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汉学产生的历史基础
英国汉学的整体概述资料
英国汉学的整体概述:四个阶段：(讲稿建议从打印pdf上的概述)传教士汉学阶段，这是研究的准备期和萌生期：（18世纪末—1840年）；中国和英国都是世界性的大国，都曾以其强盛的国力和灿烂的文化在人类的发展史上书写过壮丽的篇章。
1583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ElizabethⅠ）派商人约翰•纽伯里（John Newbury）前往东方，并请他转交一封致中国皇帝的书信，由此开启了两国的交往史（萧致治，2005）。
完全迥异于西方的东方文明深深地吸引了来自英国的商人、传教士等，使他们争相传诵中华文明的古老与伟大，纷纷投身于对中国文明的研究，也使得汉学在英国早早扎根。
1840年伦敦大学创办汉学讲座，聘请牧师基德（Samuel Kidd）为首任汉学教授，标志了英国专业汉学时期的到来。
17世纪中期,英国爆发资产阶级革命,18世纪又发生工业革命,这个时期正是英国资本主义大发展的时期,它拥有强大的海军和商船,大量发展海外贸易,开拓殖民地,向东方扩张势力范围。
为了寻求向亚洲扩张,英国开始注意中国。
1793年,英国派马戛尔尼伯爵以专使身份来华,受到乾隆皇帝的接见,他的使命是要求缔约通商,但没有成功。
1816年,英国又派出阿美士德勋爵以特使身份来华,商谈贸易工作,由于不遵守我国朝廷的礼节而被遣返,也没有完成任。
这个时期英国一再派特使来华,其目的均在于了解研究中国的情况,谋求与中国建立直接联系,以进行经济上和政治上的侵略和扩张。
这就是英国初期开始注意研究中国的背景。
传教士汉学向专业汉学转换阶段，这是研究发轫期（1840年—19世纪末）；19世纪初,由于发展商业，开展传教工作以及外交工作的需要,英国派出大批商人、传教士和外交官来华,深入到我国内地,他们先后开始注意学习和研究中国的语言和文化。
但那时的英国公众对中国知识贫乏, 也缺乏兴趣, 因此直到19世纪中叶以前, 英国出版的有关中国的书籍是很少的。
19世纪50年代以后,也就是在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起义、英法联军侵华、1894年爆发的中日战争以及义和团运动等一系列事件以后, 英国学者通过侵略战争搜集了大量文献资料,从而使他们研究中国的范围随之扩大, 对一系列事件撰写的著作也日益增多。
英国汉学的整体概述
英国汉学的整体概述英国汉学是指在英国开展的中国研究。
它涵盖了对中国历史、文化、文学、社会、经济、政治等各个领域的研究。
英国汉学在十九世纪以来逐渐兴起，并逐渐发展成为全球范围内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学科。
英国汉学在十九世纪蓬勃发展。
当时，中国开放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传教，有很多英国传教士来到中国。
他们不仅从事传教工作，还致力于研究中国的语言、文化和社会。
其中最著名的传教士就是叶德辉。
他将中国古代国学的研究方法引入英国，被誉为英国中国学的奠基人。
在英国汉学的发展过程中，研究中国的语言和文学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人们对于汉字、汉语的发音、文言文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这种研究方法在当时非常先进，也对全球的汉学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
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英国的东亚学院开始涌现出一批优秀的学者。
他们研究中国文学的同时，也关注中国社会和文化的方方面面，为英国汉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二十世纪，英国汉学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时期。
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期间，英国与中国的交流受到一定限制。
但是，英国在这个时期仍然坚持对中国的研究，汉学界依然进行有益的研究和讨论。
近年来，随着中国崛起为世界强国，英国对中国的研究日益重要。
英国的大学和研究机构积极开展中国研究，并与中国的大学和研究机构进行广泛的学术交流。
这种交流不仅促进了中英两国之间的相互理解，也为两国的合作提供了重要支持和促进作用。
总的来说，英国汉学在研究范围和深度上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研究者们通过对中国历史、文化、社会和经济等各个方面的研究，为全球了解中国提供了重要的学术支持。
