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合当前国际形势谈谈推动一带一路伟大战略构想的现实意义

东起长安（今西安）、西达罗马的古丝绸之路曾是维系中国与欧亚各国的重要贸易通道。

最早提出“丝绸之路”这一名称的是德国地貌地质学家李希霍芬（Richthofen,1833-1905），在其所著的《中国》中提出了这一概念。

历史上，中国将丝绸、瓷器、茶叶、漆器、竹器、铜铁、火药、金银器等源源不断传入西域、中亚与欧洲；同时，西方的葡萄、胡桃、石榴、苜蓿、香料、药材、胡椒、宝石、玻璃、骏马、狮子等等也大量传入中国。

除了陆上丝路，还有海上丝路之谓：即从中国东部和南部海港出发途径东南亚、西亚、非洲的海路，历史上著名的郑和下西洋就是海上丝绸之路奏响的中华文明曲。

无论是陆上丝路还是海上丝路,其存在的历史意义绝不仅仅于贸易的互通有无，更重要的是：在人类科技尚不发达的古代，海陆两条丝绸之路更是东西方、东西方文化相互传播的世界桥梁。

诞生于中国的四大发明（造纸术、印刷术、火药、指南针）为欧洲文明发展做出了贡献；印度的佛教、西方的基督教、中亚的伊斯兰教等也在中国落地开花。

李白诗句“葡萄美酒夜光杯”描绘了盛唐时多文化交融景象，欧洲贵族对中国瓷器的热爱更将中国称为“China”,非洲出土文物中中国物品的隆盛等等,所有这些历史景象向我们展现出古丝绸之路在促进东西方文明交融、中华文明走向中亚、欧洲、非洲的过程中起着非凡的历史意义。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欧亚大陆东西两端的文明交流、中国与非洲的历史交往、中国与印度、中国与东南亚、中国与中亚等的沟通传播，陆海两丝路贡献大焉！一定意义而言，丝绸之路促成了古代中国在世界中的领先地位，以及中华文明贡献世界文明的杰出成就。

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9、10月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强调要加强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

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对“一路一带”建设作了部署，要求积极推动相关重要项目建设。

推进“一路一带”建设，是党中央、国务院根据全球形势深刻变化，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对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形成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大深远的意义。

“一路一带”中，“一路”是从中国向欧亚大陆腹地及西部延展，“一带”是从中国向太平洋和印度洋延展，“一路”与“一带”对接，形同雄鹰展翅。

“一带一路”理念一旦变成现实，将构建起世界跨度最长、最具发展潜力的经济走廊。

它涵盖44亿人口，GDP规模达到21万亿美元，分别占世界的63%和29%。

该区域是世界经济最具活力的地区，沿途多为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多数国家后发优势强劲，发展空间大，处于上升期。

我国与该地区经贸合作密切，占我外贸1/4，近10年贸易年均增长达到19%。

为适应国际经济新格局的新变化，习近平主席提出“一路一带”的战略构想，不仅明确了对外开放的新路径，同时将成为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

这一跨越时空的宏伟构想，承接古今、连接中外，赋予古老丝绸之路崭新的时代内涵，被誉为是一个高瞻远瞩的战略构想、一条和平发展的共赢之路、一项脚踏实地的伟大事业。

因为，它既传承以团结互信、平等互利、包容互鉴、合作共赢为核心的古丝绸之路精神，又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21世纪时代潮流，将“中国梦”与“世界梦”进行有机地衔接，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和全球性影响力。

首先，巩固中国同中亚和东南亚的合作基础。

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理念是加强同中亚和东南亚国家的经贸合作，中国同、中亚及东南亚各国历史上有着共同的发展经历，文化相通，合作基础坚固。

中国新一轮的改革开放举措有利于通过共建“一路一带”丝绸之路形成对外开放新的增长点，所以关键是处理好中国与中亚及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发挥好上合组织和中国东盟自贸区在推动诸边合作中的积极作用，加强互联互通，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共同受益，打造好同西部邻邦及东南亚邻国的友好合作关系。

其次，逐步形成两个辐射作用。

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和丝绸之路经济带以中国加强与周边国家的合作为基础，可以逐步形成连接东欧、西亚和东南亚的交通运输网络，为相关国家经济发展和人员往来提供便利；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不仅可以巩固和发展我国同东南亚的经贸关系，同时可以逐步辐射到南亚和非洲等地区，扩大中国的影响力。

共建丝绸经济带的倡议之所以深受中亚各国的欢迎和赞同，因为在已有的上合组织框架下，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具有良好的基础。

同时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振兴势必会形成对阿拉伯和东欧国家的辐射作用，其结果有利于新的欧亚商贸通道和经济发展带的形成。

对中国来说，可以带动内陆沿边向西开放，相当于扩大西部的发展空间，有利于增强中国的影响力，可谓
一举多得。

第三，带动中西部加快改革开放。

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表明，开放所到之处，经济即进入活跃发展阶段。

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形成于2000年之后，同东部沿海相比起步较晚，必须加快对外开放。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推动内陆沿边开放的要求，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新的重要内容，只要加快推动和落实，将进一步激活内陆和沿边地区的经济发展活力，结合我国周边外交的发展重点，通过开放实现体制和机制的创新，全面提升内陆和沿边开放性经济水平。

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可以成为扩大中西部开放、打造中西部经济升级版的主引擎。

第四，促进东部地区的转型升级和对外投资。

东部地区经过30多年的率先对外开放，已形成了贸易驱动型的外向型增长模式。

目前企业面临着经济结构转型和海外投资加快发展的新阶段，加快同东南亚的互联互通，加快企业产品结构的升级至关重要。

东部省份应寻求与东南亚国家合作的新支点，加大经贸合作力度，以点带面，形成联动发展的新局面。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要实现与发展中国家合作模式的转变，创新合作模式，真正实现互利互惠。

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合作的传统模式是输出廉价消费品，获取能源矿产资源。

这种模式的潜力接近用尽，也越来越不受欢迎。

“一带一路”旨在打造我国改革发展和对外开放的升级版，以推销廉价商品和获取矿产资源为目标的模式也与之相悖。

以新模式取代旧模式并不是停止输出消费品和放弃开发海外矿产资源，而是通过增加新的内容，改变合作的形式和内涵。

新型合作模式应以推动“一带一路”沿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现代化为要义，这是我国与这些国家共同利益的真正契合点。

新型合作不仅符合对方国家的利益和需求，还将提升中国经济存在的形式，从以商品存在为主进入到实体经济，同时有助于改善我国的形象，提高我国的政治地位。

“一带一路”建设只有对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诉求作出回应，才会为这些国家所真正接受。

无疑，“一带一路”不仅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战略构想，更是沿途国家共同繁荣之有益路径，是中国梦与世界梦的有机结合。

有利于增进沿途国家关系、地缘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昌盛、百姓安居乐业。

故此，借助“一带一路”战略，将优势互补转化为务实合作，真正构建起“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