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西域回回商人入市中国之考察
历史趣谈明朝成祖年间对西域的经营 丝绸之路的重新开启
如对您有帮助，可购买打赏，谢谢明朝成祖年间对西域的经营丝绸之路的重新开启导语：“元太祖荡平西域，尽以诸王，驸马为之君长，易前代国名以蒙古语” 。
元朝灭亡后，故元势力仍然对西域有广泛的影响力。
为了最后消除故元在“元太祖荡平西域，尽以诸王，驸马为之君长，易前代国名以蒙古语” 。
元朝灭亡后，故元势力仍然对西域有广泛的影响力。
为了最后消除故元在西域的势力。
限制后来的鞑靼、瓦剌在这一地区的发展，朱元璋父子在努力经营东北的同时，对西域的经营也采取了非常积极的态度。
明人称此为“西控西域，南隔羌戎，北遮胡虏”。
并将其比作汉武帝的“断匈奴之右臂”。
马文升(1426年)说：“我太祖高皇帝应天眷命，扫逐胡元，统一寰宇，凡四夷来贡者不拒，未来者不强。
其于西域也亦然。
真得古帝王驭夷狄之道矣。
迨我太宗文皇帝。
继承大统，开拓疆宇，始招来四夷，而西域入贡者尤盛。
”首先，明朝不断派出使节往西域诸部，兵科给事中傅安、郭骥，北平按察使陈德文，太监王安，鸿胪寺丞刘帖木儿，吏部员外郎陈诚，中官把泰、李达、郭敬，都曾先后出使西域。
陈诚于永乐十一年出使，于永乐十三年回还，所历哈烈、撒马儿罕、别失八里、俺都淮、八答黑商、迭里迷、沙鹿海牙、赛蓝、渴石、养夷、火州、柳城、土鲁番、盐泽、哈密、达失干、卜花儿凡十七地，著有《使西域记》，备言其山川风俗物产，使明朝对西域有了新的认识。
朱棣对西域各部族采取了种种怀柔抚绥的政策，争取他们对明朝的归附，至少是保持和平的通使通贡、来去自由的关系。
永乐元年朱棣就对礼部臣说过：“自今诸番国人愿入中国者听。
”永乐二年十一月庚戌，朱棣于奉天门“视朝，西北诸胡来贡。
” 礼部尚书李至刚说：“西北诸胡，生活常识分享。
明朝丝绸之路的繁荣与西方的渴望
明朝丝绸之路的繁荣与西方的渴望明朝（1368年-1644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辉煌的时期，这个时期的丝绸之路在东西方之间充满活力。
明朝的繁荣给了西方国家渴望受益于这条古老贸易路线的动力。
本文将探讨明朝丝绸之路的繁荣和西方国家对其的渴望。
一、明朝丝绸之路的繁荣明朝时期，丝绸之路迎来了繁荣的时期。
这条古老的贸易路线连接了中国、中亚和欧洲。
明朝的繁荣与这条古老的丝绸之路息息相关。
首先，明朝时期中国经济的繁荣为丝绸之路的繁荣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在明朝时期，中国的农业和手工业得到了迅速发展，使得中国成为亚洲最富裕的国家之一。
丝绸、瓷器和茶叶等中国特产在国际市场上大受欢迎，这促进了丝绸之路上的贸易往来。
其次，明朝政府对丝绸之路的积极推动也是繁荣的重要原因。
明朝政府重视国际贸易，积极推动丝绸之路的开放与发展。
政府采取了各种措施来维护贸易畅通，包括修筑道路、修建驿站、设立贸易市场等。
明朝还设立了丝绸之路上的商团，派遣官员和使节到西方国家进行贸易和外交活动，加强了与西方的联系。
最后，丝绸之路在文化交流方面也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明朝时期，汉地文化和西域文化在丝绸之路上相互交融，文化的交流使得丝绸之路更加丰富多彩。
西方的艺术品、宗教、科技和知识也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丰富了中国的文化内涵。
二、西方国家对明朝丝绸之路的渴望明朝丝绸之路的繁荣引起了西方国家的渴望。
