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宗族研究：从社会人类学到社会历史学的转向
书评《中国宗族史研究入门》
《书评：中国宗族史研究入门》廖宇红专业：文化遗产学号：09200058《中国宗族史研究入门》是钱航先生专门为硕士生写作的一本关于宗族史的入门书籍，葛兆光先生说过：“给大学生常识，给硕士生方法，给博士生视野”，这本书是给硕士生方法的一种理论实践，这套丛书在写作实践中包含了“历史”、“方法”和“视野”这三方面。
既能让我们初学者了解本领域的历史即学术史，也能选择本领域目前最通行和最有效的方法，一一加以解说，并选择若干最好的典范论著，让初学者“见贤思齐”，这本书还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视野，就是开列出中国和国外在本领域最基本的和最深入的论著，中外文的“进阶书目”，通过参考文献提供更广阔的学术视野。
以便于初学者能选准方向，在特定范围进行宗族研究。
宗族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基础，它的发展演变对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文化和社会变迁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中国古代学者曾经对宗族这一问题以及宗族相关的问题做过相应的研究，但是古代学者的宗族宗法研究多关心宗法礼制问题，并未真正研究民族民间宗族形态结构及功能等族群问题，民国以来，随着西方的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相关人文学科及方法的引入，使得中国学界受西方宗族、家庭理论影响日益深刻，中国有了近代意义上的宗族研究。
但是在近现代中国，宗族在其实现过程中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滞后性和与社会秩序改革方向的不协调性。
而作者适时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作者认为无论是中国传统的，还是当代的宗族，它的根深扎于受传统文化熏陶的人们心中。
宗族的出现与持续存在，既是人们实际生活的需要，也是人们为满足其自身历史感、归属感需求的体现。
该书以中国传统文献为基础，系统评介历代具有代表性的宗族研究成果，阐明中国宗族的历史规定，从世界文明史的角度说明中国宗族与现代学术规范的连接方式，而且特别指出了哪些内容与宗族研究相关，但本质上并不属于宗族研究的范畴。
该书第一章介绍了宗族的定义，作者从来自西方的世系群理论探讨，他认为“宗族”是中国社会、文化中的一个民俗语汇，与来自西方的“世系群”是不能直接对应的，接着作者就从来自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来探讨，传统文化角度是从《尔雅·释亲》论宗族和班固论宗族这两个角度来探讨的。
中国宗族研究：从社会人类学到社会历史学的转向
中国宗族研究:从社会人类学到社会历史学的转向3乔素玲 黄国信提要:一直以来,学术界对中国宗族研究有两种不同的取向。
在革命话语的影响下,宗族被当作落后的意识形态和社会组织加以批判;而人类学家弗里德曼则以功能主义为方法总结出以“祀产”为核心的中国宗族运作模式。
历史学家科大卫等结合历史学和社会人类学的研究取径,提出“入住权”的概念和“宗族是一种文化资源和控产机构”等论断,显示出超越功能主义的具有整体历史视野的宗族研究学术路径,是从中国历史发展演变逻辑出发的历史人类学宗族研究的一种成功实践。
关键词:学术史 中国宗族 弗里德曼 科大卫 中国宗族研究是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法学等学科共同关注的话题。
1930年代的中国宗族研究较多地受“革命话语”的影响,宗族被作为落后的意识形态及社会组织受到批判。
1950年代以后,国内继续以“革命”观研究中国宗族,希望从根本上消除宗族对基层社会的影响。
西方的中国宗族研究以英国社会人类学家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为代表,更多地侧重于回应人类学界从非洲、美洲等非文字社会的研究中提出的问题与理论,影响极其深远。
