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与启示_近二十年国内旅游社会学研究综述

第３３卷第５期２　０　１　２年１　０月衡阳师范学院学报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ｅｎｇｙａｎｇ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ｏ．５Ｖｏｌ．３３Ｏｃｔ．２　０　１　２发展与启示：近二十年国内旅游社会学研究综述孙浩然（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社会学系，云南昆明　６５００３１）摘　要：经过二十余年的发展，社会学逐渐将其理论和方法延伸至旅游研究的各个领域，从国外研究到国内研究，从特色项目到特色课题，都能发现社会学的旅游研究话语权。

但是，社会学对各个旅游项目的研究和关注表现出了明显的冷热不均。

我们必须以高度的学科意识和理论自觉，紧扣中国旅游大发展的现实背景，立足中国社会转型的现实需要，以社会学的视野关注中国旅游，推动旅游活动实现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多重共赢。

关键词：旅游；旅游社会学；本土化；理论自觉中图分类号：Ｃ９１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０３１３（２０１２）０５－００５６－０７ 随着国内旅游业的蓬勃发展，各类旅游项目大量开发出来，片面注重市场功能和经济效益带来的弊端已经越来越清晰地显现出来，注重综合效益的开发思路和社会学的研究视角越来越受到重视。

但是在整体上，国内旅游社会学的本土化虽已现端倪，却仍处于借鉴、引进、消化、吸收国外相关研究的移植阶段，在研究方法、研究主题等方面仍然大量模仿和复制国外已有成果。

我们必须紧扣中国旅游大发展的现实背景，立足中国社会转型的现实需要，以社会学的视野关注中国旅游，推动旅游活动实现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多重共赢。

可以预见，中国旅游社会学的研究前景十分广阔，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十分巨大。

一、对国外旅游社会学研究的译介国内旅游社会学正处于学科本土化的初级阶段，其标志之一即大量引入和介绍国外的相关研究成果、研究方法、研究流派等。

实际上在国外，旅游社会学也同样处于发轫阶段，无论从研究历史、研究成果、现实影响上都无法与那些成熟的社会学分支学科相比［１］。

在社会学形成后的半个多世纪里，社会学家很少关注旅游现象，尤其在社会学经典大师的著作中绝少能够发现关于旅游的论述，不少学者将旅游视为不值得研究的琐碎现象。

根据科恩的研究，１９３０年德国人Ｖｏｎ　Ｗｉｅｓｅ最早运用社会学对旅游进行研究；而１９３３年英国人Ｆ．Ｗ．Ｏｇｉｌｖｉｅ对旅游者流动的研究则是该领域第一部英文专题文献［２］。

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中期起，旅游研究吸引了更多以科恩、麦肯耐尔（ＭａｃＣａｎｎｅｌｌ）（１９７３）、厄里（Ｕｒｒｙ）等为代表的社会学者的参与，他们致力于旅游社会学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推动了学科研究的发展。

然而旅游社会学在研究对象、研究主题、研究方法上还没有达成共识，以对于旅游性质的理解为例，就有商业化的热情好客、民主化的旅行、现代的休闲活动、传统的朝圣旅行、文化主题的表达、新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事业等多种说法。

大多数社会学者已经改变了对旅游现象的最初看法，认为旅游是一种复杂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现象，对之予以深入系统的研究非常必要。

目前，国外旅游社会学的研究与社会学研究的多元化趋势相呼应，在方法上有定性、定量之分，在学派上有实证主义、人文主义、结构功能主义、形式主义、批判主义、现象学主义、常人方法学以及符号互动论等众多派别。

