钓鱼岛问题的由来问题背后的美国因素

钓鱼岛问题的由来问题背后的美国因素中日钓鱼岛争端由来已久，但随着去年日本民主党政府实施购岛计划，以及安倍政权上台之后的政策更为咄咄逼人，钓鱼岛争端有激化的趋势。

作为钓鱼岛问题的始作俑者以及与中日都建立了密切关系的世界唯一霸主，美国的态度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这一问题今后的走向。

美国在钓鱼岛问题上没有任何直接利益，但由于日本是美国亚太安全同盟体系的核心，而中国则是美国在亚太最大的战略与经济合作伙伴和竞争对手，所以美国不得不仔细规划自身在中日争端中的定位和政策，美国因素也因之变得重要而微妙。

美国亚太框架下的钓鱼岛争端当前美国在东亚的战略重点并非管理中日关系，而是通过完成再平衡部署来确保维持其战略优势。

由于中国的快速崛起以及地区潜在威胁的多样化，美国需要通过修正布什政府时期对亚太地区的忽略来强化自身在这一生机勃勃又隐含危机地区的影响力。

为达成这一目的，美国不得不重视处理对中日的关系，并努力确保中日关系不会干扰美国的战略布局。

从对日的视角来看，美日两国因为基地调整问题而导致的关系紧张已经有好几年了，这种状态明显制约了美国在东亚的整体部署。

由于日本政府的行政能力低下，美国已经无法奢望其通过内部协调来尽快完成安全态势的调整，于是转而期待利用外部压力来迫使日本跟上美国的步伐，通过尽快结束对日关系的不正常状态来促使日本在处理对朝、对华、南海等诸多问题上发挥更为积极外向的作用。

从美中的视角来看，美国究竟如何认识中国的能力和意图，将是决定其在亚太战略的关键因素。

当前美国的对华认识仍充满不确定性，一方面希望通过保持对华接触来搭上中国崛起的快车，另一方面又相信必须对华保持一定的战略压力，避免其挑战美国的直接和潜在利益。

这种对冲战略已经沿袭了十多年，只是近来对中国的利用和防范意识都有所加强。

在这样一个宏观背景下来考察钓鱼岛问题，就比较容易看出美国的战略诉求。

首先，中日因为钓鱼岛争端而爆发严重的军事冲突完全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因为这不仅会迫使美国被动卷入一场于己无关的局部战争从而彻底恶化与中日一方的政治关系，而且还会严重损害美国与亚洲地区的经贸往来，无论从什么角度来看都得不偿失；其次，中日因为领土争端而维持适度的关系紧张符合美国的利益，一方面这会迫使中日两国都注重对美关系，无形中提高美国分而治之的能力；另一方面中日之间持续存在的内耗又可以帮助美国降低管理东亚的成本。

而钓鱼岛争端正好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

中日都不会在主权问题上后退但也不希望两国关系就此破裂，同时又都对美国的介入抱有期待，这就给美国的干涉提供了空间，使其可以继续利用钓鱼岛地位未定论来大做文章，通过积极管理中日的矛盾来推动其自身的利益。

美国在钓鱼岛问题上的态度演变在钓鱼岛问题上，美国政府原本没有明晰表态。

1996年美国驻日大使蒙代尔曾经表示美国没有强制性义务帮助日本保护钓鱼岛，助理国防部长帮办坎贝尔随后对此进行了修正，表示钓鱼岛是日美安保条约的适应对象，有事时美国负有防卫义务，这是美国政府高官首次表明这一见解。

2004年3月有中国保钓人士登上钓鱼岛，美国国防部发言人重申：“美日安保条约适用于日本管辖的领域，也适用于钓鱼岛。

”但在2008年12月以后，日方要求美方再次确认这一见解时，美国国务院开始更多强调在主权争端方面不介入的立场。

在撞船事件发生后，美国的态度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更多强调在施政权方面的介入立场。