弗里德曼之后的西方中国宗族研究的众多成果,或同意其理论,或在其框架下进行拓展,或挑战其学说,但不管是赞同还是反对,都不得不把弗氏作为对话对象。
中国学者所发表的宗族研究的代表性作品中也有不少是在同弗里德曼直接或间接的对话中展开自己的观点。
笔者认为,牛津大学科大卫(David Faure)和大陆学者刘志伟对中国宗族的研究,可视为成功地继承并挑战弗里德曼的少数成果之一,他们从历史学角度出发,同时又回应了人类学的问题,堪称中国历史人类学实践的代表性成果之一。
本文拟以弗里德曼、华德英(Barbara E.Ward)、陈其南等人的宗族研究为背景,评述前人学术史论著中注意不多的科大卫、刘志伟等人的中国宗族研3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地域视野中的法制转型”(项目编号09BFX007)的研究成果。
人类学视野中的宗族社会研究
人类学视野中的宗族社会研究一、概述宗族社会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重要组织形式，一直以来都是人类学研究的热点之一。
宗族社会以血缘关系为基础，通过共同的信仰、仪式、习俗等文化纽带，将族群成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了独特的社会结构和文化特征。
在人类学的视野中，宗族社会研究不仅关注其内部的结构和运行机制，还深入探索其与社会、经济、政治等外部环境的互动关系。
通过对宗族社会的深入研究，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人类社会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和趋势。
本研究旨在从人类学的角度出发，对宗族社会进行全面而深入的分析。
我们将综合运用田野调查、文献分析、比较研究等多种方法，探讨宗族社会的形成、发展、变迁及其对社会文化的影响。
我们也将关注宗族社会在现代社会中的变化和适应，以及其对现代社会的影响和挑战。
1. 宗族社会的定义与特征在人类学视野中，宗族社会是一种基于血缘和姻亲关系形成的社会组织形式，它在中国及许多东亚文化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宗族社会以家族为核心，通过一系列复杂的亲属制度和仪式活动，维系着成员间的紧密联系和社会秩序。
宗族社会具有鲜明的特征。
它强调血缘关系的至高无上，认为血缘是连接每个成员的纽带，是身份认同和归属感的基础。
在宗族社会中，家族成员间的亲疏关系往往决定着个人的社会地位和权利义务。
宗族社会注重尊卑有序、长幼有别的等级制度。
家族中的长辈享有极高的权威，他们不仅是家族事务的决策者，也是道德规范的守护者。
家族成员需要遵循严格的辈分和排行规则，以维护家族的和谐稳定。
宗族社会还表现出强烈的集体意识和团结精神。
在面对外部挑战和困难时，宗族成员往往会团结一致，共同抵御外敌或应对危机。
这种集体意识和团结精神不仅增强了宗族的凝聚力，也为成员提供了强大的社会支持。
宗族社会还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仪式活动。
这些仪式活动不仅有助于加强家族成员间的联系和认同，也传承着家族的历史和文化传统。
通过参与这些活动，宗族成员能够更好地理解自己的文化根源和家族使命。
人类学中国宗族研究的嬗变与创新
【 中图分类号 】Ｃ ９ １ ２ ． ４ 【 文献标识码 】Ａ 【 文章编号 】１ ０ ０ ４ － ４ ５ ４ Ｘ（ ２ ０ １ ３ ）Ｏ １ — ０ ０ ５ １ － ０ ０ ６
Ａｂ ｓ ｔ ｒ ａ ｃ ｔ ：Ｉ ｎ ｔ ｈ ｅ ｉ ｆ ｅ ｌ ｄ ｏ ｆ Ｃ ｈ ｉ ｎ ｅ ｓ ｅ ｌ ｉ ｎ ｅ ａ ｇ ｅ ｓ ｔ ｕ ｄ ｉ ｅ ｓ ，Ｍａ ｕ ｒ ｉ ｃ ｅ Ｆ ｒ ｅ ｅ ｄ ｍａ ｎ’ Ｓ ｐ ａ ｒ ａ ｄ ｉ ｇ ｍ ｉ ｓ ｏ ｎ ｅ ｏ ｆ ｔ ｈ ｅ ｍｏ ｓ ｔ ｉ ｎ —
一
、
中 国 宗族研 忒思 等结 构 功能 主义 人类 学 家 通 过 对 努 尔 、泰 兰 西 等 非 洲部 落 社 会 “ 裂 变 宗族 制 ” 结构 的 深入 研 究 ，构 建 起 颇 具 影 响 的非 洲 宗 族 范 式 。 弗 里 德 曼 的研 究 旨趣 和 理 论 雄
