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香港基本法的解释问题
基本法知识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律体系和自治原则

基本法知识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律体系和自治原则香港特别行政区(下称香港)是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具有一国两制的特殊地位。
根据香港的基本法,香港享有高度自治权,拥有独立的法律体系和立法权。
本文将介绍香港的法律体系和自治原则,旨在加深对香港特别地位和法律体系的理解。
一、法律体系香港的法律体系以英国普通法为基础,又具有自己的特色和独立性。
根据基本法,香港的法律体系包括普通法、习惯法和基本法。
它的核心原则是保护人权、维护法治,以及维护自由和独立的司法体系。
1. 普通法香港的普通法是以英国普通法为基础建立的,包括英国的法律制度、判例法以及有关导则与原则。
普通法确保了香港的法律体系与国际接轨,维护了法律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2. 习惯法习惯法是香港法律体系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某些领域,习惯法成为了香港的法律依据,特别是在商业和贸易方面。
习惯法基于长期的实践和惯例,确保了香港的商业环境和交易定制的可靠性和稳定性。
3. 基本法基本法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核心法律文书,也是香港法律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确保了香港享有高度自治权,并规定了香港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
基本法是香港法律体系的最高法律法规,对其他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约束力。
二、自治原则香港的高度自治权是一国两制的核心要素之一。
根据基本法,香港在经济、社会、文化、教育、司法以及其他事务上享有高度自主权,具有自己的行政、立法和司法机构。
1. 行政自治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独立的行政权力,拥有自己的政府机构。
行政长官是香港的行政首长,负责领导香港政府,实施香港的行政管理。
香港的行政机构由行政长官和各个政府部门组成,负责管理和实施政府政策,保障香港的日常运行。
2. 立法自治香港特别行政区设有立法机构——立法会。
立法会由直选和间接选举产生。
立法会负责通过法律、批准政府预算以及监督政府行为。
香港的立法体系确保了民主、透明和负责任的立法过程,使得香港市民的权益得到保护。
3. 司法自治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司法体系独立运作,拥有自己的司法权力。
根据《香港基本法》,谈谈中央对香港“全面管治权”的含义

根据《香港基本法》,谈谈中央对香港“全面管治权”的含义:2014年6月国务院颁布的《“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白皮书》指出:“中央拥有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全面管治权,既包括中央直接行使的权力,也包括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依法实行高度自治。
对于香港特别行政的高度自治权,中央具有监督权力。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必须把维护中央对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全面管治权和保障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有机结合起来,确保‘一国两制’方针不会变、不动摇,确保‘一国两制’实践不变形、不走样。
”全面管治权受到“一国两制”与基本法框架的约束,是法定管治权,不是无任何约束的任意管治权。
在既定法律框架下,全面管治权主要包括中央直接管治权、中央对特区的授权及授权调整权以及对特区高度自治权的全面监督权。
对于自治权范围内的事项,中央不会直接越位干预,而是支持特区政府依法施政并加以宪制性监督甚至问责。
中央对港澳的“全面管治权”是“中国对香港主权”的应有之义,与特区政府的“高度自治权”并不矛盾。
中央的“全面管治权”与特区的“高度自治权”是有机结合,这样既是要确保中国对港澳主权的落实以确保国家利益,也是要确保港澳的优势以确保港澳繁荣稳定,从而确保“一国两制”得到很好的落实。
将全面管治权与高度自治权有机结合,就是要将基本法上的中央直接管治权与全面监督权逐项加以检索和制度化、程序化,完善与基本法实施相关的一系列制度机制,确保“一国”不只是抽象遥远的主权象征,也是具体化、接地气、可感的实在治权。
这种结合过程是符合基本法秩序及可兼容于香港法治的,因而不会破坏香港的高度自治,也不会损及香港居民的权利和自由。
这一调整是回溯“一国两制”的初衷初心与完整意涵,是国家权力的充实与就位,是国家承担“一国两制”最终责任人宪制责任的积极体现。
中央对港澳特区的全面管制权是港澳回归祖国本身的必然要求,有助于香港特区诸多难题和社会矛盾的化解。
这是“一国两制”实践中的一体两面,绝不可片面强调港澳特区高度自治权而忽略中央对港澳特区的全面管制权,这也是过去几十年里我们港澳特区治理方面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
对香港基本法的认识

对香港基本法的认识
香港基本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达成的一项
协议,旨在保护香港的治理制度和法律体系,同时确保香港享有高度
自治的地位。
香港基本法于1990年4月4日公布,该法规定了香港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基本规则,其中包括:
1.香港的宪制地位:香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特别行政区,享有
高度自治权。
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官员和立法委员由香港推举产生,中
央政府只对防务、外交和其他极少数事务负责。