尽管丝绸之路开始于中国，但西方国家对其中的机遇和财富保持了持久的兴趣。
首先，丝绸之路上的贸易带来了巨大的商机。
中国的丝绸、瓷器和茶叶等特产在西方市场上极受欢迎，西方商人渴望从中获得巨大的利润。
他们前往中国，与中国商人进行贸易交流，并通过丝绸之路将中国特产带回欧洲。
其次，丝绸之路的贸易活动为西方国家带来了新的经济和文化动力。
中国特产的引入丰富了西方国家的市场，产生了新的商业机会。
此外，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也使得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文化充满了好奇和向往，西方学者和使节纷纷前往中国，希望了解中国的文化和知识。
浅析《明史西域传》反映的明朝士人西域观论文（精选合集）
浅析《明史西域传》反映的明朝士人西域观论文（精选合集）第一篇：浅析《明史西域传》反映的明朝士人西域观论文《明史·西域传》(以下简称“传”)是由官方编修的一部正史，其中自然会有官方对西域在思想观念上的认识。
如何认识西域直接关系到明朝对西域的经营政策。
当时，西藏、西番、哈密处于明朝的实际控制之下，与明朝有明显的臣属关系，而西域地区并未处于明朝的统治之下，它们和明朝的关系更多只是建立在贸易上，是一种较为明显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
所以，笔者认为，从《传》中所反映的西域观应从两方面来:一是明朝政府以国家的利益为主，明显带有官方性质的西域观念;一是以明朝官员为代表，明朝士人的西域观。
《传》中最能反映明政府对传统西域地区认识的主要是两方的外交文书，在《传》中比较集中反映的有四篇，在此——列举: 洪武二十四年别失八里来使，太祖遣命主事宽彻、御史韩敬、评事唐证使西域。
以书谕别失八里国王黑的儿火者曰:“联观普天之下，后上之上，有国者莫知其几。
虽限山隔海，风殊俗异，然好恶之情，血气之类，未尝异也(求同存异)。
皇天眷佑，惟一视之。
故受天命为天下主者，上奉天道，一视同仁，但巨细诸国，殊方异类之君民，咸跻乎仁寿。
而友邦远国，顺天事大，以保国安民，皇天监之，亦克昌焉。
囊者我中国宋君，奢纵怠荒，奸臣乱政。
天监否德，于是命元世祖肇基朔漠，入统中华，生民赖以安靖七十余年。
至于后嗣，不修国政，任用非人，致幻纲尽弛，强陵弱，众暴寡，民生怨，上达于天。
天用是革其命，属之于联。
联躬握乾符，以主黔黎。
凡诸乱雄擅声教违联命者兵堰之，顺联命者德抚之。
是以三十年间，诸夏奠安，外蕃宾服。
惟元臣蛮子哈刺章等尚率残众，生衅寇边，兴师致讨，势不容已。
兵至捕角儿海，故元诸王、驯马率其部属来降。
有撒马儿罕数百人以贸易来者，联命官护归已三年矣。
使者还，王即遣使来贡，联甚嘉之。
王其益坚事大之诚，通好往来，使命不绝，岂不保封国于悠久乎?特遣官劳嘉，其悉联意。
明代北京的“回回”人
明代北京的“回回”人
丁慧倩
【期刊名称】《《民族史研究》》
【年(卷),期】2015(000)001
【摘要】明代，“回回”人在北京城内外已形成聚居区。
各聚居地相对分散，自成区域。
而区域内部，“回回”人以清真寺为核心聚集居住，呈现出“大分散、小集中”的分布格局。
“回回”官员群体在明代北京地区的出现，不仅与都城由南京迁移到北京有直接联系，还与明朝处理元代遗留的“回回”人和明代内附人的政策有很大的关系。
由于宗教信仰、生活风俗的差异，北京发生过官民、回汉冲突。
而特殊的信仰、风俗与本地文化的融合，也造就了回回民族在语言、建筑等方面的文化特征。
【总页数】19页(P1-19)