构成 、发展具有 重要 意义 ，是 理解 中国宗族的 关键 要 素。并从仪 式入手探 讨 中 国宗族组 织的 学术路 径 ，
旨在对 ３代 － 中国宗族研 究的发展和创新有所贡献 。 ＂
【 关 键词 】弗里德 曼范式 ；中国宗族 ；仪式
【 作 者 】刘芳，上海政法学院社会管理学院讲师、社会学博士、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访问学者。
十 美 国普度大学基金项 目 “ 中国宗 教与社会 ” （ ４ ３ ０ １ — ３ ９ ５ ６ ５ ）阶段性成果 。
Ｔｒ ａ ｎ ｓ ｉ ｔ ｉ ｏ ｎ ｓ ａ ｎｄ Ｉ ｎ ｎｏ ｖ ａ ｔ ｉ ｏ ｎｓ：Ａｎ ｔ ｈｒ ｏ ｐｏ ｌ ｏ ｇ ｉ ｃ ａ ｌ
中国宗族再研究:历史研究中的人类学观点
中国宗族再研究：历史研究中的人类学观点
华琛
【期刊名称】《广东社会科学》
【年(卷),期】1987(000)002
【摘要】<正> 作为一个人类学家,我研究的是文化生态学,这个学科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对家庭和亲属关系的探讨。
人类学研究的主要手段是实地调查。
因此,我和我的夫人华若壁(Rubie S.Watoon)在香港新界农村住了三年,调查研究那里的宗族关系,我研究新田村的文族,她研究厦村的邓族。
下面拟从人类学的观点出发,对中国宗族历史研究的一些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
在美国,人类学研究与社会历史学研究的关系十分密切。
我本人与研究社会人类学和社会历史学的许多学者都有密切交往。
最近我要出版两
【总页数】4页(P70-72,79)
【作者】华琛
【作者单位】美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C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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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社会与人类学研究古代社会形态与人类文明探索
中国古代社会与人类学研究古代社会形态与人类文明探索中国古代社会是人类历史上重要的一部分，有着丰富多样的社会形态和深厚的人类文明。
人类学作为一门研究人类社会与文化的学科，对中国古代社会的探索和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将从社会形态和人类文明两个方面展开，针对中国古代社会与人类学的相关研究进行探讨。
一、社会形态的研究社会形态指的是社会的组织结构和运行机制，对中国古代社会形态的研究，可以从农耕社会、封建社会和奴隶社会等不同阶段进行分析。
在人类学的视角下，农耕社会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重要阶段。
古代中国从新石器时代进入农耕社会，农耕经济成为社会的基础。
这种社会形态下，人们开始种植农作物、养殖牲畜，形成了以农业为主要经济支柱的社会结构。
土地的所有权和劳动力的分配也成为农耕社会的关键问题。
通过对农业生产方式、农村社会组织和土地制度等方面的研究，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古代农耕社会的特点和演变过程。
封建社会是中国古代社会形态的另一个重要阶段。
在封建社会中，社会的组织由君主和贵族统治者构成，而农民和奴隶则是被统治的对象。
封建制度和封建礼教在整个社会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人类学对封建社会的研究可以关注社会阶层的划分、宗族组织的形成以及君主权力的运行等方面。
通过研究封建社会的特点和机制，我们可以了解古代中国社会中不同阶级和群体之间的关系，以及社会结构和权力运行的规律。
奴隶社会是中国古代社会形态的较早阶段，亦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重要的一部分。
在奴隶制度下，奴隶是社会的基本劳动力，奴隶主掌握着全部权力。
