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20世纪中国文化思想的应对策略

鲁迅与20世纪中国文化思想的应对策略摘要：面对20世纪西方文化思想的挑战与刺激，中华民族将如何生存和发展。

鲁迅先生提出了以“种族革命”为手段，“思想革命”为目的，标本兼治的“应对策略”。

关键词：鲁迅；应对策略；种族革命；思想革命“挑战—应战”的文化思想研究叙述模式，似乎遭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界的普遍质疑，许多学者斥之为“西方中心主义”思想。

其实，不论如何质疑和斥责，20世纪中国文化思想的发展，总是自觉地处在“应对”的状态之中，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或者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20世纪中国文化思想的发展和演变，正是西方文化思想强有力的挑战与刺激下的应对策略。

只有在这种“应对策略”的应用及其转变的文化思想背景下，我们才能认识鲁迅文化思想的现实性和针对性。

一、思想革命出场的时代背景众所周知，1840年以后，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打击，中国社会经历了“器物引进—制度变革—文化思想”三个强烈的震荡周期。

戊戌变法以前，是大量引进西方先进的物质文明，“船坚炮利”成了中国朝野上下普遍神往的主流目标，曾被目为“奇巧淫技”的西方物质文明一时之间成为社会崇奉的时尚。

兵工厂、造船厂、棉纺厂等西方意义上的物质生产方式陆续被引进，“咸与维新”成为时代的潮流。

但甲午战争的溃败打破了中国人的物质引进的美梦。

号称“亚洲第一强”的清朝北洋水师全军覆没的悲惨结局，使有识之士警醒：再强大的“器物”，在腐败衰朽的落后体制下，最终只能“流水落花春去也”。

康有为、梁启超奔走呼告，“变法”主张恰逢其时，制度变革的要求日益高涨，立宪改革也被艰难地提到了议事日程。

然而，随着“戊戌六君子”被斩首菜市口，康、梁仓皇出逃日本，义和团运动风起云涌，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城，制度变革的尝试在血雨腥风中被迫夭折。

文化思想改造的呼唤，正是在这样惨烈的世纪之交成了时代最强音。

梁启超逃居日本后，先后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不惜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并宣称“为国而善变，就是磊磊落落的大丈夫”。

对要彻底解决制度问题，他提倡破坏主义，反对封建专制。

“必取数千年横暴浑浊之政体，破碎而齑粉之……必取数千年腐败柔媚之学说，廓清而辞辟之……”[1](P.88)必须让“新民”成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然则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1](P.3)推究其实质，“新民”就是一种根本意义上的文化思想改造运动，是一场摧枯拉朽的“思想革命”。

假如说“新民”是这种“思想革命”的宏伟蓝图，那么“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就是具体措施和方法。

黄遵宪等人所主张和实践的“我手写我口”，夏增佑等人的译印政治小说和大肆推广小说阅读与创作运动，都是在为“新民”铺路搭桥，同时也为即将展开的文化思想改造运动提供了特定的基础和平台。

从梁启超的“新民说”到“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蔚为大观。

文化思想改造一时成为有识之士执着探索的课题。

20世纪中国文化思想的发展正是沿着“改良群治”——“种族革命”——“思想革命”的轨迹运行，这是特定时代的“应对”策略及其合乎逻辑的转变。

二、鲁迅思考的独特性和应对策略在“改良”与“革命”争夺话语权、水火不相容之际，民族的出路和走向成了时代的焦点。

生逢其时，敏感而睿智的鲁迅也在这个时期开始思考他的“国民性”问题。

据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所载，他们在日本留学期间，“见面时每常谈中国民族性的缺点”。

在鲁迅的视野中，“国民性”有着这样三个相互关联的问题：那就是，“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国民族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和“它的病根何在”。

[2]其实，有关“国民性”的思考，在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主张和严复的翻译著作中，多少都或隐或显地有所涉及。

即使是林纾翻译的小说，也有时触及。

但与前辈和同时代的人相比，鲁迅有关“国民性”的思考当然要系统深刻得多。

鲁迅是赞同和拥护“革命”的。

在东京留学时加入“光复会”，仰慕章太炎的革命豪情，一生都在为“革命”唱赞歌就是明证。

临终前十天写的《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一文，还对章氏的“革命”精神依然流露出一往情深：我以为先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我的知道中国有太炎先生，并非因为他的经学和小学，是为了他驳斥康有为和作邹容的《革命军》序，竟被监禁于上海的西牢……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

[3]从“种族革命”到“思想革命”，这是面对亡国灭种民族危难的必然的“应对”策略。

在民族存亡绝续之秋，有识之士担当了历史的重任，他们义无反顾地加入到这种积极的“应对”之中。

但我们需要追问的是：既然“种族革命”和“思想革命”是许多有识之士特定时代设定的“应对”策略，那么，鲁迅文化思想的深刻性和独特性表现在何处。

我们一向认为，“思想革命”的深思，尤其是对“国民性”问题的深刻把握，是鲁迅对20世纪中国文化思想的突出贡献。

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学者反其道而行之，认为“国民性”问题纯属思想虚构，是特定时代编造的“神话”。

其思考和讨论的前提就不能成立。

[4]大刀阔斧，一笔勾销了鲁迅崇尚的“思想革命”的价值。

实际上，上述两种不同的阐述，都有意无意地忽视了鲁迅在特定时代的“应对”视角。

突出“国民性”问题的价值，这当然把握住了20世纪文化思想演变的轨迹，把鲁迅放在20世纪中国文化思想明显的逻辑轴线上，强调的是鲁迅对时代命脉的把握，但它却忽视了问题的另一面。

