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拉斯《情人》中的“他者”形象
杜拉斯《情人》中的“中国情人”形象解读
An Analysis of the Image of “Chinese Lover ”in Duras 蒺LoverZHANG Lu ⁃yang ，WANG Zong ⁃feng（Literature School ，Huaibei Normal University ，Huaibei ，Anhui 235000）Abstract ：Duras ，as a French woman writer with many cultural identities ，presents a living image of “Chinese lover ”in herworks through the re -shaping of her past life experience ，which is a derivative of the author ’s personal emotion and social environment.To analyse the image of “Chinese lover ”in Duras ’nove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magology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we can explore the deep cultural significance behind the image.Key words ：Duras ；Chinese lover ；exotic imagology杜拉斯《情人》中的“中国情人”形象解读张露洋，王宗峰（淮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安徽淮北235000）摘要：杜拉斯作为一个具有多种文化身份的法国女作家，通过对以往生活经历的重新塑造，在作品中呈现出鲜活的“中国情人”形象，这也正是作者个人情感和社会环境的衍生品。
透过比较文学形象学的视角对杜拉斯小说中“中国情人”的形象进行解析，可探寻形象背后蕴含的深层文化意义。
赏析电影《情人》解读杜拉斯的文学作品
赏析电影《情人》解读杜拉斯的文学作品作者：张洁茹来源：《参花·下半月》2015年第12期摘要：玛格丽特·杜拉斯作为法国当代最著名的女作家，凭借其一生的丰富经历创作出举世闻名的小说《情人》。
该小说以第一人称“我”作为叙述的对象，塑造出一个典型的人物形象，充分彰显出自己的女性主义。
随着小说的大卖，逐渐将故事改编成电影搬上了银幕，通过对电影《情人》的鉴赏，能够带领大家了解到杜拉斯的女性主义内涵。
关键词：赏析《情人》杜拉斯文学作品法国当代女小说家杜拉斯创作出小说《情人》，一方面表达了对当时社会寄予的美好愿望，另一方面又反映出对男权统治的强烈不满，充分激发了当时社会人群的共鸣。
后来，该小说被改编成电影，主要讲述了一个法国小女孩异于常人的爱情经历，引起了社会大众的高度关注。
通过对电影《情人》的赏析，能够深入解读到杜拉斯的女性主义本意，值得观众深思。
一、电影《情人》中的杜拉斯女性意识（一）女孩的主体地位电影《情人》是以第一人称“我”的方式进行叙述的，故事的开始也是以女性的视角展开的。
在当时法国的社会现状下，女人是男人的附属品，女人没有任何地位可言。
但是，在电影《情人》的人物安排上，“我”虽然家境败落，但却是白种人，身份地位并不比男主人公低。
但是越南是法国的殖民地，受种族差异的影响，男主人公不得不成为女主人公的从属者，并且在影片的始终男主人公一直表现出懦弱不堪一击的形象。
相反，女主人公却是一个敢爱敢恨、爱憎分明的人物形象。
因此，在电影《情人》中，“我”始终是以一种居高临下的目光看待一切事物，是整个故事的核心人物。
从杜拉斯树立的不同两种人物形象中可以看出，两性关系不应该受传统思想的束缚，女性并不一定是男性的从属品，女性可以充分掌握主动权，变成一切事物的掌管者。
由此可见，杜拉斯的女性主义体现得淋漓尽致。
