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阳殷墓青铜礼器组合的几个问题
商朝的文物考古揭示古代中国历史的实物证据

商朝的文物考古揭示古代中国历史的实物证据商朝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伟大王朝,其兴衰经历了近五个世纪的时间。
虽然商朝的历史在文字记载上留下了一些痕迹,但对于这个古代王朝的真实面貌仍然存在许多谜团。
幸运的是,考古学的进步已经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证据,从而揭示了商朝的文化、社会和经济状况。
本文将重点探讨商朝的文物考古揭示的实物证据以及对古代中国历史的重要意义。
商朝的文物考古工作主要集中在河南、陕西、山西等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河南安阳殷墟。
在这些考古遗址中发现的文物,不仅展示了商朝的风貌,还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关于古代中国历史的珍贵信息。
首先,商朝的青铜器是其文物考古中的重要发现之一。
青铜器在商朝的社会生活中占据了重要地位,不仅用于礼仪和宗教活动,还成为商朝王权的象征。
在河南安阳殷墟的发掘过程中,考古学家们发现了大量精美的青铜器,如礼器、兵器、音乐器等。
这些青铜器不仅造型独特,技艺精湛,还刻划了大量的装饰图案和铭文,为我们研究商朝的宗教信仰、政治制度以及手工艺水平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证据。
其次,商朝的玉器也是文物考古中的重要发现。
玉在商朝的社会中具有特殊意义,被视为贵族身份和权力的象征。
在河南安阳殷墟以及其他商朝文化遗址中,考古学家们发现了许多精美的玉器,如玉龙、玉璧、玉琮等。
这些玉器造型各异,工艺精湛,彰显了商朝人民对玉的崇拜和追求,也为我们深入了解商朝社会等级结构、宗教信仰以及贸易往来提供了重要线索。
此外,在商朝的文物考古中还发现了大量的陶器、骨器和石器等。
陶器作为商朝最基础也最普遍的生产工艺,不仅为我们展示了当时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日常用具,还为我们了解商朝的农业和手工业提供了重要依据。
骨器和石器则揭示了商朝人民的生活方式和经济活动,如狩猎、农耕、渔业等。
这些实物证据帮助我们还原了商朝社会的方方面面,为我们理解古代中国历史提供了重要参考。
商朝的文物考古不仅仅是对古代中国历史的一次重要补充,更是对于传统文化和现代社会的价值认识。
青铜爵“柱”的功能及其象征意义研究

青铜爵上面的两个小柱子是做什么用的?文明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
对于“文明”,西方考古学有着明确的定义,即城市、青铜器及文字。
中国最早的青铜礼器是什么时候出现的?答案是二里头遗址三期文化,而在二里头遗址中,最早出现的便是青铜爵,比青铜鼎的出现还要早。
虽然在偃师二里头遗址之前也曾零星的出土一些青铜器,诸如陶寺遗址的青铜铃、青铜环、齿轮等,马家窑文化青铜刀、齐家文化青铜镜等,但这些青铜器并不是夏商周主流文化中的礼器,根本无法匹敌二里头遗址中的青铜礼器群。
二里头遗址出土青铜爵二里头遗址出土网格纹青铜鼎在这个阶段,青铜爵容器上的纹饰还比较简单,但其形制与后来的青铜爵相比大体不差。
基本特征为:前有流,后有尾,器身下为三足,其实上有鋬,在器身延伸为流嘴的起点处有立柱,立柱与鋬刚好垂直。
