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倭寇之祸源于元末天下大乱
浅谈明朝倭寇

浅谈明朝倭寇倭寇现象其实从元朝就有,元末处于日本南北朝时期,战争频繁,最后导致的是战败的大老远往中国跑,抢点利益,这个原因是贯穿明朝倭寇作乱的一个重大原因,毕竟,什么事情都是一个利益关系。
明朝的倭寇总的来说可以分成两个阶段,分界点就是嘉靖,嘉靖前的倭寇还都是些真倭寇,嘉靖在位的那些年,倭寇就变了点味,明实录中记载的是嘉靖中期倭寇所占比例不足总数的十分之三,不过也正是因为有了真倭这一战斗力非凡的兵种,导致的浙江福建地区的抗倭斗争够惨,死伤无数。
前期的骚扰主要在于太祖到成祖时期,朱元璋建国初期为了防止张士诚这些对手的残余势力死灰复燃,实行海禁政策,以前看过有的书里面还写了日本倭寇支持胡惟庸反对朱元璋,也不晓得真假,不过我倒是觉得这个传说好奇葩,元朝进攻日本,日本应该对推翻元朝的大明表示亲近,还支持大明的一个乱党,也不晓得日本人是怎么想的。
成祖海禁的原因是侄子建文的余孽同日本海贼合作,对内陆进行报复性抢掠。
总的来说,太祖和成祖的海禁都是出于对政权的巩固需要。
后来成祖认为可以和日本进行朝贡勘合交易,倭寇作乱就少了很多。
到了嘉靖年间,日本对中国的朝贡出现了争贡的现象,细川氏和宗设谦道在宁波互相抢夺勘合希望入贡,宁波的这次争贡事件正好为明朝提供了关闭日本朝贡的借口,明朝借此关闭了浙江的市舶司,明朝希望日本入贡的本意是日本能安分点,然而在日本每次入贡带的人和物实在让大明厚往薄来政策不堪重负,同时日本强买强卖的现象比较多,在各类官员和言官的声讨下,明朝在嘉靖年间关闭了和日本的朝贡贸易。
不过在此时的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已经悄然诞生,严厉的海禁政策让海上贸易的利润变得更为丰厚,前期的中国海商如许氏集团的海上贸易扩大,最后被明朝政府察觉,嘉靖22年许氏集团中许栋的下属汪直诱骗日本人来浙江双屿进行海商贸易,被明军发觉,捣毁后许氏集团落寞,汪直带领着残部继续发扬海商贸易。
此时的倭寇已然变了点味道。
日本人藤田丰八的理解是嘉靖年间的倭寇作乱就是徽商的海商贸易,此话我认为不尽然,要是真的是贸易还好,作乱就实属不该,骚扰百姓就更为该杀。
浅析明代倭寇的来源及其泛滥原因

浅析明代倭寇的来源及其泛滥原因倭寇一般指的是日本海盗。
早在十四世纪日本南北朝时期,在日本兼并战争中失败的封建地主、商人、武士、溃兵逃亡到海上。
他们在封建诸侯、寺院大地主的支持、鼓动下,自元末明初开始,就经常侵扰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劫掠财物,烧杀成性,成为东南沿海人民的祸害和影响明政府统治的障碍。
历史上称这一时期的日本海盗为“倭寇”或称为“前期倭寇”。
“前期倭寇”的组成大多为日本人,真倭多而假倭少。
十五世纪下半叶,日本进入到了战国时代的混乱时期,政权分立,各诸侯割据势力相互攻伐。
这种割据对立状况除了体现在政治上外,还体现在对外贸易上。
为了与明朝进行朝贡贸易而谋取巨大经济利益,各诸侯国都争相与明朝通商贸易,最终导致了“宁波争贡”的发生。
“宁波争贡事件“发生后,勘合的朝贡制度被取缔。
嘉靖皇帝废市舶司,重颁海禁令,断绝与日本的一切通商关系。
这种严厉的海禁政策造成了中国商品的价格在日本暴涨。
在巨大的经济利益刺激下,日本海盗集团便与中国沿海一带的一些势家土豪、奸商大贾走到同一个反面,他们相互勾结起来,以日本海盗为外援,中国寇贼为向导。
对我国沿海地区进行烧杀抢掠。