（二）无视伦理约束，大胆挑战世俗在电影《情人》发展的过程中，“我”敢于向道德挑战，绝不受世俗伦理的约束。
精神分析视域下杜拉斯“情人”系列小说主要人物形象研究
摘要玛格丽特·杜拉斯(Marguerite Duras，1914—1996)，原名玛格丽特·多纳迪厄，出生于法属印度支那，是法国当代著名的女性小说家。
自1950年开始，她先后创作了三部带有自传性色彩的小说，分别是《抵挡太平洋的堤坝》（1950年）、《情人》（1984年）及《中国北方的情人》（1991年），而这三部小说又被称为“情人”系列三部曲。
这三部小说叙述着同一个故事：在遥远的法属印度支那，一个白人少女邂逅了她的异国情人并产生了一段令人难以忘怀的初恋情事。
杜拉斯的精神探索注重人物的内心世界，脉络清晰地对她不同时段写就的同一个故事内涵进行重述。
精神分析理论的创始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与杜拉斯所处的时代相邻，虽然他们生于不同的国度，专注不同的领域，但杜拉斯塑造的人物形象和方法同弗洛伊德的文艺创作理论都体现出二者研究人的心理世界这一相同之处。
不仅如此，精神分析学说还是二十世纪西方重要的文艺理论流派之一，对西方文学有着深远影响。
本论文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出发，以压抑作用、人格结构理论和力比多理论为基础，对杜拉斯“情人”系列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形象进行深入解读，同时研究杜拉斯创作这些主要人物形象的内在心理动因，探索她塑造这些人物形象所体现出的独特的艺术价值。
本论文由前言、正文和结语三部分构成。
前言部分主要对杜拉斯的作品进行梳理并对杜拉斯研究的国内外现状予以综述，阐述本论文研究目的和意义，并概述论题的研究方法和创新点。
正文则包括三章：第一章精神分析理论视域下“情人”系列小说主要人物形象解析。
这一章借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中压抑作用、人格理论和力比多学说理论概念，将“情人”系列小说中典型人物，主要是母亲、白人少女和情人这三个人物形象放置于上述的理论框架之中进行重新解析，分析小说中人物的种种不寻常的行为和表现。
第二章杜拉斯创作“情人”系列小说主要人物形象的动因探究。
本章从杜拉斯从小生活的地域、感受的文化氛围，她的童年和少年时代的家庭情况与人生经历入手，揭示杜拉斯年少时期的生活是她潜意识压抑的来源和转化，也是她创作“情人”系列小说的灵感源泉，二者是密不可分的。
形象学视角下的杜拉斯《情人》解读
形象学视角下的杜拉斯《情人》解读作者：翟金芝来源：《新闻世界》2015年第02期【摘要】形象学是比较文学理论中的重要研究领域，以形象学为依托可以了解不同国家对本国形象的理解与阐释。
玛格丽特·杜拉斯的自传性小说《情人》正是可以被形象学细致阐述的典范。
它承载了杜拉斯在西方社会集体想象的影响下对中国人乌托邦式的想象与刻画，也展现了一位女性对异国爱情意味深长的追溯与怀念。
【关键词】形象学玛格丽特·杜拉斯《情人》玛格丽特·杜拉斯是法国著名的作家、剧作家、电影编导，并曾经引发了轰动一时的“历史性的杜拉斯现象”；她率性洒脱，放荡不羁；抽烟酗酒，感情生活也相当丰富，拥有过多位情人；她的写作风格同样标新立异，以亦真亦幻的笔端化为近乎呢喃呓语的文字；在1984年她以小说《情人》获得法国龚古尔文学奖之前，她还曾一度被评价为“一个专门写令人昏昏欲睡而且复杂得要命的书的作家”、“枯燥的、知识分子式的女小说家”，其传奇色彩和文学价值不言而喻。
而且自杜拉斯引发狂热的“杜拉斯现象”后，世界范围内对杜拉斯的研究众说纷纭，为我们了解杜拉斯以及她的作品提供了很多不同的研究角度。
形象学，是比较文学的一个学科分支，它研究的主要对象是文学作品中的异国异族形象。
法国学者亨利·巴柔对“形象”的解释是：“一切形象都源于对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关系的自觉意识之中，即使这种意识是十分微弱的。
因此，形象即为对两种类型文化现实间的差距所作的文学的或非文学的，且能说明符指关系的表述。