英国汉学的研究成果不仅丰富了学术界对中国的认识，也为中英两国的交流与合作提供了重要的智力支持。
未来，英国汉学仍然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将继续为全球汉学事业的发展做出贡献。
介绍剑桥历史的书
剑桥的历史是一部丰富多彩的史诗，充满了文化、科学、政治和工业的重大事件。
以下是一本书的介绍，这本书深入浅出地讲述了剑桥的历史：书名：《剑桥：从古至今》这本书由一位经验丰富的历史学家撰写，他以流畅、生动的语言，向读者展示了剑桥从古至今的发展历程。
这本书的内容丰富，包括了许多重要的历史事件和人物，以及对剑桥未来的展望。
首先，这本书详细介绍了剑桥的早期历史，从罗马人在这里建立村庄开始，一直到中世纪时期。
读者可以了解到剑桥是如何从一个边陲小镇发展成为一座拥有众多学院和学者的学术重镇的。
其次，这本书详细描述了剑桥大学的发展历程。
剑桥大学是英国最著名的大学之一，其历史悠久，人才辈出。
这本书详细介绍了剑桥大学的各个学院，以及它们在学术、文化和政治方面的贡献。
此外，这本书还讲述了剑桥工业的发展历程。
在工业革命时期，剑桥市成为了一个重要的工业中心，许多著名的企业家和工程师在这里发迹。
这本书详细介绍了这些工业家的创业历程和他们对剑桥市的影响。
此外，这本书还讲述了剑桥市的文化生活。
剑桥市是英国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之一，这里有许多著名的剧院、音乐厅和美术馆。
这本书详细介绍了这些文化设施的历史和现状，以及它们对剑桥市文化生活的影响。
最后，这本书还展望了剑桥市的未来。
随着科技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剑桥市面临着许多挑战和机遇。
这本书提出了一些建议和设想，旨在为剑桥市的未来发展提供思路和方向。
总之，《剑桥：从古至今》是一本全面、深入地讲述了剑桥历史和未来的书籍，适合所有对剑桥感兴趣的人阅读。
它不仅提供了丰富的历史信息，还对剑桥的未来发展提出了具有前瞻性的建议。
无论你是学生、教师还是对历史和文化感兴趣的读者，这本书都是你了解剑桥的必读之作。
剑桥汉学的形成与发展
作者： 阚维民
作者机构： 浙江大学历史系
出版物刊名： 国际汉学
页码： 192-218页
主题词： 汉学研究 中国史 外交官员 西方汉学 罗马拼音 文献目录 中国研究 威妥玛式 晚清史 中国学
摘要：剑桥汉学,由剑桥大学的汉学与剑桥所在地的汉学所组成,是英国汉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19世纪英国汉学的崛起是剑桥汉学产生的历史背景,剑桥驻华外交官员与入华传教士是剑桥汉学的历史根基,剑桥大学首任汉学教授威妥玛是校方内定的名誉教授,剑桥大学汉学的研究特色是"中国语言与历史",剑桥汉学的学术地位稳固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剑桥汉学文献资料库以剑桥大学图书馆中文部为核心,剑桥汉学在西方汉学研究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威氏汉字拼音系统和《剑桥中国史》两个方面。
目前,剑桥汉学的研究方向正在走向多元化。
五、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
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作者简介：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07～1991），美国哈佛大学终身教授、著名历史学家，生前历任美国远东协会副主席、亚洲协会主席、历史学会主席、东亚研究理事会主席等重要职务。
凭借其坚定的毅力、顽强的精神，费正清毕生致力于中国、东亚区域，以及中国与西方关系等问题，主张跳出传统“汉学”的束缚，重视研究近代以来中国的历史发展变迁，为美国的“中国学”研究事业做出重要贡献，开创了“中国学”研究的新局面。
费正清一生著述颇丰，在西方影响很大，被誉为“美国现代中国学的创建之父”、“头号中国通”。
美国《评论》杂志评论，费正清是美国“中国学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无与匹敌的人物”。
他的主要著作有《美国与中国》、《伟大的中国革命》、《剑桥中国史》、《中国：传统与变迁》、《东亚文明史》和《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等。
名著拾萃：战争持续了八年。
它的直接或间接结果是大约1500万至2000万中国人死亡。
财产损失难以数计。
而且战争结束后，国民党政府和军队精神疲惫，风纪败坏。
因此这场战争对中国人民造成了惊人的损失，并直接有助于1949年共产党的胜利。
同日本的这场战争，确实是中华民国史上最重大的事件。
