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正统法律思想

浅析中国封建正统法律思想[ 摘要 ]: 中国封建社会儒家思想一统天下，以“德主刑辅、礼法并用、原心定罪”为核心的中国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形成过程实质上是一个法律儒家化的过程。

本文以此为着眼点，剖析中国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形成过程。

[ 关键词 ]：封建法律思想；儒家；形成；引言：中国历史发展到西汉中期，随着儒家独尊地位的确立，以“德主刑辅、礼法并用、原心定罪”的儒家思想为主体的正统法律思想得以形成，从此，儒家法律思想全面贯彻到了中国古代立法和司法领域。

一、中国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基本内涵封建正统法律思想是西汉董仲舒等在先秦儒学的基础上，吸收各家学说中有益的成份而形成的，源于先儒又高于先儒,是以儒法结合为特色的封建法律思想体系。

该法律思想以“德主刑辅、礼法并用、原心定罪”的儒家思想为主体，既承袭了先秦诸子百家的儒家学说，又吸收了夏商时期神权法思想、法家专任刑罚说与阴阳家的五行说而形成的以维护封建大一统和专制皇权的新儒学，在封建正统法律思想中，强调礼律结合、法有差等，德主刑辅、先教后刑，应经合义、原心定罪，主张“大德小刑”、“德主刑辅”，对民先用德礼进行教化，教化无效再辅以刑罚，把德、刑结合起来，实施“礼法并用”治国之道，实现君主集权，并对其加以“天人感应”等神秘、神圣化色彩。

第一，关于德主刑辅的理解。

“德主刑辅”是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核心。

德主刑辅的思想原则，强调德礼教化作为主要的治国方略，刑法惩治只是必要地辅助手段，要先以德礼而后刑罚，德行并用，礼法结合。

其实质在于，以儒家所宣扬的道德伦理与纲常礼教，作为调整人们日常生活与生产以及各种社会关系的基本准则，要求人们主动、自觉地遵守。

以使民众“晓于礼仪而耻犯其上”，从而达到维持封建统治的目的。

儒家的德主刑辅主张，和周公的“明德慎罚”思想有明显的继承关系。

孔子在主张恢复周公之礼的同时，又主张德治，强调以德服人，依靠道德教化的力量进行统治。

“道（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可见他把德与礼的统治方法放在第一位，把政与刑的统治方法放在第二位。

董仲舒在继承前人德主刑辅思想的基础上，以阴阳学说相比附，提出了一套完整的“阳德阴刑”的德主刑辅论。

他在《春秋繁露·精华》篇中说：“教，政之本也；狱，政之末也。

其事异域，其用一也。

”这是说教化是“本”，刑罚是“末”，然而二者都是统治者统治人民的武器，它们在不同领域为维护巩固地主阶级政权起作用。

董仲舒从“天道”和“人性”两方面有力证实了为政必须“大德小刑”、“先德后刑”、“德多刑少”，此即为“德主刑辅”的基础。

同时，董仲舒虽然很强调“德”的重要地位，但并不意味着他不重视“法”。

相反，他认为二者缺一不可。

“阳者，天之德也；阴者，天之刑也”。

无论是从阴阳变化上说，还是从人有贪仁恶善之性上说，刑的废弃都是不可能的。

第二，关于礼法并用的内涵。

礼者为异”，礼的实质内容就是等级制度。

在奴隶社会中礼表现为宗法等级制度，在封建社会中，礼表现为封建官僚等级制。

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用阴阳变化来解释封建等级制，将封建等级制合法化，神秘化。