”①形象学的发展也经历了从早期传统形象学演变到当代形象学的过程。
早期传统形象学大致停留在“一个形象与‘被注视者’国相比是否‘错误’或其‘忠实程度’的问题”②。
简言之，即形象的“他者”差距。
当代形象学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将研究重心转向对作家主体的关注以及作家对“他者”形象的塑造。
根据形象学理论的阐述，形象学研究可分为文本外部研究和文本内部研究。
从《情人》中看他者形象
从《情人》悲剧中看“他者”形象“情人”一个美丽耀眼的字眼，在《情人》中拉下了凄清唯美的帷幕。
文章讲述了一个法国白人少女和中国情人的相爱却不能相守的爱情悲剧。
需要说明的是，杜拉斯笔下的《情人》讲述的不仅仅是白人少女和中国情人的爱，在这个爱情故事中还交织着殖民地家族创业的艰辛和失败的背景，对母亲及兄长的爱与恨，对殖民统治的希望和绝望……小说的标题是“情人”，但是作品中的情人与标题相反，他既不是主要人物，同时与作品的全面展开也没有根本性的关系。
他是一个抽象的存在，不是具体的个体，他没有名字。
他的存在仅仅是主角白人小姑娘的一个虚弱的反衬，是印证小姑娘主体性的一个沉默的他者。
整部小说的叙述视角、叙述语态是属于那个小姑娘的，华人青年没有言说的权利。
所以情人根本不是主角，他是中介、过度。
所谓“他者”的概念，有很多种的解释，我在这里挑了一种比较容易理解的“他者”形象的概念，即从形象学的角度来说，他者形象就是某国某民族文学作品中的异国异族的形象。
作为异国“他者”的形象，在文本中是以多种形式存在的，可以是具体的人物、风景、景物的描述，也可以是观念和言词。
总之，它存在于作品中的相关的主观情感、思想、意识和客观物象的总和。
亨利 巴柔曾把支配他者描述的态度分为三种，第一种是“狂热”态度，第二种是“憎恶”,第三种是“友善”态度。
“他者”形象的类型多种多样，包括种族“他者”、性别“他者”、阶级“他者”等等。
而这些“他者”形象都是以西方人为主体建构起来的。
下面从种族、阶级、性别三方面来分析《情人》中的“他者”的形象。
一．种族“他者”形象“这些中国饭店占用几栋大楼的全部楼面，大得像百货公司，又像军营……从这些大楼发出的声音在欧洲简直不可想象，这就是堂倌报菜和厨房呼应的吆喝声。
任何人在这种饭店吃饭都无法谈话……我们来到最清静的一层楼上，也是给西方人保留的地方。
”——《情人》“她虽然在哭，但是没有流泪，因为他是中国人，也不应为这类情人流泪哭泣。
形象学视角下的杜拉斯《情人》解读
一度被评价为“一个专门写令人昏昏欲睡
‘他者’，本土与‘异域’关系的自觉意识之
对“他者”形象的塑造。根据形象学理论的
而且复杂得要命的书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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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即使这种意识是十分微弱的。因此，形
阐述，形象学研究可分为文本外部研究和
知识分子式的女小说家”，其传奇色彩和
象即为对两种类型文化现实间的差距所
文本内部研究。文本内部研究可以称为比
士研究生）
责编：姚少2015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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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文学形象学研究的基石，它以文学文本
论，还出现了“支那”、
“ 黄祸”等带有鲜明
①《〈马向阳下乡记〉
“第一书记”座谈
⑧《 专家评〈马向阳下乡记〉：不再用
的播出平台，就会失去年轻观众，失去看
会 在 济 南 召 开》，/
丑化人物形象制造笑点》，http://culture.
电视不方便的观众。手机、互联网、各种手
sdnews/201410/t20141017_11197999.htm
表达》[N] 《光明日报》
.