“鲁侯爵”,西周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带有自名的青铜爵“鲁侯爵”的铭文立柱也称为“爵柱”。
只是,一件爵上的小柱子未必只有两个,也有一个的,一柱稍晚于双柱出现。
那么,问题来了,青铜爵上这个看起来像小蘑菇的“爵柱”是做什么用的?目前主要有5种观点:滤酒。
古代的酒是很浑浊的,爵柱的作用就是用来挂过滤网过滤酒渣的。
节饮。
在保持端正的姿势的情况下(饮酒者头部不过分后仰),用爵饮酒时爵柱会抵到眼睛或是脸颊,给饮酒者造成不便。
因此,有学者认为爵柱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控制饮酒节奏。
分须。
古代的男性大多蓄须,胡须过长的人怎样才能优雅的饮酒呢?青铜爵上额柱子可以起到分须的作用,正好将胡须很自然的拦截在酒杯的两侧。
提手。
看到这个观点,有人或许会问青铜爵的腹部已经有提手了,问什么还要在顶上加两根柱子当提手。
据此观点的学者主要是依据部分青铜爵的底部有烟炱痕迹,也就是说爵是可以用来热酒的,在热酒的过程中爵柱就可以充当提手了。
“父乙爵” 腹下有烟炱痕迹以上几种观点,除了最后一种有辅证外,其它都是属于合理的假设,并无实证。
而最后的提手一说又有些证据不足,因为,仅有极少数的爵下才有烟炱痕迹,可见并不是所有爵都会用来加热。
(妇好)新释

文/璩效武新释(妇好)安阳殷墟遗址的5号墓现在被定名为“妇好墓”,墓中没有墓主尸骨,当时的学者主要是根据墓中青铜器上的铭文“ ”二字而定的,因为根据郭沫若、唐兰等前辈学者的解释,这两个字读“妇好”。
在此基础之上,又发展出一系列的解释:说妇好是商王武丁之妻(王后或王妃),而且根据墓中随葬物有大型青铜武器的事实,推测“妇好”是位能征惯战的女将军。
这种说法似乎已成定论,出现在一切介绍该墓的书藉和电视片中。
甲骨文专家璩效武先生根据自己对甲骨文的研究,将“ ”二字释读为“长儒”,即一位主管王族子弟教育的商朝高级文官,同时兼管冶铜厂。
这一官职位老权重,先后有数位商王曾经任命过这个职务。
在小辛时期的一位长儒因犯贪污罪,被贬为服役的苦工,从此之后,这个官职也被取消了。
璩先生推测,就是这位被贬为役人的长儒,出于掩盖自己的罪行或掩藏自己所贪污财富的动机,用装死下葬的方法,将此财物慌乱地埋入了墓穴,此后由于自己可能死于逃亡之中(去服苦役的是他的儿子),也没有起走这部分财宝,遂留下这一座大墓。
璩先生的论断是否能被证实,尚有待更充分的讨论,但至少提出了一种不同于旧说的新观点,很有学术价值,故本刊邀请其将论证过程撰成此文,发表于下。
殷墟妇好墓前的妇好雕像妇好墓位于殷墟博物苑宫殿区的西部。
在考古学界的主流学术观点中,妇好为商王武丁的配偶,生前参与国家大事、主持祭祀、从事征战,曾多次带兵征伐土方、羌夷方等,是华夏最早的巾帼将军,地位显赫。
照片中这尊立于妇好墓门前右侧的汉白玉雕像,就是根据此观点雕塑而成。
但本文的观点是,此墓主人为“长儒”,即一位主管王族子弟教育的商朝高级文官,故认为,这尊女将军形象的雕像是在对其错误定性的基础上想象出来的。
妇好墓的发掘与定性过程1976年,河南省安阳市小屯村西北的殷墟地段内发现了一座长方竖井形的墓圹,这座墓圹位于商代都城殷墟宫殿区内的一处建筑基址之下。
当年,殷商考古专家郑振香主持发掘时,差点将这座墓遗漏掉,原因是考古队员将这座建筑基址挖掘完后,以为下面不会再有什么东西了。
商代后期青铜器造型特征

商晚期前期的器型变化是明显的,各种器型有以下的特征。
本期新出现的器类有方彝、觯、觥等。
方形器大为发展,几乎所有的酒器都为方形。
鼎的变化较大,除通常样式外还出现了分档鼎。
下为商代晚期的分档鼎。
