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考古资料论秦汉时期江南手工业与中原的关系

从考古资料论秦汉时期江南手工业与中原的关系从考古资料论秦汉时期江南手工业与中原的关系周琍【作者简介】周琍嘉应学院财经系讲师、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研究所博士【关键词】秦汉时期/江南手工业/中原/地域特色/文化关系中图分类号：K871.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962(2004)02-0038-06秦汉时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江南地区的手工业在冶铁、炼钢、青铜器、舟船、釉陶、青瓷、漆器、纺织等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形成了自己的地域特色。

但江南手工业的发展并不是偶然的，它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中原手工业的影响。

本文试图结合文献和考古资料，探讨秦汉时期江南手工业和中原的关系及其形成原因。

一、江南手工业的地域特色“江南”一词，在秦汉史籍中屡见记载。

这里所说的“江南”，是泛指岭南以北、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的广大地区。

它包括会稽、丹阳、豫章、南郡、江夏、长沙、桂阳等郡，还有沿长江南岸的巴蜀之地也在其列。

也就是汉代扬、荆二州的大部分和益州的一部分地区。

江南地区有着悠久的社会文明。

经过艰辛的开发历程，到东汉一朝，扛南与中原地区的经济差度趋向缩小，成为一个颇具特色的经济区。

手工业领域显著进步，具有自己独特的地域特色。

在纺织业方面，汉代江南的蜀锦、越布都颇有知名度。

蜀锦是最早驰名于市场的传统手工产品之一，它以图案古雅、富有地方和民族风格著称。

巴蜀土地肥沃，桑叶鲜嫩汁多，蚕丝质量很好，丝绸的上色性特佳。

另外，那里的水质最适于丝绸染色和洗濯。

两者相辅相成，为蜀锦生产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注：上海市纺织科学研究院：《纺织史话》，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78年版。

）。

汉时，蜀锦的颜色鲜艳，经久不变。

扬雄在《蜀都赋》中称赞蜀锦为“阿丽纤靡”和“自造奇锦”。

著名的蜀锦还畅销海内外如印度等地，并且转输到中亚、西亚一带（注：《汉书》卷六十一《张骞传》。

）。

降至三国，其花色品种日见繁多，有织纹由粗到细、互相对称，宛如雨丝的白色线条，再配以各种图案的雨丝锦；有在单色的底色上织成彩色方格，配以各色图案的方方锦。

史称“蜀之锦绣，绝妙天下”（注：《古今图书集成》卷三百一十八《太平清话》。

）。

可以想见蜀锦在我国丝绸我上的重要地位（注：张保丰：《中国丝绸史稿》，学术出版社1989年版。

）。

江东闽越一带出产的细质麻布，也是一种质量优良、堪与织锦同比的纺织品。

《后汉书·陆续传》载：“（续）喜著越布单衣，光武见而好之，自是常敕会稽郡献越布。

”可见越布之精细。

这种越布，在东汉前期不多，还是一种高级的赏赐品，如《后汉书·皇后纪》载，明帝死后，“诸贵人当徙居南宫，太后感惜别之怀，各赐王赤绶，加安车驷马，白越三千端（注：一端二丈），杂布二千匹，黄金十斤。

”和帝死后，邓太后赐贵人“王青盖车采饰，辂、骖马各一驷，黄金三十斤，杂帛三千匹，白越四千端。

”到东汉后期，服著白越布的人多了，但越布仍被视为贵重服装。

王符《潜夫论·浮侈篇》说：“从奴仆妾，缘服葛子升越，简中女布，细致绮觳，冰纨锦绣。

”可见它仍是与“细致绮觳，冰纨锦绣”并列的。

《后汉书》注引沈怀远《南越志》说“蕉布之品有三：有焦布、竹子布，又有葛焉。

虽有粗精之殊，皆同出而异名。

”又引扬雄《蜀都赋》曰：“布则蜘蛛作丝，不可见风，ｔǒｎｇ＠②中黄润，一端数金。

”盛弘之《荆州记》曰：“秭归县室多幽闲，其女尽织布，至数十升。

”看来，葛子、升越（当即是白越、越布）ｔǒｎｇ＠②中、女布可能是葛、麻中的四种质量优良的品种。

葛、越出自会稽，女布出自秭归附近，ｔǒｎｇ＠②中出自蜀郡。

左思《吴都赋》说：“蕉葛、升越，弱于罗纨”，说明这两种麻葛织物胜于丝织品（注：曾延伟：《两汉社会经济发展史初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

