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额贷款发展分析

小额贷款发展分析一、“小额贷款”的背景及价值（一）“小额贷款”发展的背景20世纪70年代初期，许多发展中国家政府开始把“消除贫困”作为构建包容社会的国家战略。

一些政府机构或民间组织开始探索各种消除贫困的可能方式。

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不约而同的看到了信贷在这个领域的积极作用，纷纷提出了各种旨在扶助民间经济和贫困群体的信贷模式，如南亚的印度模式、东协的印尼和菲律宾模式、非洲的南非模式、南美的巴西和秘鲁模式等等。

其中尤其著名的是，在因极度贫穷而被视为“第五世界”和“国际残疾儿”的孟加拉，优努斯先生1976年创办了全球第一家只向穷人发放贷款的民间银行——格莱美乡村银行。

在经历了大量探索，突破了来自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发展机制乃至民间风俗等诸多障碍后，他提出了“小额贷款”模式，开创了一条帮助乡村贫困群体摆脱贫困的道路。

随着“小额贷款”在孟加拉广大乡村的活跃和扩展，到2006年，该国乡村地区已近1/3的贫困村民受惠于“小额贷款”，其中近1/3的群体走上了脱贫之路。

如此辉煌的业绩，使“小额贷款”从各种脱贫模式中脱颖而出，得到全球的瞩目。

对那些正致力于推进本国反贫困运动的政府机构、社会组织以及民间人士而言，“小额贷款”辉煌业绩背后包含的是一系列全新的理念、组织和操作方式，如自助小组和中心会议等。

这些新生事物吸引了大量的崇拜者争相前往探究，以至一个时期出现了在通往孟加拉格莱美银行总部的道路上拜访者车水马龙的景象。

（二）发展“小额贷款”的价值1.“小额贷款”提出并实践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帮助穷人摆脱贫困的方法。

“小额贷款”的操作模式是在其长期探索、不断创新中逐步成型的。

这个模式的核心是自助小组（SHG）和会议中心制度。

按照这个模式的要求：获得“小额贷款”的村民的家庭财产必须低于规定标准。

这些贫困村民不用提供抵押或担保、也不用提供以往的资信资料，但是必须加入一个5～6人的自助小组（SHG），每7～8个小组组成一个会议中心。

自助小组和会议中心的功能是在银行职员的主持下，组织全体小组成员对贷款的申请、使用和偿还实行自我管理、彼此帮助和相互监督。

通过这种机制设计，“小额贷款”模式解决了贷款发放中“信息不对称”、“抵押担保”、“道德风险”等一系列难题，从而为向穷人提供持续的贷款帮助，并保证金融机构自身的资金安全排除了障碍。

近些年，随着消除贫困工作向边远乡村和底层群体延伸，消除贫困的边际成本逐步上升，为此“小额贷款”模式进一步引进“银行资金、中介组织、穷人智慧”相结合的新模式以丰富其原有内容。

这个新模式的核心是金融机构利用民间组织的各种专业知识对乡村底层群体进行辅导，以唤起这个群体的潜在智慧和能力，使他们能够自我管理。

在此基础上，银行通过这些组织或者自己直接向已经具备自我管理能力的底层群体发放小额贷款。

2.“小额贷款”提出了一系列有重要借鉴意义的发展理念及发展方式。

按照“trick-down”理论的观点，当社会资源被注入城市上层群体并导致其收入增加时，其效应会向下波动，带动下层民众收入的普遍增加。

然而，实际的发展进程似乎并不是这样的。

一个明显的例证就是与这种发展相伴而生的城乡两极分化以及由此带来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的现象。

