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题目及答案

《中国当代文学》一、大作业题目（内容）：（一）名词解释(20分)1.茶馆戏答：《茶馆》是中国当代话剧艺术的经典之作，作者老舍是“人民艺术家”和“文艺界的劳动模范”。

戏剧运用侧面透露的表现方法，以北京裕泰茶馆为典型环境，以茶馆的变迁和一些小人物悲剧命运来表现时代的主题。

戏剧采用了人物展览式的结构，塑造了具有时代特征的人物群像，反映了清朝末年至国民党统治时期近五十年的历史变迁，深刻表现了“埋葬三个时代”的主题。

2.寻根小说答：产生与八十年代中后期，是迄今为止当代唯一有理论有实践的小说思潮，但它始终没有获得明确的概念和公认的范畴。

它的理论主张体现在韩少功《文学的“根”》及阿城《文化制约着人类》等理论著作中。

以现代意识观照现实与历史，反思传统文化，重铸民族灵魂，探寻中国文化重建的可能性；作品题材和文化反思对象呈现鲜明的地域特点，在表现手段上既有中国传统文学的手法，又运用现代派的象征、暗示抽象等手法，丰富和加深作品的文化意蕴。

代表作品：1985开先河的韩少功《爸爸爸》；王安忆《小鲍庄》；汪曾祺《受戒》《大淖记事》；贾平凹“商州系列”；阿城《树王》等等。

寻根文学提倡广义的文化，扩大了当代小说的领域，也使民情风习不再是小说中可有可无的点缀，甚至于成为小说的主题。

寻根即寻找民族文化之根，二民族的根甚至于民族的文化之中，散落在民间。

这种文化寻根是审美意识中潜在历史因素的觉醒，也是“重铸和度亮”民族自我形象的努力。

传统文化的原初精神散失在民间，对民族文化之根的探询过程实际上也就是对民间的发现过程。

3.“双百”方针答：在1956年5月召开的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正式公开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指“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

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代表中央对这一方针做了权威性的阐释：“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判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意见和保留自己意见的自由”；双百方针的提出，活跃了当时的文艺创作，开创了文艺理论批评与研究的新局面。

4.文化散文答：在80、90年代散文创作中，有些作者是一些从事人文学科或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他们在专业研究之外，创作了一些融会学者理性思考和个人感性表达的文章，这类随笔式的散文被称为学者散文或者文化散文。

如金克木、张中行、余秋雨等；学者散文作者大都有较为丰厚的学术修养，往往将学术知识和理性思考融入散文的表达中，不特别注重文体规范，而将其视为专业研究之外的另一种自我表达或关注现实的形式。

在风格上大多较为节制，通常会以较为智性的幽默来平衡情感的因素，学理知识的渗透，也使其具有特别的思想深度和情感厚度。

（二）简答题（20分）1. “朦胧诗”对传统现实主义诗歌有哪些突破？答：“朦胧诗”是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是伴随着文学全面复苏而出现的一个新的诗歌艺术潮流。

朦胧诗，指以舒婷、顾城等一批文革中成长的青年诗人为代表的具有探索性的新诗潮。

对人的自我价值的重新确认，对人道主义和人性复归的呼唤，对人的自由心灵的探险构成了朦胧诗的思想核心。

朦胧诗的重要特征是意象化，象征化和立体化。

它以“叛逆”的精神，打破了当时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一统诗坛的局面，为诗歌注入了新的生命力，同时也给新时期文学带来了一次意义深远的变革。

他们在诗作中以现实意识思考人的本质，肯定人的自我价值和尊严，注重创作主体内心情感的抒发，在艺术上大量运用隐喻、暗示、通感等手法，丰富了诗的内涵，增强了诗歌的想象空间。

“朦胧诗”并没有形成统一的组织形式，也未曾发表宣言，然而却以各自独立又呈现出共性的艺术主张和创作实绩，构成一个“崛起的诗群”。

关于朦胧诗曾在当时文坛引起论争。

2. 概括90年代散文创作的四种主要类型，并分析其审美意义。

答：90年代散文创作的四种类型分别是：以余秋雨、李存葆、周涛、鲍鹏山、王小波为代表的文化大散文；以季羡林、金克木、黄裳、乐黛云等为代表的学者散文；以海男、素素、张立勤、周佩红、韩小蕙、赵玫、翟永明、铁凝、残雪、潘向黎、何向阳、陈蔚文、张燕玲、唐敏、叶梦、徐小斌、徐坤、陈染、林白、残雪、虹影、孟晖、赵园、潘向黎、楚楚、路也等为主要阵容的女性写作；以杨永康、朱千华、韩青、雷平阳、盛慧、谢宗玉、周蓬桦、马力、马叙、杨献平、黄海、习习、阿贝尔、淡舟、右额天心、蒋蓝、玄武、雪松、高维生、李汉荣、张生全、傅菲、陈洪金、宋晓杰、周闻道、李傻傻、汗漫、柳宗宣、季栋梁、齐明达等为主的“新散文”写作。

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都是选择散文这一文体来表情达意，他们或以文人性的情趣见长，或以现代人的睿智通达取胜；有的面向社会历史，有的走向自我心灵。

无论是走进历史，还是直面现实，抑或回归自然，都以散文的方式表达了这些知识分子的文化关怀。

从中我们欣喜地看到了90年代散文家“人”的意识、自我意识的充分觉醒，看到了这些散文作家在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上肯定着“人”的尊贵地位，肯定人的丰富需求，同时进入对人的前途、命运的本质的深入思考，这就为以抒写心曲、思考人生为特色的散文文体的流行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而且这些作家告别了以往散文创作过于直白的政治功利目标，而是致力于新的表现领域和抒写方式，并以此作为散文新的审美标准，终于使90年代散文以更为轻松的格调、优雅的步态、深刻的人生思考走近读者，从而实现了创作主体与接受主体的精神对接，构成90年代散文兴盛的基础。

