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婚姻伦理看公序良俗

从婚姻伦理看公序良俗
公序良俗原则是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公序良俗的意思为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公序良俗最早出现在罗马法中。

当今社会，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和政治的巨大变革，法律矛盾越来越尖锐，众多法律问题层出不穷，法律法规已经不能够完全跟得上时代变革的步伐。

人们越来越关注伦理道德方面的问题，在冰冷的法律条文面前，人们开始关注道德，这个时候，法律中所说的公序良俗开始慢慢进入人们的视野。

我国的《民法通则》第7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扰乱社会经济秩序。

”这里所规定的实际上也就是学者所称的公序良俗原则。

当代社会，学者通过对社会上法律案件的了解与研究，发现越来越多的与公序良俗有关的案件开始指向婚姻家庭伦理方面的问题，具有人性和弹性的公序良俗开始与硬性的法律规则展开持久战。

因此，本文将对三起与婚姻伦理有关的实例进行肤浅地分析，进而转到对当今社会中公序良俗的思考与反思。

第一起案件就是在法律界为人所熟知的公序良俗第一案：张学英与蒋伦芳的遗产纠纷案件。

该案中，黄永彬原本与蒋伦芳是夫妻，而后黄永彬与比他小30岁的张学英同居，而在此过程中，黄永彬患上癌症，张学英终日守在病榻前侍奉黄永彬，黄永彬在弥留之际立下遗嘱，死后将自己的部分财产和骨灰盒都留给张学英。

黄永彬死后，张学英去找蒋伦芳要回黄永彬遗嘱中所涉及的财产，而蒋伦芳却坚决不给，张学英因此将蒋伦芳告上法庭，经过法院的一审和二审，法院最终裁决，驳回张学英的上诉请求，黄永彬的遗嘱无效，张学英败诉。

此案判决后在社会中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与反响。

我作为一个大一的法学新生，刚刚接触民法这门课程，法律方面的专业知识知之甚少，因此我只能发表一些我自己的观点。

此案一出，社会各界众说纷纭。

一些人认为法院的裁决有失偏颇，一方面，《继承法》规定公民有遗嘱自由的权利，他们有权自由处分自己的财产，并且遗嘱继承优先于法定继承；另一方面，他们认为法官的裁决本身就存在一定的缺陷，本案中黄某立遗嘱的行为并没有违法，法律应该予以支持，任何人包括法官没有曲解法律而迎合社会大众要求的权利，因此他们认为张学英应该得到属于自己的遗产。

与此同时，一些人则认为本案是正义的，从《婚姻法》方面来看，黄某与张某的公开同居行为违反了《婚姻法》中对于一夫一妻制的规定，并且严重危害了家庭关系，也就是危害了公序良俗的原则。

梁慧星教授在对违反公序良俗原则的行为的论述中就包括危害家庭关系的行为，因此根据公序良俗的原则，张某理应败诉，并且黄某立遗嘱将遗产留给张某的行为是对蒋某继承权的侵害，因此他们认为法援的判决是正确的。

由此则可以引申出公众对意思自治和公序良俗的考虑。

意思自治，也就是民法中所说的自愿原则，是民法的最高指导原则。

意思自治就是由当事人依照自己的意思决定民事事项。

因为民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是社会成员之间的“私”关系，应当由当事人自己决定，国家不应过多的干预。

意思自治原则又体现为民事主体依法享有在法定范围内的广泛的行为自由，自由自主的决定民事活动。

案例中的黄某在
遗嘱中写明要将其遗产赠与“朋友”张某，公证已经证明了遗嘱是立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法律应该保护公民对自身财产的处分权。

而法官最终宣布黄某的遗嘱因其内容违反公序良俗原则，判定遗嘱无效。

坚定的站在黄某的妻子蒋某的一边，将这位“二奶”驳得体无完肤；从公序良俗的角度来看，是本案判决是法官在法律出现明显的漏洞时，运用其自由裁量权，适用《民法通则》原则，依据公序良俗和法律的整体精神解释法律、适用法律的结果。

法院的这份判决得到了一部分学者与专家的支持，自然大部分民众对这份判决也拍手称赞。

法院有意无意的充当了道德的捍卫者，净化了社会风气，给予“二奶”群体以警示。

当然，意思自治与公序良俗有着很多相同与相似的地方，对民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也有着重要的作用。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的法制建设也进一步加快了脚步，意思自治，私权神圣的呼声愈来愈高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是对公序良俗的否定，而是要从理性的、辩证的角度来看待意思自治与公序良俗的关系，同时我们也应该加强其他部门法的建设，理性地对待法律，这样才能使法律发挥其最大的效力。

