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都城变迁

中国古代都城的变迁城市的出现，是国家形成的重要标志，即社会进入奴隶占有制的标志。

我国城市已有四五千年的历史。

而作为国家政治中心的都城在国家生活中更是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但是在历史上，迁都的例子屡见不鲜。

我们先来看看中国各朝各代都城的分布情况。

从夏、商到西周、春秋，为我国奴隶社会的形成和发展时期。

夏朝400 多年，迁都10 余次，其活动的地区主要在伊、洛流域和晋南。

商朝600 多年（公元前16 世纪至前11 世纪），商都也多次迁徙，有“前八后五”之说，共达13 次之多。

其实商汤以前的8 次不能算迁都，因为那时商族还没有建立政权，只是居住地的变换而已。

“先王”时代的5 次迁都：沃丁迁隞，河亶甲迁相，祖乙迁邢，南庚迁奄，盘庚迁殷。

周人起源于陕西中部、甘肃东部的黄土高原地区。

周人迁都也很频繁，其中邰（武功县渭河北岸）、豳（陕西彬县）、岐（沂水、汘水附近）、丰和镐（均在沣水中游）为人们所公认的。

奴隶社会时期的都城主要分布在我国北方。

中国古代以河运为主，为了生活用水方便，又利于交通运输，往往把都城建在河流附近或河流的交汇处。

国都的四周围有城墙，城墙外是乡下，以农牧业为主；城墙内是行政中心，也有商贸场所、统治者居住的宫殿等。

我国从战国时期开始进入封建社会，有2000 多年的历史。

战国时代，群雄争霸，齐、楚、秦、燕、赵、魏、韩诸国都城都多次迁徙。

以秦为例，秦国的祖先因功封于秦邑（甘肃清水县西北）。

周平王东迁之后，秦人的势力逐渐发展到关中地区的西部，沿渭水东下，曾居于沂（沂水之滨），迁平阳（陕西宝鸡市东），再迁雍（陕西凤翔南）。

雍的地理位置很重要，系东西交通的枢纽和通住巴蜀的咽喉。

秦人在此建筑城邑和宫殿，居住达294 年之久。

为了同东方的魏争霸，秦献公二年（前383 年）又东迁栎阳（陕西临潼县东北），栎阳的战略地位是“北却戎翟，东通三晋，亦多大贾。

”（《史记·货殖列传》）它作为秦都有34 年之久。

秦孝公用商鞅变法，就是先在栎阳开展的。

后来，秦又迁都于渭水之滨的咸阳。

咸阳北依高原，南临渭水。

渭水、黄河航运，给秦人以莫大的便利。

公元前221 年秦始皇统一全国后，仍定都咸阳。

咸阳成了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宫殿林立，楼阁相邻，四通八达，表现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的宏伟气魄。

刘邦灭项羽后，不是在秦都咸阳的灰烬中重建新都，而是在渭水之南，龙首原之西北兴建新都。

入主关中，营建长安。

西汉末年，长安遭到毁灭性的破坏，东汉建都洛阳，且没有迁都过。

三国鼎立时，曹魏都洛阳，蜀汉都成都，东吴都武昌（湖北鄂城）后迁建业（南京）。

后来的东晋、南朝（历宋、齐、梁、陈四朝）均定都南京。

西晋（265 年至316 年）仍都洛阳，它是在曹魏都城的基础上重建的。

结束三国鼎立的局面后，全国的政治中心又东移到洛阳。

“八王之乱”，五胡乱华后，洛阳遭到破坏，东晋（317 年至420 年）都建康（南京）。

当时，战乱不断，山河破碎，出现了南北朝对峙的局面。

北朝的北魏先都平城，后迁洛阳；东魏、北齐均都邺（河北临漳县）；西魏、北周均都长安。

随后的隋唐两代，均都长安。

五代十国时期：后梁都开封，后唐都洛阳，后晋、后汉、后周均都开封。

十国中的吴国都扬州，南唐西都江陵府（南京）、东都江都府（扬州），吴越都杭州，楚国都长沙，闽都长乐府（福州），南汉都兴王府广州，前蜀、后蜀均都成都，南平都江陵府（江陵），北汉都太原。

建隆元年（960 年）正月，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取代后周建立北宋，仍以汴州为都城称东京开封府。

从此我国的政治中心东移，不在太行山以西。

而后，东北地区女真族兴盛起来，建立金，都城在会宁府（黑龙江阿城南）。

靖康二年（1127 年），北宋王朝被金国灭亡。

康王赵构建立南宋，迁都临安（杭州）。

金为了牢固地统治华北并进一步吞并江南，将它的统治中心迁到了中都燕京（北京）。

元统一中国后，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建都北京。

1356 年朱元璋领导的农民起义攻克集庆（金陵）后，就改集庆路为应天府，作为统一全国的根据地。

他称帝后，犹豫了很久才确定建都南京。

明永乐十八年（1420 年）冬，明成祖朱棣下诏迁都北京。

清沿袭明制，仍定都北京。

从上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历史上几乎每朝每代都发生过迁都的例子，而迁都的原因也各不相同。

有自然环境变化的因素，也有政治力量对比变化的因素，但是其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经济重心的不断南移和东移以及交通的变迁。

纵观中国历史都城分布情况，在奴隶社会及封建社会早期，由于当时劳动工具落后，人们的生产、生活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环境，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冲击平原自然条件优越，便于游牧、游农和迁徙。