【作者】丁慧倩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K2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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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丝绸之路上的商人
浅谈丝绸之路上的商人在元代，中国与西亚、中亚诸国均在大蒙古帝国一体之内，陆上丝绸之路随着军事活动的需要和驿站制度的建立，通达无阻，形成“适千里者如在户庭，之万里者如出邻家“的局面，为大批回回商人东来提供了方便。
明朝时期对丝绸之路管理得当，绝大多数外商都能按照明朝的法令从事贸易，使汉唐以来的丝绸之路在明代大放异彩，丝路贸易再度繁荣，并形成了独特的贸易景观。
清以来，由于中西社会经济的消长和中国外贸政策的收缩，丝绸之路，特别是海上丝绸之路国际贸易陷于委顿，无复前代那种蕃舶云集的盛况。
标签：商人；丝绸之路；贸易；商品流通丝绸之路主要的交易源于胡商组成商队进行的长途贩运，其性质属于一种转运贸易。
商人们在丝路沿线建立商业据点，在经商的同时，也传播着文化。
边城暮雨雁飞低，芦笋初生渐欲齐。
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
唐代诗人张籍的这首《凉州词》，给我们展现出这样一幅生动的丝绸之路图景：边城、大漠、驼铃声声，迤逦西行的蕃商驼队。
诗中的安西，即唐朝在西域所设的安西都护府，治所在龟兹（今新疆库车）。
蕃商亦作番商，在唐代文献中又称贾胡、胡客、蕃客，主要指阿拉伯、波斯穆斯林商人。
这些蕃商中，有许多人因长期在中国经商，最后定居下来，成为回族的先民。
现在兰州的滨河路上，有一胡人牵驼奋力前行的大型石雕，反映的就是活跃于古丝绸之路上的蕃商。
在元代，中国与西亚、中亚诸国均在大蒙古帝国一体之内，陆上丝绸之路随着军事活动的需要和驿站制度的建立，通达无阻，形成“适千里者如在户庭，之万里者如出邻家”的局面，为大批回回商人东来提供了方便。
元代的回回商人足迹遍及全国，对繁荣经济、促进物资交流有一定的贡献。
如在地处河西走廊的肃州东关，专设有回回人经商的街道，其“富庶与城内埒”。
回回商人主要活动于全国大小城镇，把国外进口的包括象牙、犀角等在内的宝物，各种布匹，沉香、檀香等香货，不同种类的珍贵药物，以及木材、皮货、牛蹄角、杂物等商品贩运至大都、上都等城镇，把南方的粮食输往大都、上都及北方缺粮地区，又不辞劳苦地把中原的物资运销至漠北等边远民族地区。
试论明人笔记中关于西域回回人的记载
作者： 姚晓菲
作者机构： 新疆师范大学西域文史研究中心,新疆乌鲁木齐830054
出版物刊名： 昌吉学院学报
页码： 28-35页
年卷期： 2014年 第3期
主题词： 明人笔记;西域;明朝;中原
摘要：明人笔记中散杂着大量有关西域的记载，这些文献虽零散琐碎，却内容丰富，是作者最直观的认识与记录，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认识价值和文学价值，为我们了解更为丰富的西域历史社会风情，提供了有血有肉的纪闻资料，是了解古代西域的又一重要窗口。
本文主要以明代笔记为切入点，对散见于其中的有关西域的记载及其价值作一探讨。
外人参与中国历史的考察
外人参与中国历史的考察中国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和卓越文化的国家，其历史可以追溯至几千年前的夏朝。
