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经翻译是中国翻译史上的一件大事
浅谈中国古代佛经翻译与译场
浅谈中国古代佛经翻译与译场【摘要】中国古代佛经翻译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本文从引言、正文和结论三个部分对这一话题进行探讨。
在我们探讨了中国古代佛经翻译的重要性以及其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在我们深入分析了佛经翻译的历史背景、翻译方法、传播与影响，以及对中国文化的传承和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的地位。
在我们总结了中国古代佛经翻译对世界佛教文化的贡献以及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地位。
通过本文的探讨，可以更深入地了解中国古代佛经翻译在中国文化中的重要性和影响。
【关键词】中国古代佛经翻译、译场、重要性、影响、历史背景、翻译方法、传播、影响、传承、中外文化交流、地位、世界佛教文化、贡献、文化传统、结论。
1. 引言1.1 中国古代佛经翻译的重要性中国古代佛经翻译的重要性在中国古代文化传承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佛教传入中国后，经过翻译家们的努力，佛经被翻译成了汉语，从而使得更多的人能够接触和理解佛教的教义。
这不仅有助于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也促进了中国文化与其他文化的交流和融合。
古代佛经翻译不仅对于佛教本身的传承和发展有着重要意义，也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和演变起到了推动作用。
通过翻译佛经，中国人民得以接触到不同文化的思想，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多样化和开放性。
中国古代佛经翻译的重要性在于它不仅传承了佛教文化，也拓展了中国文化的视野，对于推动社会进步和文化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1.2 佛经翻译对于中国文化的影响佛经翻译对于中国文化的影响是深远而广泛的。
通过对佛经的翻译传播，中国文化得以吸收和融合了印度文化的精华，使得佛教在中国扎根发展，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佛经翻译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宗教信仰上，更体现在哲学、文学、艺术等诸多领域。
佛经中融入了许多印度哲学思想，开拓了中国人的思维和视野，影响了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和世界观。
佛经翻译也推动了中国文化与其他文化的交流，促进了文化的交融与交流。
佛经翻译的影响不仅局限于中国本土，还影响了周边国家和地区，对东亚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佛经翻译与中国文化
佛经翻译与中国文化一、佛经翻译的历史盛况中国人知道有佛教，是在西汉武帝通西域之后。
现在有些人以为佛经翻译是东汉安世高开启的，其实最早的佛经翻译是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
贵霜帝国大月氏王遣使来中国口授佛经，博士弟子秦景宪协助来使伊存口授佛经。
东汉明帝永平年间(公元54年)又有佛僧迦叶摩腾、竺法兰来华翻译佛经。
但是大规模有影响的传人中国，则是在东汉桓帝建和年间(公元147年后)安世高来华译经之后。
至此以后大约七百年，印度佛教通过佛僧译经传教。
持续深入中国，影响了中国社会的宗教、哲学、政治、艺术和人民的日常生活，直到唐朝后期武宗会昌五年(845年)灭佛事件，这一状况才有所改变。
然而，就在佛教传播短暂中断之后，佛教又在后世迅速复兴，在中国文化史上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多功能的角色。
佛经翻译运动大体上经历了二个阶段。
第一阶段自西汉哀帝年间(公元前2年)至东晋后秦的大约四百年，这一阶段的佛经翻译主要是由外来的佛僧担任主纲。
