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爱的追求渐行渐远

浪漫爱的追求:渐行渐远?作者：徐安琪来源：《社会科学》2010年第09期摘要:通过对上海、兰州城乡2200个样本的概率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在社会分化加剧、各种风险加大的今天,大多数人对婚姻的基本要求仍以稳定、长久为主导,多数人并不信奉“爱情至上”,但也并非崇尚“物质至上”;传统的男高女低、男强女弱的婚配模式已显著松动,年龄、婚史、收入等“现实条件”在择偶双方情投意合时也更少地成为阻碍力。

“浪漫爱渐行渐远”的判断未在本研究中得到证实。

分析结果表明,生存环境越接近现代化、教育程度较高者以及女性更少认同“找对象时只要两人真心相爱,其他条件都可以不考虑”,但这未必表明他们对浪漫爱的追求更少,而只是说明他们在择偶时更慎重、理性。

关键词:浪漫爱;爱情至上;物质至上;理性化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作者简介:徐安琪,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 (上海 200020)]一、研究背景男女间的两情相悦也许是人类的本性。

有学者在一个跨文化的比较研究中,对166个不同社会进行了分析,发现在各种不同的人类社会和不同的阶段,浪漫爱情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在166个不同社会中,有147个有清楚的事实表明浪漫爱情的存在①。

但从历史的发展过程看,把浪漫爱和婚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观念时间并不长。

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在整个古代,婚姻的缔结都是由父母包办,当事人则安心顺从。

古代所仅有的那一点夫妇之爱,并不是主观的爱好,而是客观的义务;不是婚姻的基础,而是婚姻的附加物。

②吉登斯也认为,在西方,“婚姻基于爱情”的观念是在18世纪才开始被广泛接受,与其一起流行的时尚是小说。

这两者都反映一个共同的主题:对人自身和人生意义的探索和理解。

工业革命导致的三方面的变迁支持着浪漫爱情观念的产生与流行:家庭与工作场所的分离、代际权威关系的松弛和新的“为母之道”。

伴随这些变迁的后果是,女性在一定程度上的解放,以及女性的基本家庭责任是给予家人情感和爱的支持这样一个观念。

这为爱情观念的孕育和流行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作为时代生活的折射,爱情小说作为第一种通俗文学的样式被广泛地流传。

虽然爱情小说有时脱离现实,但同样表达了人们对自由的向往和对社会等级禁锢的反抗③。

对于现代社会比传统社会更接受爱情为婚姻所必需的观念,古德的解释为:在传统社会,家庭制度的一般特征是较强的家庭网络和扩大家庭的纽带。

在这个条件下,浪漫爱情对家族势力的巩固和扩张是不相干的甚至是有危害的力量。

它会破坏家庭(族)认同的选偶惯例,而这个传统通常表现为包办婚姻。

所以,浪漫爱情在传统家庭制度的社会中,是一个需要“控制”的因素。

与传统社会相适应的是诸如“门当户对”、“因缘天定”、“嫁鸡随鸡”等与浪漫爱情无共同之处的婚姻文化。

而在现代社会,由于工业化的冲击,家庭制度已经发生剧烈的变化,改由核心家庭为主导。

自然,爱情与婚姻相联系的观点能成为这类社会的主流婚姻文化。

古德的结论是,浪漫爱情与家族纽带的强弱成负相关参见-47。

古德的结论得到了一些研究的支持。

李等参见-Selection Systems and Criteria: Variation-326。

研究了117个不同文化的社会中家庭制度、择偶模式和爱情观念的关系后指出,自由恋爱和浪漫爱情的观念在核心家庭制度的社会更普遍。

罗森布拉特参见ion of romantic-480。

从另外一个角度支持古德的结论,他发现夫妻间经济相互依赖性强的社会,浪漫爱情观念较淡化。

也就是说,一个妻子在经济上越是依赖于丈夫的社会,婚姻越可能是并不基于爱情的传统型。

霍夫施泰德斯的研究不仅支持古德的假说,而且深化了古德的理论。

他认为,一个社会的价值观可以从四个维度去把握,其中的一个维度是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的划分,它同择偶的模式密切相关。