器型为立耳方唇,腹分裆柱足。
口下饰兽面纹一周,雷纹为地,上下有联珠纹栏,腹内壁有铭文“丑鼎”二字。
方鼎都是槽形长方,柱足粗而偏短。
簋仍为无耳,腹变浅,最大腹径上移。
1976年河南小屯5號墓出土,侈口束頸,鼓腹圈足。
口下飾三角紋,頸飾鳥紋,獸首腹飾百乳雷紋,圈足飾獸面紋,器底中部銘文而字。
觚的造型向细长发展,喇叭口扩展,大十字架镂孔退化为十字孔,或穿透或不透。
扁体爵大减,圆体爵盛行。
下图是商代早期的扁体爵。
下图是商晚期前期的圆体爵。
上面两个爵,不仅体型不同,爵底也有明显的不同斝的变化是斝板上始见兽头装饰。
三足明显增高。
这样的斝很漂亮呵。
为西周开创了一代新风。
戈出现了带胡带穿。
商晚期后期的器型特征-无肩尊和扁体卣是新出的典型器。
下图是无肩尊(“友”尊)下图也是商代晚期后期新出现的扁体卣器型。
始见马衔等车马器,也就是说,在商代的前期和中期是没有车马器的,这和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有密切的关系。
除非有新的考古发现,我们应当把它作为定论。
鼎除柱足外,出现了蹄形足;圆鼎较多,直耳略向外撇。
上图为蹄形足的鼎。
下图的鼎直耳略向外撇。
双耳簋流行;觚基本似前段,仍为细长身喇叭口。
下图为商后期流行的双耳簋。
下图为商后期流行的细长身喇叭口的觚。
三、晚期(公元前14世纪—前11世纪)河南殷墟遗址、墓葬出土的青铜器是商代晚期的代表。
从各地出土的青铜器来推商代晚期·兽面纹四足鬲断,青铜器冶铸业虽然是以王都为中心,但在各地奴隶主贵族统治下的都邑,也都设有大大小小不同的作坊。
殷商后期是我国古代奴隶社会的鼎盛时期。
此时手工业中的青铜铸造业有了更大的发展,从二里头文化上层青铜器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殷墟青铜器,不仅品类较全、形式多样,而且在造型设计和铸造工艺等方面都有较大的突破和创新,达到了中国青铜器发展史上的一个新高峰。
安阳殷墟出土青铜器的特点

安阳殷墟出土青铜器的特点中国青铜文化源远流长,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和艺术风格。
接下来就和小编一起来了解一下关于安阳殷墟出土青铜器是怎样的,欢迎阅读!安阳殷墟的青铜器殷墟青铜器,指的是中国商朝晚期都城遗址殷墟中的青铜器。
殷墟是中国商朝晚期都城遗址,古称“北蒙”,甲骨卜辞中又称为“商邑”、“大邑商”,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文献可考、并为考古学和甲骨文所证实的都城遗址,位于河南安阳市西北殷都区小屯村周围,由殷墟王陵遗址、殷墟宫殿宗庙遗址、洹北商城遗址等构成。
1928年科学发掘以来,殷墟出土了大量都城建筑遗址和以甲骨文、青铜器为代表的丰富的文化遗存,系统展现了中国商代晚期辉煌灿烂的青铜文明,确立了殷商社会作为信史的科学地位。
被评为20世纪中国“100项重大考古发现”之首、国家AAAAA级景区。
2014年5月,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人员,通过对商代具有铆头结构铸接青铜器的研究,发现安阳殷墟青铜器技术渊源中的商代南方因素。
该个案的研究,或许可为青铜器的断代和产地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和角度。
[1]在该项研究中,考古人员搜集到10件器物,其中包括属于晚商时期的3件盂、1件甑和1件偶方彝,中商时期的3件凤鸟斝,以及早商二里岗时期的2件双耳簋。