收稿日期：２０１２－０６－１６作者简介：孙浩然（１９８０—），男，河北石家庄人，副教授，博士后，从事宗教社会学研究。

６５DOI:10.13914/43-1453/z.2012.05.035 在旅游社会学的研究定位上，科恩的意见影响较大。

他认为，旅游社会学研究的对象主要包括旅游者的动机、态度、反应和角色；旅客和旅游地当地人的关系；旅游系统的结构和运行；旅游的社会经济后果和社会文化影响等四个方面。

１９８９年法国学者罗伯特·郎卡尔（Ｒｏｂｅｒｔ　Ｌａｎ－ｑｕａｒ）的专著《旅游及旅行社会学》由蔡若明翻译，在旅游教育出版社出版，这是国内最早翻译的旅游社会学专著（该书第二版由陈立春翻译，于１９９７年在商务出版社出版；台湾也翻译了中文版）。

陆立德、郑法本的《旅游与社会》是国内学者最早涉及旅游社会学的专著，提到了一些国外旅游社会学的重要文献［３］。

保继刚、谢彦君、孙文昌等人的旅游学著作也涉及了旅游社会学的内容。

“旅游社会学”这个术语第一次出现在旅游学权威杂志《旅游学刊》上是１９９２年第３期。

从１９９６年第１期开始，《旅游学刊》连续４期刊载申葆嘉的文章介绍国外旅游研究的状态，第三部分简要介绍了旅游的社会学研究，认为到９０年代初国外仍未形成独立学科的旅游社会学。

此后，国外相关研究成果的译介络绎不绝，持续至今。

如科恩的重要论文《旅游社会学纵论》，由张广瑞翻译，于２００７年在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

在这一过程中，已有不少学者致力于寻找本土化的研究对象，构建本土化的理论体系，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张祥平［４］，郑本法［５］，吴晓萍［６］，韦复生［７］，尹德涛主编的（尹德涛主编的《旅游社会学研究》一书，南开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

主要由王宁、肖洪根、张文等人发表在学术期刊上的论文汇编而成）旅游社会学著作纷纷出版；肖洪根、张进福、曹国新等人不断发表一些高水平的学术论文，为我们把握旅游社会学的学科视野提供了助益。

国内学者对国外旅游社会学的成果译介主要有：《旅游学刊》２００１年第６期和２００２年第１期连载肖洪根的长文《对旅游社会学理论体系研究的认识———兼评国外旅游社会学研究动态》，比较全面地介绍了旅游社会学在国外的开展状况，综合评述了国外旅游社会学研究的主要思想流派、理论观点、学术著作以及代表人物，对旅游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手段和视角进行了简要的阐述，并尝试性地建构了旅游社会学研究的理论体系，内容包括旅游活动主体类型、旅游系统与发展范式、主客交往、旅游吸引系统特征、旅游影响与社会文化变迁及现代化，以及旅游现象的两重性等旅游社会学研究对象的６大基本属性与范畴。

张进福将西方旅游社会学研究大致划分为４个阶段，即“二战”以前的起源阶段、“二战”后至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的过渡时期、２０世纪７０—８０年代的形成和发展时期、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至今的系统经验研究时期。

他认为尽管旅游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分支学科尚未真正形成，早期旅游的社会学研究也只能算是社会学者对旅游现象的社会学审视。

但考虑到旅游社会学日渐受到重视且已初具学科雏形，随着研究范围的扩大、研究对象的明晰、研究内容的丰富和研究方法的成熟，旅游社会学作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和广为接受的独立学科分支指日可待［８］。

张进福、肖洪根还合著《旅游社会学研究初探》一文发表于《旅游学刊》２０００年第１期，认为旅游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旅游者的社会行为和社会关系以及由此引起的相关问题的集合，包括旅游者个体和群体两方面；旅游者个体研究包括旅游者行为及引起该行为的动机、心理、价值取向、审美观念等深层因素，属微观旅游社会学范畴；旅游者群体研究包括社会关系、跨文化交际、社会影响、旅游人流等宏观旅游社会学的层面。

李建欣从旅游者动机与类型、旅游者与当地人的关系、旅游系统的发展与结构、旅游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影响四个方面介绍了国外旅游社会学的相关研究［９］。

