其分的宏观调控，实现“高增长、低通胀”的新的经济发展态势。

二、相关措施1994-1997年，实行的是“双紧”配合，财政政策方面结合分税制改革，强化了增值税、消费税的调控作用，合理压缩财政支出，并通过发行国债，引导社会资金流向。

货币政策方面，严格控制信贷规模，大幅提高存贷款利率，要求银行定期收回乱拆借的资金，使宏观经济在快车道上稳刹车，并最终顺利实现了软着陆。

三、效果分析经过三年的努力，1996年终于成功实现经济“软着陆”，经济增长幅度回落到9.6%，通货膨胀率降到6.1%；1997年进一步巩固“软着陆”的成果，实现了“高增长、低通胀”。

总体上来看，这次调整由于方向明确，措施得力，在保证国民经济高速增长的前提下，集中解决了经济过热、通货膨胀的问题，所以获得了很大的成绩。

其突出之点主要有：第一，抑制了过旺的需求，有效地治理了通货膨胀。

首先是使固定资产投资过快增长的势头受到明显抑制。

国家采取了严格控制信贷规模，整顿乱拆借、乱集资等一系列措施，使固定资产投资增幅逐年回落。

其次是财政收入增长较快，财政支出有所控制，财政赤字逐年缩小，全国银行工资性支出的增幅也逐年回降。

过旺的总需求得到有效控制。

对抑制通货膨胀起到“釜底抽薪”的作用。

第二，正确判断形势，正确确定宏观调控方向，恰当把握调控力度和调控措施。

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的抑制通货膨胀的目标和各项措施，都是在科学分析经济运行形势、物价上涨的性质和原因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在确定物价调控目标时，既分析了有利条件，又分析了不利条件；既考虑了降低物价涨幅的需要，又考虑了保持经济适度增长的需要。

在实施调控目标和政策措施的过程中，加强了对经济运行态势的多层次、多侧面的跟踪监测、分析，始终保持了清醒头脑。

虽然这次调整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也有不少负效应。

第一，在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明确之后，财政改革的方向却出现了分歧，到底是实行建设财政，还是实行公共财政理论上的彷徨不决，影响了改革的推进；第二，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和GDP的比重仍然没有提高，特别是中央财政占财政总收入的比重没有提高，财政职能被肢解的矛盾仍未解决；第三，由于在此次调整中力度实施有些过大，通货膨胀是抑制了，但也为以后国内需求不足埋下了伏笔，致使1997年以后不得不进行又一次的调整。

1998年—2003年底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一、宏观经济背景1997年下半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使我国的外贸出口受到很大的影响，而这些年来我国经济的增长有相当大的比重来之于外贸出口，进而也严重影响了我国的国民经济。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把宏观政策的定位转为扩大内需方面。

国内遭遇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涝灾害，使本应再次回升的经济出现了新变化，经济存在振荡衰退、大幅下滑的危险。

上次调整的力度过大，虽然通货膨胀得到治理，实现了“软着陆”，但宏观调控的惯性下滑，加之外部的冲击，使我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大幅度降低。

为此国家不得不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内需，以拉动国民经济的增长。

从1998年起,为缓解通货紧缩,保证经济增长,我国实行近6年的积极财政政策以刺激投资、拉动内需；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于防范金融风险,并与财政政策相配合。

这样的政策组合在通货紧缩,经济景气度较低的情况下,保证了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较高的水平。

二、内容针对有效需求不足、通货紧缩等问题，政府实施了以扩大内需确保经济增长目标实现为目的的“双松”政策。

在货币政策方面采取了取消贷款限额控制，降低法定存款准备率，连续5次下调存贷款利率，逐步扩大公开市场业务，改革存款准备金制度，扩大对中小企业贷款利率的浮动幅度等一系列措施；在财政政策方面，大力发行国债；大规模地增加基础设施建设；扩大政府采购规模和投资力度；大幅度提高职工的工资，开征储蓄存款利息所得税；扩大转移支付；实施财政赤字政策。

三、效果分析这次调整是上次调整的继续和深化，力度温和没有造成大的波动：1、积极财政政策对经济的拉动作用非常明显。

一方面，每年发行的长期建设国债投资大量的项目，直接增加了固定资产投资，拉动了经济增长。

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期间，中央政府每年发行1000亿—1500亿元的长期建设国债，仅从1998年至2004年7月间，累计发行9100亿元。

但财政的这种资本性支出的带动作用更大。

在中国，政府资金具有引导效应，比如政府上一个项目，银行就争着给贷款，这种“政府投资、银行跟进”所形成的投资规模是相当惊人的。

从经济学理论上来讲，财政政策虽然能直接刺激投资，但往往因为存在一定的“挤出效应”而使其效果打折扣。

这里要指出的是，由于特定的体制原因，中国这一时期的财政政策是几乎没有“挤出效应”的。

2、“积极”的货币政策作用相当微弱。

随着积极财政政策的启动，宏观政策伴以稳健的货币政策。

在相关部门看来，所谓稳健的货币政策是既能防止通货膨胀又能防止通货紧缩的政策，即适中的货币政策。

但从事后来看，我们的货币政策事实上是偏松的。

主要原因并不是我们名义上采行稳健的货币政策，而在实际操作时违其原意，即货币供应量仍加速增长（积极货币政策的最重要表现），相反，我们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期间，广义货币供应量（M2）增加的并不是很快，相比之前20％以上（甚至30％左右）的年增幅，这些年M2的增幅一直稳定在15％以下，是名副其实的“稳健”；但近些年来我国的M2／GDP越来越大，尤其是1998年以后迅速增加，粗略估计当前为2左右，这在世界上都是罕见的。

而且，中国人民银行从1996年以来八次调低利率，其中1998年之后就有五次。

因此，从这些意义上讲，我们的货币政策是“积极”的。

而货币政策的作用无外乎表现在两个方面，即随着货币供应量的扩大，利率降低，于是居民消费增加，企业投资扩大，但从我国的实践情况来看，这两方面的刺激作用都是不明显的。

一方面经济主体的货币需求量一直居高不下，另一方面银行信贷却出现了萎缩，从而大量的资金沉淀在银行中不能转化为投资，即我们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出现了严重的问题，最终使“积极”货币政策效果大打折扣，以致从表面上看，中国已几乎陷入了流动性陷阱。

在这时再回头看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问题，就非常明显了。

由于有大量资金沉淀在银行体系中不能转化为有效的投资，那么增发国债就成为使这些资金通过购买国债而转化为实际总需求的一部分的途径，国债投资项目的银行配套贷款和其他社会资金也具有同样的性质，因此基本上没有“挤出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