在以个体主义文化为导向的社会,人们首要关心的是个人和小家庭的利益。

而在以集体主义为导向的社会,人们的自我认同更多来自外在的群体,比如亲属、家族、党派、部落,等等。

他们的行为会更多地遵从群体的期望,有时会为“集体利益”而牺牲“个人利益”。

在这个视野里,对浪漫爱情的追求就是对个人自由选择权的强调,无疑是“个体主义”取向的行为;而安于家族安排的“包办婚姻”则是“集体主义”的。

这样,霍夫施泰德斯扩展了古德的理论:爱情和择偶模式不仅受家庭制度本身的影响,而且是一个一般的文化模式决定模型转引自李煜、徐安琪《婚姻市场中的青年择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129页。

莱文等对11个国家大学生的跨文化研究也验证了霍夫施泰德斯“个体主义—集体主义”的划分对婚姻选择的影响,并进一步指出,那些高生活水平、高离婚率和低生育率的国家往往把爱情看得更为重要参见-Cultural Psycholog-571。

此外,一些研究认为男性比女性更浪漫参见Relationship Satisfaction in Dating Couples”, 转引自-Attitudes of W-613。

但也有学者认为,这或许是因为多数研究仅测量女性选取更多的物质性考虑,却没有纳入反映男性“现实性”选偶取向的指标,所以,还难以得出女性不浪漫的结论参见李煜、徐安琪:《婚姻市场中的青年择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147页。

事实上另一些研究也表明,在浪漫爱态度方面未发现显著的性别差异参见--411。

国内有学者以北京的调查资料所作的研究认为,生活环境越是接近现代化,人们越看重浪漫爱情。

这在一定程度上符合浪漫爱与现代化关系的理论,文化趋同现象正在发生。

而年轻的、职业地位较高者更多地认为双方感情在夫妻结合中的重要性,收入则显得更不重要;越是年轻的、教育程度较高的被访者,越不看重对方的政治面貌参见李银河《关于爱情的研究》,《未定稿》1989年第12期。

一些学者指出,从表面上看青年人对配偶经济收入的考虑减少,但他们更关注的学历、职业、有事业心和发展前途、学识广博及其能力等因素,实际上看重的是可以转化为经济、物质的潜能参见杨善华《城市青年的婚姻观念》,《青年研究》1988年第4期;田岚《当代女大学生的恋爱观和性价值观》,《妇女研究论丛》1993年第1期。

笔者的前期研究指出,择偶标准具有多重性、综合性,多数人在择偶时不可能仅考虑某一标准,而可能既关注对方的经济条件、又看重其人品个性和双方的相近相容等。

该研究通过对上海、哈尔滨调查资料的多元回归分析结果指出,年轻的、教育程度较高的被访者在择偶时更多地看重经济条件,同时,也有更大的概率看重兴趣爱好相容、气质修养好以及开朗幽默等的个性气质取向。

此外,人们对婚姻的基本要求仍以稳定、长久为主导参见徐安琪《择偶标准:五十年变迁及其原因分析》,《社会学研究》2000年第6期。

那么,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在个人主义取向增强的转型社会,人们是更看重浪漫爱,还是如一些研究所判断的爱情观中的现实性、功利性因素上升,年轻人将金钱当作婚姻基石,以貌取人或“傍大款”盛行?参见罗丽霞、王爱华《浅析青年错误爱情观的原因及对策》,《法制与社会》2009年第16期;范小西《女大学生恋爱观存在的问题及应对策略》,《山西煤炭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舒秋劲《从征婚广告看青年婚恋观的变化》,《青少年研究》1999年第3期。