如前所述，其时最早来华的外国佛僧翻译家是伊存、迦叶摩腾、竺法兰，八十年之后有安世高、支娄迦谶、真谛、昙无谶等(多来自天竺、安息、月支、康居)。
自后秦弘始年间(399年)鸠摩罗什来长安至唐武宗会昌五年(845年)为后一阶段，这四百多年中佛经翻译主要由中国本土的佛僧担任主纲，著名翻译家有鸠摩罗什、佛陀跋陀罗、玄奘、义净、不空等。
这二个阶段性的特点也符合外来语言文化从陌生到熟悉的自然发展过程。
在八百多年的佛经翻译盛世中，翻译家的阵容从小到大，不胜枚举。
因篇幅原因，本文不可能将所有译家一一列举，在此仅列表举出部分杰出翻译家，以便读者大致了解佛经翻译运动曾经在中国文化史上形成的空前盛况。
二、佛经翻译家的历史地位佛教传人中国之初，其经文都是西域文字、伊朗文字和印度文字。
最先为犍陀罗文、焉耆文(吐火罗语A)、龟兹文(吐火罗语B)。
后来则是巴利文、梵文12l，能够读懂原文的人极少，而绝大多数人只能依赖部分佛经翻译家的语言文字水平和见解去了解佛经。
中外翻译简史
中外翻译简史一、中国翻译简史从现有史实来看，中国翻译史始于东汉末年安世高的佛经翻译。
大体经历了五个高潮。
1. 佛经翻译(公元148年至1111年)佛经翻译始于东汉，盛于唐朝，式微于北宋，元以后为尾声。
起始阶段(公元148—316年)的译家及译作主要有：安世高，译籍30部，41卷，现存22部，26卷；支谦，译有《大明度无极经》。
兴盛阶段(公元317—617年)的译家及译作主要有：释道安，编有《众经目录》，在《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钞序》中提出著名的“五失本、三不易”理论,倾向于直译；鸠摩罗什，共译74部，现存39部，如《妙法莲华经》、《大智度论》、《金刚经》等，倾向于意译；真谛，共译64部，现存26部，如《摄大乘论》等；彦琮，共译23部。
全盛阶段（公元618—906年）的译家及译作主要有：玄奘，通称“三藏法师”，629年前往印度那烂陀寺求学，带回梵文经典657部，十九年中共译经论75部，1335卷，主持了译场，提出“既须求真，又须喻俗”和“五不翻”原则。
2、明末清初科技翻译主要是耶稣会士和中国士大夫相结合进行的，汉译17世纪西方自然科学，古希腊哲学、科学等。
从事或组织翻译的代表人物有：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利玛窦(Matteo Ricci)、汤若望(Jean Adam Schull von Bell)、林则徐、魏源、李善兰、徐光启、徐寿等，主要译作有《几何原本》、《泰西水法》、《奇器图说》、《四洲志》、《西艺知新》及续编等。
另外，还设有我国最早的培养翻译人才的外语学校——四夷馆（明代），创办了同文馆、京师译学馆、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墨海书馆、益智书会、文会馆、广学会等翻译编译机构。
3、清末民初的社科、文学翻译清末民初的社科翻译属严复最为著名。
严复（1854—1921），福建侯官（今福州）人，字几道。
译西学颇多，影响深远，如：《天演论》（T. Henry Huxley, Evolution and Ethics and Other Essays），《原富》（Adam Smith, Inquiry into theNature and Cause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群学肄言》（H. Spencer, Study of Sociology），《群己权界论》（John Stuart Mill, On Liberty），《社会通诠》（E. Jenks, History of Politics），《法意》（C.D.S. Montesquien, Spirit of Law），《穆勒名学》（John Stuart Mill, System of Logic），《名学浅说》（W.S. Jevons）等。
从佛经翻译史看中国翻译理论的发展
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对佛经译文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对译文，不但要求准确，而且要求具有可读性，早期那些笨 拙的直译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也不能满足人们的需 要。而这些不断提高的要求和需求，为佛经翻译史上意译 派产生创造了契机。意译派的代表人物支谦，主张不死扣 原文，改“胡音”为“汉意”，注重译作的词藻文雅，在文字质 量上确实提高了，但却产生另一个偏向，就是删削较多，文 简而不能尽表原意。”于是竺法护依自已的优势（曾游历西 域诸国且会 ３６ 种语言） 出来纠正这种过于自由的意译倾 向。竺法护“言准天竺，事不加饰”，提倡存真偏质，反对随