2.基本权利和自由:香港居民在法律保护下享有言论、新闻、集会、结社、宗教和游行等权利和自由。
这些权利和自由在香港上一级
政府即全国人大的颁布制定的任何法律中保障。
3.香港的司法独立:香港的司法机构独立于行政机构的干预,维
护公正和法律制裁依据事实、法律和证据,以保障香港的公正与公平。
4.经济制度:香港的经济制度符合市场经济的原则,政府只应干预经济管制的范围和界限,保持市场环境。
5.教育和文化:香港的教育和文化独立于行政机构,保护香港文明的多元化和创新力。
总的来说,香港基本法是保证香港高度自治的重要法律框架,它具有长远意义,不仅对香港的本身意义重大,也对中国大陆的政治发展和制度建设有着重要影响。
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法律与解释基本法的若干问题研究

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法律与解释基本法的若干问题研究(下)
邹平学
【学科分类】中国宪法
【出处】中国宪政网
【写作年份】2007年
【正文】
四、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香港基本法的权力来源及解释程序
这里分几个小问题来展开:
(一)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香港基本法的权力来源
《香港基本法》第158条第1款规定:“本法的解释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这明确地把香港基本法的解释权赋予了全国人大常委会。说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这项职权既有中国宪法、《立法法》的依据,也有《香港基本法》的明文规定。
比较全国人大常委会对香港基本法的解释权和香港法院对香港基本法的解释权,它们在解释权之性质地位、程序特点、解释范围等方面存在不同之处:
第一,性质地位上的不同。全国人大常委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常设机关,它对香港基本法的解释权是宪法赋予的,是一种主权者的权力,其固有性、最高性毋庸质疑;香港法院解释基本法由《香港基本法》规定,权力来源于中央,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其解释权的非固有性十分明显。根据《香港基本法》第158条第2款的规定,香港法院对基本法涉及中央人民政府管理的事务或中央和香港特区关系的条款进行解释时,应当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解释为准,其解释权的从属性亦十分明显。
第四,解释的刚性和程序性机制还在形成发展之中。根据《香港基本法》第158条的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在终审法院提请解释的情形下的解释不具有溯及力,而且无论何种情形下进行的解释,全国人大会常委会对基本法无论是主动的解释还是被动的解释,在进行解释前,应当征询其所属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的意见。不过现在似乎也演变出一项宪法惯例,即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基本法往往是经国务院提出请求解释的议案才正式启动的,而国务院提起又是在特别行政区政府的请求下做出的。而终审法院也在通过“个案”创造规则,以彰显其违宪审查权与废止立法会立法的权力。
香港基本法慕课资料-概述说明以及解释

香港基本法慕课资料-概述说明以及解释1.引言1.1 概述香港基本法作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宪法,是确保“一国两制”和香港高度自治的法律基础。
慕课资料是一种新型教学方式,通过在线学习平台提供学习资源和课程,方便学生随时随地进行学习和提高技能。
本文旨在探讨香港基本法慕课资料的重要性,内容和特点,以及对香港基本法的意义。
通过深入分析,可以更好地了解慕课资料在推广香港基本法、加强法治教育方面的作用,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发展和繁荣做出贡献。
1.2 文章结构文章结构部分将主要介绍本文的组织架构和各部分的内容安排。
具体内容如下:文章结构:本文主要分为引言、正文和结论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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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小节中,将详细介绍香港基本法的背景和重要性,解释慕课资料在学习和传播基本法方面的作用,以及具体介绍香港基本法慕课资料的内容和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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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文章结构部分的内容,主要介绍了本文的组织结构和各部分内容的安排。
1.3 目的本文的目的在于介绍香港基本法慕课资料的重要性以及其对香港基本法的意义。
通过对香港基本法慕课资料的内容和特点进行分析,进一步探讨其在推动香港基本法的宣传和普及工作中的作用。
同时,也将展望未来香港基本法慕课资料的发展趋势,以期为香港基本法的研究和推广贡献力量。
通过本文的探讨,希望能够让更多人了解和认识香港基本法,增强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制的理解和尊重,促进香港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
2.正文2.1 香港基本法简介香港基本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制定的法律基础,于1990年4月在全国人大通过,并于1997年7月1日生效。
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香港《基本法》的法律依据——以2016年香港《基本法》第104条解释为例

三、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香港《基本法》的现实合理性
