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以人重艺由道崇——元四家之变及倪瓒地位的确立

画以人重艺由道崇——元四家之变及倪瓒地位的确立李杰荣【摘要】赵孟頫的画最为元人所称,被认为是"元四大家"之首,而董其昌则将倪瓒替换之.倪画在元代没有受到普遍的重视,而在明清两代,人们因其人品而推重其画,又视之为逸品的典范,入之于南宗画统系,受到明清画坛主流的推崇和模仿.人品之高与画道之变,最终确立了倪瓒崇高的画史地位.【期刊名称】《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年(卷),期】2011(033)001【总页数】7页(P22-28)【关键词】倪瓒;人品;逸品;南宗;主流的推崇【作者】李杰荣【作者单位】暨南大学文学院,广东,广州,510632【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J209黄宾虹曾说:“画品之高，根于人品……画以人重，艺由道崇。

”［1］28显然，此说所强调的是人品，“画以人重，艺由道崇”同构而近义，是对前面八个字的演绎、说明。

但是，倘将此说进一步展开，将“道”限定在“艺”的范畴内而视作为画之道，则不仅是一个以人品定画品的结论，若以之观照我国古代绘画，还会更多的发现，尤其适合于用来评价“元四家”之变与倪瓒在画史上地位这一问题。

“元四家”之说出于明代亦变于明代，是对元代文人画、尤其是文人山水画的认定，此说之出经由了历史的沉淀，此说之变则体现了观念的改变。

虽说文人画诞生已久，但诚如郑午昌《中国画学全史》所说，由于古代绘画经历了实用期、礼教期、宗教化的不同发展阶段，直到宋代，才发展为文学化时代。

北宋以来，虽说佛道画不及唐人，但山水、花鸟的创作水平却超越了唐代，且占据了画坛的主导地位，发展到元代，山水画尤盛而又以文人山水画成就最高。

若谓北宋山水画是文人为主而院画为次，南宋则是院画压倒了文人。

到了元代，不设画院，院体画逐渐衰落，文人成为画家的主体，也决定了元代画坛的发展潮流和趋势。

在转变元代画风中起关键作用的是赵孟頫。

赵孟頫提倡作画要有“古意”，针对在南宋院体影响下形成的张扬外露、俗媚工巧的画风，强调古朴简率，而“近古”的指向实则是上追唐、五代、北宋的重自然、讲气韵、求骨法，以典雅蕴藉为归。

他还有“书画本来同”之论，提倡以书入画、变画为写，确立并突出了文人画的特点。

由于赵孟頫是绘画史上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又因其出身、名望及艺术成就本身而成为了元代画坛的领袖。

同朝的柯九思说:“国朝名画谁第一，只数吴兴赵翰林。

”［2］294夏文彦称其“荣际五朝，名满四海”［3］885，陶宗仪也誉其“公之翰墨，为国朝第一”［4］85元末明初的张羽在《临房山小幅感而作》中并推他与高克恭:“近代丹青谁最豪，南有赵魏北有高”［2］32。

赵孟頫领袖地位的确立除了凭藉自身深厚而全面的文学艺术造诣外，也缘于其赵宋王孙的高贵血统和显赫的政治地位，而被他提携的画家如钱选、高克恭、唐棣、朱德润、柯九思、黄公望、王蒙等，也当然对其异常尊崇。

赵孟頫不但是元代画坛的领袖，他的地位也得到了后世的承认。

明中期，王世贞《艺苑卮言》提出以赵孟頫为首的“元四大家”之说，后来取代赵孟頫的倪瓒被列为“逸品”而未入其中:“赵松雪孟頫、梅道人吴镇仲圭、大痴道人黄公望子久、黄鹤山樵王蒙叔明，元四大家也。

高彦敬、倪元镇、方方壶，品之逸者也。

”［5］380屠隆沿袭王世贞之说:“……如赵松雪、黄子久、王叔明、吴仲圭之四大家，及钱舜举、倪云林、赵仲穆辈，形神俱妙，绝无邪学，可垂久不磨，此真士气画也。

”［6］995虽何良俊《四友斋丛说》以倪易赵，却无碍对赵孟頫地位的评价，因为他是首先将赵孟頫和高克恭置于最高地位，再说“其次则以黄子久、王叔明、倪云林、吴仲圭为四大家。

