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商鞅的愚民思想

试论商鞅的愚民思想试论商鞅的愚民思想本文摘自《大学学报（社科版）》作者:徐奇堂商鞅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改革家，他在国实行的变法，使国走上了富国强兵的道路，为的统一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因此，长期以来，商鞅变法一直受到了人们的重视。

但是，在学术界，人们在研究商鞅变法对中国历史发展进程所带来的影响时，往往偏重于分析变法中所实施的某些具体措施的得失，而忽视了隐藏在这些措施背后、并与其息息相联的、且同样是其变法容的政治主——愚民思想。

事实上，商鞅的愚民思想与商鞅变法这一历史事件本身一样，对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思想文化都产生过长远而又深刻的影响，应当引起学术界的重视。

本文拟就对商鞅提出愚民思想的动机和目的、商鞅愚民思想的具体容、以及其对汉时期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和策略所产生的影响等方面的问题，作些初步的探讨。

一、商鞅提出愚民思想的动机和目的春秋战国时期，是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社会大变革时代，与时代的政治形势相适应，这时在学术上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

针对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以及各国的政治弊端，当时一些有作为的政治家、思想家就如何治理国家、统治人民等问题提出了许多主和看法，“愚民”这一政治观点就是其中之一。

在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中，较早提出“愚民”观点的是老庄和管仲。

老子曾公开倡言要用愚民政策来窒息人民的反抗思想和麻痹人民的斗志，他说“古之善为治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

民之难治，以其智多。

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注:《道德经·六十五章》），他极力反对开发民智，要求从精神上、物质上杜绝一切能够激发民智和引起争端的措施。

庄子则更是将老子的观点绝对化，他主取消一切制度、规和文化，认为只有“绝圣弃智”（注:《庄子·去箧》）社会才能安宁。

管子也认为“君明、相信、五官肃、士廉、农愚、商工愿，则上下相体，而外别也。

”（注:《管子·君臣》）因此“昔者圣人之治人也，不贵其人博学也，欲其人知和同以听令也。

”（注:《管子·法禁》）他主“圣君任法而不任智，任数而不任说。

”（注:《管子·任法》）其后，许多学派特别是法家的代表人物，如悝、吴起、申不害、慎到等人，都在各自的学说中或多或少地流露出愚民的主。

但我认为，在春秋战国诸子中，商鞅和非子的愚是最明确、最有系统的，对后世的影响也是最大的，而非子的愚民思想实际上是对商鞅愚民思想的继承和进一步发挥，因此商鞅的愚民思想在先诸子愚民思潮中居于承上启下的地位，具有特殊的意义。

那么，商鞅为何要极力主愚民之治呢？我们知道，作为新兴地主阶级代表的商鞅，在国实行变法的目的是为了帮助国富国强兵、完成统一大业，从这方面来讲，它是符合当时历史发展潮流的，也是与广大人民的愿望是一致的。

但是，在当时，国家机器是被统治阶级所掌握的，是统治阶级用来镇压劳动人民的工具。

因此，国家与人民的利益，从根本上讲，不是也不可能是完全一致的，而在较大程度上只能是对立的。

商鞅也充分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他认为:“民强国弱，民弱国强”（注:《商君书·弱民》），要想国家富强，就必须削弱人民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削减人民的抗异实力。

不仅如此，商鞅还认为，一个君主，要想控制天下、战胜敌国、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首先必须制服自己境的平民。

所以他说:“昔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者也；能胜强敌，必先制其民者也。

”（注:《商君书·画策》）“故有国之道，务在弱民。

”（注:《商君书·弱民》）而弱民的根本手段则是使民“朴”，也就是愚民。

他认为，人民“朴则弱，淫则强；弱则轨，淫则越志；弱则有用，越志则强。

”（注:《商君书·弱民》）只有使广大人民愚昧无知、朴实忠厚，人民才不易结成强大的力量来对抗国家和君主，而只能是老老实实地听从统治阶级的任意摆布，这样国家就会容易治理，君主的地位也就会更加牢固。

另一方面，在商鞅所处的时代，国家的头等大事莫过于农业和战争，农业的发展是国家富强的根本途径，赢得战争的胜利则是战胜敌国最有效的手段，因此在商鞅变法的各项容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重农战，而其它的容和措施都是围绕着这一容展开的，是为它服务的。

所以，能否使广大人民重视农战，也就成为了商鞅变法能否成功的关键所在，正因如此，商鞅说道:“圣人治国之要，故令民归心于农。

”（注:《商君书·垦令》）为了使人民能够集中精力专心农战，商鞅认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否使人民愚昧无知。

在他看来:“愚农不知、不好学问则疾务农。

”（注:《商君书·垦令》）一旦平民愚昧敦厚，他们就不会崇尚学问，不会被其智巧所迷惑，就会专心致志地按照君主的意志从事农战。

所以，商鞅提出的愚民思想是与其最重要的变法容——重农战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其目的是要人民摈弃杂念、归心于农战。

由上可知，商鞅之所以提出愚民的主，无非就是为了使君主能够更好地统治和驱使人民，使人民专心从事农战，从而达到富国强兵、无敌于天下的目的。

在《商君书·定分篇》中，商鞅指出:“民愚则易治也”，此一语，就直截了当地道出了他积极推行愚民之治的真谛所在。

二、商鞅愚民思想的容及其实现愚民的具体措施在商鞅变法的各项容中，无处不体现出其愚民之治的思想，因此，商鞅愚民思想的容是与商鞅变法中的各项措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商鞅愚民思想的容及其实现愚民的具体措施，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一、去礼乐，尚法治。