“小额贷款”实践的是一种与改善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发展理念和方式。

在理论上，他信奉的是一种与“trick-down”截然相反的，被称之为“trick-up”的发展理论。

按照这种理论观点，当更多的资源被用于社会底层群体并使其收入增加时，其效应会向上传递，给中上层群体带来利益。

在实践上，这种发展方式确实有利于将整个社会带上一种和谐发展的轨道。

比如，当大量底层群体的收入提高后，其消费能力也会相应提高，从而带动国家相关产业更有力发展。

特别重要的是，村民们由此形成了一种自我管理、相互协调的氛围。

在这种氛围中，村民们不仅开阔了眼界、增加了技能，还培育了主人意识、责任意识等。

这些都为村民基本素质的普遍提高，公民社会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二、“小额贷款”不断拓展的启示1.“小额贷款”就如何利用信贷在乡村中开展反贫困活动提出了一系列全新的理念。

这些理念确定了他的行动方向和方式。

“小额贷款”的反贫困理念产生于对乡村底层群体的广泛考察和深刻认识，是构成其操作模式的基础，其实也是解释“小额贷款”如何运行，为什么成功的答案所在。

在如何看待信贷方面。

“小额贷款”认为，信贷并不存在排斥穷人的天然属性，只是人为的制度设计，如民间金融组织的“禁入”、信贷的抵押制度等才造成了这种不平等。

信贷应该是人的基本权利。

但是，“小额贷款”并不认同有些持有类似观点的人士把“信贷”当做慈善的工具。

它认为以“信贷”的名义做慈善不仅帮不了穷人，反而会毁了他们。

只有把穷人当做银行的客户，坚持还本付息的商业化运作原则，才可能把消除贫困的事业越做越大。

在如何看待穷人方面。

长期以来，有关穷人智慧、贫困原因的话题基本由一些习惯认识主导。

决策者和银行家们看不到穷人的智慧，不相信他们有能力解放自己。

因此，决策者们更愿意以“施舍”的方式解决贫困问题，银行家们则在穷人的“抵押”、“担保”问题面前一筹莫展，他们都始终没有找到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的钥匙。

“小额贷款”的创始人以自己的生活经历以及通过对孟加拉乡村广泛而深入考察，看到了乡村底层群体，特别是穷人妇女与贫困抗争的大量事例，透过这些事例，进一步看到了潜藏在这个群体身上的智慧和潜能。

“小额贷款”从这些考察得出两个基本结论：首先，信贷是一个帮助穷人摆脱贫困的有效的工具，其次，在这个群体中完全能够营造一种良性的信贷氛围。

这些理念的核心是“相信和依靠群众”。

在这些理念指导下，如上所述，“小额贷款”将乡村最贫困的群体视为自己的基本客户，并在乡村地区建立了相应的组织体系及运行模式。

2.“小额贷款”就如何发挥民间力量解决贫困等社会问题展示了一条有效的道路。

20世纪70年代以后，很多国家政府意识到了单纯由行政力量解决贫困等社会问题的局限性，开始了开放民间力量参与到各项社会事业的建设和管理中来的改革尝试。

在这一改革过程中，作为开放产物的“小额贷款”，以自己的成功实践展示了开放民间力量解决社会问题的必要条件和可行性，并为此提供了具体的范例和经验。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随着孟加拉反贫困活动向更边远地区和底层群体的延伸，消除贫困的边际成本逐步提高。

对此，“小额贷款”的对策是在坚持“开放办金融”的方向上，更广泛的吸引民间力量，如小型金融组织、非政府组织、培训机构、公益机构、志愿者组织等参加进来，发挥他们各自的优势。

为此，它汲取印度的经验，针对边远乡村底层群体“闭塞”、“落后”的情况，采取了将“穷人的集体智慧、中介的组织能力、银行的信贷资金”密切结合的操作模式。

在实施中，这种模式因地制宜主要形成了三种操作方式：（1）村民自助小组由银行组织，并由银行向小组成员提供贷款；（2）村民自助小组由民间机构组织，然后由银行直接向小组成员提供贷款；（3）村民自助小组由民间机构组织，银行通过民间机构向小组成员提供贷款。

进入新世纪，“小额贷款”为了支持本国及全球反贫困活动的深入发展，开始将吸引民资、民智和民力的眼界扩展至全球。

比如，为了帮助各国小型金融组织引入更多的信贷资金，“小额贷款”发起了通过专门设计的担保机制，将发达国家上层社会的闲置资金引入到发展中国家消除社会贫困的运动中来的活动。