”［7］263倪瓒虽在元代已具画名，但在时人心中，毕竟是以赵孟頫和高克恭为画坛领袖，对赵孟頫的称赏前面已引，兹再看赞誉高克恭之语。

虞集:“国朝名笔谁第一，尚书醉后妙无敌。

”［2］283张宪:“高侯画山谁与匹，名重当今称第一。

”［2］34所以，张羽分别以赵、高为南北画坛领袖。

相较而言，倪瓒在时人眼里，画名远不及赵、高两人。

虽贾仲明谓之“善写山水小景自成家，名重海内。

”［2］675周南老亦言:“奉币贽求之者无虚日。

”［8］650但如夏文彦则评曰:“画林木平远，竹石殊无市朝尘埃气，晚年率略酬应似出二手。

”［3］887“殊无市朝尘埃气”与“晚年率略酬应”，前者虽为赞誉，后者则无疑是批评。

顾瑛的评价极简单:“作小山水如高房山。

”［2］675一个“如”字，自然断定其地位之不如高克恭。

在画史及绘画批评的演进中，情况慢慢变化，倪瓒的声誉渐隆，师之者亦渐多，“元四家”遂发生了出赵入倪之变。

明中期，吴门画派继承宋元文人画的传统，取代了明初浙派的主导地位。

代表元代山水画成熟画风的黄、王、倪、吴受到了吴门画派的喜爱和仿学，吴派领袖沈周就极喜爱倪画，当代学人阮荣春指出沈周临习了各种画风的作品，但主要筑基于元四大家，于四家中又临习倪画最多:“沈周作倪的作品最多，有些作品虽未标明仿倪，但一看即知由倪而来。

可以说，在元四家中，沈‘晚年醉心吴镇’，而其一生最爱的是倪云林。

”［9］104明后期，吴门画派衰落，以董其昌为领袖的松江派独执画坛牛耳，成为山水画的主流和正宗。

董其昌偏嗜平淡秀柔的风格，论文学艺术皆侧重于一“淡”字。

倪瓒的画正符合其审美趣味，故董其昌对倪画尤为推崇:“张伯雨题元镇画云:无画史纵横习气……盖倪迂书绝工致，晚年乃失之，而聚精于画，一变古法，以天真幽淡为宗。

要亦所谓渐老渐熟者。

若不从北苑筑基，不容易到耳。

纵横习气，即黄子久未能断。

幽淡两言，则赵吴兴犹逊迂翁，其胸次自别也。

”［10］167虽然他称“赵集贤画，为元人冠冕”，并将黄公望定为元四大家之首，在这里却将倪瓒置于赵孟頫和黄公望之上。

而且董其昌不但将倪瓒列入元四大家，也列入“文人画”和“南宗”体系中;至于赵孟頫，董其昌不但将之剔出于元四大家，而且摒除于文人画正统之外:文人之画，自王右丞始。

其后董源、僧巨然、李成、范宽为嫡子。

李龙眠、王晋卿、米南宫及虎儿，皆从董、巨得来。

直至元四大家黄子久、王叔明、倪元镇、吴仲圭，皆其正传［10］151。

虽然对此说并非没有异见，但因董其昌的影响力及此说的合理性，以“黄、吴、倪、王”为元四大家更为世人所接受，最终成为定论。

赵孟頫为宋室宗亲，既有高贵的血统，又有全面、深厚的文艺修养，仕元后有较高的政治地位，兼擅诗文书画，在绘画的各种题材中皆有建树，提倡“古意”，变革画风，提携后进，自然赢得了在当时画坛上的崇高地位。

但是，由于孔子“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思想的影响，徳成而上、艺成而下，人品决定文品、艺品，成为了衡文论艺的民族传统，在传统的力量作用下，赵孟頫的地位逐渐发生了改变。

他身为宋室王孙却屈身仕元，人品的“污点”使他在明清两代遭到很多非议，有人虽肯定他的艺术成就，却认为他节行有亏。

如王世贞固然将他置于元四大家之首，仍以之“纵极八法之妙，不能不落竖儒吻。

”［11］632张丑甚至由论艺而评人，因人品而衡定书品，认为赵孟頫书法“第过为妍媚纤柔，殊乏大节不夺之气，似反不若文信国天祥书体清疏挺竦。

”［12］337李东阳说:“夫以宗室之亲，辱于夷狄之变，揆之常典，固已不同，而其才艺之美，又足以讥訾之地，才恶足恃哉!”［13］25张庚更直接指出:“赵文敏大节不惜，故书画皆妩媚而带俗气。