纵观我国佛经翻译史，可以清楚地看出，翻译理论从 最初的“案本”，“重质朴，轻文采”到玄奘的“求真”和“喻 俗”，以及后来的“文”“质”交融，呈波浪式发展和螺旋形的 上升趋势，一步步发展，一步步成熟，构成了我国早期的翻 译理论。这些理论与后来的“善译”，和严复著名的“信、达、
雅”，“直译、意译”，“信、达、切”以及鲁迅等人的“忠实、通 顺、美”和揉合其它多种因素，从而形成的一种最高的翻译 境界的“神韵”、 “神似”、“化境”，发展到当前，“忠实、通顺” 成为我国译界普遍认为比较恰切的标准。还有金堤等翻译 理论家，通过合理吸收国外翻译理论家的经验，而逐渐形 成的“等效”、“等值”等理论，在精神实质上都是一脉相成 的。从这一发展过程我们不难看出，中国翻译理论大致是 沿着这样一条轨迹发展的：翻译理论的发展完全是一个不 断深化、逐步完善、逐渐提高的过程。从最初一丝不苟、简 单模仿原文句法的“质”（直译），一步一步发展成为允许在 句法上有一定自由灵活的“信”（意译），最后又在“信”的基 础上，演变成充满创造精神的“化”。
从佛经翻译史看中国翻译理论的发展
高晨霞
（忻州师范学院专科部，山西 忻州 034000）
中西翻译简史
1、汉唐时期的佛经翻译/从东汉(东汉恒 帝 建和二年，即公元148年)到唐宋的佛经翻 译 《佛经》的翻译在中国古代的翻译史上具 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与西方《圣经》的翻 译辉光相映，是翻译史上空前绝后的两大 译作工程。
2、明清时期的西方近代科学的翻译/明末清初的西方科技 著作的汉译和中国典籍的西译 明万历年间到清代“新学”时期，出现了徐光启和意大利 人利玛窦（1552-1610）合作翻译的欧几里得《几何原 本》、《测量法义》等书。利玛窦也是最早将“四书”译 成拉丁文的译者。1687年比利时教士柏应理在巴黎首次 刊印《中国哲学家孔子》。“五经”中最早受到注意的是 《易》和《尚书》。康熙年间，法国人白晋、刘应、马若 瑟和雷孝思先后对《易》和《尚书》进行过翻译和研究。 中国经典和儒家学说就这样通过意大利和法国传教士的翻 译与介绍，先后有了拉丁文和法文译本，流传到欧洲知识 界和上层社会。
3. 中世纪西方翻译 中世纪中期，即十一至十二世纪之间，西 方翻译家门云集西班牙的托莱多，把大批 作品从阿拉伯语议成拉丁语。这是历史上 少有的基督徒和穆斯林的友好接触，也是 西方翻译史上的第三个高潮。
4. 文艺复兴时期的西方翻译 十四至十六世纪欧洲发生的文艺复兴运动，是一 场思想和文学革新的大运动，也是西方翻译史上 的一次大发展。特别是文艺复兴运动在西欧各国 普遍展开的十六世纪及尔后一个时期，翻译活动 达到了前所未见的高峰。翻译活动深入到思想、 政治、哲学、文学、宗教等各个领域，涉及大古 代和当代的主要作品，产生了一大批杰出的翻译 家和一系列优秀的翻译作品。在德国，宗教改革 家路德顺从民众的意愿，采用民众的语言，于 1522至1534年翻译刊行第一部"民众的圣经"，开 创了现代德语发展的新纪元。
4、建国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对西方的 全面译介 这一次翻译高潮的出现，首先是全球信息时代降 临的结果，是以中国推行改革开放新政，走上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代化强国之路为契机的。这 一次翻译高潮，无论在规模上、范围上，还是在 质量水平和对中国社会发展的贡献上，都是前三 次翻译高潮无法比拟的。它正在中国大地上蓬勃 推进，方兴未艾，景况壮观。
浅谈佛经翻译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浅谈佛经翻译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作者：杨玲来源：《新西部下半月》2013年第07期【摘要】本文通过分析佛经翻译与文化交流发展关系，探讨佛经翻译对汉语言、汉文学和中国哲学方面的影响。
认为佛经的圆融精神促使了传统的儒家和合精神的发展，也丰富了中国的哲学思想；同时，对中国文化的语言、文学发生了很大影响。
【关键词】佛经翻译；中国文化；汉语言；汉文学；中国哲学一、引言佛经的汉译使发源于印度的佛教在中国大放异彩，随之带来了佛学的研究风潮，不仅开创了中国宗派蓬勃发展的新面貌，而且丰富了中国文学创作的内涵，成为了中国文化遗产非常珍贵的一部分。