在儒家学派看来，礼乐是立国、治国的根本，所以孔子虽然生当“礼坏乐崩”的春秋末期，但仍向往西周的礼乐制度，主“为国以礼”（注:《论语·先进》）的“礼治”；战国时期的荀子虽重视“法治”，但他把礼的地位抬得更高，提出了“治之经，礼与刑”（注:《荀子·成相》），既隆礼又重法的主。

商鞅的礼法观却完全不同于儒家，他认为“礼治”并不能达到使人们归心于农战的目的，而只会使人们更加巧伪、更加轻视法制，因此礼乐与法治是绝对对立的，所以靠德治是不可能治理好国家的，而必须将法制放在首位，加重刑罚，依法去民之巧伪智谀。

他说:“重刑而连其罪，则褊急之民不斗，狠刚之民不讼，怠惰之民不游，费资之民不作，巧谀恶心之民无变也。

”（注:《商君书·垦令》）主除去礼乐，通过以重刑的手段来压抑人们的智慧、禁锢人们的头脑，使他们顺服于君主的淫威，俯首听命于君王。

为了使君主和上层统治者更加清楚和了解他的这一主，商鞅还从历史的观点阐述了去礼乐、尚法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据《商君书·更法》和《史记·商君列传》记载，商鞅在国变法前夕曾同国的贵族代表甘龙、杜挚等就要不要“变法”、“更礼”等问题展开过一场辩论。

甘龙认为，“圣人不易名而教，智者不变法而治。

因民而教，不劳而成功；缘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之。

”杜挚也说:“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

法古无过，循礼无邪。

”（注:《史记·商君列传》）而商鞅则认为，人类社会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治理国家的指导思想也应该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加以改变，既不能复古，也不能保守。

因此，他反驳说:“三代不同礼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

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贤者更礼，不肖者拘焉。

”“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

故汤、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礼而王。

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

”（注:《史记·商君列传》）商鞅将人类以来的历史划分为“上世”、“中世”、“下世”和“今世”四个阶段，他认为在不同的阶段，社会形势和社会风气都不同，因而作为君主，在制定政策和法令时就不能效法古代、保守现状。

在他看来，由于古时的民风厚朴，所以古时的君王“因事而制礼”，以德权就可以治理好天下，因此礼乐是当时的治国之本。

而今世则是强国事兼并，弱国务力守，民风巧伪。

在这种形势下，诸侯国君要想维持自己的统治和取得兼并战争的胜利，就必须壮大国家的力量，实行“以力服人”的“霸道”，而不能像儒家那样讲什么“以德服人”的“王道”，不能以礼乐治国，而应以法制来治国。

所以他说:“古之民朴以厚，今之民巧以伪。

故效于古者，先德而治；效于今者，前刑而法。

”（注:《商君书·开塞》）二、禁《诗》《书》，贱学问。

与儒家将《诗》《书》作为治国经典不同，商鞅认为《诗》《书》对于国家有百害而无一益，其唯一的作用就是扰乱、蛊惑民心，增长人们的智巧和力量，破坏国家法令制度的推行。

因此，他将礼、乐、《诗》、《书》列于国家“六虱”之首，是“亡国之俗”（注:《商君书·靳令》）。

他认为，一个国家如果好用《诗》《书》，人们就会把精力放在学习《诗》《书》上，最终必定会导致“上无使战，必贫至削”（注:《商君书·靳令》）的局面；相反，如果不用《诗》《书》，则“敌不敢至，虽至必却；兴兵而伐必取，按兵不伐必富”（注:《商君书·去强》），并且还会起到“民泽毕农，则国富”（注:《商君书·去强》）的效果。

如前所述，商鞅之所以提出愚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想通过它来达到弱民的目的。

在商鞅的心目中，人民“淫”是其所以强的重要原因，而他所说的“淫”就是指人们好学问、有知识、用智巧。

关于这一点，商鞅在《商君书·外篇》中，是讲得较清楚的，他说:“奚为淫道？为辩智者贵、游宦者任，文学私名显之谓也。

”因此，为了弱民，就必须禁《诗》《书》、废学问，他认为“国去言民则朴，民朴则不淫”，（注:《商君书·农战》）只有这样，才能禁除人民的智巧，更好地削弱人民的抗异力量，增强国家的实力，达到“国必无敌”的效果。

那么，怎样才能使人们轻视学问、废弃《诗》《书》呢？商鞅认为，仅靠国家明令强制燔烧《诗》《书》是不够的，还必须要采取一些相应的策略和手段，让人们自觉地、心甘情愿地鄙视学问。

为此商鞅提出:“无以外权爵任与官，则民不贵学问，又不贱农。

民不贵学则愚，愚则无外交，无外交则勉农不偷；民不贱农则国家不殆。

国家不殆，勉农而不偷，则草必垦矣。

”（注:《商君书·垦令》）同时他还提出禁止儒生、大臣、诸大夫游学、游仕，闭塞人们获得知识和信息的途径，尽可能地让人民愚昧无知、不好学问，使他们专心务农。

他说:“国之大臣、诸大夫，博闻、辩慧、游居之事皆无得为，无得居游于百县，则农民无所闻变、见方。

农民无所闻变、见方，则智农无从离其故事，而愚农不知，不好学问。

愚农不知，不好学问，则务疾农；智农无从离其故事，则草必垦矣。

”（注:《商君书·垦令》）三、废好恶、去享乐。

商鞅根据其重视农战、弱民强国这一思想，进一步提出了要反对人们有所好恶的主，因为在他看来，“政民之所恶，民弱；政民之所乐，民强。

民弱国强，民强国弱。

故民之所乐，民强；民强而强之，兵重弱。

民之所乐，民强；民强而弱之，兵重强。

”（注:《商君书·弱民》）人们一旦有好恶享乐之心，就必定会产生忧虑、思考，而人们在忧虑思考过程中，就必定会产生邪乱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