包括总统奥巴马、副总统拜登、国务卿希拉里、参联会主席穆伦以及助理国务卿坎贝尔在内的多名政府官员，都或明或暗地重复了美国对日本的条约义务。

这一态势在今年年初达到了高峰，美国国会在其通过的2013年国防授权法中首次提及对钓鱼岛争端的态度，这被部分人士解读为美国打破一贯的中立立场，首次公开站在日本一边。

在国会参众两院分别以压倒多数通过、并被奥巴马迅速签署的这部国防授权法中，关于钓鱼岛问题的言辞并没有太多的新意，但其中一条即“不承认第三方改变现状的单边行动”是首次出现，明显针对中国，实际就是不承认中国通过武力迅速夺回钓鱼岛导致的行政权的变更，等于是对日本实际控制的支持更进了一步。

因此总的来看，美国在钓鱼岛问题上的态度确实有所变化：以前是被动甚至被迫表态，现在是主动表态；以前是表态必然要提及对钓鱼岛主权的立场，现在则相对忽略；以前是较低级别的官员出面表态，现在则是几乎所有高级别的官员都出来表态了，甚至还在新的国会立法中有所体现。

此举难免会加剧世人对美国立场变化导致中日冲突风险增加的担心。

不过在更为细致的观察之后就会发现，美国的实际立场并未发生明显质变。

由于钓鱼岛撞船事件给日本带来强烈刺激，100名民主党议员签字批评日本政府“软弱”，在所附的建议书中甚至使用了“痛恨之情堪比三国干涉还辽”这样的表述，所以作为日本唯一的盟国以及将日本视为安全合作基石的伙伴，美国必须在原则立场上表明对日本的理解，并至少选择性的表达出对日本的支持。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会无条件的站在日本一边与中国对抗。

即使是在被认为明确表达了美国政府思路的2013年国防授权法中，也无法找到相关依据：首先这一法案的核心关注是中东问题，钓鱼岛问题完全属于旁枝末节；其次其中仅仅提及没有约束力的宽泛的原则立场，并未像日本期待的那样给出具体明确的干涉方案；再次奥巴马签署这一法案也不表明美国行政部门已经彻底改变了在钓鱼岛问题上的一贯立场。

总的来看，前国安会亚洲事务主任贝德有关钓鱼岛问题的三段论的表述最为贴切得展示了美国政府的真实态度，即美国在主权争端中不持立场，美国承认日本的行政管辖权，美国支持中日采用和平方式解决争端。

但是一方面由于美国政府的相关表态在不同时期侧重点不同，时而强调不问主权，时而强调认同日本的行政权；另一方面，美国不同部门和官员的表态也稍有出入，导致外界有人认为美国在钓鱼岛问题上的立场不确定，存在“亲日”之嫌。

实际上奥巴马政府对于中日在美国亚太战略中的现实定位是非常清楚的，中国的合作潜力巨大而日本能提供的合作有限，在全球性问题上美国只能期待中国的合作，而日本更多是被美国视为制约中国的一个工具而已，因此美国不会公开彻底站在日本一边。

美国在钓鱼岛问题上的基本对策由于钓鱼岛问题背景复杂，美国的处境相对微妙，所以对其来说最可取的选择就是模糊战略，即不提供对任何一方的无条件支持以保证自身政策的灵活性，同时尽力利用双方共同的期待来满足自身现实利益的需求。

美国的具体政策包括：第一，在公开表态上倾向于日本但拒绝给予具体承诺。

美国在原则立场上支持日本是基于盟友的义务，但是美国官方始终没有把所谓的“适用于条约”和“不会袖手旁观”具体化，日本媒体自我满足的渲染从未得到过美国官方的证实，甚至有传言称美国官员曾私下警告日本不要指望美国军人会为了一座无人荒岛而流血。

第二，通过静悄悄的外交斡旋来阻止冲突。

钓鱼岛冲突升级以来，美国的官方和非官方人士频繁往来于中日之间帮助协调。

由于主权争端极其微妙，迫使美国所有的协调行动都只能在幕后悄悄进行，竭力避免公开的厚此薄彼导致三边平衡被打破，以至于中日双边争端殃及美国自身利益。

第三，利用有利时机推动日本的“再亲美”。

美国非常清楚日本当前心态的变化，既不给日本开出空头支票，又在其无助感上升时挺身而出，通过推拉两手迫使日本不得不再度“脱亚入美”，重投美国的怀抱。

在政治上这表现为诱使日本尽快完成修宪使命，在经济上推动日本尽快加入TPP，军事上则敦促日本提高国防预算并购买更多美制武器，以便完成反恐战争后美国一直施压而无果的对日期待。