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香港《基本法》的法律摘要:在“一国两制”的大政治背景下,内地和香港在基本法实施的问题上基本达成默契,但也存在围绕基本法解释的争议。针对基本法的解释,在保证香港基本法的平稳准确实施上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2016年十大宪法案例之一,即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香港基本法第104条解释,深刻分析全国人大常委会拥有香港基本法解释权的法律依据和现实合理性。基本法解释权归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不仅无损香港特区的司法独立,而且可以在解决高度自治权引发矛盾的同时,推动内地与香港特区两种解释模式的融合,保障香港的政治与社会稳定。
关键词:基本法;解释权;释法依据;现实合理性
前言:
法律解释权是立法权的自然延伸,法律解释也是立法的补充。法律的生命离不开解释,而解释的基础又在于解释权的归属。
一、对香港《基本法》第104条解释的分析
2016年11月7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条的解释》。此次全国人大常委会主动释法《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下简称基本法),被选定为2016年十大宪法案例之一。《基本法》第104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主要官员、行政会议成员、立法会议员、各级法院法官和其他司法人员在就职时必须依法宣誓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常委会在此次释法内容中,明确了合法有效的宣誓是该条款所列公职人员参选或出任的法定条件和必经程序。全国人大常委会履行宪法和基本法规定的法律解释权利,所作出的此次释法与基本法具有同等效力。
基本法23条的理解

基本法23条的理解摘要:一、基本法23 条简介1.基本法23 条的背景与意义2.基本法23 条的主要内容二、基本法23 条的具体规定1.国家安全的定义2.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3.禁止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三、基本法23 条在实践中的应用1.案例分析2.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四、对基本法23 条的理解与反思1.保障国家安全的重要性2.平衡国家安全与个人自由的关系3.完善相关法律的建议正文:基本法23 条的理解基本法23 条是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法律条款。
自1997 年香港回归以来,基本法23 条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
该条款对于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具有重大意义。
本文将对基本法23 条进行解读,以帮助大家更好地理解这一条款。
一、基本法23 条简介1.基本法23 条的背景与意义基本法23 条源自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1997 年香港回归祖国后,为了确保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长治久安,中央政府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自行制定有关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
基本法23 条即为这一授权的体现,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法律依据。
2.基本法23 条的主要内容基本法23 条明确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的责任,规定了禁止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
具体包括: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覆国家政权、窃取国家机密、破坏国家基础设施、组织恐怖活动等。
这些行为均被视为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将受到法律的严惩。
二、基本法23 条的具体规定1.国家安全的定义基本法23 条对国家安全作了明确的定义,即“国家的主权、统一、领土完整、发展利益、人民福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稳定”。
这一定义强调了国家安全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涵盖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个方面。
2.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基本法23 条明确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应自行承担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
这意味着香港特别行政区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具有一定的自主权,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法律和政策。
对香港基本法的认识

对香港基本法的认识
香港基本法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宪制文件,其目的是规定中央人民政府对香港的治理原则和权力界限,其内容也主要由中央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制定。
基本法适用于香港的社会活动,在香港及其人民生活中享有高度的地位,其中的条例也被认为是一部有效的法律,并被认真执行。
香港基本法具有明确的原则和精神,以保证特别行政区在履行其在一国两制下的责任方面担负责任。
其原则在于保障香港人民享有自由,并有权按照法律行使其自由权利。