并且将之贯彻于法律之中，确立皇帝的至高无上，保护封建官僚的特权，承认同罪不同罚的合理，于是形成了礼律合融、法有等差的思想特权。

比如在上朝时，贵族官僚按等级站班，高品在前，卑品在后，对皇帝行三叩九拜之礼。

家族中，亲者位于疏者之上。

嫡亲与庶出尊卑有序。

第三，关于“王权至上”。

封建正统法律思想认为皇帝的地位至高无上，皇帝的权力在人间不受任何束缚。

皇帝这种凌驾于一切之上的地位和权威是上天赐予的，皇帝是上天在人间的代理，即是“天子”，可代天行赏，代天行罚。

而为了维护这种皇权，确保君主的权力及其人身的绝对安全，历代封建王朝都从立法方面作了严格规定。

从汉代起，就出现了所谓谋反、谋大逆、大不敬等罪，汉魏诸朝因谋反、谋大逆、大不敬而死者，颇不乏人。

到隋代则将它们正式定为“十恶”中第一、第二大罪。

唐律集封建法律之大成，对谋反、谋大逆等分别作了详细的说明，并规定了严厉的刑罚。

董仲舒利用神权强化了君主权威的合法化。

在他看来，封建社会的君臣民等级制都是天意的体现。

“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妻顺、朋友有信”的“五常”是上天赋予人类的美德，违反者便为犯罪，皇帝就可以“代天行罚”。

皇帝既然是上天在人间的代理人，故“口含天宪”，言出即法。

第四，关于“春秋决狱”。

春秋决狱是以儒家思想作为司法原则，并以此对犯罪事实进行分析、定罪。

即除了用法律外，可以用六经中的思想来作为判决案件的依据。

春秋决狱主要是根据案件的事实，追究犯罪人的动机来断案。

如果他的动机是好的，那么一般要从轻处理，甚至可以免罪。

如果动机是邪恶的，即使有好的结果，也要受到严厉的惩罚，犯罪未遂也要按照已遂处罚。

首犯要从重处罚。

事实上 , 当时儒家参与司法工作的大有人在 , 并都在利用职权 , 以经义决狱 , 如应劭的《春秋断狱》即为明证。

《春秋》决狱”是直接引用《春秋》经义附会汉律，指导司法的一种制度，其兴盛于封建正统法律思想形成时的汉中期。

其核心是“原心定罪”，将儒家经义置于法律条文之上。

以经断律及“原心定罪”的主要特点是在量刑时要着重考虑犯罪动机。

所谓“志善者而违于法者免，志恶而合于法者诛。

”就是说如果孝子出于孝心为亲复仇而杀人违法，断狱者应嘉孝子之义，不仅不应绳之以法反而应该旌扬其行。

“《春秋》决狱”是礼法融合的具体表现形式，反应了封建正统法律思想将礼置于法之上的观点。

从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内容中我们可以得出它的两个特点，即：以“三纲五常”为立法和司法的指导原则；主张礼法结合、德刑并用、德主刑辅。

而其能在西汉形成是有一定的历史背景和原因的。

秦汉以后，封建统治者吸取了秦朝暴虐亡国的教训，转而注重德政。

而支配一个泱泱大国，又非运用法律刑罚手段不可。

不搞德政，人民会起来造反；不搞刑罚，地方分裂势力就会发难。

面对如此情形，汉武帝采用了董仲舒的各种主张。

董仲舒的神秘主义的“德主刑辅”论，—方面把儒家的“德政”置于首要之地，另一方面又给法家的刑罚落实政策，给它一个安顿，甚而使之具有神性。

历代封建王朝在制定国策时，都标榜“德政”以获取民心。

而教化措施则是预防人民犯罪的第一道防线。

“德政”具有使统治者自我约束的积极作用，其目的还在于达到长治久安。

刑罚的政治价值在于镇压人民的反抗斗争，和制止统治阶级内部的“犯上作乱”。

当皇权和族权被宣布为神时，任何反叛皇权和族权的行为便成了渎神行为。

而对这些叛逆者施以严刑就不仅是合法的，而且也是合理的了。

特别是到了唐代以后，当“一准乎礼”的封建法典被宣布为符合“天理”时，对所有犯罪行为的制裁便都是正义的了，在使用刑罚时大可不必隐讳扭捏作态了。

从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内容、特点以及形成的历史背景和原因中我们不难得到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本质，即是为了钳制人们的思想行为，并以此来加强和巩固封建统治者的专制统治，同时也为其专制统治穿上了华丽的合法的外袍，特别是到了明清时期封建正统法律思想僵化时期。