由于明政府的腐败无能,致使倭寇愈演愈烈,最终酿成了明嘉靖时期“大倭寇”。
这一时期的倭寇史学界称为后期倭寇。
较之前期倭寇,后期倭寇在人员组成上有着假倭多真倭少的特点。
据史载当时的倭寇人员情况有:“大抵真倭十之三,从倭十之七”[1]。
可见此时期的倭寇,日本人只占少数部分,而大多数则是由中国的走私贸易者以及追随他们的各色人充当。
此外,这时期在东亚海域进行殖民活动的葡萄牙商人也参加了类似于“倭寇”的活动。
一、倭寇的来源有明一代,倭寇始终是明政府的一大统治痼疾,明政府的沿海各省几乎都受到过倭寇侵扰的。
从寇掠北方地区的前期倭寇到寇掠东南沿海地区的后期倭寇来看,倭寇的组织趋向于严密化,人员成分变成复杂化。
纵观有明一代倭寇的人员成分,其人员出身有逃犯、武士、商人、流民、奸民等等。
浅谈倭寇

浅谈倭寇前几天,在孙老师的带领下,我们班一行人驱车参观了位于温州市龙湾区永昌镇的永昌堡,它是明代抗倭寨堡。
“倭寇”一词再次进入我的脑海,回去后,我查阅了相关资料,下面浅谈下倭寇的历史以及对当时社会的影响。
明初,日本一些在国内失意的土豪与浪人,在中国沿海地区,武装走私,抢掠商民。
终明之世,一直存在倭寇问题,尤其是嘉靖年间,“倭患”成为举国震动的大事。
据史料记载,明兴元亡,倭寇不断入侵我国沿海地区,由此倭患频繁,危害不浅。
洪武四年,明太祖以大国君王的风度,宣布日本等十五个邻国为“不征国”,希望与这些国家友好相处。
而日本则贡、寇相仍,时而遣使入贡,时而入境扰害。
明太祖不得已被迫实行“禁海”。
然而,倭患并没有结束,甚至愈演愈烈,成为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的一大祸害,也是造成明代中日关系始终不稳定的主要障碍。
迄嘉靖年间,由于倭患空前严重,于是在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抗倭战争。
明代时江浙受倭寇侵扰最甚,温州也受到侵扰,但由于四面环山,军队很难进入,明代温州的倭患是十分严重的。
倭寇形成的原因是多样的,这里从内外因两方面对其进行简单的分析与归纳。
外部因素上,1.元军的东征诱发了倭寇。
元世祖忽必烈,在几次遗史要求日本称臣未果的情况下,发动了两次对日本的侵略战争,,在元军战败后,镰仓幕府先后发动了两次讨伐令,而在复仇未果的过程中,看到劫掠有利可图,才进行了抢掠行为,进而演化成了倭寇。
2.当时高丽的软弱和明朝的衰弱,给了倭寇以可乘之机。
3.明朝实施的海禁,为倭寇侵略找到了借口。
4.中国海盗与倭寇的勾结,在元末的统一战争中,被朱元璋击败的张士诚,方国珍余部有的逃遁海洋,开始与倭寇勾结。
在嘉靖年间,倭寇与中国人的勾结更加严重,中国人是占倭寇总数十分之七八,并借以倭寇的头子“王直,徐海,陈东,叶麻”等人都是中国人。
内部因素上,1.日本当时经济的拮据使他们不得不向外掠夺。
2日本当时社会战乱不断,使流浪的武士和浪人增多。
历史趣谈最早的抗日神剧 明朝时期的朱元璋的“通倭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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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朱元璋在处理胡党案时,发明了一项史无前例的罪名。
这起史无前例的罪名叫什么呢?通倭罪。
倭是古代中国对日本的简称,不是蔑称,古代日
朱元璋在处理胡党案时,发明了一项史无前例的罪名。
这起史无前例的罪名叫什么呢?