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外国人如何参与中国的历史，也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话题。
外国人最早接触中国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世纪的汉朝。
当时，中国开放了丝绸之路，欧洲商人通过中亚贸易车队来到中国，从而开始了中欧贸易。
随后，随着西方文化的传播，越来越多的人来到中国，并留下了他们的踪迹。
其中最为著名的一个例子就是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
公元13世纪，马可·波罗带着他的父亲和叔叔前来中国，并进入当时的大都（今天的北京市）。
他在中国待了17年，期间游历了整个中国，不仅详细地记录下了中国的地理、社会、文化和经济状况，还详细描述了中国的政治制度和风俗习惯。
他写下的《马可·波罗游记》是关于中国最早的外国文献，对于今天的学者来说，是了解元代中国最重要的资料来源之一。
此外，还有很多外国人来到中国，被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所吸引。
例如，英国籍著名的传教士麦迪逊·格林在19世纪靠着自己学习汉语，在中国翻译了许多古籍和文献，并编写了一本《中国文化史概论》。
法国人万韦先则受到了中国艺术的启发，将中国的水墨画和书法等艺术形式传到了欧洲。
同时，外国人还参与了中国的政治和经济生活。
一个最为重要的例子就是摩根家族。
摩根家族在19世纪末进入中国，投资了一些大型银行、铁路和矿业企业。
摩根家族在中国的投资，不仅扩大了其自身的财富，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
另外一个例子是克拉夫特，他是在19世纪末到来中国的一个英国人，他在北京创立了一家花园住宅区，大量引进西方建筑和庭院设计，同时也接纳了一些中国工匠参与其中。
因此，克拉夫特对于中国的建筑和园林设计产生了不可忽略的影响，同时也成为了著名的旅游景点。
总而言之，外国人参与中国历史的研究，是非常值得探讨的话题。
通过研究外国人如何参与中国历史，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中国历史的发展过程，同时也能够更好地理解中国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与影响。
怀柔远人：国史《明实录》对西域“回回”记载的价值取向
怀柔远人：国史《明实录》对西域“回回”记载的价值取向谢贵安
【期刊名称】《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15(000)002
【摘要】西域回回入明朝贡，更多追求的是经济利益，通过“贡”而获得“赐”，以小博大，以少博多，有的则是通过朝贡获得贸易的机会，而明朝对这些西域回回的朝贡活动，则从政治角度予以考虑，为了达到怀柔远人的目的，不计成本，“宁厚无薄”“厚往薄来”。
虽然明廷和史官对西域回回入贡的经济诉求远逾政治目的心知肚明，但在国史《明实录》中，仍然通过“成对书写”的写法，将西域回回的活动塑造成“归附天朝”的行动，以形成万国咸宾和天下归心的历史印象，烘托明朝的盛世形象和无上地位。
同时，《明实录》也客观地反映了西域回回大量归附明朝、附籍中原的历史事实和趋势。
【总页数】6页(P32-37)