通过对这10件器物铸造工艺及类型的演变研究,可以显示它们之间的技术传承并排列出清晰的谱系。
[1] 考古人员推测,早商的双耳簋和中商的凤鸟斝都具有南方风格,是南方某个工匠发明了铸铆接分铸技术,并在很小的范围内将工艺流传,发明者和技艺传承人在南方某个作坊铸造了这5件属于早商和中商的青铜器。
在商晚期,强大的安阳政权毁弃了南方作坊,将工匠迁移到安阳王室或国家的作坊中。
在安阳,具有铸铆接工艺的工匠和其徒弟设计铸造了青铜盂、甑和偶方彝。
但末代工匠未能将此技艺流传下去,随着他们的离世,这项持续了约200年的工艺不复存在。
安阳殷墟青铜器艺术特色殷墟青铜礼器的大量出现,证明中国青铜文化已发展到了最高的阶段。
殷墟各期青铜器特点

鼎:斜角云纹、斜角云目纹、蝉纹
甗:夔纹
斝:兽面纹
瓿:勾连雷文和兽面纹,夔纹
殷墟二期,殷墟青铜器的高峰。
器物组合:
1、最基本的为爵、觚,且等量相配,另有鼎、甗、簋等,大墓齐备,同类器两件以上必异。
2、尊、簋、卣、盘地位上升,斝、甗地位下降。
方彝:少见,斜度增大。
觥:圈足式
盉、盘:增多,成套出现。盘更浅
纹饰:
1、饕餮纹沿袭三期,无太大变化。独立兽面纹较柔和,棱角不似以前分明。
2、总体来看较粗糙,地纹减少,图案化趋势加强
簋:四瓣目纹、涡纹、直棱纹
觯:三层花开始减少,云雷纹带多见
尊:四瓣目纹
1、核心仍为觚、爵,多等量相配。觯成为主要器类,常见爵、觚、觯。甗重新多见,食器中鼎、簋地位仍重要,常见鼎、簋、甗和觚、爵、觯的组合,仅出觚、爵的墓减少,一般加上觯或鼎、簋。总之,食器突破酒器的趋势更为明显。
2、同类器可以同形,主要通过纹饰区别。
3、明器化趋势进一步发展。
器物类型及形制特点:
鼎:1、盆腹柱足2、方鼎,衰落3、鬲鼎4、新出垂腹鼎5、扁足切地,多卷尾,简略
3、小墓出现较多明器
器物类型及形制特点:
鼎:1、盆腹柱足鼎为主流。柱足上下等粗,盆腹变浅。2、扁足鼎,扁足外切。3、方鼎,长方形,足高约等于腹深。另有异形鼎。
甗:1、联铸,壁更直2、分铸,新出,侈口斜壁,甑底有十字形箅孔。
簋:1、盆腹弧壁,侈口,束颈,鼓腹2、碗腹
斝:1、圆形斝。(1)两段式(2)罐形腹2、方形斝,两段式和罐形腹均有,等级高。
角:新出,似爵
觯:瘦高
尊:1、方折大口,仅见于高级墓中,量少2、新出无肩圆尊,似粗体觚
世界文化遗产中国安阳殷墟的资料

世界文化遗产中国安阳殷墟的资料殷墟,古称“北蒙”,是中国商朝晚期都城遗址,位于河南省安阳市,甲骨卜辞中又称为“商邑”、“大邑商”。
大家平时会关注世界文化遗产中国安阳殷墟的资料吗?关于世界文化遗产中国安阳殷墟的资料你又知道多少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世界文化遗产中国安阳殷墟的资料,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世界文化遗产中国安阳殷墟发掘历史殷墟是中国奴隶社会商朝后期的都城遗址,位于河南省安阳市区西北小屯村一带,距今已有三千三百多年历史。
因其出土大量的甲骨文和青铜器而驰名中外。
商后期叫北蒙,又称殷,公元前14世纪盘庚迁都于此,至纣亡国,共传8代12王,前后达273年。
周灭殷后,曾封纣之子武庚于此,后因武庚叛乱被杀,殷民迁走,逐渐沦为废墟,故称殷墟。
殷墟占地面积约24平方公里,大致分为宫殿区、王陵区、一般墓葬区、手工业作坊区、平民居住区和奴隶居住区。
古老的洹河水从市中缓缓流过,城市布局严谨合理。
从其城市的规模、面积、宫殿的宏伟,出土文物的质量之精、之美、之奇、数量之巨、可充分证明它当时不仅是全国,而且是东方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1987年在古老的洹水岸边修建了殷墟博物苑。