通倭罪。
倭是古代中国对日本的简称,不是蔑称,古代日本也是接受这个封号的,只是到了中世纪以后,才改称日本。
按照朱元璋后来的侦破结果,胡惟庸不仅成了中国最后一个丞相,而且还创造一项中国历史纪录——勾结日本的第一个中国国字号汉奸。
在胡惟庸之前,中国还从未出现与日本有染的乱臣贼党。
那么,话说后来,这个朱元璋发现的日本是谁派来的?胡惟庸是怎么勾搭上日本人的呢?具体说来又牵出一大案:林贤案。
林贤是谁?明史没有这个人的列传,只说他是朱元璋任命的明州卫指挥史。
明州,也就是今天的宁波,是明中国东海门户。
拿今天话来说,林贤身份相当于中国东海舰队司令。
明朝对林贤案的官方描述,是一个很诡异的“谍战”故事——
这位林指挥史是个好大喜功的人。
早在进京述职时,胡惟庸就吃定了他,准备将他发展为自己死党。
如何利用这个好大喜功的家伙为自己所用?有一次,胡惟庸给林贤设了个套,告诉他有一对日本商贡船要经过他的防地,让当做倭寇船打击,出动官船去火烧一气,然后,向朝廷报告“抗倭大捷”。
结果,一心想邀功求赏的林贤如是这般做了,不料胡惟庸背后捅刀子,向朱元璋揭发这起“火烧战船”的游戏,结果林贤遭到重罚。
处罚的方式比较诡异——撤了职,没有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生活常识分享。
历史、地理知识竞赛题库及标准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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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既是两宋时期的主要港口,又是元朝最大的港口是:( A )
A.泉州B.广州 C.明州 D.刘家
港
2.我国沿海居民受倭寇骚扰之害最严重的时期是:
( C )
A.元末
B.明初
C.明朝中期 D.明朝后
期
3.1936年,德意秘密签订《德意议定书》,双方勾结的基础是: ( C )
A.控制西班牙
B.反共产国际
C.重新瓜分世界
D.打破凡尔
赛体系
4.发源于古印度的佛教传入中国后渐入民间,一般认为有文字记载的佛教传入时间为:
( B )
A.西汉元帝年间
B.汉明帝年间
C.东汉光武帝年间 D.西汉哀帝年
间
5.寒潮在美国经常长驱南下,其影响因素除大气环流外,主要是:( C)
A.纬度位置
B.海陆位置C.地形分布 D.洋流分布
6.发表《波茨坦公告》的国家是: ( C )
①英国②苏联③美国④中国⑤法国
A.①②③④ B.①③④⑤ C.①③④ D. ②③⑤
7.唐朝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是: ( C )
A.罗马 B.巴格达 C.长安 D.科尔多瓦
8.西汉初统治者实行宽舒政策的根本原因( B )
A.吸取秦朝灭亡的教训 B.文武结合长治久安的需要C.经济极端贫困的状况D.统治者出身贫寒的本质
9.东汉时期在生产上使用“水排”的进步意义在于( B )A.保证了农田的灌溉B.提高了冶铁的质量
C.治理了黄河的泛滥D.制造出生铁农器
10.道教是我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它兴起于( D )
A.春秋时期 B.战国时期C.西汉时期 D.东汉时期
11.“澶渊之盟“的议定地点澶州是今天的( B )。