，
2014-11-3
③宋勇琴，
《寻得源头活水来—
“三
农”题材电视剧的现状与突破》[J].《中国电
视》，
2014（1）：
29
25853951.html
⑨上海剧星传播新浪官方微博，http:
///visionstarmedia
（作者：南昌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
没有春天，也没有季节的更替嬗变。”⑦ 就
想象、作家、作家描写的异国形象与现实
论杜拉斯后殖民话语中的中国情人形象[1]
![论杜拉斯后殖民话语中的中国情人形象[1]](https://img.taocdn.com/s3/m/76a34208dc36a32d7375a417866fb84ae45cc317.png)
论杜拉斯后殖民话语中的中国情人形象[1]2009年第5期（总第309期）湘潮（下半月）2009年5月杜拉斯在给她的名作《情人》中，塑造了一个典型的中国情人的形象，而在《情人》出版后的若干年，杜拉斯在得知情人的原型李云泰死后又创作了《中国北方的情人》，两部小说中塑造的情人形象有所相似，但仍存在明显的差别。
本文便以这两部作品为分析对象，论述杜拉斯后殖民话语中的中国情人形象。
一、情人形象的共同点在两部作品中，情人都来自中国，年纪都相当，行为举止都有些相似，但最大的相似之处便是这两个形象都是沉默的他者形象。
同是描写一个白人少女和中国男人的动人爱情故事，但主角却都是白人,中国情人都只是作为一种陪衬和参照而存在。
揭开《情人》“爱情故事”的面纱,我们不难发现西方人的种族意识和她的种族排序对杜拉斯创作的影响。
在两部小说中，中国情人都是仰视者，白人少女则是被仰视者。
白人少女是小说中唯一的主角和话语主体,中国情人虽然在法国留过学,受过西方的教育,会说法语,肤色明亮,几乎接近白人,家境富有,轿车和钻石的点缀使他带上了几分西方的优雅,但他毕竟是黄种人,这是怎么也无法抹去的种族烙印。
所以，不管是《情人》中那个胆小懦弱爱哭的他，还是《北方》中已经具备一定自信和风度仪态的他，同样都是被白人少女观看的对象。
本质依然是虚弱,没有行动能力,没有主动性的异族人。
并且，在两性关系上，处于主导和支配地位的还是女孩。
如果说白人少女始终代表着西方的强势，自然地作为“黄种人”的“中国情人”便成了东方世界弱势的代表。
两部小说的标题都是“情人”,但是在两部作品中，情人却不是最重要的人物,同时与作品的全面展开也没有根本性的关系,他是一个抽象的存在,不是具体的个体,小说的叙述视角、叙述语态是属于那个小姑娘的,情人并没有言说的权利。
白人少女和中国情人的不平衡关系，实际上是东西方关系不平衡的一个影射。
正如萨义德所说的：“东方被观看，因为其几乎使冒犯性的（但却不严重的）行为的怪异性有取之不尽的来源；而欧洲人则是看客，用其感受力居高临下地巡视着东方，从不介入其中，总是与其保持着距离，总是等着看《埃及志》所称的‘怪异的快乐’的新例证，东方成了怪异性活生生的戏剧舞台。
《情人》：你以为她在怀念爱情，其实她在纪念母亲
《情人》：你以为她在怀念爱情，其实她在纪念母亲《情人》被王小波誉为最好的现代文学作品之一，很多人都会被其中伤感的爱情故事所打动。
但我认为，玛格丽特·杜拉斯的这部小说，虽以'情人'为题，核心却是回忆自己的成长经历，回忆母亲，向母亲致敬。
母亲是一个为了生活，竭尽全力的女人。
在《抵挡太平洋的堤坝》中，于佩尔饰演母亲一、一个绝望的母亲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政府鼓励下，怀着对殖民地的好奇和向往，一些法国人来到印度支那。
但这里的热带传染病，很快让很多家庭失去亲人。
玛格丽特·杜拉斯的父母，就是这样一对鳏夫和寡妇的结合。
父亲在杜拉斯七岁的时候去世，他在杜拉斯的记忆里没什么位置。
杜拉斯曾说'我没有过父亲'。
在《情人》中，'我'也只有母亲。
母亲凭借一份教师的薪水，要养育三个孩子。
