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初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主要特点成果与展望

21世纪初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主要特点、成果与展望朱乃诚【作者简介】朱乃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考古资料信息中心主任、研究生院考古系教授。

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从20世纪20年代末算起，已有80年的历程。

20世纪的有关探索与研究，我已做了粗略的阐述与归纳[1]，这里仅归纳分析进入21世纪以来开展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主要特点与重要的成果，以及对进一步研究的展望。

一 21世纪初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主要特点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最大特点，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在国家科技部支持下开展“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开展“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主要原于三个方面条件的成熟。

1. 学术发展的要求20世纪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成果是十分巨大的，这些丰硕成果筑就了21世纪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坚实基础，是进一步探索、撷取更为丰硕成果的重要条件。

同时也要求21世纪的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必须做更深入仔细、更广泛扎实的艰苦卓越的探索，需要更多地投入，争取在点和面的研究上取得突破，尤其是个案研究方面的突破。

这是学术发展的要求。

所以，全国社科规划考古学科调查组在2001年完成的“十五”期间《中国考古学学科发展调研报告》[2]中将“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列入“十五”期间重大课题之一；在2006年完成的《考古学科“十一五”规划调研报告》[3]中再次将“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列入“十一五”期间重大课题之一。

2. “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实施与初步结项由国家科技部支持实施的“夏商周断代工程”，自1996年开展以来，于1999年、2000年初步结项。

从学术研究史上看，“夏商周断代工程”原本应是深入探索中国古代文明这一大工程的一个组成部分。

“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实施及其初步结项，以及形成的学术研究成果，为开展“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积累了各方面的经验，尤其是国家支持、多学科结合进行学术大课题研究的经验，为开展“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奠定了基础。

而某些不足方面的经验，也成为开展“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所吸取而予以规避。

3. 社会发展的需要80多年来的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尤其是1977年以来的30多年的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形成的成果，在社会上形成了广泛的影响，亿万群众都在关心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

这无疑是要求学术界对中华五千年文明史做出更为清晰的阐述。

已开展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先后分“中华文明探源预研究”、“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一阶段）”、“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二阶段）”，是由国家政府部门组织、有几十个学术单位、上百位学者参与进行。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开展，使得21世纪初的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呈现出一种多学科介入的生动局面。

（二）开展系列学术交流活动，推动各区域各种专题研究的深入开展近10年来，许多学术研究机构组成“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等非实体研究中心，搭建学术平台，组织有关学者开展学术活动。

其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在2001年夏召开了由国内外四五十个学术单位110多位学者参加的具有动员、组织意义的大型学术研讨会——“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及早期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交流学术论文80多篇。

2002～2006年，又先后与上海博物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与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大学、江苏省考古学会、河南博物院与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辽宁师范大学、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学术研究机构联合召开了分地理区域的九个学术研讨会，参加会议的学者有520多人次，交流学术论文近300篇。

2007年又先后组织召开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一阶段）成果报告会”和“古代文明研究国际论坛“两个大型学术会议。

这些系列学术活动的开展，加深了对有关学术问题的认识，促进了各区域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使得21世纪初的中国文明起源研究，显示出了蓬勃发展的态势。

（三）总结20世纪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认识20世纪的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形成了大量的研究认识与成果，21世纪初开展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必然是在这些研究认识与成果基础上的继续与深入，因此对于20世纪开展的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各种认识与成果，需要及时的总结与分析或是系统化，以有利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深入开展。

总结20世纪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认识，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一批在学术界有影响的学者，将自身的有关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成果系统化，形成代表性成果或是系统性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二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中心或是在开展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一阶段）”中组织进行20世纪中国文明起源研究成果资料的收集与整理，并进行相关的分析，以便供广大学者在深入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中参考。

二 21世纪初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主要成果进入21世纪近8年来开展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成果十分丰富，这里仅列举几项最主要的内容。

1. 产生了对中国文明形成与初期发展认识的系统成果这项成果是由张光直、徐苹芳主编的《中国文明的形成》[4]大型著作的出版。

该书的内容是迄今为止各种中国文明起源与初期发展研究成果中最为系统的一项，书中的各种认识与观点是数十年考古学界研究成果的结晶，它对一些重大学术问题，立足于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作了清晰而详尽的阐述。

该书论述的时间范围，从中国人的起源，一直到秦汉帝国的形成与统一，涉及中国文化与文明起源及文明社会初期发展的全过程，并做通盘的考察，提炼出中国文明的形成及其特点以及中国政体形态的发展与特征。

如徐苹芳在该书的结语（该书第九章：《中国文明的形成》）中指出：“中国文明是土生土长的独立的原生文明。

中国文明的经济基础是农业。

与农业有关的科学技术得以发展。

中国文明起源和文明社会诞生之间，经历了大约三千余年。

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同步发展。

商、周是中国早期文明社会的繁荣时期，以宫庙为主体的城市和以玉器、青铜器为礼器的出现，是中国早期文明社会的标志。

中国从氏族社会进入文明社会时，并未削弱氏族社会的血缘关系，却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与政治相结合，构成了西周的宗法分封制，实行血缘政治统治。