历史趣谈:明初倭寇问题的产生 元明两朝实施的海禁政策

如对您有帮助,可购买打赏,谢谢明初倭寇问题的产生元明两朝实施的海禁政策导语:说到曾经席卷中国东南沿海和朝鲜半岛,杀掠中、朝两国平民百姓无数的日本“倭寇之乱”,今人第一印象无不是明朝中后期嘉靖时代东南沿海的倭说到曾经席卷中国东南沿海和朝鲜半岛,杀掠中、朝两国平民百姓无数的日本“倭寇之乱”,今人第一印象无不是明朝中后期嘉靖时代东南沿海的倭寇大起,以及谭纶、戚继光、俞大猷等明朝军民可歌可泣的抗倭事迹。
但实际上,倭寇对中国沿海百姓的祸害,远比此时要早得多。
早在元末明初之时,这场历时200余年的抗倭战争就已开始。
中国有史记载的最早“倭寇入侵”事件,是元朝武宗至大元年(公元1308年),倭寇连船数百,掳掠宁波。
今人说倭寇,总说是日本破落武士以及沿海“奸民”自发组织的海盗团伙,似与日本政府无关。
但根据有关日本史料记载,这有历史记载的第一次倭寇入侵,确为日本的“政府行为”。
彼时日本正是镰仓幕府倒数第二任统治者久明亲王(日本后深草天皇之子)统治时期,他在位时确立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并开始组织船队劫掠朝鲜和中国的沿海地区,曾有大臣后草建司劝他不要激怒中国,他答道:“唐(中国)已不复从前,不足惧。
”元朝忽必烈时期的征日失败,让日本对中国从仰视变为平视。
虽如此,彼时“倭寇”的主要掠夺对象,仍然是距离其最近的朝鲜。
元末至正年间天下大乱时期,倭寇对中国沿海的侵扰一度达到极盛。
此时日本镰仓幕府业已灭亡,进入了京都、奈良两个天皇并立的“南北朝”时期(公元1336-1392年),双方旗下的诸侯相互征战数年,乱民四起,大量战败的武士浪人摇身一变成为海盗,这些海盗多来自日本的长州、萨摩、鹿八岛等地。
日本南北朝下属的“大名”,也有人资助海盗集团,劫掠后坐地分赃。
入侵的路线,大体是每年四五月间,从高丽生活常识分享。
历史故事-戚继光抗倭

历史故事-戚继光抗倭中日两国一衣带水,很早以来,两国人民就友好交往。
但在明朝的时候,由于日本国内形势的变化,酿成了倭寇侵扰中国沿海地区的“倭患”,以戚继光为首的中国军民开始了抗击倭寇的斗争。
倭寇之患从明初以来就一直存在。
朱元璋建立明朝的时候,日本正处于封建割据的南北朝时期。
早在元顺帝至元二年(公元1336年),打进京都的足利尊氏废黜了后醍醐(音tí hú)天皇,另立天皇,自任征夷大将军,设幕府于京都。
后醍醐天皇南逃吉野,建立朝廷,史称南朝,而在京都的朝廷被称为北朝。
后醍醐天皇为了恢复王权,推翻幕府,特派他的儿子在九州设征西府。
除了南、北两个朝廷外,日本还有许多割据势力——守护大名。
他们掠夺财富,除互相争战之外,还常常扶持和勾结海盗商人骚扰和掳掠中国沿海地区,形成了元末明初的倭患。
朱元璋即位后,接连派使者到日本,以恢复两国关系,更重要的是为了消弭倭患。
但由于日本当时处于分裂对抗状态,几次派使都毫无结果,倭寇侵扰日渐繁复。
北起山东,南到福建,到处受到劫掠。
嘉靖时期,随着东南沿海一带商品经济的发展,官僚富豪下海经商的人日益增多,他们中的一些人,如汪直、徐海等,与倭寇勾结,组成武装劫掠集团。
一些明朝官僚也与这些寇盗暗中勾结。
嘉靖二十七年(公元1548年),朝廷派朱胯巡抚浙江,兼提督福建军务。
朱胯到任后,封锁海面,击杀了通倭的李光头等九十六人。
朱胯的海禁触犯了通倭的官僚、豪富的利益,他们指使在朝的官僚攻击和诋毁朱胯,结果朱胯被迫自杀。