3.“小额贷款”对传统金融体系的“垄断”性提出挑战。

发展中国家的金融结构基本上是“扁平”状的，即金融机构都是清一色由政府掌控的大型银行组成，社会的信贷资源由这些大型银行掌控。

这种单一层次的金融结构适应了高度“集中”体制下的经济运行。

但是随着市场主体多元化，民间经济对金融服务需求在规模和质量上都不断提升。

当这些需求无法从“正规”的金融结构那里得到满足时，他们就只能求助于高利贷组织。

在这种矛盾背景下，一批像格莱美银行这样的民营金融组织以“敢为天下先”的精神率先试水。

民营金融组织的进入改善了传统的金融结构，将其由单主体、单层次的“扁平”状转变为多主体、多层次的“圆锥”状，从而能够提供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金融服务。

这些民营金融组织的进入，还将竞争、效率、创新等要素带入传统金融结构中，对迂腐、低效的传统银行体系产生冲击。

在此背景下，大型银行不得不开始改革，开始向以往不屑一顾的低端群体拓展市场。

多层次金融结构逐步形成。

4.“小额贷款”对传统银行业务模式的“封闭”性提出挑战。

传统银行开展的是“正规”业务，业务对象以高端大型客户为主，客户提供抵押或担保，银行提供贷款，双方的交易关系非常单纯。

但是，“小额贷款”的客户来自乡村底层群体，他们没有抵押资产，也没有合格担保。

要在如此简陋的条件下，在帮助底层群体摆脱贫困的同时，又保证自身的生存发展，就必须对传统的信贷模式进行“脱胎换骨”式的革新。

“小额贷款”为此在信贷业务的各个环节上进行了全面创新。

在业务环节上，“小额贷款”通过自助小组和会议中心等机制设计，将穷人客户们组织起来，通过彼此的监督和合作，解决了贷款发放的合理性和归还的及时性问题。

为了保证银行职员及其业务活动与当地村民的密切联系，“小额贷款”在网点选址、职员选聘、管理制度等环节上采取一系列相应措施，如将网点布局于村庄中，网点内外建筑布局尽力通俗，网点职员从当地村民中选聘，职员要对当地村民的成长历史建立详细档案等等。

在日常工作中，网点职员与村民保持着经常性的接触。

如每周的工作安排是：周六到周三上午参加当地村民自助小组周例会，下午走访村民或处理信贷业务，周四处理网点的财务事物，周五为穆斯林假日。

这些年，“小额贷款”还根据乡村经济发展的需要，利用自己的网点、人才及信息优势将信贷业务进一步向市场中介服务领域拓展，如协助乡村手工业开拓海外市场，协助政府在乡村地区开展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等。

显然，“小额贷款”的上述业务模式是那些传统大银行所不屑也无法开展的，但是，正是这种与当地村民日常生活和经济活动融为一体的全新的信贷模式，使“小额贷款”解决了这些大银行难以解决的穷人贷款的“抵押”、“担保”等一系列难题，为可持续的向乡村向底层群体提供贷款帮助创造了条件。

三、发展民间金融的几点启示1.解决贫困等社会问题，需要全面开放民资、民智和民力。

解决贫困等社会问题，需要全面开放民资、民智和民力是许多发展中国家在消除贫困、推进社会进步过程历经曲折之后得到的普遍认识。

20世纪50年代起，发展中国家陆续独立，纷纷开始把消除贫困、推进社会进步作为国家战略。

最初，决策者期望通过官方力量解决这些问题。

在金融领域，政府主要依靠和发动国有银行去向乡村民间经济提供贷款等金融服务、为此投入了大量社会资源，比如贴息、减税，甚至动用财政资金为银行提供资金支持等。

但是经过一番努力之后，这些政策不仅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反而将银行体系拖入呆坏账的旋涡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