【作者】谢贵安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K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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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西域回回商人入市中国之考察明代洪武年间允许西域回商前来中国进行贸易，但官方对其始终保持高度警惕并多有限制。
永乐之后，明朝采取更为积极开放的对外政策，一些规模较大的回回商队跟随朝贡使团穿梭于丝绸之路，入市中国，中西间贸易活动往来日益频繁，一些大回商诸如写亦虎仙等甚至凭借自身财力与特殊背景得以进入中央朝廷任职，充任往来中西不同政权间调解沟通的使臣。
标签：明代；丝绸之路；回回商人；入市中国；历史考察明代，传统的陆上丝绸之路继续得到发展。
此一时期，这条丝路的繁重离不开一个重要的商人群体—伊斯兰商人。
这一群体在明代的文献史料中也被称作买卖回回、[1]经商回回、[2]卖马回回等。
[3]从今天仍流传着的“回回进宝”、“回回识宝”这样的传说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个精明善贾的回回商人形象。
然而，西域回回人作为异族人，其深入中国市场的道路却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经过不断开拓逐渐在中亚丝路上发挥影响力。
15世纪中期佛教在哈密仍占优势地位，但到弘治年间，哈密地区的伊斯兰势力逐渐不容小觑。
此时，明朝已在哈密设立回回都督专门管辖回回。
[4]一、明初陆上丝绸之路的开通与回回商人的到来洪武十三年，都督濮英向朱元璋上书，请求“开梅哈里之路以通商旅”，[5]得到批准。
随后第二年，就有哈梅里回回阿老丁来朝贡马，趁此机会，明帝遍赐其文绮，派遣阿老丁前往畏兀儿之地诏谕番酋，从随后几年间西域诸番派遣使臣前往明朝的情况来看，这些诏谕效果很明显。
哈梅里王在洪武二十三年、二十四年、二十五年间多次派遣回回使者携带马匹等物前来朝贡，撒马儿罕在二十年至三十年这十年间屡次派遣回回使者前来与明王朝通好。
但此时，这种经济往来主要发生在官方之间，以朝贡形式为主。
而以贸易互市为主要目的的来朝记录还不多见，偶有记载，也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
洪武二十一年，明朝大将蓝玉大败元兵于捕鱼儿海时。
曾在此地遇到数百名撒马儿罕商队。
可见，此时，中亚商人已经在今天的西伯利亚南部贝加尔湖地区从事商业贸易活动，从人数上看，贸易规模可能还不小。
明朝军队在面对这些商人时，没有采取捕杀，但也没有放走他们，而是将他们执归京师，令居中国互市。
这显然是出于维护国家安全考虑，在不伤害与撒马儿罕间和平往来的局面下，以防域外势力相互勾结。
同时，也表明了准许回商来华贸易的姿态，客观上促进了回回商人前来贸易的积极性。
但面对北方残元势力的威胁，明太祖还是对前往中国境内从事商业买卖活动的回回商人保持了警惕。
洪武二十五年，敕谕甘肃总督宋晟、刘真，“凡西番回回来互市者止于甘肃城外三十里不许入城”。
[6]当时，明廷为抵御北方威胁，需要大量战马，善贾的回回商人当然清楚明王朝的这种需求，但即使他们将马匹带来，明廷随同意交易，也仅限官市，不许军民私自交易。
[7]二、永乐之后回回商人入市中国的新变化公元1403年，朱元璋四子朱棣即位，改国号为永乐。
永乐帝即位之初，便展现出积极对外开放的姿态。
不仅一改其父在位时，对外主要采取被动接纳外来朝贡而鲜少主动遣使外出结交各国政权的做法，而且，对回商前往中国内地市场进行贸易的行为也采取了更加宽容的态度。
并且，面对愿意向明朝朝贡，与明朝交好得到西域诸番，皆给予数倍于其所带之物价值的回赐。