从此,朝廷不再设巡视大臣,朝中朝外无人再提海禁之事,倭寇更加猖獗起来。
戚继光(公元1528—1588年),字元敬,山东牟平人。
嘉靖年间任都指挥佥事,在山东备倭。
他曾用“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的诗句表达自己消除倭患的决心和志向。
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5年),戚继光从山东调到浙江抗倭,他看到卫所官军毫无作战能力,而人民却英勇抗战,于是招募义乌等地的农民和矿工三千人加以训练,组成戚家军。
明代倭寇之患及其根源剖析

明代倭寇之患及其根源剖析摘要:明朝中期,我国东南沿海长期受倭寇侵扰,倭寇之乱在一定程度上对后期封建王朝的对外政策走向产生了影响,为什么后期倭患以“假倭”为主,明朝的海禁政策是造成倭患横行的主要原因。
关键词:倭患中国海商海禁政策正文:明朝中期,在大明朝的北方被鞑靼频繁骚扰的同时,南方也出现了威胁,这就是倭寇。
倭寇横行于浙江,福建等南方沿海城市。
倭寇一般指13世纪至16世纪期间,以日本为基地,活跃于朝鲜半岛及中国大陆沿岸的海上入侵者。
及至后期,由于日本国内政治形势转变,加上官府的管制,日本人出海抢掠船只的事件已经减少。
取而代之的是来自中国和朝鲜的海商与海盗,他们依从著过去倭寇抢掠的方式继续为祸于东海,也被归于倭寇之列。
为什么后期倭寇会以国内的海上和海盗为主呢?原因如下:一,其中“倭寇”的最高领导者便是王直(《明史》亦作“汪直”),李光头等人。
所谓海商就是模仿西方海军舰队施行边拥有自己强大武装的商船队。
自海禁以来民间海上贸易受到极大的破坏,所谓嘉靖时代的御倭战争本质上就是一场中国内部的海禁与反海禁的斗争。
1567年明穆宗取消海禁,准许“贩东西样”,另外加之丰臣秀吉为实现征服东亚的野心,曾经采取一连串的禁止海盗的措施,其目的是转化民间武力为正规海军,因此“倭患”基本也就烟消云散了。
早期朝廷“悉行禁止”的海禁政策几乎导致了广东一代“番舶几绝”的情况发生,于广东一代的经济发展极为不利,嘉靖八年(1529年)新任广东巡抚林富奏请在广东取消海禁,他认为广东之废市舶是“使军国无所资,且失远人心”的不明智之举。
与其禁止不如及早疏通。
明朝海禁193年恰好是西方地理大发现的时代,海禁断送了中国自宋元时期问鼎世界的海上技术优势,也断送了中国进入海洋参与世界贸易的权利,自洪武三年(1370年)禁海到1567年复开,其中将近200年的时间内,大明帝国与世界的之间的非官方联系越来越多,中国的海上力量逐渐由帝国舰队,转变为了私人性质的海上武装贸易,如果说西班牙人不是最好的老师,那么中国海商也要算是最好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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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倭寇之祸源于元末天下大乱说倭寇入侵,那真是从元朝中期至明朝末年,一笔绵延了二百多年的血债。
血债的源头还在日本,从元朝中期开始,中国正“天下一统”的时候,日本却进入了内战不休的“战国时代”,“天皇”成了摆设,诸侯们割据一方相互攻打,本身又穷外带战乱,土匪强盗们更“放了羊”,就有大批海盗们结伙每年到中国沿海打家劫舍,这些人就是“倭寇”,他们穷凶极恶,每到一处皆大肆烧杀抢掠,到元末的时候中国也天下大乱,各处起义四起,元王朝疲于应付,海防自然也顾不上,倭寇们每次打劫也就越发“占便宜”,便宜占多了,不少日本诸侯也眼红,纷纷组织自己麾下的正规军来中国沿海“发财致富”,中国沿海的海盗们也纷纷与之勾结。