这些成为本研究探讨的学术目标。

]二、研究设计和资料来源本研究主要通过被访者对“找对象时只要两人真心相爱,其他条件都可以不考虑”这个以爱情为基础的择偶标准,“爱情是一种缘分,可遇不可求”这个带有某种必然相遇可能性的结识机会,以及“只要两人相爱,即使女方比男方大6岁以上也无所谓”和“如果女方收入比男方高很多,男方也不必感到难堪/自卑”这两个年龄和收入条件方面梯度匹配的态度测量,来观察研究对象对于浪漫爱的追求。

考虑到互联网的普及以及红娘网、婚介网、佳缘网、相亲网等婚恋网的迅捷发展,以及性观念的开放,本研究还将通过对网恋和贞操观的判断来了解被访者对浪漫爱的认同。

本研究的数据资料来自2008年完成的对上海城乡1200个、兰州城乡1000个家庭的问卷调查,该调查按分层多阶段概率抽样方法,从上海9个区/县22个街道/镇43个居/村委会、兰州4个区县10个街道/镇33个居/村委会中选取家庭,并以家庭中20-65岁成员的生日离7月1日最近者为访问对象,由经过培训的访问员入户进行访问。

样本的人口特征为:(1)性别:女性占男性为地区:郊县样本为年龄:20-29岁的被访者占16%,26%的对象为30-39岁,40-49岁的占27%,50-59岁的为23%,59岁以上者占8%,平均年龄为岁;(4)受教育程度:文盲/初识占5%,小学为11%,初中有32%,高中达29%,大专学历占12%,大学为9%,研究生近2%,平均受教育年;(5)婚姻状况:未婚者占9%,初婚对象达85%,3%为再婚,离婚和丧偶均为2%初婚和再婚被访中包括同居者;子女数并非生育数,其中包括继子女和领养子女。

]三、研究结果我们首先将相关指标的频数分布和性别差异检验的结果列于表1,然后对被访浪漫爱的特征加以大致描述。

表1的初步描述性结果显示了如下的一些特征:(一)爱情源于缘分被普遍认同统计结果显示,85%的被访者对“爱情是一种缘分,可遇不可求”持肯定态度,赞同率显著高于其他变量。

从平均值看,被访者对“爱情是缘”态度的得分高达分显著高于其他变量,且不存在性别差异。

“缘分”从词意上理解意味着某种必然存在的相遇相知的机会和可能,甚至带有某些神秘的和宿命的色彩,我们很难对它作价值判断或变迁方向的预测。

对“爱情是缘”所作的阶层分析表明,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和收入变量均与是否认同此观念无显著相关。

但对地区差异的分析结果报告表明,兰州89%的被访者赞成爱情是缘分的说法,高于上海的82%;市区被访者的认同率为89%,高于郊县的80%(见表2)。

以婚姻关系为自变量所作的相关分析结果表明,“围城”外的被访者90%首肯“爱情是一种缘分,可遇不可求”,高于围城内85%的认同率。

这是否因为“围城”外的男女更多地对爱情抱有神秘感、敬畏心和更高的期待尚须作进一步的分析。

此外,尽管该调查资料中不同年龄的被访者对爱情是缘分的认同率无显著差异,但假如我们将20-30岁市区青年男女的调查结果与2002年“市场化转型中的青年择偶研究”同样年龄段被访者回答的结果作比较,青年人认同“爱情是一种缘分,可遇不可求”的似有增多的趋势(见表3)。

爱情在年轻人乃至一般人群中越发显得神秘、神圣和宿命,或许与经济、社会的历史变迁不无联系。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市场竞争和社会速变,使不确定因素大为增加,比如职业的不稳定、财富的分化、知识的老化,以及感情的变化,加上各种难以预料的意外事件,使风险和失败普遍存在并成为常态。

众多不确定因素、风险和变化,在激发现代人潜在的欲望和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常诱发其心理紧张、精神焦虑和信仰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