陈才从社会学角度讨论了功能主义理论、进化理论、冲突理论、交换理论、互动理论、结构理论、批判理论在旅游研究中的适用范围，得出了社会学理论几乎涵盖旅游研究方方面面的结论，并从后实证主义方法论、新人文主义方法论、后现代主义方法论的视角勾勒出旅游研究方法论体系的基本轮廓［１０］。

在发表于《旅游学刊》２００４年第６期的论文《社会学框架下的旅游学学科属性定位分析》中，陈才还借用社会学关于学科属性定位的分析框架，对旅游学的学科属性进行了定位分析。

黄福才、张进福评述了西方旅游社会学研究中的七大理论流派［１１］，王宁则持十种流派说，实际上大同小异［１２］；刘纬华、肖洪根则专门介绍与评析了其中的新迪尔凯姆学派［１３］。

曹国新认为，建构论旅游社会学研究关注日常生活与旅游生活之间的建构性关系，是旅游研究的一个重要论域，他撰文介绍了这一论域中本质主义、后现代主义和新理性主义三大派别的主要代表人物和理论观点［１４］。

马凌回顾了现代旅游中７５“本真性”概念及其“客观主义———建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存在主义”的发展阶段，分析了“本真性”概念在西方旅游研究中所涉及“本真性、旅游动机与旅游体验”、“本真性与文化商品化”以及“本真性、怀旧与遗产旅游”等主要问题［１５］。

王伊洛、张金岭介绍了被称为“后现代性的预言家”的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关于后现代时期“游”的社会学理论，对我们认识旅游行为和当代生活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１６］。

朱竑、刘迎华通过对２０００年以来《Ａｎｎａｌｓ　ｏｆＴｏｕｒｉｓｍ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发表论文的统计分析，发现旅游人类学、旅游社会学已经成为这份国际权威旅游刊物的研究主流［１７］。

二、旅游社会学本土化的努力除了对西方旅游社会学研究进行综合述评外，一些本土学者就西方旅游社会学的某些核心概念和命题进行专门探讨，并运用这些概念对我国旅游开发中的某些问题进行社会学的研究。

从本质上看，虽然这些研究仍在沿袭西方旅游社会学的理论话语，但是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国内学者致力于旅游社会学的本土化研究。

事实上，旅游社会学的本土化与评介国外研究成果几乎同步进行，很多研究者在介绍国外理论的同时都发表了自己的意见，表现出构建中国理论，研究本土问题的强烈愿望。

李中泽认为我国旅游业的蓬勃发展、处于社会转型期的特定环境和旅游文化与社会协调发展的现实要求，使建立旅游社会学提上了议事日程。

旅游与社会变迁、旅游与社会文化、旅游与生态环境、旅游与社会群体、旅游与社会闲暇、旅游与社会交往等关系与旅游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实现等等都是旅游社会学研究的内容要素［１８］。

王宁发表在《社会学研究》１９９９年第６期的论文《旅游、现代性与“好恶交织”———旅游社会学的理论探索》是本土学者借鉴西方有关理论构建旅游社会学理论体系的重要文献。

该文揭示了旅游现象的社会学意义，提出从社会学角度研究旅游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王宁认为旅游是现代现象，只有放在现代性这一大背景下才能得到更充分、恰当的解释；旅游社会学的一个重要视角和方法就是把旅游同现代性联系起来加以考察，旅游与现代性的关系是旅游社会学的核心问题之一。

文章的中心论点是墨顿提出的“社会学好恶交织”，认为该理论可以应用到对整个现代性生存条件的解释，而旅游则是对现代性生存条件的“好恶交织”的反应和体现。

正如对“离轨”现象的研究有助于对“正常”现象的理解一样，对旅游（即对“正常社会”的超脱行为）现象的研究，有助于加深对“正常社会”的了解。

（“好恶交织”ａｍｂｉｖａｌｅｎｃｅ）由心理学家Ｅ·布流勒（Ｅｕｇｅｎ　Ｂｌｅｕｌｅｒ）在２０世纪初提出，意指一种矛盾的心理和情感，主要表现为对同一个人或同一事的既爱又恨、既好又恶、既接受又拒绝、既肯定又否定的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