脾胃学说

脾胃学说

祖国医学认为脾胃为后天之本，是人体十分重要的脏腑，共营受纳与运化的功能，胃主受纳水谷，有“水谷之海”之称，是津液、宗气、糟粕所出之处，是气血的根源，又称“气血之海”；有津液气血才能灌溉五脏六腑而生荣卫，故又称“十二经之海”，“五脏六腑之海”；但水谷入胃，其精微之气全靠脾的运化，故胃腑同属于脾脏。脏腑学说中有关脾胃的论述内容丰富，是祖国医学的重要遗产之一。

一、理论探讨

（一）脾胃学说源流梳理

1、脾胃学说渊源于《内经》

《内经》除对脾胃的解剖有粗略的记述外，对于脾胃的生理功能、病因病机、证候诊断治疗均作了多方面的论述，从而奠定了脾胃学说的基础。对脾胃病的病因作了多方面的论述：

生理功能：《内经》对脾胃功能的论述散见于各篇，但从总体上肯定了脾胃在人体的重要性，在整体上强调脾胃是一个功能系统主肌肉与四肢，开窍于口，其荣在唇，在志为思，连结的经络为足太阴与足阳明；同时通过脾胃的气、味、声、畜等建立与外界的联系，具体图示如下：

脾与胃分属一脏一腑，共营受纳与运化的功能。《内经》论运化的过程，大略如下表： 脾

胃

然而《内经》有些论述，看来较难理解，特别是与外界联系的部分。在脏象学说中，的确有其牵强附会的地方，要逐步加以扬弃。但《内经》把人体看成一个整体，并将脾胃建立在脏腑经络系统中，这个观点已在医疗实践中反复证明确实行之有效。人与自然界的联系，从机体内外环境统一的观点来看，也是合于辩证法的。至于其中有不尽不实之处，则可以批判地继承。《内经》论脾胃不止于此，但这是中医脾胃学说的基础。

病因方面，在六淫病因中特别突出风湿二邪伤脾而致病，如《素问·气交变大沦》说：“岁木太过，风气流行，脾土受邪，民病飧泄，食减，体重烦冤，肠鸣，腹支满”，又如“湿伤脾，牌恶湿”，“湿胜则濡泄”，“诸湿肿满，皆属于睥”等；七情方面,特别突出“思伤脾”、“怒伤肝”致伤脾胃的病变；饮食方面，特别指出“饮食自倍，肠胃乃伤”，“甘伤脾”，“多食酸则肉胝月刍而唇揭”。又说：“有病口甘者，名曰脾瘅，此肥甘所发也”，“膏粱之变，足生大丁”。主张饮食有节，甘淡茹养。劳逸方面，指出“劳则气耗”，“烦劳则张”，“有所劳倦，形气衰少，谷气不成，起居不节，用力过度”，可致“肠胃之络伤则血溢于肠外”。外伤方面，击仆造成“恶血留内”，也能伤脾。

辨证方面，脾胃病变的寒热虚实，《内经》也有简明扼要的记载。脾胃的证候，包括有脾病色黄，口味变化，唇舌异常，腹胀、腹痛，肠鸣腹泄，呕吐，呃逆，噫哕，痰涎等。脾胃病的脉象也有不少记载。认为辨别脉象之有无胃气，是诊脉的关键。

治疗方面，《内经》以五行学说为指导，根据药物的气味制胜来指导治疗。如云：“脾欲缓，急食甘以缓之，用苦泻之，用甘补之”，“甘入脾”，“淡入胃”，“欲令脾实……宜甘宜淡”，“脾苦湿，急食苦以燥之”。《灵枢·邪气藏府病形》指出：“诸小(脉)者，阴阳形气俱不足，勿取以针而调以甘药也”。同时又用针灸进行治疗，提出“治藏者，治其俞，治府者，治其合”的针刺原则。

2、脾胃学说孕育于仲景

张仲景在《金匱要略》提出：“四季脾旺不受邪”之说，含有预防思想。又根据传统的五脏相互关系，强调了“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以治未病之脏，重申了《难经·七十七难》治未病的观点，又补充了未病防传的内容，这些观点对后世脾胃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治疗上提出了温补脾胃、滋养胃阴、顾护胃气的治法，并且都创立了相应的方药。温补脾胃方如附子粳米汤、大建中汤等；滋养胃阴方如白虎加人参汤、竹叶石膏汤等；顾护胃气方如十枣汤中之大枣即是。还有健胃和营之桂枝汤，健中补虚之小建中汤，温脾理中之理中汤，润脾泻胃之麻子仁丸等，均体现了张仲景治疗脾胃病的学术思想。有学者研究《伤寒论》中113方，发现用药93味中，有四分之三涉及脾胃，用甘草70方，大枣40方，人参22方、茯苓15方、白术10方；而《金匮要略》方中则用甘草88方、大枣43方、茯苓30方、人参29方、白术25方。