基本法还特别强调了特别行政区的独立性,以及特别行政区必须遵守的义务。
同时,基本法还赋予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本地行政。
基本法也明确了自治权的界限,即自治权实行于法律背景之下,而大多数法律均由中央政府制定,特别行政区只有在某些问题上才具有自治权,其他事项仍需要中央政府批准才能进行。
此外,香港基本法也为基础架构上的台阶确立了规则,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发展和建设环境,使香港特区形成了一个有益的系统。
基本法还对香港的政治体制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强调民主、法治、和平共处等国内政治和社会秩序,应该形成共同的政治文明精神,保护香港市民的各项基本权利。
总而言之,香港基本法不仅确保了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优势和独特性,而且确定了一系列的秩序,为香港的繁荣与发展提供了稳定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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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香港基本法的解释问题
摘要:香港作为我国第一个成功践行“一国两制”方针的特别行政区,回归后十几年的繁荣发展依旧;其中最根本的保证就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施行,为其提供了一个稳定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
但是中国内地和香港的不同传统、政策分别实行相异的法律解释体制,在基本法适用时的解释权问题上发生了不少尖锐的冲突;而基本法所规定的“双重”解释体制在实际运用中并没有收到最好的效果;本问将对不同的法律解释制度、冲突等做一个介绍,并尝试性地提出自身看法建议。
关键词:香港基本法;法律解释;双重解释体制;协调机制
一、不同的法律解释制度
香港特区与内地奉行不同的法律解释制度,这是导致对于香港基本法的解释产生问题的一个原因。
香港采用普通法制度,依据其现行法制,立法机关制定法律,司法机关在处理具体案件时,有权对案件所涉及的法律规定进行解释,即“司法解释”;以具体案件为基础进行解释,而非“抽象、原则性解释法律”①;而由此产生的判决也将会成为法律的一部分;而立法机关通过立法程序对存在漏洞的法律进行修改补充;行政机关在处理事务时也拥有一定的解释权;但最终法院依旧是作为法律解释的最终裁定者,具有最高权威。
相反,中国内地采用大陆法系,立法、司法、行政机关均拥有权解释法律。
具体而言,全国人大负责制定法律,在法律条文需要进一步明确界定或作补充规定时,可对该法律进行解释或者制定法例加以规定,而司法解释指的是凡属于法院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时候,由最高人民法院进行解释;至于行政解释指的是凡不属于审判和检察工作中的其他法律该如何具体适用时,由国务院及其主管部门进行解释;但是当针对同一法律的解释出现分歧时,都需要报请全国人大常委会,由立法解释来进行最终裁决。
因此,可以看出,根据约束性判例理论,香港较高级法院在判案中做的法律解释具有一定的法律效力和权威性,而内地不具有这特点;同时,香港法院若在审讯中对涉及的法律条文解释有疑问时,不得征询立法机关在草拟该条文时的原意,而需按照具体案件及对该解释的理解进行判决;而内地在此情况下一般需要呈交至人大常委会进行解释,再根据此解释来进行判决;而对于司法审查的问题,内地对所有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进行审查;而香港则是仅赋予法院拥有对法律的审查权。
因此,香港和内地的法律解释制度自成体系,而关于《香港基本法》的解释问题就成为一个不得不面对的难题。
二、《香港基本法》对解释权作出的规定
香港作为我国特别行政区,有其特殊的历史条件和现实状况,基本法的解释必须根据“一国两制”的根本方针,既要保证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法律解释权,体现中央的权威性,又要充分体现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权,达到双方的协调统一。
因此,我们需要对基本法对其自身的解释权如何规定有所了解。
首先,基本法的解释权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这是根据宪法而作出的最基本规定;再者,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对基本法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自治范围内的条款进行解释;接着,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对基本法的其他条款也可解释;但是,有着一定限制,在解释时凡是涉及对基本法关于中央人民政府管理的事务或中央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关系的条款时,必须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这样的规定是针对那些涉及中央利益的事项;最后,规定了在特殊事项时的法律解释应该征询基本法委员会的意见。
从这些规定可以看出,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香港基本法有充足的法律依据,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对此做出明文规定,这是最为基本的原则;其次,行政区法院可以就行政区“自治范围内的条款自行解释”,但这是有相应的条件限制的;需要指出的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基本法的解释是对法律条文的解释,不同于香港法院的“司法解释”和“遵循先例原则”,并非对具体审理案件中运用的法律条文的解释。
这就有别于香港法院的解释,也为法院对基本法的解释留足了空间,给予更多的裁量权。
复旦大学法学教师李昌道教授称为“二元制的基本法解释机制”,认为具有唯一性、界限性、约束性、咨询性。
②
三、困境