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一致，所以都城长期在这个地区。

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铜、铁等金属的广泛应用，军事进攻能力增强。

国都关系国家的存亡，不仅应在经济发达地区，还要考虑军事防守的凭借因素，秦汉之后都城迁移到关中地区达1000 多年。

后来由于我国经济重心南移，东部沿海地区特别是江南各地经济迅速发展，政治重心也随之东移。

北宋以后的我国都城则在东部近海。

特别是北京，地处华北平原、东北平原和蒙古高原三大地区之枢纽，又有河海漕运沟通江南，地理位置优越，因此成为东移近海时期的代表。

再以十三朝古都长安城为例，长安是中国古代王朝的主要都城之一，历史上曾先后有周、秦、汉、隋、唐等十几个王朝或割据政权在此建都。

但自唐以后，长安不复为都。

古都洛阳也逐渐丧失其政治中心的功能。

中国都城开始由西向东迁移，汴梁取代长安和洛阳而成为五代和北宋时期的主要都城，这是中国古都发展的重大变化。

虽然长安不复为都有其自然环境恶化的原因存在，关中渐渐丧失了往昔“天府之国”的经济优势和全国经济重心区的地位。

尽管隋唐政府可以通过政权的力量集天下之力来加强关中的经济地位，保障都城的物质供给，但关中经济地位已经回天乏术。

唐代以后关中地区的经济已无法支撑起帝国都城的发展与繁荣。

在关中丧失经济优势地位、漕运成为国家命脉所系的同时，关中地区也丧失了建都所需的交通地理的优势。

关中所出不足以给京师，使京师长安的粮食供应日趋紧张，而国家财政开支的日益增长亦加重了关中供给的危机。

而与此同时，江南地区经济不断发展，经济重心不断南移，统治者急需借助这些地区巩固其财政，加强其统治。

但是此时，关中地区的地理交通条件就不存在优越性了。

关中地理上的天然屏障固然给国家统治形成了良好的军事防备优势，但是由江南或关东通往关中的潜运路线极为难行。

这时，漕运的作用已日趋重要。

如果在盛世之年，或许国家还可以控制漕运解决都城财政紧张问题，稳定其统治。

但是到了安史乱后，唐朝财政之所以屡屡拮据，朝不保夕，煊赫一时的大唐政权奄奄一息，难以再振，无力控制漕运。

假若有一方政治势力控制住漕运，就好比扼住了关中咽喉，关中政权也就成了瓮中之物。

要解决这一问题，只能是国家迁都出关。

这表明在经济重心东移南迁、关中经济优势地位丧失的情况下，隋唐以后尤其是唐中叶以后，关中地区已不再适宜作为京师的所在地了。

长安、洛阳的衰落，必然会出现一个新的政治中心来取代它们的位置，这个新的政治中心就是横跨运河之上的汴州。

汴州的崛起与大运河的发展息息相关，大运河为汴州的崛起提供了机遇，并为其日益繁荣提供了动力。

汴州地处“咽喉九州、间域中华”的中原腹里，华北大平原的西缘。

它北依黄河与济水，南濒汴水，周围平原广阔，河湖交错。

战国时古作州曾是魏国都城，名日大梁。

魏惠王开挖鸿沟，沟通河、济、淮三大水系，这是中国最早的运河之一，大梁也因鸿沟而成为中原地区的水陆交通要冲。

秦灭魏，水灌大梁，一代繁华都城从此沦为一个寂寥县城。

东魏在此置梁州，北周改称汴州，地位略有上升，至隋场帝开挖大运河，汴州才迎来它的新生。

其实，隋代运河在唐朝才开始显示其真正价值。

它以廉价、通畅、快速的水运，将赋税与经济重心的南方同政治中心和军事中心的北方联结起来，弥补了东、西两京经济的不足，加强了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

尤其是安史之乱以后，藩镇割据，政府财政主要靠江淮地区，通济渠成为唐王朝的经济命脉，使唐朝得以在安史乱后再维持一个多世纪。

不仅如此，它对于增进南北方社会经济文化的交往，打破地区之间因交通不便而产生的隔膜状态，促进各民族之间的文化融合，巩固国家统一等，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汴州正位于通济渠的上游，它西通东都洛阳，南达江淮富庶之地，南来北往的商旅潜船都必须经过这里，为舟车汇聚之所，交通便利。

唐开元年间汴州初步繁荣起来。

因汴州已成为交通遭运的枢纽。

这一地位的确立，对于汴州的城市发展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而汴州的交通地位和经济条件又决定了它的军事地位。

当中央政权主要同关东经济区发生经济联系时，洛阳就是关中的咽喉;当关东经济区的经济联系主要在河南和江淮之间由南向北地进行时，汴州就成为洛阳的要塞。

交通、经济、军事的优势地位必然会带来政治地位的提升，伴随着改朝换代，汴州这个曾经沦落的昔日古都重新崛起于大平原之上，成为五代和北宋时期主要的都城。

诚然，都城的选址只有相对较好的区位，没有绝对理想的区位。

纵观整个中国历史，当经济重心不断南移，交通尤其是水运交通变化时，都城的选址也不断出现变化。

由此可见，国家都城的选址不止跟政治军事因素有着密切关系，经济和交通因素也在其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