祖先崇拜是牢固的血缘关系的反映，从商周以来便成为中国宗教的主要形态，而且一直影响到后世。

秦始皇统一，改血缘政治为地缘政治，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帝国，这对中国历史文明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该书由徐苹芳、张忠培、严文明、邵望平、张广直等主笔，他们在20世纪90年代进行的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一些认识，在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因此汇集他们个人的研究认识，积数十年功力，经十多年创作出版的《中国文明的形成》，代表着20世纪中国文明起源和初期发展研究所取得的重要的学术成就，成为21世纪进一步探索研究中国文明起源与初期发展的基础。

2. 中原地区公元前2000年前后中心性城邑聚落研究获重大突破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是在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一阶段）”项目，先后由王巍主持的两个子课题：“豫西晋南地区龙山至二里头时期聚落形态研究”和“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1500年中原地区聚落形态反映的社会结构研究”所获得的。

其中最重要的内容，是再度启动对山西襄汾陶寺、河南登封王城岗、新密新砦、偃师二里头等遗址的大规模发掘，并获得重大突破。

[5]对陶寺遗址的发掘，发现并进一步确认了陶寺早期面积约56万平方米的城和陶寺中期面积约280万平方米的城，发现大型宫殿类型的建筑基址和可能与农业生产等活动有关的具有特殊功能的半圆形大型建筑，以及集中分布的一批大型窖穴，再次发现“王级”大墓和书写文字、铜器等丰富的遗存，使陶寺遗址成为目前已发现的公元前2000年前文明因素最为丰富的地点。

为重建古史、开展对传统古史中传说时代的尧舜时期的史实研究提供了更为丰富的依据。

对王城岗遗址的发掘，新发现王湾三期文化晚期面积约30万平方米的大城，为探索传说时代禹的有关史迹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切入点。

对新砦遗址发掘，发现新砦文化面积约50多万平方米的城址和一座面积约1000平方米的大型祭祀性建筑，填补了由王城岗城址至二里头都邑遗址之间城址的空缺.充实了夏代前期的城邑的研究。

对二里头遗址的发掘，新发现面积约10.8万平方米的宫城以及宫外宽达10余米至20米的四条呈“井”字形交叉的道路，明确宫城内的宫殿类大型建筑不少于9座，其中至少存在两组具有明确中轴线的建筑基址群，发现了贵族墓和随葬的完整的龙形态的大型绿松石龙形器，还发现了与绿松石器制造作坊有关的遗存，车辙等痕迹。

进一步廓清二里头遗址中心区的规划，明确了目前所知作为都城的最早宫城的形态。

此外，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一阶段）”还发掘河南灵宝西坡遗址，发现仰韶文化中晚期的大型房址和高规格的墓葬，使学术界认识到50年前发掘华县泉护村遗址发现出自墓中的大型陶鸮鼎与100平方米以上的大型房址残迹，并非偶然。

还发掘发现了郑州大师姑二里头文化城址、花地嘴二里头文化的重要的陶礼器等。

陶寺遗址、新砦遗址、王城岗遗址、二里头遗址的上述这些重大发现，是21世纪初考古学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最重要的四大发现。

从中可以进一步探索中国王权形成和体现国家机构形成的王室文化的物质形态及其最初的演变发展趋势，促进这时期中原地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个层面研究的深入。

同时还为探讨中国古史框架，探讨中国国家起源、形成、发展等有关的理论，提供新的研究基点。

3. 中原地区公元前2000年前后中心性城邑的经济形态研究获重要进展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是在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一阶段）”项目，由袁靖主持的“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1500年中原地区经济技术发展状况及其与文明演进关系研究”所取得的。

主要是依托陶寺遗址、王城岗遗址、新砦遗址、二里头遗址考古发掘研究获得重大成果，应用现代科学技术分析方法和手段，对这四处中心性城邑聚落址开展古植物研究，古动物研究，人工制品研究，以阐明当时的农业经济结构、家畜饲养状况，以及手工业中铜器、玉器、陶器、石器的制作技术等。

其中，开展的家畜饲养研究，以具体的数字阐明了以陶寺、王城岗、新砦、二里头这四处遗址为代表的公元前2000年前后中原地区的猪、黄牛、绵羊等家养动物的种类、数量的演变发展状况，提出黄牛和绵羊这种新的饲养动物和饲养技术的出现，推动了中原地区整个家畜饲养业的发展，促进了整个经济形态的复杂化。

[6]开展的古植物研究，重点探索发现并分析了陶寺、王城岗、新砦、二里头这四处遗址的粟、黍、稻、大豆、小麦的数量与品种等，提出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1500年中原地区农业经济的特点：一是以种植粟类作物为主；二是从二里头文化时期开始，逐步建立起了包括粟、黍、稻谷、小麦、大豆在内的多品种农作物种植制度。

并指出这种多品种农作物种植制度不仅可以提高农业的总体产量，而且还能够减少粮食种植的危险系数，是古代农业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