通过研究奴隶制度的起源、发展和消亡，我们可以深入了解古代中国社会中奴隶与奴隶主之间的关系，以及奴隶制度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二、人类文明的探索人类文明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志，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也具有丰富多样的文明表现。
人类学研究的视角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古代社会的文明现象。
古代中国的文明在农耕社会时期就已经有了许多显著的成就。
农业的发展使得人类在食物供应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人类学研究可以关注农业生产技术、农产品的加工与贸易等方面，进一步探讨古代中国农业文明的形成和发展。
古老异域的“迷思”——读弗里德曼《中国宗族与社会:福建和广东》及其他
古老异域的“迷思”———读弗里德曼《中国宗族与社会：福建和广东》及其他师云蕊莫里斯·弗里德曼是一位从事中国研究的英国社会人类学家，他的研究主题涉及婚姻、家庭、宗族、民间宗教等诸多领域，其中，对中国东南地区宗族组织的卓越分析使他在英国社会人类学界声名鹊起，他在贯通人类学和汉学方面所做的不懈努力更是令人肃然起敬（Firth，1991：1－2）。
①弗里德曼为中国学界所熟知主要是通过其宗族研究，他关于中国宗族研究的著作主要有两部：《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Lin-eage Organization in Southeastern China）（Freedman，1958）和《中国宗族与社会：福建和广东》（Chinese Lineage and Society：Fukien and Kwang-tung）（Freedman，1966）。
此外，1971年为纪念露西·美尔（Lucy Mair）所撰写的《从中国宗族看古老异域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an Old State：A View from the Chinese Lineage）（转引自Freedman，1979a），可看作他在学术生涯晚期对中国宗族研究的简要总结。
鉴于中国社会及中国宗族的复杂性，弗里德曼宗族理论的解释力及研究方法一度引发了极大的讨论，随之而来的是对相关著作的不断回顾。
总体而言，围绕《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一书所做的探讨居多，《中国宗族与社会：福建和广东》则较少受到重视。
《中国宗族与社会：福建和广东》被弗里德曼本人定位为《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的续篇，结合两本著作，他的宗族范畴才会显现出清晰的纹理。
弗里德曼的宗族研究之所以备受关注，除了著作本身对“地方性知识”描述所引发的争议外，更在于它开启了一个“人类学中国研究的新时代”。
弗里德曼从未在福建和广东进行过实地调查，他书中的民族志描述多整理、归纳自二手资料及短暂的新界之行，“摇椅上的①有关弗里德曼学术生涯及成就的详细介绍，可参见Baker＆Feuchtwang，1991；Firth，1991；Skinner，1979，1991。
中国理论社会学研究:进展回顾与趋势瞻望
中国理论社会学研究:进展回顾与趋势瞻望【摘要】本文回顾了中国理论社会学研究的发展历程，并探讨了其方法论、理论成果以及现状。
通过对中国理论社会学研究的分析，探讨了未来的发展趋势。
文章指出中国理论社会学研究在未来的发展中具有重要意义，并展望了未来的发展方向。
通过本文的阐述，可以更全面地了解中国理论社会学研究的进展和趋势，为相关领域的学者提供参考和启发。
【关键词】中国理论社会学研究、发展历程、方法论、理论成果、现状分析、未来趋势、意义、发展方向。
1. 引言1.1 背景介绍中国理论社会学研究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领域中的重要分支，具有深厚的历史积淀和丰富的研究传统。
从20世纪初中国学者对西方社会学理论的引进和翻译开始，中国理论社会学逐渐形成并发展至今。
在中国社会转型的背景下，中国理论社会学的研究逐渐走向自主化和本土化，具有独特的研究视角和理论创新。