第四，美国对事态的评估尚属乐观，所以采取了“积极旁观”的对策。

据称希拉里在访华期间与中国谈论钓鱼岛问题的时间很短，甚至还不如谈论南海问题的时长；而且美国官方还一再表态说不愿充当中日之间的调停人。

这一方面是因为美国判定中日政府的理性还足够强大，冲突还处于可控状态；另一方面中日是两个骄傲的民族且双边关系十分复杂，美国也不愿提前过分涉足其间，保持离岸平衡的角色才是对其最有利的。

总的来说，美国在钓鱼岛问题上的作用可以概括为矛盾缓和时的助燃器，低度冲突时的传声筒，争端升级时的灭火器，通过“矫正性”干涉来努力使其按照自身需要的方向演变。

但是一方面由于美国的表面支持可能不断赋予日本打破底线的勇气，另一方面其维护和平的努力在中国眼里也很容易被视为加剧地区冲突风险的一个诱因，因此美国希望通过微妙的平衡来悄然获利的想法也存在很大的风险，搞不好也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美国对钓鱼岛的立场始于1951年《旧金山对日和约》美国介入冲绳及台湾问题由来已久，但其对钓鱼岛的立场则始于1951年的《旧金山对日和约》（简称“对日和约”）。

“对日和约”是1951年9月在美国操纵下部分国家与日本签订的片面和约。

该和约第三条称“日本对于美国向联合国提出将北纬二十九度以南之南西诸岛（包括琉球群岛与大东群岛）、孀妇岩岛以南之南方诸岛（包括小笠原群岛、西之岛与琉璜列岛）及冲之鸟岛与南鸟岛置于联合国托管制度之下，而以美国为惟一管理当局之任何提议，将予同意。

在提出此种建议，并对此种建议采取肯定措施以前，美国将有权对此等岛屿之领土及其居民，包括其领海，行使一切及任何行政、立法与司法权力。

”美国解释称，钓鱼岛包括在北纬29度以南之南西诸岛之中。

但这显然不符合法理和事实。

首先，中国的领土不能由日美两国的条约或协议来决定。

根据二战后期的《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国际协议，反法西斯同盟国家不得与敌国单独媾和。

然而，美国违反上述国际共识，于1951年9月在旧金山召开对日和会，单独对日缔结和约。

虽然参加和会的国家中有49国代表在“对日和约”上签了字，但苏联、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三国拒绝签字。

朝鲜、蒙古、越南人民民主共和国等也发表声明，不承认“对日和约”。

其次，1951年9月18日《旧金山对日和约》草案刚一出笼，当时的中国外长周恩来便发表声明指出：“如果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参加，无论其内容和结果如何，中国人民政府一概认为是非法的，因而也是无效的。

”再次，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承认：国务院的立场是，有关钓鱼台列屿（即钓鱼岛诸岛）美国权利的惟一来源是“对日和约”，而即使根据此约，美国获得的也只是行政权，而非主权。

二战后美国占领冲绳及钓鱼岛二战结束后，美军占领了冲绳及钓鱼岛海域，但从1945年8月至1953年12月，美国并未明确对钓鱼岛加以管辖。

1953年12月25日，美国民政府颁布第27号布告——“琉球列岛地理界线”。

其中称，根据1951年9月8日“对日和约”及1953年12月25日生效的美日关于奄美诸岛协定，有必要对迄今根据政府布告、告示及指令规定的琉球列岛美国民政府及琉球政府的地理境界重新界定。

故此，时任琉球列岛民政副长官、美国陆军少将戴维·奥克丹宣布了重新界定后的琉球列岛美国民政府及琉球政府管辖区域的经纬四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