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工程”中学习成长

在“马工程”中学习成长——《比较文学概论》培训心得

——兰亭绪

“马工程”重点教材是国家教育部强化政治意识、责任意识、阵地意识和底线意识，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以深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为主线，为达到统一使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目标而组织国内各学科的首席专家编写的系列新教材。

“马工程”重点教材为帮助学生掌握比较文学研究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方法，培养学生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分析问题的能力，《比较文学概论》教材编写组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以比较文学学科的百年发展史及其理论为基础，在注重继承与创新相结合的基础上，构建比较文学研究的新体系与新话语。

“马工程”重点教材避免机械地将比较文学看作一个静态的线性发展过程，而是将其视为“涟漪”式的动态发展的过程。在注重吸取当前学科的前沿观点、结合学科发展新动态的基础上，本教材以问题意识为中心，将学生引向一种开放的、多元化的研究视角。

与现有教材相比，“马工程”重点教材的逻辑结构既有继承，又有创新。例如，第二部分“文学的国际关系与相互影响”，强调了影响的国际关系，强调了影响研究的相互性和多向性、对话性和变异性特征，既肯定了法国学派的实证性国际文学关系影响研究，又打破了以往教材单一的实证性影响研究，论证了文学影响中的科学性与审美性、实证性与非实证性；增加了文学影响研究中的变异性研究，提出实证性、审美性和变异性同时构成文学关系研究的创新观点等。这样，弥补了以往教材只论述影响研究的同源性而忽略了文化过滤、文化误读、文化信息失落等变异性的缺憾，将以往实证性、单向性的“影响研究”，推进到实证性、非实证性和审美性共存，影响的同源性与变异性同在的新高度。

“马工程”重点教材以“文学的类型研究与比较诗学”为板块，囊括了“主题学”“文类学”的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打破了以往教材将影响研究与平行研究严格区分的结构，解决了比较文学教材以往的结构难题。此外，鉴于总体文学研究的缺席已经阻碍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发展这一现状，本教材还设立专章“比较文学前景展望：世界文学时代的到来”，指明影响研究、平行研究与跨文明总体文学研究的结合是比较文学的国际性、世界性发展的必然态势。

对于教学工作者来说，需要历史地、辩证地看待比较文学的学科发展历史，既要认识到不同学派的学科理论产生的经济社会基础以及由此形成的学科特点，又要把握不同学派学科理论蕴含的普遍意义。对于教材提出的新锐观点，需要在授课过程中多注意结合案例分析讲解。要采用开放性的视野，以启发性教学为主导，引领、协助学生以跨国、跨学科、跨文化的眼光理解世界文化与文学，更好地认识当代经济全球化与文明多样化背景下的文学与文化研究，为培养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立场又具有创新精神的人才做好储备。

“马工程”重点教材尤其重视比较诗学中对外来术语的辨认、消化和运用以及接受国对这个术语的理解和改造。在吸收和借鉴西方文学理论批评的过程中，应重视对外来概念和术语的梳理和消化，不能望文生义，浅尝辄止。例如“净化”，这是西方古代阐释文艺功能的一个重要概念，但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人们对这个词的解释不尽相同。“净化”一词最早来自古希腊医术，指使肉体摆脱某种有害的物质，使灵魂摆脱某种遮蔽心灵的污垢或致病的激情。

后来，该词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获得了某种宗教和审美的含义：“有些人受宗教狂热支配时，一听到宗教的乐调就卷入迷狂状态，随后就安静下来，仿佛受到

了一种治疗和净化。这种情形当然也适用于受哀怜、恐惧以及其他类似情绪影响的人。”亚里士多德所指的“净化”可以理解为通过音乐或其他艺术，使某种过分强烈的情绪因宣泄而达到平静，恢复和保持心理的健康。

文艺复兴以后，这个概念不断演化，有人认为“净化”是以毒攻毒，以假想情节所引起的哀怜和恐惧来医疗人们心理上常有的哀怜和恐惧；也有人认为“净化”是去掉怜悯和恐惧中的利己因素，使它成为纯粹利他的情感；而“净化”传人中国，在国人的头脑中则少了西方的宗教意味而多了几分道德的色彩，这些需要人们全面了解和细致体会。“功能”、“反讽”等术语在西方文学理论中也经历了不断变化的过程，对这些范畴和术语在其自身文化传统中含义的考察是比较诗学中术语辨析的基础性工作。

在中国近百年的文论建设中，西方文论的概念体系源源不断地输人中国，被接受和广泛运用，如“典型”、“现实主义”、“现代性”等概念就已成为我国文坛上的常用词汇。不过，人们逐渐意识到，若完全采用西方的那一套理论话语衡量和诠释中国文学，许多有本土特色和独创性的文学可能因不符合这套理论的准则而被摒除在外。况且西方文学理论批评毕竟是域外之物，离开了特定时空的术语往往会失去它所拥有的文化沉淀。因此，此“典型”已非彼“典型”矣，此“现实主义”亦非彼“现实主义”矣。要适合此时此地的中国文学理论与批评，必须对中国传统术语和西方术语作重新阐释和再创造。王国维的“境界”一词就是一个很好的尝试，它既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因子，又注入外来的现代性因素。因此，在研究中寻找表现自身理论特色的术语，是比较诗学的使命之所在。

探讨某些文艺理论家、批评家对各国文艺理论批评的影响也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这些人须是在文学理论批评史上颇有建树的大师级人物，如亚里士多德，他的“模仿说”雄霸欧洲数千年，对世界文艺理论产生了深远影响。艾略特的“反个性”论在文学批评转向文本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关于“诗不是放纵感情，而是逃避感情，不是表现个性，而是逃避个性”的论断成为英美新批评理念的基石。

研究某一理论家、批评家的思想来源，也是比较诗学的一个方面。人们在对朱光潜文艺思想的研究中发现，朱光潜的文艺思想曾不同程度地受到康德的“无目的的合目的性”、克罗齐的“审美直觉”、布洛的“心理距离”说的影响，这种研究将会使我们更清楚地认识朱光潜文艺思想的构成及丰富性。

现在全球化正在以不同的形式，渗透到我们的经济建设、文化建设、人文社会科学的教育和研究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当今世界，各国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各民族文学互相影响、互相渗透。高校中文系的学生的比较文学教学具有更为现实的意义。

比较诗学进人比较文学领域是比较文学深入发展和开拓的结果。它不仅带来了比较文学空间的扩展，使比较文学进人跨文化的理论批评领域，而且超出个体经验和一般的表层类比，深入理论基础，从而使比较文学研究更具深度。

在研究中，我们体会到，从理论的角度对中西文学共同面对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思考，将会为中西比较文学研究做出独特的贡献。同时，比较诗学以其理论的先导性将带动比较文学研究的突破，理论层次上的新观念、新框架将会促进文学研究和文学创作的新的尝试和实践。

比较诗学的任务还在于通过中西文论的互相阐发，更清楚地认识和把握中国传统文论的民族特色，以及了解中西文论中相近或相似的文学思想和批评原则，这是孤立地研究古代文论所难以达到的。不仅如此，通过互相阐发，用分析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