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麦传入中国的研究植物考古资料

小麦传入中国的研究——植物考古资料摘要：小麦起源于西亚，后传入中国，并逐步地取代了粟和黍两种小米，成为了中国北方旱作农业的主体农作物，形成了现今中国“南稻北麦”的农业生产格局。

目前已见报道的有关早期小麦遗存的考古发现多达数十例，这些新发现的考古证据显示，至迟在距今4000年以前小麦已经传入到中国境内，而且很有可能早至距今4500年。

考古证据还揭示，小麦传入中国至少有两个途径，即草原通道和绿洲通道。

草原通道的传播路线是：西亚－中亚－欧亚草原诸青铜文化－中国北方文化区－黄河中下游地区；绿洲通道的传播路线是：西亚－中亚－帕米尔高原－塔里木盆地南北两侧的绿洲－河西走廊－黄土高原地区。

一世界有四个农业起源中心区，即西亚、中国、非洲北部和中南美洲，其中西亚是小麦的故乡。

小麦起源于西亚的肥沃新月地带（Fertile Crescent），这个地带大体包括现今的以色列、巴勒斯坦、黎巴嫩、约旦、叙利亚、伊拉克东北部和土耳其东南部；考古发现的最早的小麦遗存出土于EPPNB（早前陶新石器时代B期）时期的考古遗址中，绝对年代在距今10500－9500年间。

最初被驯化的栽培小麦有两个品种，即一粒小麦（Triticum monococcum）和二粒小麦（T. turgidum）。

大约在距今8000年前后，二粒小麦向东传播到伊朗高原北部与里海东南部之间的河谷地区，与当地自然生长的粗山羊草（Aegilops tauschii）杂交，形成了一个新的栽培品种，即现今广泛种植和食用的六倍体小麦（T. aestivum），也被称为普通小麦或面包小麦。

栽培小麦出现之后向四周传播，并逐步成为世界几个主要古代文明的农业生产的主体农作物品种，例如两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古代文明、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文明、印度河流域的古印度文明，以及后来的古希腊和古罗马文明等，这些古代文明都是建立在以种植小麦为主要粮食作物的农业生产基础之上的。

小麦的传播向东抵达中亚地区后就停滞了，确切地说，传播速度变得缓慢了。

考古发现显示，早在距今7000年前后，小麦已经传播到了中亚地区的西南部，例如位于土库曼斯坦境内的科佩特山脉（Kopet-Dagh）北麓，但迟至数千年后才继续向东进入了东亚地区。

小麦向东传播受阻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因素应该是西亚和东亚的气候特点的不同。

小麦起源的西亚地区属于地中海气候（Mediterranean climate），气候特点是夏季炎热干燥、冬季阴冷湿润，主要降雨季节在冬春两季。

而包括中国、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在内的东亚地区属于季风气候（monsoon climate），气候特点是水热同季，夏季高温多雨，冬季寒冷干燥，主要降水集中在夏季。

这种降水季节的差别对小麦的生长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小麦是夏收作物，冬播夏收。

春季是生长时期，最需要水，但东亚地区的春季普遍缺少雨水，例如中国北方广大区域有“春雨贵如油”的说法，这种状况不利于小麦生长期中的拔节和灌浆。

而夏季频繁的降雨又影响了小麦的成熟和收获。

所以，如果缺乏人工灌溉，东亚地区实际上是不适合小麦的生长和种植。

这应该是造成了小麦在东传过程中速度逐渐缓慢的主要原因。

然而历史事实证明，小麦终究还是继续向东传播，并进入到中国古代文明的核心区域，即黄河中下游地区，随后逐步地取代了当地本土农作物品种－粟和黍两种小米，成为了中国北方旱作农业的主体农作物，形成了现今中国“南稻北麦”的农业生产格局。

由此可见，虽然小麦的起源与中国无关，但小麦是何时传入中国的、通过哪条途径传入中国的、传入中国后又是如何扩散的、对中国古代文明进程产生了那些影响？这些都是需要我们认真探讨的重要学术问题。