另在印花技术上，江南人民已能应用套版印花丝织物。

金银色印花纱是我国第一次发现的三套版印花纱。

印花敷彩纱是我国第一次发现的印花和彩绘相结合的印花纱。

这些印花法都突破了只有绣花的传统工艺，使丝织物的质量有显著提高，为后世的缕空版筛网印花法、绞缬印花法等作了技术准备（注：[6]王＠③：《马王堆汉墓的丝织物印花》，《考古》1979年第5期。

）。

在造船业方面，汉代江南的楼船很有名气。

由于江淮以南多水阻，早在春秋时期，吴、越的楼船士就已经出现。

史称“木客大冢者，勾践父允常冢也。

初徙琅琊，使卒船卒二千八百人，伐松柏以为桴，故曰木客”（注：《越绝书》卷八。

）。

汉代，楼船士的发展更为迅速。

据文献记载“秦使尉屠睢将楼船士以攻越”（注：《汉书》卷六十四《严助传》。

）。

司马错率“巴蜀众十万，大舶船万艘，米六百万斛，浮江伐楚”（注：《华阳国志》卷三引《蜀王本纪》。

）。

武帝将伐闽越，“会天暑多雨，楼船卒水居击棹，未战而疾死者过半”（注：《史记》卷三十《平准书》，《汉书》卷二十四《食货志》，《汉书》卷六《武帝纪》。

）。

又武帝平定南越反叛时，“因南方楼船卒二十余万人击南越”。

可见，秦汉的楼船士，不仅遍布南方各地，而且实力也较雄厚。

江南“多楼船”，这是一大地域特色。

在陶瓷制造业方面，江南人民不但保持着自己的优秀传统，并在釉陶方面进一步创新。

与北方釉陶所施的“铅釉”不同，在南方各地发现的各种硬陶上往往有一层薄薄的釉，其成分可能是（氧化硫），颜色很浅，或黄或绿，烧成温度甚高，属于青釉系统（注：王仲殊：《汉代考古学概说》，中华书局1984年版。

）。

这种硬质釉陶主要流行在江南地区，可说是一种由原始青瓷向成熟青瓷过渡的制品。

佳者胎质坚致细密，色灰白，似为瓷土所制。

一般产品的胎料均不及原始瓷，但与中原地区常见的低温铅釉陶器断然有别。

根据西汉墓葬的发掘资料，这种带釉陶制品数量约占全部随葬品的一半以上，浙江地区尤多，开始显露出浙江陶瓷的地位和特色（注：《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949-1979)，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

）。

在江苏盐城（注：《江苏盐城三羊墩汉墓清理报告》，《考古》1964年第8期。

）、扬州东风砖瓦厂（注：《扬州东风砖瓦厂汉代木椁墓群》，《考古》1980年第5期。

）、江西等地都有这种青釉产品的出土。

从瓷器器型比较，福建崇安汉城遗址发掘的“闽越式”陶器，器形有匏壶、瓿、提桶、瓮、罐、钵、小盒等，均为中原和北方地区完全不见或罕见（注：林中干：《论福建地区出土的汉代陶器》，《考古》1987年第1期。

）。

地方色彩浓厚，与西汉“南越式”陶器形制作风大多一致。

浙江是我国瓷器的著名发源地。

其各窑所产的青瓷，胎质细腻，呈现灰白色，完全烧结，不吸水，击之有铿锵声。

釉呈现青黄、淡黄、纯青等色，色泽淡雅。

部分黑瓷，色黑如漆，釉面闪光，十分优美。

说明浙江地区生产的瓷器有其独到之处。

据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对上虞小仙坛窑址的瓷胎和窑址附近的瓷石进行的化学分析，它们的化学成分十分接近（注：郭演仪、王寿英、陈尧成：《中国历代南北方青瓷的研究》，《硅酸盐学报》第八卷第3期，1980年。