[8]同时规定外使进入中国境内的沿途所需，皆由官方供给。
[9]此外，更是多次派遣陈诚作为明廷使者，携带大量綵币礼品前往西域赏赐诸番，这种广示无外、锐意通四海的政策，吸引西域商人纷纷逐利而来。
除了传统的官方朝贡仍在继续进行并呈现更加繁荣的态势外，也有一些新变化出现在中西经济往来之间，这种变化不仅显示出明代丝绸之路贸易开始进入它的鼎盛时期，而且也显示从中亚陆路而来的回回商人在这一时期，已然步入其深入中国市场的第二个层面，在这一层面上，他们更加深入的进入中国市场，并且在与官方打交道的过程中，开始构建自己的商业网络。
首先，变化之一是官方转变对回商在华交易的态度。
永乐元年，明廷敕甘肃总兵官左都督宋晟，名言“凡进贡回回有马欲卖者听于陕西从便交易，须约束军民勿侵扰之”，[10]并采取“厚往薄来柔远人”的态度。
永乐四年，别失八里王沙弥查干遣回回使者来朝贡马的同时，恰有别失八里的回回商人撒都儿丁行商于甘肃，并且随后跟随沙弥使团进京。
礼部认为回商的同来明显不是诚意朝贡，建议“赐予宜杀等，（但）上曰朝廷柔远人宁厚无薄，其同诸番使例给之”。
[11]显然，商人跟随使团进京朝贡在当时并不符合常规，所以礼部才建议赐杀。
但永乐皇帝的做法，即便诚然是出于招抚远人的考虑而作出的宽大处理，却也在客观上，促使了第二个变化的出现，即西域使团夹带回回商队进京讨赏之风的盛行。
永乐十七年，“哈密等处使臣及经商回回满赖撒丁等二百五十人，贡马三千五百四十六匹及貂鼠皮硵砂等物，赐抄三万两千锭，文绮百匹，绢千五百匹，遣还”。
[12]英宗时期，使团中回回商队的规模和数量有增无减。
正统十三年，瓦剌脱脱不花及也先同派遣使臣进京朝贡，经会同馆点查，“脱脱不花王使臣四百七十一名，止有四百一十四名，也先使臣二千二百五十七名，止有一千三百五十八名，买卖回回八百七十名，止有七百五十二名，共二千五百二十四名，比原来数通少一千七十四名”，[13]谎报人数无疑是为了求讨更多赏赐，但从整个的使团构成上也可以看出，买卖回回的数量已然占到全使团人数的三成左右，七百五十多人的规模着实不小。
上述出现在哈密使团中的经商回回与这里出现在瓦剌使团中的买卖回回应该属于同种性质，只是在官方记录中的叫法不同。
从名称上看，他们前来的经济目的十分明显，应该是职业商人，而官方会将他们与使团成员分开来记，也恰恰说明明廷知晓其性质并且也已默许视使团夹带商团的行为。
回回商队与正式使团之间的关系如何；这些回回商队到底是有官方资助还是通过向官方买，从而获得随使团来华资格；这些在正史中都不曾明言，但根据当时一些来华外国人的笔记等，还是能寻到一些线索。
笔者认为，求买和官方资助两种方式应该都有。
当时西方传教士利玛窦所遗留下来的日记中，记载了万历年间葡萄牙人鄂本笃从印度由陆路前往中国的事件始末，并留有《鄂本笃访契丹记》一文。
其中有言“可不里骆驼商队，至此为止，不再前行，欲往契丹，须重新组队伍。
商队领袖，为王所任命，纳金若干，便可得职。
王付以全权，在全途间，可以管辖商人”。
[14]“（中国）皇帝待遇外宾，礼赐隆厚，平均计之，必须费用之外，每人可余黄金一的由克脱。
以此之故，人皆争欲为使，以重价自商队长购之也”。
[15]此一条线索透露，以使团名义而来的队伍中，商队长一职是可以通过纳金购买获得的，除队长之外，其他想加入商队的人也可以花重金从队长处买得。
显然，这样的商队并不是由其国官方出资组建，商队是通过求买方式获得前往中国的资格。
但這并不是唯一的方式。
英宗年间记载“也先尝虏辽东军四人，（明使马青）索之，也先不与，讽青括众，使人布帛收赎，青从之，也先遂以所虏辽东军四人并犯边寇二人付青，领回时也先既诱挟买卖回回锁鲁檀等与其使俱至”。
[16]若果如正史所说，买卖回回锁鲁檀是被“诱挟”而来，那就表明，他并不是完全自愿跟随瓦剌使团入贡中国。