二关于小麦传入中国的时间，从历史文献中能够查到一些线索。

例如《左傳²成公十八年》记载：“周子有兄而無慧，不能辨菽麥，故不可立”。

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北方地区已经开始广泛种植小麦了，以至于当时的普通人都应该能够分得清大豆和小麦这两种农作物。

不仅如此，在中国最古老的成熟文字即甲骨文中也已经出现了小麦的文字，并为探讨小麦的传入提供了一些蛛丝马迹。

例如，甲骨文中的“来”和“麦”这两个字都被诠释为麦类作物，前者一般被释为小麦，后者被释为大麦。

“来”字是个象形文字，本意应该是专指小麦，但后来却被转义为来来去去的来，因此有学者认为这就暗示了小麦外来的含义，但也有学者持不同的意见。

不论如何，甲骨文中出现的“来”字明确地证实，小麦至迟在距今3300年前后的殷商时期已经传入中国。

文献的记载到此为止了，如果再继续向前追溯就需要通过考古发掘获得比历史文献记载更早的资料，确切地说，绝对年代在距今3000年以前的考古实物资料。

这也是本文讨论的年代界限。

考古学是以物说话的，探讨有关小麦传入的问题，最直接的考古证据当然就是古代小麦遗存。

但是，小麦作为植物是有机物质，容易腐烂，很难长期保存在考古遗址文化堆积中。

与其他考古出土遗物相比,小麦籽粒比较细小,肉眼难以发现,所以在考古发掘过程中使用常规的发掘方法是不易找到古代小麦遗存的。

即便如此，在上个世纪的考古发掘工作中，也曾出现过有关小麦遗存的报道。

其中出土有早期即距今3000年以前小麦遗存的考古遗址有：甘肃的民乐东灰山遗址、陕西的武功赵家来村遗址、安徽的亳县钓鱼台遗址、云南的剑川海门口遗址、西藏的山南昌果沟遗址、以及新疆的罗布泊古墓沟遗址、巴里坤兰州湾子遗址和哈密五堡古墓等（表一）。

表一上世纪考古发现的早期小麦遗存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小麦遗存的出土大多是偶然发现，而且在年代的测定上或植物种属的鉴定上，或多或少地都存在着一些疑惑和问题，并由此引发了一些争论。

例如，亳县钓鱼台遗址的小麦遗存出土于一件陶鬲中，当时被认定为新石器时代的遗存，但随后这件陶鬲又被确认为是西周时期的遗物。

再如，武功赵家来村遗址发现的小麦遗存在年代上虽然没有争议（客省庄二期），但植物种属的鉴定值得怀疑。

根据报道，赵家来村的小麦遗存实际是发现于墙皮草拌泥中的某种植物茎秆的印痕，然而，大多数谷物的茎秆即便是在新鲜状况下仅凭外观也很难进行种属鉴定的，更何况是残留在草拌泥中的印痕。

在上个世纪发现的这些小麦遗存中，影响力最大、争论也最多的当属民乐东灰山遗址出土的小麦遗存。

东灰山遗址的小麦遗存最早是由李璠先生研究的，他曾于1985年和1986年两次前往东灰山遗址采集到一批炭化谷物遗存，从中鉴定出了普通小麦（Triticum aestivvum）和密穗小麦（T. compactum）两个小麦品种，并根据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碳十四实验室对采自遗址土样（黑炭土）的测年结果，判断东灰山遗址出土小麦的年代在距今5000前后。

李璠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农学家，他对东灰山遗址出土小麦遗存的植物种属鉴定是可信的。

但李璠先生不是考古学家，他在东灰山遗址采集植物遗存的方法以及对出土小麦遗存的年代判断需要专业的考古学者进行核实。

1987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吉林大学考古系组成了联合考古队对东灰山遗址进行了正式考古发掘。