它占地100多亩,就建在殷墟的宫殿区遗址上。
它是依照甲骨文的“门”字形,用几根雕有商代纹饰的木柱和横梁结构而成。
苑中建筑由著名的古建筑家设计,严格地构筑在原建筑的遗址上。
每座建筑都采用了重檐草顶,夯土台阶,檐柱上雕以蝉龙等纹饰图案。
殷墟博物苑不仅展现了殷代王宫殿堂的布局与建筑,而且还具有园林特色。
同时,它也是集考古、园林、古建、旅游为一体的胜地。
1928年,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主持,开始殷墟的发掘工作,主要参加者有李济、梁思永等人。
从1928年10月到1936年6月,共进行了15次发掘。
发掘面积共约4.5万平方米,发现了许多重要遗迹:在后岗首次发现了晚商文化、龙山文化和仰韶文化3个地层的叠压关系;在西北岗西区和东区发掘了13座大墓和大批祭祀坑,证明这里是王陵区;在小屯发掘出一批宫殿和宗庙遗址。
甲骨文、青铜器、都城遗址,安阳殷墟的三宝

甲骨文、青铜器、都城遗址,安阳殷墟的三宝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先生曾说:安阳殷墟有三宝——甲骨文、青铜器、都城遗址。
这是从文明的产生与进程的角度,高度评价殷墟的价值和意义。
甲骨文甲骨文被认为是从一个偶然机会中发现的。
1899年清王朝国子监祭酒、金石学家王懿荣从一味中药龙骨上面发现刻有一种不认识的古代文字。
经过研究,才弄清这种龙骨有的是龟甲,有的是牛肩胛骨。
后来,人们把刻在甲骨上的文字叫甲骨文。
从1899年发现甲骨文至今100多年来,殷墟先后出土甲骨文约15万片,分别珍藏于中、美、英、法、德、日等12个国家和地区的博物馆与学术机构中。
100多年来的甲骨文研究,形成了一门国际性显学——甲骨学。
根据1999年甲骨文发现100周年时的统计资料,当今世界上研究甲骨学的专家和学者有3881人,出版了各类专著10000余种。
2000年,四川出版社出版了一套《甲骨文献集成》,洋洋四十大帙售价高达5.6万元。
目前所见的甲骨文出现单字4700余个,可识别和与现代汉字有明确相沿关系的约1700字左右。
2004年7月3日,上海公开拍卖了20小片甲骨文,拍卖出5280万元人民币的天价。
最早对甲骨文的研究作出重要贡献的四位学者是:郭沫若(1892-1978)、董作宾(1895-1963)、罗振玉(1866-1940)、王国维(1877-1927),因其字和号中都有一个堂字,被称作甲骨四堂。
甲骨文字中,中国汉字的六书造字原则(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假借、转注)都已出现,表示出成熟而系统的文字序列。
郭沫若先生认为,中国文字发展到甲骨文时期,至少经历了1500年的历史。
殷墟所出约15万片甲骨文所记载的内容丰富多采,再现了当时政治、经济、宗教、军事、社会风俗、历史文化等多方面时代风貌。
需要说明的是,甲骨文是由于记录占卜、祭祀的特殊需要所书刻的文字,并不是当时文字的唯一载体,与甲骨文同时期既有铭刻在青铜器上的金文,还有由甲骨文典、册等字形所表现出的竹简或木简上的书写文字,以及所见的书写在玉石上的文字和陶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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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阳殷墓青铜礼器组合的几个问题刘一曼2011-11-27 21:04:48 来源:《考古学报》(京)1995年04期第395-411页【作者简介】刘一曼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青铜礼器是商周贵族奴隶主“明贵贱、辨等列”的标志物,绝大部分出于商周时代的墓葬中,其数量之多寡因墓主身分之高低而异,其器类之组合因时代变化有所不同。