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
前排是杜拉斯和母亲及两个哥哥母亲的生活基调是灰色的。
她经历两个丈夫的去世，拖着三个孩子，在法国和殖民地之间来回奔波。
四十七岁的时候，又被调往一个叫永隆的穷乡僻壤教书。
《情人》中，杜拉斯写到：'我母亲每天都挣扎在灰心失望当中。
''在我四岁时的照片上，母亲已经露出生活的疲惫。
'童年时母亲的样子，会深深留在孩子的脑海里。
直到老年，杜拉斯仍能清晰回忆起母亲当时的样子。
'她威严，粗暴，穿着大口袋一样的裙子。
'为了一家人的生计，母亲竭尽全力，结果却总是不尽如人意。
母亲在一个偏僻的学校教书。
为贴补家用，还出去做家教。
她生性节俭，把节省下来的钱拿去投资，希望有一天能够成为富人。
母亲听从政府建议，在海边租了块地，想种水稻。
可那里经常遭受大浪侵袭，根本无法开垦。
母亲又借高利贷，试图筑起防波堤。
但在盐碱地上的任何努力，终归都是徒劳。
母亲的投资血本无归。
杜拉斯和两个哥哥母亲的绝望还来自三个不省心的孩子。
母亲最喜欢大儿子，认为他最精明，最有艺术家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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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拉斯《情人》中的“他者”形象[摘要] 玛格丽特杜拉斯在《情人》中塑造了一个“他者”的形象,这一形象是作家对特定历史时期中国文化现实的一种描述,这种描述契合了欧洲人对中国及中国人的想象,通过文化“他者”完成了本民族文化身份的再认同。
[关键词] 形象学“他者”文化身份玛格丽特杜拉斯是二十世纪法国文坛最具个性的女作家。
《情人》是她在1984年发表的一部带有自传色彩的作品,小说讲述了一段令人终生难忘的爱情。
当年就获得了法国著名的龚古尔文学奖,在此之前的一年,该书已销售了420万册,由香港影帝梁家辉主演的电影《情人》更是让无数影迷倾倒,《情人》的成功使得人们竞相阅读杜拉斯。
玛格丽特杜拉斯1914年4月4日出生在法属殖民地的交趾支那(越南南部的旧称),她整个的青少年时期都是在那里度过的,18岁时才迁居法国。
“肮脏的小安南人”,“黄皮肤的瘦弱孩子”,“印度支那的少女”,都是杜拉斯对自己的指称,印度支那的一切给她留下了永生难忘的印象,并扎根于她的意识深层,成为她潜意识的文化之根,对她的创作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东西两种文化在她身上交流、碰撞,留下了深深的烙印,特殊的文化身份使她“面对西方经常处于一种失语与无根状态,却在面对东方时又具有西方人的优越感。
”不同的文化背景使她的创作具有非常丰富而多变的内涵。
在当时的印度支那,充斥着种族歧视和等级观念。
白人是高贵的上等种族,白人中又分为很多等级:非常富有的大庄园主、做贸易的、殖民地行政机构的高级官员等,再往下是中等收入的白人商人、教师、最底层的穷白人。
整个殖民地社会等级森严,阶层分明。
杜拉斯一家处于白人社会的最底层,贫困使她们虽身处同类之中,却常常被排斥、被嘲笑甚至被压迫,杜拉斯的母亲因不知贿赂殖民官员,买到了一块无法耕种的土地,导致破产,她的家庭是因为贫困而受到印度支那白人社会的排斥和鄙视。
尽管她母亲竭力维持着这个家庭所谓的白种人的尊严,但贫困还是使他们的生活更接近于当地人而非白人。
但作为法属殖民地的白人,他们在种族地位上毕竟还是优越于当地人,在面对当地人时所享受到的优厚待遇使杜拉斯不自觉地拉开与他们之间的距离,这使得她在潜意识中认同了白人的文化身份,并有一种身为白人的优越感,“长期生活在地区性饥馑中的‘少年-老人’,他们是那样,我们不是那样,我们没有挨过饿,我们是白人的孩子,我们有羞耻心,我们也卖过我们的动产家具之类,但是我们没有挨过饿,我们还雇着一个仆役……是他伺候我们吃饭……有的时候……我们也要摆摆架子,乌七八糟的东西不吃。