发掘结果显示，东灰山遗址属于一处单纯的四坝文化遗址。

四坝文化是分布在河西走廊的一支早期青铜时代文化，年代在距今3900～3400年之间。

如此，考古学者通过发掘对东灰山遗址的年代认定不同于李璠先生对东灰山出土小麦的年代判断，二者之间相差千余年。

更为复杂的是，考古发掘后正式出版的报告中附有两份碳十四测年结果，一份是由国家文物局的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研究所测定的具有明确采集层位（87MDTG②）的木炭样品，测年结果是距今3490±100，树轮校正年代是距今3770±145年，恰好落在了四坝文化的年代范畴内。

另一份是由北京大学考古系的年代测定实验室测试的采自四坝文化层位的炭化小麦样品，测年结果是距今4230±250年（年代数据未作树轮年代校正），这个数据似乎又接近了李璠先生的判断。

这些互相矛盾的测年数据为东灰山遗址出土小麦遗存的年代问题又罩上了一层迷雾，引发了学术争论。

2005年，一支由中国和美国考古学者组成的联合考察队专程前往东灰山遗址，根据文化层重新采集了土壤样品并进行了浮选，从中发现了一定数量的小麦和大麦遗存。

北京大学碳十四实验室从浮选结果中选择了10余份系列的炭化麦粒样品，应用加速器质谱测年方法对这些出土炭化麦粒直接进行了测年，绝大多数小麦样品的测年结果都落在了距今3600～3400年之间。

近几年，由中国和澳大利亚的环境学者合作对东灰山遗址出土小麦再次进行了采样和年代测定，校正年代为3829~3488 cal. BP※。

这些新的年代数据无可辩驳地证实了，东灰山遗址的文化堆积及其包含的小麦遗存应该属于四坝文化时期，绝对年代在距今3600年前后。

由此，困扰学术界数十年的一桩疑案终于得到解决。

三浮选法是植物考古学的田野工作方法之一，是通过考古发掘获取古代植物遗存的最为有效的手段。

本世纪以来，浮选法在中国得到了大力推广和普及，彻底解决了在考古发掘过程中难以发现和获取古代植物遗存的问题。

截至目前为止，开展过浮选工作的考古遗址已经多达数百处，从中获得了数量惊人的炭化植物遗存，为中国考古学的研究提供了一大批珍贵的古代植物遗存资料。

通过浮选获得的植物遗存中也包括了早期古代小麦遗存，这些通过浮选法获取的古代小麦新资料，为探讨小麦传入中国的问题提供了新的证据。

根据不完全统计，自本世纪以来正式发表或报道的有关早期小麦遗存的发现已经多达数十例。

与上个世纪的发现有所不同，本世纪新发现的小麦遗存具有三个显著特点：其一，这些早期小麦遗存大多数不再是偶然的发现，而是通过考古发掘或田野调查，有目的地采集土样进行浮选或筛选获得的结果。

其二，获取并研究早期小麦遗存不再是考古学的专利，许多地学或生物学的学者也积极地参与这项研究，并取得了显著成果。

其三，由于碳十四测年技术的不断进步，特别是加速器质谱计（AMS）测年方法的完善，使得一粒小麦粒就足以作为测年样品，再加之我国经济持续发展带来的科研经费的充足，许多新发现的早期小麦遗存都被直接送交国内外的测年实验室对小麦粒本身进行年代测定，测年数据相对比较准确。

本世纪新发现的早期小麦遗存有两个不同的获取途径，一类是通过正式考古发掘从考古遗址文化堆积中获得的，这些考古出土的小麦遗存一般都具备明确的考古学文化层位，但大多缺乏对出土小麦籽粒的直接测年，小麦的相对年代多是根据考古遗址的文化性质判断的、或根据同出的其他物质样品如木炭、兽骨、皮毛甚至土样（全样）的年代测定结果推测的。

另一类是通过环境考察或考古调查从剖面沉积物或文化堆积物中获得的，这些调查发现的小麦遗存虽然考古学文化背景不是很明确，但大多数都拥有可靠的测年数据，即对出土小麦籽粒直接进行AMS年代测定获得的年代数据。

从表二的统计可以看出，仅有相对年代的早期小麦遗存中，除了天水西山坪的之外，其他都是通过正式考古发掘获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