研究青铜礼器组合的变化,对研究贵族奴隶主的等级身分、研究当时的礼制和由此反映的社会关系及意识形态的变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郭宝钧在《商周铜器群综合研究》中,较系统地整理了商周青铜礼器的组合,明确提出殷代是“重酒组合”,周人是“重食组合”。
学术界普遍赞同这一看法。
在此基础上邹衡、徐自强又进一步通过商周青铜礼乐器组合的变化探讨了当时的社会阶级和礼制的变化〔1〕。
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张长寿、郑振香、陈志达、杨锡璋、杨宝成又写了长篇论文〔2〕,研究殷商青铜礼器的分期与组合。
以上学者的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其成果受到学术界的重视,特别是他们提出的商代青铜礼器组合以“觚、爵”为核心的见解,为学术界所公认,确不可易。
至于觚、爵与其他器物的搭配情况,有的学者认为,分可为“鼎、斝、觚、爵”与“鼎、簋、觚、爵”两个阶段,其交替在殷墟铜器第二期早段与中段(即殷墟文化—期晚段与二期,也就是武丁前、后期)〔3〕。
近几年来,有的学者根据殷墟文化第三、四期的一些墓中,斝、尊数量减少,鼎、簋数目增多的情况,认为在殷商社会后期,铜器组合的形式是以“觚、爵、鼎、簋为核心的‘重酒重食组合’”〔4〕。
自80年代以来,殷墟又发掘出许多墓葬,为我们对殷墓铜礼器组合的研究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笔者从数十年来殷墟地区科学发掘的数千座殷墓中(重点是50年代以来的发掘资料),选出未经盗掘、器物组合完整、并已发表的145座墓(铜器墓129座、铅器墓7座、仿铜陶器墓9座)〔5〕作为基础,考察殷墟文化各期青铜礼器组合的变化,就上述问题及与此有关的一些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首先,概述一下安阳殷墓铜礼器组合的情况。
殷墟文化第一期:随葬铜礼器的墓8座(见附表一),6座属一期早段,2座属一期晚段,组合方式有四种。
1 鼎、斝、觚、爵、尊,再配以瓿、甗、卣、壶、盘、盉、斗等器(小屯M232、M331、M333、M388);2.鼎、斝、觚、爵、瓿、甗(小屯M188、59 武官M1);3.鼎、斝、觚、爵(三家庄M3);4 觚、斝(三家庄M1)。
第1、2种组合的墓多数面积较大,第3、4种组合的墓面积较小。
殷墟文化第二期:随葬铜礼器的墓32座,此期新出的器类有簋、罍、彝、箕形器等多种,组合方式有九种。
1.鼎、甗、簋、觚、爵、斝、尊、卣、盘、罍、瓿、彝、偶方彝、壶、盉、觶、觥、斗、盂、方形圈足器、汽柱甑形器、罐、缶、箕形器等二十四类,不少器类成对成套,共210件(妇好墓);2.鼎、甗、簋、觚、爵、斝、卣、盘、罍、箕形器,配以尊或觶、斗(小屯M18、司空M539);3.斝、觚、爵、壶、卣、罍、彝(小屯M238);4.鼎、簋、觚、爵、瓿、彝(司空M663);5.鼎、觚、爵,或再配以瓿、卣(司空M29、西区M613等6墓);6.鼎、簋、觚、壶(苗南M67);7.簋、觚、爵、卣(武官E9);8.觚、爵(西区M161、戚东M12、刘南M22等18墓);9.鼎(76武官M229出鼎2件)。