”可以说杜拉斯的家庭既处于白人社会的底层,又在种族地位上占有优越的位置。
白人的家庭背景和殖民地时代的社会价值观念以及种族主义意识都对她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这种文化身份使得她以俯视的眼光注视着第三世界的人们,并且在有意无意间赋予他们“他者”的特质。
《情人》中的中国男人就是一个体现了文化差异性的“他者”形象,本文从形象学角度对这个形象进行分析。
文学研究中形象学的研究对象既可以是国别文学作品,比如研究一国中某部作品里的人物形象,也可以是超越国界的,即研究文学中的异国形象。
比较文学中的形象学仅涉及后者,“异国形象属于对一种文化或一个社会的想象”,也就是说比较文学中的形象学是在一国文学中对“异国”形象的塑造或描述,其核心是对“他者”形象的认知。
传统形象学重视研究形象的真实性,即形象与“他者”的差距,当代学者则偏重于对形象创造主体的研究,即作家是如何在作品中塑造“他者”形象的,以及他们是如何理解、阐释作为他者的异国异族的。
这种研究的重要层面是作者与社会集体想象间的关系,“一个作家(读者)对异国现实的感知与其隶属的群体或社会的集体想象密不可分。
”所谓社会集体想象物是指全社会对某一异国社会文化整体所作的阐释。
《情人》里中国男人的形象体现了社会集体意识对杜拉斯的影响。
在法国文学中,18世纪是理想中国形象的鼎盛期,从19世纪开始欧洲人对中国人的蔑视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集体想象。
他们常用“野蛮”、“非人道”、“兽性”这些形容词来总结对中国人的看法,对他们来说中国人是缺乏个性的群体,常用动物来和中国人作类比,“‘蚂蚁’是最常见的比喻,而在保尔蒂伏瓦的《中国蝉》中,我们看到有‘黄猕猴’和‘猴子’的称呼;康拉德迪丰的故事里称中国话为不可理解的呜呜的喉音……在卡米尔莫克莱尔《东方圣女地》里,中国人有‘一张几乎非人的脸’,而当利上尉在《黄祸》里则命人流放‘那些无法无天的黄皮肤的乌合之众’。
显然,这个遭受极度蔑视的中国形象反映了一些种族由于经济和工业力量强大而产生的优越感,他们需要证明自己是唯一拥有文明的民族,以便替自己的帝国主义野心开脱。
”西方是用自己的文化价值体系去衡量“他者”,通过意识或想象中的“他者”来确立自身,以体现自我的优越性。
正如法国学者巴柔所说:“一切形象都源于对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关系的自觉意识之中,即便这种意识是十分微弱的。
”“‘他者’形象都无可避免地表现为对‘他者’的否定,而对‘我’及其空间的补充和延长。
这个‘我’要说‘他者’……但在言说‘他者’的同时,这个‘我’却趋向于否定他者,从而言说了自我。
”二十七岁的男青年应该是刚毅有力的,而《情人》中的中国男人却是一个缺乏个性,伤感、胆怯、软弱、没有行动能力、没有自主性的“异”质形象。
当中国男人在湄公河上第一次遇见这个十五岁半的白人小姑娘,向她走过去时,他是胆怯的,他的手直打颤,因为他不是白人。
与白人小姑娘贫困的家庭相比,中国男人显然具有极大的经济优势,可他依然胆怯,只因为对方是个白人,在这里,种族的优劣是很明显的。
“他一再说在这渡船上见到她真是不寻常……一个白人姑娘,竟坐在本地人的汽车上,真想不到。
”中国男人也认可了这种所谓优劣,并感到非常荣幸。
在整个情感经历中,中国男人始终处于一种从属的、被动的地位,甚至在性事上,“他转过身去,退到床的另一头,哭起来了。
她不慌不忙,既耐心又坚决,把他拉到身前,伸手给他脱衣服。