正是由于佛教翻译如此特殊而重要的地位，在翻译理论中学习和了解它尤为重要。
翻译不仅是一种简单的转换符号的过程，更是一种承载语码的文化信息用另一种语码转换而来，进而推动不同文化间的传播，交流和融合。
对于佛经的翻译亦是如此，回顾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历史，不难看出由佛经翻译表现出来的“圆融”特征和中国传统文化更包容性的特点。
二、佛经翻译对中国文化的影响1、从佛经翻译看中国文化的和合精神回顾中国的翻译文学，曾经出现过三次大高潮：第一次是在汉唐时期，这一阶段的翻译主要以佛经翻译为主，其代表人物有道安、鸠摩罗什及玄奘等；第二次是在明末清初，主要以翻译各类经书为主，如利玛窦对《圣经》的翻译等；第三次则是在中国近代，此时多种文体的翻译相继出现，翻译的种类也逐渐开始增多。
由此可知，佛经翻译从掀起第一次翻译高潮开始，在中国历史上已经延续了上千年，究其原因不仅受到了当时客观历史条件的影响，更是由于佛教“圆通”思想起着关键的作用。
《辞源》中解释“圆融”一词为：“圆融，佛教语。
破除偏执，圆满融通。
这赋予了佛教特有的性质—开放和包容。
因此，佛教传入中国之初，既能保持自己的特性，又能与中国传统的各家学说相互沟通和交流，例如，用顺应融会的态度对待儒道学说，并效仿其譬如淑世化民的正面的社会作用。
中华民族在悠久的历史中形成和发展了比较稳定的文化形态——中国传统文化，其形式多样并不断发展变化，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但其不变的“和”的精神内核却在社会历史的发展变化中受到了一致的推崇，并得到了不断的丰富和发扬。
中国翻译史的第一部译作
中国翻译史的第一部译作 中国翻译史是中国文化交流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翻译作为人类相互理解沟通的桥梁，在推动文化交流、文明互鉴以及促进各国友好合作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在中国翻译史上，第一部译作具有特殊的意义，不仅仅标志着中国翻译史的起源，更为后来的翻译活动奠定了基础。
本文将详细探讨中国翻译史的第一部译作，包括其背景、内容和影响。
中国翻译史的第一部译作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世纪的西汉时期。
当时，中国秦朝的灭亡导致中央政权的分裂，各地区开始形成世居文化交流联系，西汉王朝在此背景下进行了广泛的文化融合和翻译活动。
二、第一部译作的内容和来源： 中国翻译史的第一部译作是佛经翻译。
据史书记载，中国汉代时期，佛教自印度传入中国，最早由印度僧人支谶和那跋达摩二人传扬。
支谶翻译的《阿含经》被认为是中国翻译史上第一部翻译的佛经，奠定了佛教在中国的基础。
支谶的翻译工作引入了印度梵文和中文的相互转化，涉及到文字、语言、宗教、文化等多个领域。
他在翻译过程中遇到了许多困难，如语言障碍、文化差异等，但他用辛勤的努力克服了这些困难，将佛教教义传播到中国。
三、第一部译作的影响： 中国翻译史的第一部译作对中国文化交流和翻译活动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 文化融合：第一部译作的翻译活动使中国的思想与印度佛教的文化相结合，促进了中印两国文化的融合与交流。
2. 文献传承：佛经翻译活动开创了中国汉代文化的新阶段，为后来的文献传承和学术研究奠定了基础。
这些译作成为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被用作后来学者的研究、借鉴和传承。
3. 语言发展：第一部译作中，支谶将梵文翻译成中文，推动了中文的发展和规范，丰富了中文词汇和语法结构，提升了中文表达能力。
中国翻译史的第一部译作是佛经翻译，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文化的发展和翻译活动的兴盛。
该译作不仅标志着中国翻译史的开端，也为后来的翻译活动奠定了基础。
第一部译作的内容和影响包括文化融合、文献传承和语言发展。
佛经汉译的历史和作用
K eyW ords.. Buddhist Scr ipture.. T ransla tion.. H istor ic im po rtance.. Soc ia l ro le
.. .. 佛教诞生于古印度, 由当时迦毗罗卫国的
2. 1佛经汉译对汉语的影响
佛经汉译对汉语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对中国
音韵学的影响。微观上说, 佛经汉译对某些汉