作家主体审美意识的改变，使得90年代散文愈加表现出“表现自我”的自觉性，进而获得对世界、对人生的全新认知，这符合散文自身审美原则的整合与调节的规律，而且中国90年代社会思想活跃、丰富，它一改80年代思想改革与保守，开放与二元对立模式，明显地呈现民间性、多元化的特征，其内涵和格局表现在创作中，就是散文创作所涉及的立意和主题，以及写作的基本立场和倾向发生了很大的偏转，特别是在经济大潮的冲击之下，诸多散文作家的创作已明显收缩为一个局部的边缘的现象，个人化的趋势日益清晰地显露出来，当然“文以载道”的传统，以及社会因素对于作家的影响，使90年代的散文创作必然出现这样一种多元化的态势，这个时期的创作，或者富有哲理和人道精神，或者婉转抒情、或者倾向于个体内心的倾诉，或注重文体的创造与革新，甚至是一些大众消费的散文也应运而生。

因此散文的创作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盛局面。

其中，老一代的博大、中年一代的厚重、年轻一代的锐利，使当下散文创作呈现着三代同堂的繁荣局面。

他们为我们散文的创作做出了自己的贡献，给我们当前的散文创作提供了有意的启示。

（三）论述题（60分）结合建国30年与80、90年代的小说作品的比较，论述新时期以来小说在题材、人物形象塑造方面出现了怎样的演化趋势？并请说说你对这种演化趋势的看法？（要求观点明确、条理清晰、有理有据。

）答：首先，在题材方面，“文革”题材小说研究的兴起。

对于“文革”题材小说，学界目前并没有统一的明确定义，很多研究者几乎都不对“文革”题材小说进行界定，“文革”题材小说似乎是一个不证自明的命题。

“文革”题材小说大体上等同于许子东所说的“文革小说”。

新时期“文革”题材小说出现伊始，可以说关于它的研究就应运而生了。

刘心武的《班主任》一发表，全国读者来信不断，围绕《班主任》的座谈纪要和评论也随之而来。

卢新华的《伤痕》一发表，大有全国读者泪流成河之势，《〈伤痕及其他〉———短篇小说和评论选》也随之出现。

古华的《芙蓉镇》和莫应丰的《将军吟》刚一出版，《〈芙蓉镇〉评论选集》和《〈将军吟〉评论选集》就紧跟而来。

戴厚英的《人啊！人》一问世，关于“人道主义”问题的论争便蜂拥而起。

可以说，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前期，关于“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的评论意味着新时期的“文革”题材小说研究已经发生。

1983年开展的清理精神污染运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文革”题材小说的创作和研究。

随着政治环境的宽松和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知青小说、寻根小说和先锋小说蓬勃发展。

由于知青小说、寻根小说和先锋小说中有不少以书写“文革”中的人和事为主，所以说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文革”题材小说的创作和研究又活跃起来。

从“文革”结束后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伤痕小说、反思小说、知青小说、寻根小说和先锋小说的兴衰与当时文艺政策的或松或紧呈正比关系，与之相随的“文革”题材小说研究大致上也是如此。

值得注意的是，叶永烈、胡月伟、师东兵、林青山等人的“文革”传记、“文革”纪实和“文革”秘闻也在那个时候同步出现。

这些“文革”题材作品（小说）在反思“文革”的同时也不乏消费娱乐的倾向，它们同知青小说、寻根小说和先锋小说中的“文革”叙事，可视为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文革”叙事的四重向度。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文革”题材小说（作品）大量涌现，这在很大程度上与当时国内兴起的“文革”研究密切相关。

1986年“文革”发动20周年之时，知识界对“文革”的言说持续升温，邵燕祥倡议建立“‘文革学”，巴金呼吁建立“‘文革’博物馆”，让人们牢记文革”，以防“文革”再来，针对巴金的提议，附议者不少，但也不乏“怀疑”者。

总的来说，那时人们呼唤“研究文化大革命浪潮”的到来。

今天看来，一批早期的“文革”研究著作、“文革”口述著作就产生于那个时比如金春明、王年一、周明、冯骥才等人的书籍。

几乎与此同时，学术界也开始呼吁进行“‘文革’文学”研究。

1988年11月10日，《文学自由谈》《开拓文学》编辑部主持召开了“文学与‘文革’”座谈会。

《钟山》1989年2期刊登了潘凯雄、贺绍俊《文革文学：一段值得重新研究的文学史》一文。

随着全国经济政治形势的紧张，1989年夏季前后至邓小平“南方讲话”（1992年1月1日到2月21日），“文革”研究受到限制，“文革”文学研究题材小说创作及研究也走向低潮。

其实，早在1988年12月10日中宣部、新闻出版署发布了《关于出版“文化大革命”图书问题的若干规定》，这种趋势似乎就已经注定。

可以说，从1989年夏季前后到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这段时间，既是“文革”题材小说创作及研究的蛰伏期，又是“文革”题材小说创作及研究的突围期。

从中也可以看出，“文革”文学研究和“文革”题材小说的创作和研究伴随着文革研究”的兴衰而呈现出上下起伏的状态，这与政治经济形势和文艺政策的变化遥相呼应。

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后，这种局面得到改观。

其次，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人物形象仍缺乏丰富性和立体感、缺乏历史意味和独特的审美个性。

如果观察新时期之初的主要小说思潮，如伤痕小说及反思小说和改革小说的部分作品，就可以发现大部分作品对人物形象的塑造还较多地拘囿于类型化、扁平人物的窠臼，还未塑造出有独特审美价值、充分典型化的人物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