中国理论社会学研究的背景介绍应当涵盖国内外学术脉络的发展，以及中国社会变革对学术研究的影响。
通过对中国传统哲学、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西方社会学理论的接纳与批判，中国理论社会学的研究路径和特征得以呈现。
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浪潮中，中国理论社会学研究如何在跨文化对话和本土实践中展现独特魅力，也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重要议题。
通过对中国理论社会学研究的背景介绍，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其发展历程和研究动态，为后续的内容分析和未来趋势展望奠定基础。
的部分将围绕中国理论社会学研究的历史渊源、学术生态和学术视野等方面展开，为读者提供全面的学术背景信息。
1.2 研究目的本文旨在探讨中国理论社会学研究的进展、现状和未来趋势。
通过对中国理论社会学的发展历程、方法论探讨、理论成果以及现状分析，旨在全面了解中国理论社会学研究的现状，并展望其未来发展方向。
本文旨在对中国理论社会学研究进行全面梳理和分析，为相关领域研究者提供参考和借鉴，促进中国理论社会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和发展。
通过本文的研究，可以更好地把握中国理论社会学研究的脉络和特点，为未来的研究指明方向和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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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宗族研究:从社会人类学到社会历史学的转向3乔素玲 黄国信提要:一直以来,学术界对中国宗族研究有两种不同的取向。
在革命话语的影响下,宗族被当作落后的意识形态和社会组织加以批判;而人类学家弗里德曼则以功能主义为方法总结出以“祀产”为核心的中国宗族运作模式。
历史学家科大卫等结合历史学和社会人类学的研究取径,提出“入住权”的概念和“宗族是一种文化资源和控产机构”等论断,显示出超越功能主义的具有整体历史视野的宗族研究学术路径,是从中国历史发展演变逻辑出发的历史人类学宗族研究的一种成功实践。
关键词:学术史 中国宗族 弗里德曼 科大卫 中国宗族研究是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法学等学科共同关注的话题。
1930年代的中国宗族研究较多地受“革命话语”的影响,宗族被作为落后的意识形态及社会组织受到批判。
1950年代以后,国内继续以“革命”观研究中国宗族,希望从根本上消除宗族对基层社会的影响。
西方的中国宗族研究以英国社会人类学家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为代表,更多地侧重于回应人类学界从非洲、美洲等非文字社会的研究中提出的问题与理论,影响极其深远。
弗里德曼之后的西方中国宗族研究的众多成果,或同意其理论,或在其框架下进行拓展,或挑战其学说,但不管是赞同还是反对,都不得不把弗氏作为对话对象。
中国学者所发表的宗族研究的代表性作品中也有不少是在同弗里德曼直接或间接的对话中展开自己的观点。
笔者认为,牛津大学科大卫(David Faure)和大陆学者刘志伟对中国宗族的研究,可视为成功地继承并挑战弗里德曼的少数成果之一,他们从历史学角度出发,同时又回应了人类学的问题,堪称中国历史人类学实践的代表性成果之一。
本文拟以弗里德曼、华德英(Barbara E.Ward)、陈其南等人的宗族研究为背景,评述前人学术史论著中注意不多的科大卫、刘志伟等人的中国宗族研3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地域视野中的法制转型”(项目编号09BFX007)的研究成果。
691学术述评中国宗族研究:从社会人类学到社会历史学的转向究,以期对中国宗族研究与历史人类学实践的学术史提供一些线索,祈望方家指正。
①一、弗里德曼的宗族起源理论与A模式和Z模式初步具有近代学术意义的中国宗族研究,开始于20世纪初那批忧国忧民的爱国知识分子。