），说明小仙坛瓷窑是就地取材的。

汉代瓷器由于胎釉原料中铁、钛氧化物含量较低，所以胎色比两晋时的越瓷白，釉色纯青，不发灰。

从考古发掘的材料来看，中原地区和江南地区的铜器也有着不同的风格。

属于中原地区的造型庄重浑厚，加以错金银等，显得富丽堂皇，典雅大方。

铜器上的动物图案，粗犷有力，体态矫健，有着浓厚的北方草原的气息；而南方铜器的纹饰以阴刻为主，给人以特别细腻的感觉，仿佛置身于我国南方山明水秀的自然景色之中。

如江、浙、皖、湘、粤等地的铜器制造比较发达，青铜器如釜、甑、壶、奁、博山炉等，在东汉统治阶级墓葬中不断出土；长沙月亮山、衡阳蒋家山出土的青铜器皿中，有的铜瓶、博山炉、奁上刻满了细密的花纹，常见的是姿态活泼的长龙。

·在江苏丹阳城北6公里的宗头山东汉墓出土的铜器有壶、洗、双鱼盘、灶、镜、带钩等，其中一枚鎏金铜带钩，钩身阴刻云龙纹，钩颈刻一龙首（注：李发林：《战国秦汉考古》，山东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

在湖南长沙西汉后期墓中的一件镀金的铜酒樽，自器身到器盖，全部镂刻着细线流云纹，纹样细致、流畅，很像漆器上的花纹（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沙发掘报告》第112页，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

），铜器上镂刻花纹的工艺，在战国时代已经出现，到汉代又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而且主要流行在江南地区。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自西汉中期以来，汉代铜镜的样式是全国统一的，但东汉中期以后的“禅兽镜”和“画像镜”却首先是在长江流域开始兴起。

根据日本出土的许多铜镜的铭文，当时洛阳的制镜技术是最有名的，但会稽郡（浙江省绍兴）的技师也可以与洛阳的技师相比。

浙江绍兴的铜器制造业在东汉晚期颇为发达，这里是浮雕式花纹铜镜的制作地点。

总之，在东汉的中后期，江南的会稽郡无疑也已成为制作铜镜的一个中心了。

另外，湖北鄂城应是仅次于会稽的另一制镜中心。

这里所产的武昌镜非常有名。

其图像布局和浮雕作风与绍兴镜极为相似。

如在荆门县文化馆见到的两面出自当地的神人龙虎画像镜。

其中一镜径16厘米，钮座外带方格，无铭；另一镜径18.6厘米，铭为“袁氏乍竟真大巧，东王公，西王母，青龙在左，白虎居右，山人子乔、赤踊子，千秋万岁不知老，渴饮玉泉饥食枣。

”从画像镜推测武昌的铸镜业曾从会稽移入了非常精致的神人画像镜工艺，虽有一点自身的特点，但基本风格却是一致的（注：湖北省博物馆、鄂州市博物馆：《鄂城汉三国六朝铜镜》，文物出版社。

）。

这两地制镜风格较一致，但与陕西等地的同类镜子相比，则差别明显。

如武昌镜是以浮雕式的半圆方枚乳神兽镜和重列神兽镜为其主要内容。

在陕西西安、乾县出土的半圆方枚乳神兽镜和重列神兽镜，其神人和怪兽的形态就比较呆滞；而且，外缘上流行的那周流云纹类似于后代的忍冬纹，与会稽镜、武昌镜中的云纹带都不相同（注：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陕西省出土铜镜》图75-78，文物出版社1959年版。

）；在绍兴的一面非常精致的中平四年半圆方枚乳神兽镜上（《浙江》图28）的边缘上，出现了一种往往有羽人操舟、奔龙、飞凤、走兽等生动图像组成的画纹带。

这种画纹带汉末起源于会稽，东吴时武昌镜也采用，并常用在非常讲究的镜子上；前述陕西等地的两种神兽镜，则又表明这种画纹带也影响到了中原地区，只是其外缘内常见的一道动物画纹带并不如东吴的画纹带那样生动。

故武昌镜的工艺传统和会稽镜属于同一个系统而与中原之镜的风格不同（注：湖北省博物馆、鄂州市博物馆：《鄂城汉三国六朝铜镜》，文物出版社。

）。

在汉代铜镜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透光镜”，透光镜又称日光镜，其镜面的光亮，在阳光和聚光灯的照射下，可在墙上反映出它背面的铭文和图像，西方人誉称“魔镜”。

在江西樟树的汉墓中，就出土了一块“透光镜”。

“向日观之，背文之影悉现于素壁。

”这种制镜技术，是冶金史上的光辉成就。

这块“透光镜”的出土，说明江西在汉代的冶铜铸镜技术处在全国的前列（注：刘良群：《论汉代江西经济的发展》，《江西社会科学》199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