……蒋介石曾经长期力图避免敌对行动。
自从 1927 年国民党人执掌政权以来，尽管日本曾多次进行干涉和侵略，他却始终奉行一种和解政策。
他深信要抵抗强大的外国侵略者，中国是太弱了，并且又是分裂的，因此他曾默认日本侵占东北四省（满洲），缔结消除国民党在华北影响的停战协定，并屈服于日本的压力，镇压反日的学生运动。
然而，从1935 年晚些时候开始，反日情绪已经变得如此强烈，致使国民政府觉得对日反应非强硬不可。
于是，在1936 年12 月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逐步开始了战争的准备。
他大概口头许诺过他将抵抗外来侵略，换取了西安获释。
因此，1937 年2 月他撤换了据说亲日的外交部长张群，而且他开始与他长期的敌人——共产党人谈判和解。
海外汉学发展意义
海外汉学发展意义1. 海外汉学的定义和背景海外汉学是指在海外进行中国语言与文化研究的学科系统，一般包括中国语言、文学、历史、哲学、宗教、艺术、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研究。
海外汉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世纪，当时西方关于中国的研究逐渐兴起，例如英国的伦敦大学、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等先后开设了中文、汉学专业，同时也出现了一批以华裔学者为主的汉学研究团体或学术组织。
2. 海外汉学的意义海外汉学不仅是一门学科，更是中华文化的重要代表。
在全球化的今天，海外汉学对于中国和世界的意义尤为重要，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2.1 促进中外交流海外汉学强调中国文化的宣传和研究，通过汉语教学、中国文化活动等形式加深中外之间的了解和交流，增进中外之间的友谊和互信。
同时，海外汉学也为中国与其他国家建立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联系提供了重要的人才资源和智力支持。
2.2 传承中华文化海外汉学从陶渊明到现代文学，从谢灵运到明末清初的政治制度，再到现代的文化传承，涉及了各个时期的中华文化，深度剖析文化内核，不仅可以保护中华文化的独特性和传承性，更有助于世界各国文化的互通有无。
2.3 推动学科进步海外汉学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学科化，推动了学术界对中国文化的深入研究，使中国文化研究成为独立的学科。
同时，海外汉学在跨学科研究和国际学术交流方面也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2.4 对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支持海外汉学可以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提供宝贵的支持。
随着中国与世界各国之间的交流加强，中外文化的交流变得越来越频繁。
作为宣传中国文化的一种途径，海外汉学可以为中国在国际文化交流中树立更加正面的形象，支持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发展。
3. 海外汉学的未来发展3.1 深化中外文化交流未来，海外汉学应进一步深化中外文化交流，特别是在青年交流和学生交流方面做出突出贡献。
海外汉学者可以探索一些富有实践性和寓教于乐的交流活动，例如中文角、文化沙龙等，吸引更多的中、外青年积极参与其中，推动中外文化的深度交流。
《哈佛中国史》和《剑桥中国史》的最大区别是什么
《哈佛中国史》和《剑桥中国史》的最大区别是什么O崔莹2016年10月，著名汉学家卜正民主编的《哈佛中国史》在中国问世。
这套丛书从公元前3世纪秦一统天下写到20世纪初清朝终结，从全球史的视野讲述了中国的帝制史。
丛书分六卷，分别为《早期中华帝国：秦与汉》《分裂的帝国：南北朝》《世界性的帝国：唐朝》《儒家统治的时代：宋的转型》《挣扎的帝国：元与明》和《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清》。
卜正民写的是元明卷，美国汉学家陆威仪、罗威 廉和德国汉学家迪特•库恩参与了其他部分。
“我们的目的是尽量客观、公正地讲述中国（从秦到清）两千多年的历史，让对中国历史不太了解的人在看过后了解。
”卜正民说。
这套书被誉为“多卷本中国史的黄金标准”，已被芝加哥大学、康奈尔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等指定为中国史课程教材。
围绕《哈佛中国史》的编著，2016年10月中旬，腾讯文化对卜正民进行了邮件采访。
以下为访谈内容。