因为“国民性”问题决不是一个孤零零的抽象的命题探讨，而是有着强烈的现实针对性，这是时代赋予战斗者的深思和抉择。

“国民性”问题思考的逻辑起点是什么？是落后的异族统治了汉民族近300年，“暂时做稳了奴隶”，民族的奴性和弱智已侵入骨髓，而在列强坚船利炮的进攻下，积贫积弱的民族已沦为新的奴隶，探究其最终的缘由，才是问题的始基和出发点。

为什么要改造国民性？不改造国民性，就将面临亡族灭种的危险。

那么最要紧的问题是：改造“国民性”的前提是什么？那就是首先要推翻异族统治，“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让民众摆脱奴隶的地位，获得个性解放的权利。

没有种族革命的成功，“国民性”的改造便无从谈起，“思想革命”当然也就成了竹篮打水一场空。

因此，把“思想革命”和“种族革命”割裂开来，就是没有能真正识别20世纪中国文化思想发展的“应对”性质。

“思想革命”不能解决迫在眉睫的亡国灭种的民族灾难，只有翻天覆地的“种族革命”才能暂时“挽狂澜于既倒”，恢复民族的独立和尊严。

没有“思想革命”，“种族革命”就只能草草收场，流于形式上的成功，最终只不过是传统意义上的改朝换代而已。

只有“种族革命”和“思想革命”相继展开，互为支援，齐头并进，才是20世纪中国文化思想发展的最为合理而有效的选择。

三、鲁迅文化思想应对策略的重要意义20世纪90年代，一些受西方殖民理论和海外汉学研究影响的学者，对“五四”以来的所谓激进思潮都给予清理和否定性评价，其中对“国民性”问题的否定尤为突出。

全盘否定“国民性”问题的论者，无非是套用后现代哲学思潮中的一些流行概念，对“国民性”作了一次模仿性的纯文字游戏的“解构”而已。

从后现代解构的意义上说，“国民性”固然是虚无和神话，但对它的“解构”本身又何尝不是虚无和神话。

因为论者所依据的“概念”和“逻辑”本身就是后现代哲学需要彻底解构颠覆的东西。

面对“一切都是语言游戏”（维特根斯坦语）的理论预设，阐释什么都是没有意义的。

如果不是在这种“文字游戏”的意义上来讨论问题，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说，全盘否定“国民性”论者似乎把“国民性”看做是解决中国社会根本出路的手段和方案，因而觉得是不现实、没意义的。

其实，从时代“应对”的意义上来说，“国民性”问题的提出和探讨，这决不是解决问题的手段和方案，而是“革命”的目标和方向。

“种族革命”是手段，“思想革命”是目的；前者是标，后者是本。

标本兼治，这才是鲁迅对20世纪中国文化思想的独特贡献。

这种“应对”策略，不仅仅是一种暂时的“战术”，而且是带有永久性的价值追求。

因此，“思想革命”不但是根本性的革命，同时也是衡量任何“革命”的价值尺度。

从上述意义上来说，我们才能理解鲁迅为什么对辛亥革命颇为失望。

因为虽然满清王朝被推翻了，但阿Q依然是未庄里的“精神胜利者”，辛亥革命不仅没能拯救他的灵魂，反而把他送上了断头台。

这就是“思想革命”没能同步进行所导致的结果。

阿Q死了，阿Q的精神依然充塞在中国的天地之间。

中国社会依然如故，难怪鲁迅要如此沉痛地叹息：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之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

[5](P.16)试将记五代，南宋，明末的事情，和现今一比较，就当惊心动魄于何其相似之甚,仿佛时间的流驶，独与我们中国无关。

现在的中华民国也还是五代，是宋末……[5](P.17)这是由“思想革命”衡量出的“缺失”，却并不表明鲁迅对“革命”本身的拒斥和告别。

这正如他在黄埔军官学校的演讲中所说：“中国现在的情状，只有实地的革命战争，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

自然也有人以为文学于革命是有伟力的，但我个人总觉得怀疑，文学总是一种余裕的产物，可以表示一民族的文化，倒是真的。

”[5](P.423)在这里，对“革命”如此的强调，对“文学”又如彼的“弱调”，也并不表明鲁迅对“思想革命”本身的怀疑和否定，而是显示出他对“应对”策略轻重缓急的审慎抉择。

20世纪中国文化思想发展的历程证明，鲁迅所采取的“应对策略”是理性而有针对性的，从“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到“呐喊”、“彷徨”到“故事新编”直至“且介亭杂文”，鲁迅高瞻远瞩，审时度势，始终以民族大义和个性解放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牢牢把握中国文化思想的应对策略和正确方向。

综上所述，以“种族革命”为手段，推翻“异族”统治，改变国民的奴隶地位，改造国民的精神，深入地展开“思想革命”，让“思想革命”深入人心，构建民族内在的文化心理结构，这是鲁迅先生在20世纪面对西方文化思想挑战所作出的抉择，我们也只有把这种“应对策略”放在它的应用及其转变的文化思想背景中，才能真正了解并认清其合理性和针对性。

任何脱离特定历史时期、特定文化背景的评判都是无的放矢和极不公正的。

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深入推进，鲁迅对20世纪中国文化思想发展应对策略的选择将日益显现出其重要性和启发性。

参考文献[1]梁启超.新民说[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2]鲁迅回忆录:上册[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3]鲁迅全集:第6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4]王晓明主编.批评空间的开创[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8.[5]鲁迅全集：第3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