字的读音产生了影响, 如伽叶的叶读sh..而不
读y.. ,
般若的般读b..而不读b..n, 道行的行读
h..ng 而不读x..ng 或h..ng, 南无阿弥陀佛的南无
读n..w..而不读n..nw.., 阿闍梨的闍读sh..而不
监护人使。玄奘的11种分工中, 前有译主, 即
译场主脑, 他精通华梵, 深谙佛理; 后有监护大
使, 乃饮差大臣, 受命于皇帝监阅译经。在具体
翻译过程中, 证义、证文在前, 主要负责审查原
文是否有讹误, 审查译文与原文意义是否有出
入, 保证了原文和译文的准确性: 缀文、参译、刊
定、润文在后, 主要负责对原文校勘, 对译文刊
还有一关于翻译的生动比喻, 即..翻也者, 如翻
锦绮, 背面俱花, 但其花有左右不同耳。..赞宁对
中国佛经翻译理论作出的最大贡献是他..今立
新意, 成六例焉..。这.. 六例..主要是归纳译经
中的各种情况, 提出解决各类矛盾的方法, ..凡
诸类例, 括彼经诠.., 必须全面了解、融会贯通。
Aug. 2006
* 本文系属湖南省教育厅科研课题( 04C562 )的研究成果。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佛经翻译是中国翻译史上的一件大事，由于中国早期历史所处的环境，中华文明的邻国在很长时间内都没有自己的文字，所以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前，翻译并不广泛存在。
[编辑]绪论
佛经翻译事业始于东汉，至前秦苻坚始有组织的翻译佛经，由道安组织翻译事业，唐朝时，佛经翻译事业达到顶峰，其间鸠摩罗什、真谛、玄奘及不空被誉为「四大译师」。
鸠摩罗什共译佛经35部[1]，另有竺法护共译佛经159部，贵霜佛教僧人支谦，曾在222年至253年之间将36部佛经翻译成中文。
道安译经时归纳出佛经翻译著名的「五失本，三不易」观点。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曾言：「今日识外洋文字，未悉西人哲理，即可译哲人名著。
而深通西哲人之学者，则不从事译书。
然古昔中国译经之巨子，必须先即为佛学之大师。
如罗什之于《般若》、《三论》，真谛之于《唯识》，玄奘之于性相二宗，不空之于密教，均既深通其义，乃行传译。
」
佛经的翻译可分为三个时期：
[编辑]东汉至西晋
东汉至西晋是中国佛经翻译的草创期，西汉的哀帝时期伊存至中国口传佛经。
东汉桓帝建和元年（147年），大月氏僧支谶到洛阳弘佛，译有《道品行经》等。
东汉桓帝建和二年（184年），安息（即波斯）人安世高翻译《安般守意经》等三十多部佛经。
月支人支娄迦谶（娄迦谶）翻译十多部佛经。
[编辑]东晋至南北朝
此一时期以鸠摩罗什为主。
鸠摩罗什对东亚佛教经典的贡献巨大。
罗什于西明阁和逍遥园开始译经，据《出三藏记集》载，罗什一生翻译三藏经论74部，凡384卷，有《坐禅三昧经》3巻、《阿弥陀经》1巻、《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24巻、《法华经》7巻、《维摩经》3巻、《大智度论》100巻、《中论》4巻等。
去看看佛经网站，上面什么都有
[编辑]隋至唐中叶
此一时期为佛经翻译的全盛时期，玄奘是主要的翻译大师，在唐太宗的支持下，玄奘在长安设立了国立翻译院，参与的学生与人员来自亚洲东部各地。
他花了十多年时间在今西安北部约150公里的铜川市玉华宫内将约1330卷经文译成汉语。
其后则有义净、不空等。
宋元以降再无大规模佛经翻译事业，虽偶有译者，不过补苴而已。
[编辑]理论
1923年陈寅恪在德国柏林大学研究院时与妹书曰：“中国所译，又颇难解。
我偶取《金刚经》对勘一过，其批注自晋唐起至俞曲园止，其间数十百家，误解不知其数。
我以为除印度西域外国人外，中国人则晋朝唐朝和尚能通梵文，当能得正确之解，其余多是望文生义，不足道也。
”，他曾指出，梵文汉译常有「一词多译」，Sattra 既译「众生」，玄奘又译为「有情」，陈寅恪亦言玄奘的译文多偏生硬，远不如鸠摩罗什好读[2]，1929年，陈寅恪应邀到清华国学研究院专门讲授「佛经翻译文学」，陈寅恪《四声三问》认为四声的发现与佛经的转读有关。
[编辑]影响
佛经中记载的大量故事，如鸠摩罗什译《维摩诘经》、佛陀跋陀罗译《华严经》，随着佛经的翻译传入中国，后来又以变文的形式广为流传，融入于中国文学，如刘义庆《幽明录》、王琰《冥祥记》、颜之推《冤魂志》等笔记小说都蕴含了「因果报应」的佛教观念，《西游记》一书则是中国长篇小说的早期成果，其他在绘画、建筑、音乐都广泛影响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