当然，在特定的时期和环境里，它的确是起到了相应的维护封建专制统治和社会安定、促进法律思想的发展的作用。

二、中国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建构（一）社会政治维度中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建构政治权力的支持和伦理化社会背景是封建正统法律思想建构的重要保证。

统治者通过总结前代兴盛的经验 ,尤其是秦代“严刑峻法”的苛政和汉初的无为而治的休养生息 ,逐渐意识到儒家礼教的精神 ,特别是“君为臣纲”的诫条 ,有利于君权的维护 ,有利于他们控制复杂的社会关系。

正基于此 ,统治者也利用行政权力积极推行法律的伦理化进程。

考察史实 ,不难发现 ,自汉武帝以后的历代皇帝 ,历代统治者一直将儒家的伦理思想作为法律的指导原则。

传统法律呈现伦理化的特征也是整个社会伦理化背景衬托的结果。

中国传统法律本身也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传统中国是一个伦理社会 ,上至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社会的哲学、文学、艺术 ,下至普通平民的衣食住行、处身立世和言谈喜恶 ,无不弥漫和浸透着伦理的色彩。

（二）思想文化理念维度中封建正统法律思想建构中国封建正统法律思想是为了适应、巩固和发展封建大一统的需要而出现的法律思想 ,因此作为维护封建统治基本工具的法律思想也必然会受到统治思想的左右。

适应维护封建统治的思想文化理念是封建正统法律思想形成的直接动力。

夏商时期人们普遍信奉神明，适应奴隶制统治的神明、天道观念的神权法思想强调天道“任德而不任刑”的理论成为统治的主流思想 , 为后世董仲舒等提出的“德主刑辅”、“明德慎罚”等封建正统法律思想奠定了“天道”理论的基础。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奴隶制瓦解、封建制逐步确立的时期。

此时战乱连绵，王权旁落，宗法制日益衰落，新兴的封建地主阶级迫切需要建立自己的统治地位。

直到秦始皇统一中国，新兴的地主阶级已经掌握了政权，他们在立法过程中便以代表本阶级利益的法家思想作为指导思想，排斥儒家思想。

司马迁概括战国时期的立法时讲道：“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由此可见，这一时期的立法否定了儒家所推崇的“亲亲”、“尊尊”的等级制度。

把对儒家思想的扼制推向高潮的当属奉行法家学派“法治”、“重刑”理论的秦始皇的“焚书坑儒”。

为了实现思想领域的专制，秦始皇施用“焚书坑儒”的极刑，儒学受到了沉重的打击。

但是深深根植于中华民族土壤的儒家文化并未就此枯死，只是进入了休眠期。

一旦时机成熟，它必然继续蓬勃生长。

经过汉初社会政治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到汉武帝时期，到汉武帝时期，汉代封建专制主义的地主阶级政权得以巩固，但汉初分封的诸侯王势力也逐渐强大，同中央发生了尖锐的矛盾。

这种情况下，最高统治集团迫切要求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

此时董仲舒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

其中的“儒术”经过他的改造，吸收了《中庸》的“屈民以伸君，屈君以伸天”、墨家的“君主法天”、道家的“阴阳结合”等思想，提出“刑者，德之辅；阴者，阳之助也”、“大其德而小其刑”。

在立法中实行德刑结合：先用德礼进行教化，教化无效再辅以刑罚。

由此，每个历史阶段的统治模式，统治思想，以及基于此而推崇的思想文化思想都是正统法律思想建构的主要推动因素，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形成具有鲜明的维护封建统治色彩。

（三）经济维度中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建构中国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形成时期以血缘为基础的个体小农经济普遍，生产技术的继承与发展、生存生活的延续主要以亲属关系为纽带 ,基于此长幼之间产生了牵制力，这是产生家长权、父权、夫权的基础。

同时 ,小农经营除了受制于难以预测的天灾人祸外 ,主要依靠生产的经验技术和劳力 ,这就决定了富有生产经验的长者和拥有体力的男子在生产中的重要地位 ,养成了人们重经验重因循的保守性格和不进行技术更新以扩大生产的习惯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