于是从元末开始,倭寇侵扰的规模与破坏力都连年扩大,几乎到了越演越烈的地步。
台湾自然也难幸免,台湾岛位于日本列岛南部,对于倭寇来说本身就是“近水楼台”,起先台湾“原住民”多,经济比较落后,外带元王朝在澎湖地区有“巡检司”,经常能截击倭寇海盗船队,“油水少”又“风险大”,倭寇起先也就很少来。
后来元末大乱,原本驻在“澎湖巡检司”的元朝军队,被陆续调往内地平叛,所谓“巡检司”早就名存实亡,此时中原内地战乱不休,不少沿海居民纷纷迁至台湾避乱,人多了经济也渐渐繁荣,“油水多”又“风险性”低,倭寇就渐渐来得多了。
《元史》上关于倭寇第一次侵扰台湾的记录,是元朝至正十三年(公元1353年),数千倭寇窜犯澎湖列岛,毁弃元朝“巡检司”在当地的要塞工事,劫掠大批钱粮扬长而去,此后倭寇对台湾的侵扰便日渐频繁。
到了元朝末年,倭寇的“开工点”又发生了变化,此时中国北方连年战乱外加自然灾害,“抢劫利润”大大降低,富庶的福建,广东等省份成了倭寇首选,而台湾,却是倭寇进入福建,广东沿海的必经之地,如此一来台湾又遭起了“二茬罪”,倭寇来的时候遭一遍抢,倭寇在广东福建抢完了,返航的时候还不忘了再到台湾抢一把,有时候倭寇在广东福建碰了壁,更要回头在台湾“捞一票”。
台湾,因此既成了倭寇入侵道路的“中转站”,又是倭寇劫掠的“重灾区”。
因为大明王朝建立了,“倭寇问题”却更复杂了,东南方面,被朱元璋平定的张士诚,方国珍,明玉珍等元末割据势力,都有大批残部流落海外,他们盘踞在东南沿海的海岛上,坚持和大明王朝为敌,这些当年参与和朱元璋争天下的“枭雄”们,而且却成了杀人越货的海盗。
偏偏他们又与倭寇们相互勾结,甚至有不少人后来移居日本,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张士诚的旧部刘通,陈友定的旧部金子隆等人。
这群人常年生活在东南沿海,对东南沿海各处的人口,地貌,城镇分布,都可以说了如指掌,更兼戎马半生见过大阵仗,作战经验丰富,而今摇身一变当了“二鬼子”,那更是相当富有敬业精神,每次倭寇抢掠,他们都积极响应,辛勤带路不说,碰到明军更杀红了眼朝上冲,掩护“日本友人”撤退,可谓是抢劫在前,分钱在后,相当的有“国际主义精神”。
明朝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刘通就曾作为向导,引着数千倭寇在苏南,浙东一带大肆抢掠,史载“大掠五府,饱掠而去。
”更可恨的却是金子隆,此人早年就是元朝“澎湖巡检司”的一名水手,在澎湖列岛和台湾岛都曾生活过多年,台湾的一草一木几乎都烂熟于心。
后来跟着陈友定打水战,历经数战练出了卓越的海战本领。
他的故主陈友定是被朱元璋杀掉的,对明王朝自然是切齿仇恨,后来逃亡到日本,摇身一变当了“二鬼子”,不但积极的领着“鬼子进村”,更帮倭寇训练水师研发火器,特别是他对于福建,澎湖,台湾岛的地貌情况非常熟悉,经常领着倭寇来此袭扰,每遭遇明军攻击,他更是坏招迭出,数次牵着明军的鼻子走,帮助倭寇全身而退。
在倭寇内部,他成了身兼向导,军事科技顾问,狗头军师的“复合型人才”,根据《明史》和《明实录》记载,朱元璋在位的头二十年间,倭寇对明王朝沿海的大规模袭扰共有七次,其中五次皆发生在福建,广东地带,全是拜此人所赐。