也先必定开出了一些优厚的条件，提供一定好处才迫使其答应。
这些条件是什么虽不得而知，但对商人而言，没有什么比获得厚利更吸引人的条件了，所以锁鲁檀的这次到来应该受到了也先的资助。
从随后几年，买卖回回锁鲁檀多次跟随瓦剌使团来华朝贡的结果来看，这个买卖回回阿里锁鲁檀已然和瓦剌朝廷相处的不错。
综合看来，回回商队若想跟随朝贡使团前来中国，是必须与其国皇室发生联系的，这些联系或主动或被动，但至少说明，在这样的过程中，回回商人群体已经频繁接触与结交其国王公大臣。
不仅如此，在获得进入中国内地互市的资格之后，回回商人也积极结交中国官员，明廷虽三番四次明令禁止，但收效甚微。
早在永乐年间，回回商人私通中国官员的事情就时有发生。
永乐五年，明廷敕谕甘肃官员“回回来经商者，凉州诸处军士多遣送出境，又有留居别失八里哈剌火州等处，泄漏边务者，此边将之不严也，已别遣监察御史核治”。
[17]至成化年间，“宥都督同知赵英罪。
先是，英充副总兵，分守凉州，纵令家人与哈密回回贩私茶，并买违禁之物，私自差人驰驿道路。
刑部请究治其罪。
”[18]回商结交中方官员，在双方接触中深习中国官场之道。
加之，自宣德年间往后，多有西域回人乞居中国，明廷对此一般都予以接纳，不仅提供衣廪房屋使之能居，还会授其官位，使之能进入政府任职。
正德年间有记“土鲁番城回回撒都等……来朝，皆愿居京自效。
命撒都等二人为百户，各赐冠带、金织袭衣、綵币、银、钞、鞍马，仍命有司给房屋器皿等物如例”、[19]正统年间还有名为撒法儿土鲁番镇抚前来归附明朝，“上命隶南京锦衣卫，月支食米二石，赐綵币表里，紵丝袭衣、靴袜等物”如此记录还有很多。
[20]也有一些，甚至能进入到中央核心机构中任职。
例如，万历年间的李寿，他是司礼监秉笔太监，史料记载他是西域苗裔，同时信仰伊斯兰教，所以应是西域回回无疑，而司礼监是明代宦官二十四衙门中的首席衙门，其秉笔太监势力极大，可以说“无宰相之名，有宰相之实”。
[21]回回人大量分布在明廷政府上、下机构中，也说明回回群体在当时的明朝社会中拥有了相当势力和影响力。
此时，回回商人群体中也出现个别大回商的代表。
这些大回商的身份显然趋于复杂化，他们与明廷、外国政权间的联系更加紧密，在中西交往中逐渐担任多种角色。
可以说，其“亦商亦政”身份特點的产生是回商谋求自身利益的主动要求与当时中外势力相互博弈而产生的客观需求这两者结合下的共同产物。
以弘治、正德年间活跃在中外交往舞台上的大回商写亦虎仙为例。
其时，土鲁番屡次侵夺哈密，企图控制西域朝贡道路，明朝为遏制其发展，与土鲁番展开争夺哈密的斗争。
这期间，写亦虎仙作为原哈密卫都督佥事赛亦撒隆之侄，在弘治五年被明廷任命为都督佥事，九年，写亦虎仙作为哈密方面的使者前来明廷朝贡，此次前来主要是为了获得明廷的经济支持，因为自前年三月以来，土鲁番速檀阿黑麻率众多次进攻哈密，双方在此地区接连开战，哈密方面多有损耗。
但写亦虎仙在朝贡过程中展转延住，反复奏扰，不仅带来的作为朝贡之用的马匹方物质量不堪，而且对于明廷的赏赐也颇为不满，认为不足。
[22]这件事表明写亦虎仙作为贸易商人的贪心，“他不是以加强哈密与明朝的联系为目的，而是追求财富为目的”。
[23]此外，写亦虎仙还通过“互结姻戚，与土鲁番建立亲属关系，为其往来土鲁番提供便利”。
[24]正因其身份的特殊性，写亦虎仙不仅充当哈密与明廷间的使臣，又是明廷方面与土鲁番间的使臣。
弘治十二年夏明廷派写亦虎仙前往土鲁番进行赏赐，并使土鲁番遣使入贡。
[25]正德年间，因为向武宗进献西域美女、珍宝等得到皇帝青睐，“帝悦之，赐国姓，授锦衣卫指挥”，一时间荣宠至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