”在小姑娘眼里,中国男人的“身体瘦瘦的,绵软无力,没有肌肉……他没有唇髭,缺乏阳刚之气……人很柔弱”,此时的中国男人给我们的感受是被动而无能,相比之下,白人小姑娘却主动而坚决。
中国男人是软弱的、没有自主性的,他找不到战胜恐惧去取得爱的力量,因此他总是哭。
既没有勇气也没有能力永远拥有心上人,在经济上既依赖家庭的供给,又对这种命运痛哭流涕。
既优柔寡断又胆小怕事,没有勇气承担责任,处于一种消极状态。
小说中不仅中国男人是“异”质形象,而且“中国话说起来像是在吼叫,总让我想起沙漠上说的语言,一种难以想象的奇异的语言。
”中国人“就像无家可归的野狗那样肮脏可厌,像乞丐那样盲目又无理性,”从中国饭店发出的声音“在欧洲简直不可想象……任何人在这种饭店吃饭都无法谈话……我们来到最清静的一层楼上,也就是给西方人保留的地方,菜单是一样的,但闹声较轻,这里有风扇,还有厚厚的隔音的帷幔。
”这种描写观照出了杜拉斯所从属的西方优越感。
杜拉斯没有来过中国,显然,她对中国的感知并不是通过自己的直接接触,而是受到了社会集体想象物的影响。
这种模式化的描写实际上代表了当时欧洲人对中国人甚至黄种人的普遍看法。
这种社会集体想象物在中国男人请白人小姑娘的家人吃饭时得到了集中展示,“‘我’的两个哥哥大吃大嚼,从不和他说话,他们根本看也不看他,”因为大家都觉得‘我’与情人交往是为了他的钱,‘我’不可能爱他。
这种爱情不会有结果,“因为他是一个中国人不是一个白人。
”小姑娘的哥哥认为对一个非白种人产生感情是无法想象的事,所以他们在中国男人面前尽量保持着白种人的尊严,对中国男人不屑一顾,极其轻蔑。
在享受着中国男人的盛宴时依然无视他的存在。
在种族观念的影响下,白人小姑娘的母亲和哥哥把与中国男人的交往看成一种耻辱,内心深处存在着一种对黄种人的偏见或者说歧视,她们虽过着近似于当地人的艰苦的生活,却对黄种人有着根深蒂固的鄙视。
即便中国情人曾受过西方的高等教育,会说法语,举手投足间有着几分西方的优雅,并且家境富裕,过着他们远远不能企及的富裕而舒适的生活也不例外。
因为他毕竟还是一个黄种人,这是不可改变的事实,这正是种族中心主义在西方强权社会根植的观念。
最后,小姑娘离开了中国男人,尽管她虽然在哭,但是没有眼泪,因为他是中国人,不应为这一类情人流泪。
从始至终白人小姑娘一直以一种居高临下的眼光注视着中国男人,他们之间的爱情关系显示了种族差异所带来的等级。
小说题名为《情人》,实际上中国男人并不是重要人物,小说中用“他”或“堤岸那个情人”来指代他,他只是白人小姑娘的一个陪衬,处于一种从属的地位,整部小说的叙述视角、叙述语态都是属于白人小姑娘的,中国男人没有言说的权利,只能默默地接受一切。
他总是柔弱、伤感、优柔寡断,身为男人,却是女性化的表现,自始自终由女孩决定一切。
女孩代表了西方的强势,而中国情人自然成为了东方世界弱势的代表。
这个沉默的他者形象契合了西方社会集体意识关于中国的想象。
巴尔曾经说过:“‘我’注视他者,而他者的形象同时也传递了‘我’这个注视者、言说者、书写者的某种形象。
”杜拉斯笔下的“中国情人”是一个虚构的“他者”镜像,通过这个“他者”发现并认识了自我,强化了集体无意识,完成了文化身份的确认,使自我身份得到了归属。
文学作品中的异国形象是对异国文化现实的描述,《情人》中的这个他者正是作者对特定历史时期中国文化现实的一种描述。
参考文献:[1][法]玛格丽特杜拉斯.袁彼一,黄荭译.外面的世界[m].桂林:漓江出版社,1999,24.[2][法]玛格丽特杜拉斯.王道乾译.情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81.8.29.34.36.41.44.[3]王岳川.后殖民主义与新历史主义文论[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9,43.[4]孟华.比较文学形象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