当时在社会进化论的影响下,宗族基本上被视为中国发展的障碍,需要消除。
后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影响越来越大,宗族就被看作是“古代公社”制或血缘关系很浓的奴隶制的残余,是封建性的落后的社会形态,同样是需要消灭的对象(常建华,1999)。
毛泽东关于“政权、族权、神权、夫权”的经典表述(毛泽东,1966:31)为中国宗族研究中的革命话语定下了基调。
直到对宗族的认识已趋向多元化的今天,革命话语对宗族研究仍然有一定影响。
虽然20世纪国内关于中国宗族研究的主流话语是革命话语,但以林耀华为代表的人类学家还是按照人类学的发展理路对中国宗族进行了考察,这是中国宗族研究史上的另一个学术流派。
这一流派对后来的宗族研究影响甚为深远。
1930年代的人类学已经超越进化论,功能主义占据了主流,林耀华就是在功能主义的观念支配下,对福建的义序黄姓宗族进行了研究,成为那个时代中国宗族研究的代表。
他认为宗族是血缘与地缘兼有的功能团体,并“特别注意于功能的结构,由此窥见各方面的关系”(林耀华,1936)。
其后,胡先缙、刘兴唐(Hu,1948;刘兴唐,1936)等人的中国宗族研究,都具有人类学的色彩,并直接为英国社会人类学家弗里德曼所引用。
弗里德曼是讨论中国宗族研究的学术史时无法回避的一个名字。
他于1958年出版的《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和1966年出版的《中国的宗族与社会:广东与福建》两部关于中国宗族研究的著作及其一系列论文,建构起中国宗族研究的一个“范式”。
著名人类学家华琛(James Wats on)曾对弗氏的中国宗族研究评论道:①关于中国宗族研究的学术史,常建华、王铭铭曾作过相当全面的回顾,钱杭、濑川昌久、林济等人亦就其中的研究作过精彩的评论,但是,中国宗族研究在弗里德曼、科大卫等人的研究中,具体进展何在?目前的中国宗族研究又发展到了怎样的阶段?仍是值得深入探讨以利今后研究进一步发展的问题。
791社会学研究 2009.4 过去的20年,从事田野作业的人类学者出版了一大批研究宗族组织的论文。
其中,有些声称已经证明了弗里德曼的看法,有的力图修正或批评弗里德曼的范式。
但大多是在他的宗族范式的架构下做一些工作而已。
(转引自王铭铭,1997:66)确实,弗里德曼的中国宗族模式影响了一代学者。
1996年,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所陈奕麟著文《华南宗族村庄的复合体:人类学亲属制度的一个注脚》(Chun,1996)详细地讨论到弗里德曼的宗族理论以及华琛、波特(J.P otter)、裴达礼(H.Baker)等人对它的采用,王崧兴、陈其南、科大卫、萧凤霞(H.Siu)等人对它的批评。
陈氏指出,这种情况反映弗里德曼建构的中国宗族模式早已成为开放体系,学者们既利用其思想,也对其进行不断的修正与补充。
大陆学者对其理论同样有较多的介绍分析和批评(郑振满,1991;钱杭,1999,2000;林济,2003)。
弗里德曼模式主要涉及中国宗族如何产生和结构如何等问题。
关于东南中国宗族产生的背景,他认为主要在于东南地区有三大特点:边陲地区、水利工程与稻作生产。
处于边陲地区的中国人出于防卫、开垦荒地以及发展水利工程的需要,必然要求合作,在这一诉求之下,当地中国人选择了宗族而不是别的作为合作的组织方式,他们从中原南迁到福建和广东时,也带来了中原早已存在的父权意识形态,这是中国东南地区宗族组织产生的基础。
水稻生产则可以造成足够的农业剩余,足够的农业剩余又促进了共有地产的产生,共有地产的产生有助于宗族社区的形成(王铭铭,1997:79)。
当然,除了这三个因素,弗里德曼亦相当重视地方精英在宗族活动中的角色。
在边陲地区的广东和福建,社会常常不稳定,地方精英在这个过程中,借重宗族的力量来维持地方社会的稳定。
弗里德曼对中国东南宗族形成的解释,显然受到他自己企图反对的人类学功能主义理论的支配。
人类学功能主义虽然有马林诺斯基和布朗之别,但仍然存在明显的共性,那就是从人们自身的需要和作为整体论的观点去解释一切文化现象。
弗里德曼正是从面对东南地区的生存环境,人们的独特需要的角度来解释中国宗族形成的。