而台湾,则成了倭寇入侵的固定“中转站”,根据当时明朝“闵浙巡抚”汤和的奏报,倭寇每次侵扰福建,广东地区,中间必然会去台湾,澎湖列岛补充淡水粮食,而这些地方兵少势孤,又兼移民众多,着实成了倭寇唾手可得的“肥肉”。
这个金子隆后来索性改了日本姓,改姓为小山,可他当“鬼子”也不甘寂寞,又介入了日本九州当地倭寇内部的争权事件,在内耗中被一刀宰了,“汉奸”当到如此地步,实在是比较“敬业”。
“汉奸”玩完了,但倭寇的侵扰没有停,台湾还是“中转站”兼“重灾区”,广东,福建等省份也因此受害颇深。
对倭寇,朱元璋自然深恶痛绝,福建,广东,浙江,苏南等屡遭倭寇侵扰的地区,更是大明王朝赋税粮米的主要来源,是当时中国的“钱袋子”。
“钱袋子”成天被倭寇动不动抢一把,颜面无光不说,国计民生更是大问题。
为解决问题,朱元璋是软硬办法用尽,朱元璋苦出身,做皇帝前南征北战,陈友谅,张士诚,元王朝,一个个强大的对手统统干掉。
区区倭寇岂能容忍。
洪武四年(1371年),六年(1373年),八年(1375年),十五年(1382年)朱元璋曾四次召集文武群臣,商讨征伐日本倭寇的问题,有些老将军非常积极,比如大将周德兴就建议“集水师于澎湖,乘北风而进,旦夕可灭倭奴也。
”但开国名将李文忠等人担心胜败未知,且贸然开战,更可能造成国家混乱。
文臣韩宜可则拿出元王朝征伐日本失败的“前车之鉴”。
武将的反对朱元璋并不太理会,可他最重视“历史的教训”,对照权衡再三,朱元璋终于还是把这口气硬生生的憋回去。
憋着气的朱元璋也曾想“外交解决”,这时候日本内战暂停,国家分裂成了南北两个政权,即日本的“南北朝”时代,洪武二年六月(1369年),朱元璋两次派使者出使日本南朝,面见日本“南朝”的“掌权人”怀良亲王,斥责他纵容倭寇,此时日本“南朝”正遭“北朝”进犯,不愿多树敌人的怀良立刻认怂,对以往的侵略罪行表示“真诚忏悔”,不但送还了被掳百姓七十多人,更捆绑了多名“战犯”送到南京交朱元璋治罪,“南朝”刚认栽,次年七月倭寇又经台湾窜犯福建,军民死伤数千人,朱元璋再次派使者“抗议”,怀良却推卸说这些倭寇是“北朝”来的。
后来日本“北朝”也与朱元璋“建交”,但倭寇侵扰并没有停,洪武八年(1375年)明王朝与日本“北朝”建交后,之后十二年,相继发生了洪武十三年倭寇侵扰海南,洪武十五年倭寇侵扰福建,洪武十九年倭寇侵扰广东广西的三次大规模入侵事件,三次入侵的“中转站”,又全是台湾岛。
每逢明朝派使节“最强烈抗议”,日本人就故伎重演,北朝推卸责任给南朝,南朝推卸责任给北朝,直把明王朝当了“冤大头”。
要打,有元王朝的“历史的教训”,打不得,要外交解决,有日本南北朝“唱双簧”,耍你个团团转,打不行,不打更不行,咋办?朱元璋这几十年的“憋气”也不是没成果,二十年来明王朝休养生息,国力大大富强,早已飞建国初期可同日而语。
但农民出身的朱元璋到底还是“农民思维”:农民家老闹贼,那就扎篱笆铸墙养家丁护院,至于闹倭寇嘛……当然还是扎篱笆了,在整个中国东部沿海扎一个大大的篱笆,养一群精装的兵,看你小鬼子进的来不?从朱元璋登基开始,“扎篱笆”工作就在有条不紊的进行,到洪武二十年(公元1387年),明王朝在北至辽东半岛,南至广西北部湾的漫长海岸线上,一共设置了五十八个卫,八十九个所,安置战舰两千多艘,精锐部队三十万人,在整个的中国东部沿海,打造出了一条当时世界上最坚固的海上防线,从明朝洪武五年开始,沿海明军就陆续有了歼灭倭寇的战报,明朝洪武十年以后,倭寇对浙江,山东,辽东地区的入寇,也多以失败居多。