殷墟文化第三期:随葬铜礼器的墓50座,组合方式有十种。
1.鼎、甗、簋、斝、尊、觚、爵(角)、卣、罍等,主体器类与小屯M18近似,如郭家庄M160、戚东M269 。
郭家庄160号墓,墓室较大,出十套觚、角,除上述九类铜器外,还有盘、斗、觶、方形器,共出礼器41件。
2.鼎、簋、觚、爵、卣、斝(或尊),有的墓配以觶、斗(高楼庄M8、司空M51、西区M907);3.鼎、觚、爵(西区M976等4墓);4.觚、爵(西区M64等27墓);5.鼎、簋、觚、爵,有的墓还配以瓿或卣(西区M268等8墓);6.单一爵(西区M14、87梅南M30);7.单一簋(西区M764);8.斝、觚、爵(西区M198);9.鼎、爵(小屯西二区M232);10.簋、觚、爵(四盘磨M4)。
其中5—10种组合是本期新出现的。
第5种组合(鼎、簋、觚、爵)的墓数,仅次于出一套觚爵的墓,而且还见出单簋的墓,说明簋这种食器,在小墓中已较为流行。
在殷墟文化第一、二期的墓中,觚、爵均成对出现,相互依存,此期,首次发现了单独出爵或爵与鼎相配的墓。
殷墟文化第四期:随葬铜礼器的墓39座,组合方式有十五种。
1.鼎、甗、簋、斝、尊、觚、爵、卣,有的墓还配以觶、罍或盘等(小屯M1、西区M1713、郭庄北M6、刘北M9、西区M2579);2.鼎、簋、尊、觚、爵、卣(戚东M63、戚东M231、 M235 、西区M263、M1015);3.簋、觚、爵、斝、尊、卣(西区M269);4.鼎、簋、觚、爵(西区M279、82苗圃M41);5.鼎、觚、爵(西区M1118、M1125);6.觚、爵(西区M121等10墓);7.单一爵(87梅南M67、八里庄东M52);8.单一鼎(西区M284、82苗M39);9.觚、爵、觶(西区M793、62司空M53、91高楼M1);10.鼎、觚、爵、觶(西区M874);11.尊、觚、爵、卣(西区M1135);12.觚、爵、卣、觶(刘北M1);13.鼎、簋(西区M275、M1573);14.单一鬲(西区M1102);15.单一觚(91后冈M38)。
第1—7种组合在前期已经存在,但本期出一套觚爵及鼎、簋、觚、爵的墓显著减少。
第8—15种组合是本期新出现的形式。
鼎、簋与单鼎各见二墓,单鬲仅见一墓,尽管数量不多,但它们单独存在,不与酒器共出,这是对传统的“重酒组合”的一种突破,有着重要意义。
此期出铅礼器的墓8座,其中1座(西区M737)铅器与铜器共出。
此外,还有3座(西区M607、M853、87梅园庄M100)亦出铅器,因遭严重盗掘,本文未用作统计资料。
此类墓的组合是:鼎、簋、觚、爵;鼎、觚、爵;觚、爵;单鼎;单爵,即相当于铜器墓的第4—8种组合(见附表二)。
此期出仿铜陶礼器的墓12座,其中3座(62司空M53、八里庄东M52、87梅园庄M67)伴出铜礼器。
此外,85刘南M42、M54 两座墓亦出仿铜陶礼器,因遭盗掘及发表的资料不完备,本文未用作统计资料。
此类墓有7座随葬仿铜陶礼器6—11件,器类与铜器墓的第1、2种组合基本相近。
其余5座的组合是:鼎、簋、尊、觚、爵;鼎、簋、斝、尊、卣;鼎、簋;尊、觚;尊、簋(见附表三)。
下面,我们看看一些常见的青铜礼器在各期墓中出土的情况(表一)。