陆威仪一个人写了前三卷腾讯文化：出版《哈佛中国史》的念头是怎样诞生的？你与陆威仪、迪特•库恩和罗威廉是怎么合作的？卜正民：出版《哈佛中国史》的主意，来自与我合作过的一位哈佛大学出版社编辑。
她认为，公众会希望看到一套较详细地介绍中国历史的书。
《剑桥中国史》由很多学者共同参与撰写。
我们决定避免这样的形式一一我们的每本书，都由同一作者撰写。
我和很多学者讨论过这个项目，最终，我花了近一年时间，找到了陆威仪、迪特•库恩和罗威廉一起合作。
这套书原计划岀版五卷。
我请陆威仪写秦汉卷时，他表示，他想阐明的观点在南北朝时期也有所体现，所以我同意他再写一下南北朝。
后来我们又决定单独写一卷唐朝历史，但找不到特别擅长这方面的学者，陆威仪表示他也可以写，于是他一个人写了前三卷。
他的效率特别高，三卷都按时完成了。
腾讯文化：针对这套丛书，你提出了什么概括性的写作原则？卜正民：我提出了三条写作原则：囊括关于所写朝代的最新研究成果，让这套书及时反映当代学者研究现状；按照主题撰写内文，将这些主_题按时间顺序展开；要讲述改朝换代的历史，要二i适合非专业读者阅读。
《剑桥中国秦汉史：公元前221年至公元220年》随笔
《剑桥中国秦汉史：公元前221年至公元220年》阅读随笔目录一、内容概要 (2)1.1 作者及其学术贡献 (3)1.2 书籍出版背景与意义 (4)1.3 秦汉历史的重要性 (5)二、秦朝历史及其特点分析 (7)2.1 秦朝的建立与发展历程 (8)2.2 秦始皇的统一与中央集权制度建立 (10)2.3 秦朝法律制度与标准化建设 (11)2.4 秦朝的经济、文化与社会发展 (12)三、汉朝历史及其特点分析 (14)3.1 汉朝建立前的社会背景 (16)3.2 汉初政治、经济恢复与发展策略 (17)3.3 汉武帝时期的扩张与改革 (19)3.4 汉朝文化繁荣与社会变迁 (20)四、秦汉时期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对比 (21)4.1 政治体制变革与中央集权的发展 (23)4.2 经济结构变化与农业、商业发展 (24)4.3 文化交流与融合，多民族格局的形成 (25)4.4 秦汉时期的社会矛盾与冲突 (27)五、本书的主要观点与论述分析 (28)5.1 对秦汉历史的全面梳理与评述 (30)5.2 对秦汉时期重要事件、人物的深度剖析 (31)5.3 对秦汉时期社会变迁的独到见解与分析 (33)六、《剑桥中国秦汉史》的学术价值与影响评价 (34)6.1 对国内外秦汉史研究的影响与贡献 (35)6.2 对中国古史研究方法的启示与思考 (36)6.3 对历史爱好者了解秦汉历史的指导意义 (38)七、阅读心得体会与展望建议 (39)一、内容概要《剑桥中国秦汉史：公元前221年至公元220年》是一部深入研究秦汉时期中国历史的著作，涵盖了这一时期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个方面的发展历程。
本书以严谨的史学方法为基础，结合丰富的史料和考古发现，对秦汉时期的历史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阐述。
本书首先介绍了秦朝的历史背景和秦始皇统一六国的过程，随后详细叙述了西汉王朝的建立和发展，包括西汉初期的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文化繁荣以及对外关系等方面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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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汉学产生的历史基础阙维民剑桥汉学是英国汉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剑桥大学的汉学与剑桥所在地的汉学1[1]。
尽管有学者认为近几十年来英国汉学是如何地受到“出奇的漠视(Singular Listlessness)”2[2]，但近二十年来仍然不断有著述关注着剑桥汉学，它们分别是以欧洲汉学研究为背景的叙述3[3]、以英国汉学为背景的简论4[4]、全面介绍剑桥汉学研究的文章5[5]以及中国学者利用剑桥大学图书馆收藏的汉学资料所写的论文6[6]。
此外，作为剑桥汉学研究重要学术成果之一1[1] 剑桥大学是英国的主要汉学研究中心 (包括伦敦大学、牛津大学和大英博物馆等汉学研究中心)之一，但座落于剑桥的李约瑟研究所 (Needham Research Institute) 是独立于剑桥大学之外的一个汉学研究机构，所以“剑桥大学汉学”与“剑桥汉学”非同义词。
2[2] 巴雷特《出奇的漠视》1989(T.H.Barrett, Singular Listlessness: 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Books and British Scholars, London, Wellsweep Press, 1989)。