3、脾胃学说形成于金元

唐代孙思邈在《千金要方·卷二十五》中提到脾脏与胃腑病证的诊断及分型并有相应处方治疗，如脾脏病有脾实热、脾胃俱实、脾虚冷、脾胃俱虚、脾劳；胃腑病有胃实热、胃虚冷等病证。宋代，钱乙从小儿生理病理特点出发，深入阐明了小儿脾胃的生理与病理，提出了切合临床实际的理论指导原则，奠定了小儿脾胃学说的基础。指出辨小儿脾胃病证，以虚实为纲，统括寒热诸证，并指出论治小儿脾胃病应从四个方面着眼。一是先攻下，后和胃；二是先补脾，后攻下；三是明“母子”，论补泻；四是随时令，择方药。钱氏的这种思想已经渗透在李杲的脾胃学说之中。南宋陈自明治疗妇科病时重视脾胃，认为“妇人以血为根本”，“但助胃壮气，则荣血生而经自行”。月经不通，由损伤肝脾而致者，“但资其化源，其经自通”；若脾气虚弱，不能制水，变为肿满者，“当益其津液，大补脾胃，亦可保生”，若暴崩下血不止，“大法当调补脾胃为主”。

张元素对于脾胃虚实病证的治疗有着比较系统、完整的方法。如他提出：土实泻之，方法有泻子、涌吐、攻下；土虚补之，方法有补母、补气、补血；本湿除之，方法有燥中宫、洁净府；标湿渗之，主要是开鬼门；胃实泻之，主要是泻湿热、饮食；胃虚补之，补胃气以胜湿热、寒湿；本热寒之，主要是降火；标热解之，主要是解肌，等等。这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张氏根据脾喜温运，胃宜润降之特点，分别确定了治脾宜守、宜补、宜升；治胃宜和、宜攻、宜降等治则，这是深得治疗脾胃病之奥旨的。其弟子李杲，在《内经》理论指导下，在继承张元素学术思想的基础上，独对脾胃学说加以阐发，先后著成《脾胃论》、《内外伤辨惑论》、《兰室秘藏》等，全面系统阐述了脾胃的生理、病理，提出脾胃为元气之本，为升降之枢，脾胃内伤则百病由生的观点。并把脾胃升降失常、气火失调作为内伤脾胃病的主要病机。在诊断方面，提出内伤与外感病的主要鉴别诊断，在治疗方面，提出益气泻火、升清降浊是脾胃内伤病的治疗大法，并创立了补中益气汤、升阳益胃汤、升阳散火汤等著名方剂，使脾胃学说的内容大大丰富，故后人称其为补土派的宗师。可以认为，脾胃学说发展到李杲时，已经基本形成。

4、脾胃学说发展于明清

金元以后诸家对脾胃学说的发挥，可谓百家争鸣，学术繁荣。在脾胃阴阳属性认识上，万密斋、缪希雍、唐容川等医家继李东垣侧重脾阳的基础上，根据“万物负阴中抱阳”之理，进而分析脾胃各有阴阳，重点发挥了脾阴学说，补充了东垣之所未备。如万密斋在《养生四要》中指出：“受水谷之入而变化者，脾胃之阳也；散水谷之气成营卫者，脾之阴也”。简言之，是胃阳脾阳主运；胃阴脾阴主化。两者都以“体阴而用阳”，阴阳互相作用，才能使水谷腐化和运行。在脾胃与他脏关系认识上，李东垣强调内伤脾胃百病由生，重点论述了脾胃病而影响他脏。李东垣强调内伤脾胃百病由生，重点论述了脾胃病而影响他脏。如张景岳说：“如肝邪之犯脾者，肝脾俱实，单平肝气可也；肝强脾弱，舍肝而救脾可也。心邪之犯脾者，心火炽盛，清火可也；心火不足，补火以生脾可也。肺邪之犯脾者，肺气壅塞，当泄肺以苏脾之滞；肺气不足，当补肺以防脾之虚。肾邪之犯脾者，脾虚则水能反克，救脾为主；肾虚则启闭无权，壮肾为先。至若胃司受纳，脾主运化。若能纳而不化，此脾虚之兆易见，若既不能纳又不能运，此脾胃之气俱已大亏，即速用十全大补、六味回阳等剂尤恐不及，而尚欲以楂、苓、枳、术之类冀为脾胃之永赖乎?是以脾胃受伤，但使能去伤脾者，即俱是脾胃之药”，体现了他的调理治五脏即可以安脾胃之理。在脾胃病的治疗上，东垣重在补脾、益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