表一各类青铜礼器出土情况统计表期别一二三四各期墓数8 32 50 39鼎出土墓数 7 12 18 19百分比87.5 37.5 36 48.71簋出土墓数 6 15 15百分比18.75 30 38.46甗出土墓数 3 3 2 5百分比37.5 9.4 4 12.82斝出土墓数 7 4 6 7百分比87.5 12.5 12 17.94 尊出土墓数 4 2 3 12百分比50 6.25 6 30.76 觚出土墓数 8 31 46 32百分比100 96.87 92 82.05 爵(角)出土墓数 8 30 49 33百分比100 93.75 98 84.61 瓿出土墓数 4 3 1百分比50 9.4 2卣出土墓数 1 6 7 13 百分比12.5 18.75 14 33.3 觶出土墓数 2 4 9 百分比 6.25 8 23.07 罍出土墓数 4 3 1百分比 12.5 6 2.56 彝出土墓数 3 1百分比9.37 2盘出土墓数 1 3 1 1 百分比12.5 9.37 2 2壶出土墓数 1 3 1百分比12.5 9.37 2斗出土墓数 1 2 5百分比12.5 6.25 10箕形器出土墓数 3百分比9.37盉出土墓数 1 1 1 1 百分比12.5 3.13 2 2.56 方形器出土墓数 1百分比 3.13 2觥出土墓数 1百分比 3.13鼎一期出鼎的墓7座,占的比例很大,这是由于此期发现的墓较少,且多属二套觚爵以上的墓。
二、三期出鼎的墓占该期总墓数30 %多。
四期出鼎的墓数量有较多的增加,占该期墓数的48.7%,不少小墓也用鼎。
此外,一些出二套觚爵以上的较大的墓,从早期到晚期,用鼎的数目也在增加。
如,一、二期墓,鼎之数目小于或等于觚爵之套数。
第三期,像戚东M269〔6〕出三套觚爵的墓,用了四期,而第四期,82小屯M1〔7〕、西区M1713〔8〕、郭庄北M6〔9〕3墓出三套觚爵,用鼎数为5、4、4,均大于觚爵之套数。
簋在二期开始出现,只见于较大的墓及武官大墓的陪葬墓等6 座墓中。
三、四期出簋的墓不断增多,小墓也普遍用簋。
二、三期墓,用簋的数量少,如妇好墓〔10〕共随葬210件青铜礼器,簋5件,在全部青铜礼器中只占2.4%。
三期较大的墓如郭家庄M160、戚东M269 仅出一簋,各占全墓铜礼器的2.4%和5%。
第四期,小屯M1用3簋,西区M1713用2簋,各占全墓铜礼器的15.8%和11.8%。
甗一期墓,甗较常见,一、二、三套觚爵的墓均出。
二期,只见于妇好墓、小屯M18、司空M539等3座二套觚爵以上的墓,比例有所下降。
三期,数量较少,只出于郭家庄M160、戚东M269等两座三套觚爵以上的墓中。
四期,出甗的墓有所增加,出于5 座二套觚爵以上的墓中。
斝一期出斝的墓极普遍,连出一套觚爵的墓(三家庄M3)亦有发现。
在多数墓中,斝的数目与觚爵套数相等。
二期,斝只出于二套觚爵以上的4座墓中。
从此期开始,凡出二套觚爵以上的墓,斝的数目均少于觚爵之套数。
三期,出斝墓之比例与二期相近,均占该期墓的12%。
四期,出斝墓有所增长,占该期墓的17.94%。
尊一期出于二套觚爵以上的4座墓中,出尊墓占该期墓数之半。
在一些墓中,尊的数目与觚爵套数相等。
二期,尊只出于妇好墓及小屯M18两座较大的墓。
从此期始,凡二套觚爵以上的墓,尊的数目少于觚爵之套数。
三期,尊出于二套觚爵以上的3座墓中,出尊墓之比例与二期相近,均占该期墓的6%。
四期,出尊的墓12座,有较多增加,占该期墓的30.76%。
连出一套觚爵的小墓也有的随葬尊。
觚、爵一期墓必出觚、爵。
二、三期出觚、爵的墓仍占90%以上。
四期,出觚、爵之墓较前期稍减,只占80%多。
尽管这样,觚、爵仍然是青铜礼器组合中最主要的器类。
瓿一期有半数墓出瓿,较常见。
二期出瓿的墓数量减少,三期则更少,四期绝迹。
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瓿被卣所代替。
卣一期出卣的墓仅小屯M331〔11〕。
二、三期,略有增加,出卣的墓占该期墓数的19%和14%。
四期,约有三分之一的墓都随葬卣,成为仅次于爵、觚、鼎、簋的器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