第二个则是82岁的物理学泰斗杨振宁教授和28岁的研究生翁帆结婚登记的事例。

2004年12月24日, 82岁的世界著名美籍华裔物理学家、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教授
和28岁的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翻译系硕士生翁帆女士, 在广东省汕头市民政局涉外婚姻登记处, 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

办理此手续时,杨振宁教授已经丧偶, 而翁帆则是离婚单身。

提到对于公序良俗的违
反，人们就会想到社会舆论，想到社会是怎样评价某个事件，杨振宁教授结婚这个事件一出，社会各界议论纷纷，普遍认为杨振宁与翁帆的年龄差距太大，有违传统，更有违公序良俗的原则。

而年龄差距太大则成为了他们认定的标准。

我想这样认为是毫无依据可言的，杨振宁与翁帆结婚并没有损害公共利益，没有在社会上形成不正之风，没有对社会风气造成不利影响，因此民政局承认了他们的婚姻关系而且他们的婚姻是合法的，并没有违反公序良俗的原则。

第三个案例则较为复杂，2005年5月, 江苏省高邮市59岁的丁全仁先生和33岁的占小东女士, 在当地民政部门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

办理此手续时, 丁全仁先生已经丧偶, 而占小东女士则刚刚离婚。

但不同的是, 占女士此前曾是丁全仁先生长子丁桂宏之妻, 并和其前夫丁桂宏生有一子丁小伟, 而丁小伟目前随占女士与丁全仁先生共同生活。

社会各界对这个案子当然是嗤之以鼻，毫无疑问，丁占二人的婚姻是毫无法律效力的，是完全违反公序良俗原则的。

丁占二人的行为严重地影响了家庭伦理道德，一方面，原本丁全仁与丁小伟是爷孙关系，而丁占二人结婚后，丁小伟与丁全仁的关系则很难界定，到底是爷孙关系，还是继父子关系？而由此可以想到，丁家的大部分人物之间的关系则变得极其混乱，严重有违伦理道德，因此丁占二人的婚姻法律上是一定不会承认的。

违反公序良俗的婚姻是无效的。

另一方面，这样也会引起继承方面的混乱与纠纷。

综上可知，丁占二人的婚姻是乱伦性质的婚姻，有违社会道德，更加有违公序良俗。

通过上述的三个有关婚姻家庭的事例，我们不难看出，公序良俗的理解看上去很简单，实则很复杂。

我国民事案件中，对公序良俗还应该有更加深入的评判，我国的法制建设对公序良俗还应该有更多的解释。

当今我国社会，公序良俗的适用存在着以下几个适用难点：
1、例如蒋伦芳与张学英遗产纠纷案，从中可知，在判案时，如果要舍弃可适用的法律规定而优先使用公序良俗，必须要找到适用的优先条件，也就是说找出一个具有说服力的条件来推倒硬性的法律规定。

2、必须要关注公序良俗的现实性和变迁性。

公序良俗和意思自治是法官在判案时很难区分的两个条件，而当今社会，公序良俗的现实性越来越强大，也会随着社会的变迁而不断产生新的内涵，因此要在研究判例的基础之上有所取舍。

3、我国对公序良俗的解释是“尊重社会公德和社会公共秩序、公共利益”，而没有使用它的本源概念“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应该根据其本质来应对现实问题。

对于公序良俗在今后的法律适用中，不同的专家学者也提出了不同的建议，比如，法官在实践中对案件的处理需要法官结合社会环境来认定，而不能机械适用该原则；法官要对自己的判决进行明确的论证；引入专家组制度；重视保护性公序多余指导性公序，等等。

我认为，随着当今社会法学界对公序良俗的关注度的提高，也就证明着社会对道德的评判标准越来越高，我们作为当代大学生，尤其是作为一名法学专业的大学生，应当认真学习法律知识，提高自己的
法律意识，更重要的是要提高自己的思想道德素质，以“德”服人。

参考资料：
1、孙文桢：《婚姻的效力与公序良俗》2006年
2、宋潮：《再议我国公序良俗第一案》
3、刘和忠：《从遗嘱自由看公序良俗与意思自治的较量》2013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