3[3] H·费兰克“中国研究：欧洲汉学史概述”，M·威尔逊与J·凯利主编《欧洲汉学》(Herbert Franke: “In Search of China: Some General Remarks on the History of European Sinology”, in Ming Wilson & John Cayley (Eds.) Europe Studies China, London, 1995).4[4] T·H·巴雷特《出奇的漠然——汉学著述与英国汉学家简史》，伦敦，Wellsweep出版社，1989年 (T.H. Barrett, Singular Listlessness---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books and British scholars, London, Wellsweep Press, 1989).5[5] 麦大维“剑桥的汉学研究”，《剑桥社会杂志》1995-1996年，第37卷，第62-66页。
(David McMullen: “Chinese Studies atCambridge---Wide-Ranging Scholarship from a Doubtful Start”, The Magazine of the Cambridge Society, No. 37, 1995-6, p. 62-66)；艾超世“威妥玛先生与剑桥汉学百年 (1888-1988)”，(Charles Aylmer, “Sir Thomas Wade and the Centenary of Chinese Studies at Cambridge (1888-1988)”), 《汉学研究》，1989年12月，第7卷第2期，第405-422页。
6[6] 王庆成“英国起草的‘中日北京8条’及与正式本的比较”，《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4期，第79-85页；王庆成“从剑桥大学收藏的刘丽川告示论太平天国与上海小刀会起义军的关系”，《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3期，第1-15页。
的多卷本《剑桥中国史》，已有数卷汉译本7[7]问世，也有一些编译稿和评述8[8]，其中第十卷《剑桥中国晚清史》倍受中国学术界的关注，其评述文章有的侧重于文化观9[9]，有的注重传统文化的双重影响、经世致用的历史地位和传教活动及其文化影响10[10]，也有的强调档案利用与晚清史研究11[11]。
剑桥汉学的产生有其一定的历史背景和历史基础。
据笔者分析认为，19世纪英国汉学的崛起是剑桥汉学产生的历史背景，而近代剑桥学人与中国社会的联系则是剑桥汉学的历史根基。
本文是笔者最近访学剑桥时思索的问题之一，现仅就剑桥汉学的历史背景略谈一二，错谬之处，敬请同好指正。
剑桥学人与中国的历史联系，从笔者目前所知材料看，最早可上溯至19世纪初的曼宁(Thomas Manning, 1774-1840)。
曼宁毕业于剑桥大学凯厄斯(Caius) 学院，获数学硕士学位，从1798年起，他开始向往神秘的中国。
作为具有科学学位的耶稣教徒，他被训练成物理学家，并被推荐给中国清朝的嘉庆皇帝，但1802年签订的英法《亚眠条约》(Treaty of Amiens)，使他被阴差阳错地派往法国，从而完全中断了汉语学习。
几年之后，英法再度交恶，曼宁被拿破仑准许自由地离开法国，终于有了机会去圆他的中国梦。
但他于1806年从海路抵达广州时，却被拒绝入境，最后只能雇人带路进入西藏并见到了达赖喇嘛。
1817年作为由阿美7[7] 《剑桥中国秦汉史（公元前221年-公元200年）》，（杨品泉、张书生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剑桥中华民国史（上）》，（杨品泉、张言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刘敬坤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革命的中国的兴起）：1949-1965》，（谢亮生、杨品泉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革命内部的革命）：1966-198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8[8] 郝华译“《剑桥中国史》第三卷导论”，《中国史研究动态》，1980年，第8期，第1-9页；陈书梅译“《剑桥中国史》第三卷导论”，《中国史研究动态》，1980年，第8期，第9-10页；黄巨兴编译“《剑桥中国史》第十卷出版”，《中国史研究动态》，1979年，第1期，第29-31页；杨品泉编译“《剑桥中国史》第三卷简介”，《中国史研究动态》，1988年，第1期，第29-31页；约翰·罗林森著、杨品泉译“书评：《剑桥中国史》第十卷”，《中国史研究动态》，1980年，第2期，第28-30页。