”［14］618姜绍书《子昂子固画品》比较赵孟頫与赵孟坚:“观子昂画，颖弘秀拔，嫣然宜人，如王孙芳草，欣欣向荣。

观子固墨梅水仙，则雪干霜枝，亭亭玉立，如岁寒松柏，历变不离。

志士宁为子固，弗为子昂。

”［15］40“志士”之取，可见品第难以离异政治、气节、道德标准，“游艺”的背后有着志道、据德、依仁的巨大身影。

董谷《赵松雪》虽力图为赵孟頫的仕元开脱:“……天命有在，宋祀已墟，族属疏远，又无责任，仰视俯育，为禄而仕，民之道也，但当辞尊屈卑时，怀黍离之感而已，必欲以事雠责之，宁免顽民之诛。

”［16］80－81但是，从他在辩护时所引他人题赵画的诗来看，无论是“多少青山红树里，岂无十亩种瓜田”，还是“翰林学士宋公子，妙笔多应醉后书”，尤其是题其画马的“千金千里无人识，笑看胡儿买去骑”，都可见对赵孟頫仕元一事是大有讥诋，甚而不免“讥之也深矣，恐亦伤于太刻。

”在元代，对赵孟頫的评价之高几乎是一边倒的，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明清两代，为赵孟頫“失节”仕元的辩护声显得非常微弱，遂使其艺术成就也得不到公正客观的承认。

这一高开低走的结果，使得董其昌所排定的元四大家更被世人广为接受，而四大家的声望和影响在明清越来越大，成为成熟元画的标志和代表，而随着四大家越来越得到明清画家的推崇，赵孟頫原先在元代被公认的地位被架空，他的声望逐渐降到了四家之下。

“画品之高，根于人品”，“画以人重，艺由道崇”，确实可以验证于对赵孟頫的评价中，而倪瓒的取代赵氏在“元四家”中的地位，也同样是“人”、“道”的原因。

倪瓒有洁癖，为人处世亦高洁有节，筑清閟阁，厚葬业师，散弃田产、荡舟湖泖等皆为人所称道，拒为张士德作画而被挞，不与张士诚伪吴政权合作等事迹，更让他在后人心中树起了“高士”的形象。

他雅洁、轻财重义，明哲保身、不媚权贵、不同流合污而近于迂，赢得了后世文人士子的喜爱和尊崇。

明代尤镗将他与陶潜、苏轼并举:“陶彭泽、苏长公、倪云林，皆负俗而友千古者，身前不无龃龉于世，而风流节概，百世难泯”［17］365，并“以伯夷为清之圣，云林为清之贤”［17］9，故组缀云林遗事而成《清贤纪》一书。

清代杨殿奎也费十年之功辑成《清閟阁志》一书。

两书记载倪瓒遗事以及他人题记最为齐全，从中可看出后人因对倪瓒极力推崇，渲染其事而对其形象进行了传奇化的改造。

倪瓒的“高士”形象，经明清两代的传颂，早已深入人心，甚至塑其像入祠供奉，视之为道德楷模以警醒人心。

明代，在其故里无锡惠麓十贤寺供奉有倪瓒塑像，及至清朝康熙辛末年间，其后世子孙又集资修建专祠供奉，其孙裔倪呈露《续修祠堂记》记述道:“云林公挺生焉，抗不仕之劲节，挽已敝之颓风，在前明已崇祠乡贤惠麓十贤等祠，固已光昭泉壤、辉映名山而彰其隐德矣。

迄国朝康熙辛未，永建公复剏建专祠于锡麓，请于中丞郑公有司春秋致祭，诚盛典也。

”［17］334置于祠堂中的倪瓒塑像受人瞻仰:“十贤祠中，游祠人无不瞻仰云林之像。

贤者，猎缨敛袵而诵其诗文;不贤者，相与嘻讶而述其迂癖。

”［17］448甚至被视为道德楷模，警醒人心，侯镇《重建倪云林先生祠堂记》云:“吾邑素称让乡。

让乡也，以吴泰伯让国曾居于此也……先生去今五百年，世风日否，士大夫寡耻鲜廉，竞以争名夺利为事，让乡几成为互乡，安得不举先生以为世劝?”［17］338－339后人因对倪瓒人品的敬重，或言画以人重，或言人因画掩，或视其诗画等文学艺术为末技、余事，这样人品反而置于诗名、画品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