打游击战的倭寇,真碰上正规军的明军,硬碰硬打当然不是对手,像过去那样“打一枪换个地方”,这条防线修的面面俱到,换个地方照样挨揍,朱元璋苦心修起的“篱笆”,貌似是无懈可击了。
不对,还是有一个漏洞的—-台湾。
因为朱元璋的篱笆是沿着海岸线修的,但台湾却是一个岛,朱元璋的篱笆扎的再紧,也不能跨过大海,把台湾岛也“包”进去。
这下就让倭寇找到漏洞了,再来中国开工的时候,别的地方不去,先去台湾岛和澎湖列岛,明朝要是防备的严实,就先窝在岛上看看情况,明朝稍有松懈,就趁机进兵捞一票,反正台湾岛上有居民有粮食,倭寇千把人,给养补充能供得上,耗个十天半月没问题,退一步说,就算是进不了中国沿海,临走在台湾捞一票也值了。
这就麻烦大了,澎湖虽有明朝的“巡检司”,但兵少势孤,用以自保都难,哪有能力攻击倭寇?请求战友增援?小心中了倭寇的“调虎离山”,你沿海的船队刚出动,说不定人家就乘虚而入了,往台湾调兵?台湾当地人口稀少,增了兵粮食给养供应都困难,不说岛上百姓要勒紧裤腰带,单是来来回回的运粮食,这成本核算可就亏大了。
洪武十八年,十九年,倭寇连续两年窜犯福建,都是用的这招,先扎在台湾,然后找机会在福建“叼一口就跑”,来来回回的在福建与台湾岛之间搞起了折返跑,直把当地明军折腾得疲惫不堪,特别是洪武十九年(1386年)七月,倭寇以台湾岛为基地,在福建沿海连续转悠了一个月,数次声东击西,相继抢掠了漳州,泉州,福州,兴化,厦门等地,赚得盆满钵满后方才扬长而去。
战报传到明朝都城南京后,气的朱元璋暴跳如雷,破口大骂当时的闵浙巡抚汤和:“开国功臣,竟奈何不得区区倭奴”。
可骂完了还是要解决问题,说汤和无能这是气话,仗打成这个怂样,一是倭寇太狡猾,二也是台湾这个“漏洞”太难补。
所以,朱元璋再次“农民思维”:难补,那就不补了。
不就是篱笆扎不着吗,那你别在篱笆外面,搬到篱笆里面来不就行了?当然,不止朱元璋这么想,此时明王朝内部许多“名臣”也这么想,比如后来当过“皇太孙”朱允炆老师,又当过大明王朝兵部尚书(国防部长)的黄子澄,此时虽只是个翰林院编修,却是位卑未敢忘忧国,此时也大胆上书言事,认为“小琉球汉夷杂居,孤悬海外,守之徒耗钱粮,不如迁其民以收抗倭之效也。
”正中朱元璋“农民思维”下怀。
说中了就办事,洪武二十年(1387年)下旨:澎湖巡检司裁了,兵撤了,人都强制拆迁了,快裁快撤快拆,不让鬼子抢走一粒粮。
几代台湾移民的财产,房屋,粮食全毁了,台湾“一夜回到解放前了。
”当然,身为苦出身的开国皇帝,朱元璋也很理解移民们的难处,迁至福建安置的台湾移民,家家给地给房子,“拆迁费”也发的足,明朝初期朱元璋重手肃贪,敢贪污民脂民膏的贪官污吏也稀少,总之还算是日子过得去了。
当然,台湾“被搬家”,在当时只是朱元璋抗倭战略里的一环,这个整个的“战略”就是今人所熟悉的明朝“海禁”,为了防备倭寇入侵,明王朝禁绝了一切民间的海外贸易往来,严禁沿海边民出海,以防与倭寇勾结。
同时强化官方贸易,特别是与日本之间的“朝贡贸易”,把两国的经济往来,作为逼迫日本限制倭寇的外交手段。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台湾移民们纷纷“被搬家”,但明朝此举,并非是今天某些学者论证的那样“放弃台湾”,台湾当地的“原住民”高山族,诸多部落纷纷接受了明王朝的册封,《明实录》纪录过的泰雅,阿雅登部皆曾入京朝贡,明王朝都是“以土司之礼待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