（原载《美国历史评论》1979年10月号）；张廷友、唐纯良“对《剑桥中华民国史》一则‘史料’的订正”，《中共党史研究》，1999年，第5期。
9[9] 冯天瑜、唐文权、罗福惠“评《剑桥中国晚清史》的文化观”，《历史研究》，1988年第1期，第87-95。
10[10] 李兴华“它山之石，可以攻玉——评《剑桥中国晚清史》”，《历史研究》，1988年第2期，第18-32页。
11[11] 孔祥吉“档案利用与晚清史研究——评《剑桥中国晚清史》”，《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第184-192士特使率领的英国访华特使团的成员，他也曾以外交官员的身份访抵北京。
回英后，他以其奇特的处世行径获得了声誉。
他没有写过任何有关中国的学术著述，但他的西藏探险日志却得到妥善保存并出版发行。
该日志反映出他在他所生活的时代里是最有远见的人，但他的一些观点和认识却不为他的国人所欣赏。
他未能出版研究中国的著述，可能是他领悟了汉语中的一句名言：世人皆醉唯我醒。
他也曾经想开通中国与英国东印度公司之间经过不丹王国的商贸之途，但没有成功12[12]。
曼宁不是最优秀的英国汉学家，却是19世纪初期知名的英国汉学家之一。
英国驻广州领事馆的首任领事李太郭(George Tradescant Lay, 1800-1845)，早年是剑桥的一位家庭教师。
精通拉丁语、希腊语和希伯来语，据说还学过医学，一度想从医，还曾参与了音乐百科全书的编辑工作。
1925-1928年，他以自然科学家的身份，参加了一支环绕太平洋地区的探险队，第一次接近中国沿海一带。
由于擅长东方语言，他被推荐为英国圣书公会(British & Foreign Bible Society) 的东亚代理人，1836-1839年被派往澳门学习中文，回国后出版了《中国人写实：他们的道德、社会与文字》(The Chinese as They Are: Their Moral, Social and Literary Character, 1841 )一书。
此书的出版，加之他较强的汉语口语能力，遂于1841年被任命为英国赴华特使璞查鼎的翻译，并成为英国驻广州领事馆的首任领事，以后又于1844年7月和1845年7月分别被任命为福州领事和厦门领事。
13[13]19世纪英国驻华领事官员的录用和任命制度，是逐步完善的。
在最初的1843-1860年，各级领事官员无须考试即可被任命录用。
自1861起，则须经竞争考试，择优录取。
被录取后的考生即转为驻华公使馆翻译学生，然后须经两年的汉语学习后方可任命上岗。
但考试生源来自多种推荐途径，其中也包括由剑桥大学推荐的考生，如琼斯(E.D.Jones, 1838-1882)、阿赫伯(Herbert James Allen, 1842-1942) 和阿连壁(Clement Francis Romilly Allen, 1844-1920)等人14[14]。
其中阿赫伯先后被任命为淡水署理领事(1873年)、芜湖领事(1877年7月)、镇江领事(1878年3月)、营口领事(1879和1881年)；阿连壁先后被任命为镇江署理领事(1868年8月)、镇江领事(1873年)、营口领事(1880年7月)、北海领事(1886年)、九江领事(1887年12月)、烟台领事(1891年)和福州领事(1895年12月)15[15]。
12[12] 巴雷特《出奇的漠视》1989年，第58-60页(T.H.Barrett, Singular Listlessness: 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Books and British Scholars, London, Wellsweep Press, 1989, pp.58-60)。
13[13] P·D·科茨：《驻华领事——英国领事官，1843-1943》，牛津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14-15页(P.D.Coates, China Consuls----British Consular Officers, 1843-1943,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14-1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合编《清季中外使领年表》，1985年10月第1版，1997年1月北京第2次印刷。
14[14] 附录二“历年驻中国领事馆任职成员表”， (P·D·科茨：《驻华领事——英国领事官，1843-1943》，牛津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489-49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