众所周知,宪法具有根本性地位,对其的解释也具有特殊性;而基本法作为香港基本法既是香港特区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特区中的最高法,是宪法性法律;基本法解释上的冲突是由于双方法律解释体制的差异、解释方法的不同和解释着主观面向的不同;这些都很可能成为诱发冲突的导火线;法院的终审权与法律解释权之间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香港回归之后,终审权由英国枢密院司法委员会转移到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同时,基本法作为宪法之下的法律,应遵守宪法规定;这样就存在矛盾对立;如发生的居港权系列案件(吴嘉玲案、陈锦雅和庄丰源案)是一个典型。
法律规定《香港基本法》的最终解释权归于全国人大常委会,而香港法院的解释权是源于授权的,对于自治范围外的条款需要提请常委会解释,这是否会妨碍香港的司法独立和高度自治呢?这是一个争论的焦点。
王玄玮将实践中的法律解释概括为以下几点:香港法院是否有权审查全国人大及其委员会的行为、香港特区政府是否有权提请中央解释基本法、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解释对香港法院是否具有约束力、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否有权主动解释基本法。
③
从法律规定中,存在着几个不可忽视的“漏洞”,如在规定“香港法院对自治范围内的事项拥有自行解释权”中的“范围”、香港终审法院需要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的条件中的“该解释影响到案件判决(有需要条件)”这样的先决条件该由谁来判断呢?再者,“香港法院如果不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应该提请解释的条款又当如何呢?”④同时,缺失除了终审法院之外的其他法院提请解释权的程序;而香港终审法院有意规避解释效力,因为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解释很可能会斩断香港法院的判例“先例“效力,这对于自治理念极强、维护司法独立原则的香港法官是很大的打击,因此会有意地去回避。
在分析基本法解释权的冲突时,我们应该抓住这样一个现实:香港虽小,但它独立行使终审权,在司法上和内地是平等的;但是同时香港是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在政治上中央和特区是不同的,特区永远隶属于中央;“一国两制”规范的是中央和地方的相互关系,中央的“一制”在权力属性上高于特区的“一制”;总之,双方的司法关系在这样一种既平等有不平等的特殊的语境下运行,这也是造成基本法规定中央和香港双重释法、中央行使最终解释权的的原因所在。
四、尝试性的解决方法
首先,我国内地和香港两地间正规的对话和研究成果的分享是很有必要的,尝试着设立一个香港宪制法律研究组作为研究机构。
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是中央与香港特区的联系桥梁,沟通纽带;这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属下的一个咨询机构,是基本法解释机制中唯一的法定咨询机构。
在基本法的起草过
②李昌道,《香港基本法解释机制探析》,第3—5页
③王玄玮,《香港基本法解释权的冲突与协调》,第4—7页
④焦鸿昌,《香港基本法解释冲突之原因分析——以居港权系列案件的讨论为例》,《广东社会科学》2008
程中,其已经发挥了较大作用;据统计,各个专责小组总共开了7次会议,完成多份咨询报告,相当多的意见被采纳,甚至是实质性的修改。
在这几年基本法的实施过程中,它能够深入基层,约见座谈等,其程序应该更加完善、制度更为规范,能够更好的发挥作用,入基层调研,收集意见,提出可行性建议;强化香港基本法解释的评价机制,做到进一步增强香港基本法委员会的作用,充分发挥其协调作用;在此基础上,建立以香港基本法委员会为评价主体的评价机制,恪守中立的原则,在“爱国爱港”、“一国两制”的前提下保证其专业咨询机构的性质,建立起强大的公信力;再者,建立起人大常委会对香港法院行使基本法解释权的监督,包括司法、立法及行政三方面监督;中央与特区之间经常性协调机制的建立,有利于双方增强彼此了解,通过沟通来解决问题。
比如在经贸领域《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的成就有目共睹;在司法体制领域,《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相互执行仲裁裁决的安排》、《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区法院相互认可和执行当事人协议管辖的民商案件判决的安排》都是努力的结果;⑤但在这宪政事务上,还未有成效性的建树。
虽然基本法对中央和特区的权限作出了明确的界定,但是基于成文法具有的局限性,总会存在一些事项是处于边缘性的模糊地带,不容易进行界定,而这些也正是容易引发争议的;这一套机制的建立更有利于这些事项的解决。
还有,我认为,无论是特区(终审法院或特区政府)考虑是否提请释法,还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权衡是否释法,在作出任何一个涉及港民切身利益的政策或决定前,都必须重视进行民意的调查;既然强调港人高度自治,那么香港社会的民意并将起很重要的作用。
比如在“居港权”事件中,特区政府之所以在基本法无明文规定时,开先例地提请释法,就是得到了香港立法会多数议员和特区行政会议的支持;而相反的例子就是2003年的“23条立法风波”,由于立法条文草案引起了巨大争议,民众上街游行示威,反对此法,最后政府作出了忍耐和妥协。
⑥尊重民意,采纳正确的建议,是值得重视的。
以上就是我针对问题和现实所尝试性地提出的一些建议。
五、结语
十几年来,基本法在总体上得以很好地贯彻执行,很好地起到了维护社会稳定、保护港民利益的作用;但总免不了会出现内地和香港对基本法解释权的争议、冲突;双方更应该相互尊重、理解,探究问题所在,并创造出有效的解决办法,共同促进香港法治的法治,丰富和推动中国法治的现代化。
参考文献:
郭天武,邓文彦,《香港基本法解释权的法律思考》,《政法学刊》第4期
姚国建,李卫刚,《论特区法院对香港基本法的解释方法》
李俊良,《论香港基本法解释权的协调》
郭天武,蔡冰菲,《试论香港基本法的解释权》
冯立明,《析香港基本法的解释问题》
焦鸿昌,《香港基本法解释冲突之原因分析——以居港权系列案件的讨论为例》
邹平学,《香港基本法解释机制基本特征刍议》
李昌道,《香港基本法解释机制探析》
⑤王玄玮,《香港基本法解释权的冲突与协调》,第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