他进而认为,父系继嗣观念以及结合成合作性群体的需要并不会必然导致宗族产生,因宗族的最终能够形成并不是一个“系谱原则”的结果,他又引入了“祀产”这一概念来说明宗族的形成:891学术述评中国宗族研究:从社会人类学到社会历史学的转向 一旦祠堂建立,那些显示共同利益的裂变的许多单位,依次享有与祠堂有关的财产的果实,而且提供仪式的费用。
这种仪式表达的裂变群体直接依赖于经济资源。
没有祠堂和土地或者其他财产予以支持,裂变单位不可能产生而且使自身永恒。
(弗里德曼, 2000:63)在这里,弗里德曼非常清晰地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即祠堂与土地或其他财产即“祀产”决定了宗族是否可以存在。
这里所谓的“裂变单位”(segment),其实就是“宗族分支”,即宗支。
他在《中国的宗族组织:福建与广东》一书中对此有清楚的表达。
他说: 假如有公产存在,而在地理上分开的独立单位继续共同享有这个公产,那么毫无疑问这就是宗族。
否则,这些繁衍了的宗支就变成了各自独立的宗族,其间仅由氏族性的关系联系起来而已。
(Freedman,1966:21)“公产”是弗里德曼区分“宗族”与“氏族”的惟一标志。
有公产且共享者即为宗族,无公产者即便有系谱关系也只能变成氏族。
他认为,宗族的公产即祀产由宗族成员捐献而来。
按照弗里德曼的逻辑,东南中国的人们面对着自己的生存环境,需要合作性的团体,他们用从家乡带来的父系继嗣观念选择了宗族作为团体的组织形式,而宗族之所以能“祀产”。
建成是因为宗族成员捐献出财产作为本族的“公产”、在此论点的基础上,弗里德曼构建了他的关于中国宗族的结构模式。
他认为,由于“公产”数量的多少不同,简约地构建两个截然对立的A模式和Z模式来分析中国宗族的复杂图景是比较可行的做法。
A模式下的宗族人口较少,族内基本都是农民,并无社会精英,所拥有的公产只是开基祖墓地的一小块土地。
祖先祭拜仪式简单、稀少,宗族成员可能属于同一个房。
而Z模式下的宗族人口较多,成员中有绅士、官宦、商人等,宗族拥有大量的公产,其中最重要的是土地,由于宗族富有,成员往往愿意呆在族内享受对宗族土地的耕作权和其他的族产。
族内具有依系谱关系的等级分化,并产生分等级的祠堂。
由于族内具有一定数量的社会精英,宗族成员常常可以享受内心的荣誉感和在处理与其他宗族以及国家的关系时带来的实际利益。
这两种截然对立的991社会学研究 2009.4模式反映出宗族之间及宗族各支派之间的不平衡,而这种不平衡可能是由宗族生活的不同地域造成的。
在建构这两个模式时,弗里德曼明确指出,这两个模式都可能在现实的地域社会中并不存在,不过,也许可以有一个居于两种模式中间的M模式,可以反映中国福建与广东地区的地域社会内部的宗族生活(弗里德曼,2000:161-171)。
弗里德曼从东南中国特定的地理与自然环境出发,依据中国传统的继嗣观念,从族产的角度建构起关于中国宗族的A模式和Z模式,对于理解中国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
显然,如果把中国宗族看成是A 到Z模式的一个系列,再从此系列去反观中国社会,就可以理解中国社会千差万别的形态。
令西方学术界迷惑和作为重要研究目标的“大一统中国何以一统且又千差万别”在这里得到了部分有见地的解释。
当然,尽管弗里德曼在著作中大量地引用了胡先缙、林耀华等人关于中国宗族研究的成果,但他的宗族研究既不在中国的革命话语体系内,其对话对象也不是其之前的中国宗族研究,上述研究成果只是他建构模式的资料而非其对话对象。
实际上,弗里德曼开展对中国宗族的研究,其目的在于与西方人类学非洲宗族研究对话。
具体而言,主要是与和他同时代在非洲从事宗族研究的埃文思・普里查德(Evans Pritchard)和福特思(Myer F ortes)的研究对话。
后两者在对非洲的努尔人和泰兰西人的宗族制度进行研究时,向老一辈的人类学家马林诺斯基、布朗的功能主义展开了挑战,希望透过非洲原始部落的研究,讨论人类社会共同的生活原型问题。
与这两人不同的是,弗里德曼希望通过研究早就存在国家、政府的中国社会里的宗族制度,并以此与基于没有国家没有政府没有文字的非洲部落社会发展起来的宗族理论进行对话,从而发展出自己的理论模式。
虽然他的这一努力受到了相当多的批评,但毕竟获得了回报,无论学者们同意还是不同意他的理论,大家都相信他成功地建构了一个自己的宗族研究模式,甚至是范式,而且学术界也相信,他的研究对于认识中国宗族乃至中国社会是有极大帮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