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公务员报考年龄歧视质疑

国家公务员报考年龄歧视质疑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一直存在对人们身份的种种限制，当人们对某种限制的负面情绪积累超出人们的心理承受底线时，便会将其定位为一种歧视。

户口歧视、性别歧视、年龄歧视，是国人十分熟悉的三大歧视。

现在户口歧视已有所松动，性别歧视也受到全社会越来越多的谴责，惟有年龄歧视，仍被视之为当然，很少有人起而非之。

四川大学在读法律硕士杨世建，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状告国家人事部拒绝受理他报名参加考试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

此案一出，即受到社会广泛关注。

在读法律硕士状告国家人事部2005年11月初，1969年7月出生的四川大学在读法律硕士杨世建，因在今年中央、国家机关2006年考试报名申请时，以超过35岁为由被拒，一怒之下，杨世建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状告国家人事部拒绝受理他报名参加考试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

随即，这个年龄歧视案件被媒体披露，一石激起千重浪，此案在社会上引起激烈争论，在网上，关于这个事件的讨论成为最热的话题之一，95％以上的网民支持原告的诉讼。

近日，我们对杨世建进行了采访。

目前的杨世建仍很平静，截至11月11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仍没有回复。

杨世建一边等待消息，一边每日早出晚归找工作。

杨世建在校期间表现出色，发表了14篇文章，承担过3个课题的研究工作，出版了一套经济法课件光盘，先后被四川教育学院、四川大学网络学院、四川广播电视大学、四川农业大学等学校聘为兼职法律课教师，2004年高分通过司法考试，获得2004-2005年度四川大学优秀研究生一等奖。

在考上川大研究生之前，杨世建有十几年的教学和教育管理经验。

2005年7月开始，杨世建开始找工作，没想到的是，因为年龄的原因他屡屡碰壁，他想到高校去教书，但多数高校也将硕士年龄限制在35岁；他想去企业，没想到多数企业的行政或人事主管的年龄已限制在28岁以下。

年龄，让原本富有朝气、精力充沛的杨世建尴尬和无奈。

10月底，报考公务员被拒，使杨世建下决心拿起法律武器捍卫自己的权利。

杨世建状告人事部，主要理由有三：一是《宪法》第33条关于“公民人人平等”以及第42条关于“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都有明确的规定，而人事部对年龄设限有违《宪法》规定，对他构成了就业歧视。

二是有违新的专门法律规定。

国务院公布的《公务员暂行条例》以及在2006年1月1日起生效的《公务员法》对于报考公务员均未设定年龄上限。

而人事部设定35周岁的限制依据的是1994年出台的《国家公务员录用暂行规定》，显然已是过时的规章。

三是人事部的规定具有导向性。

现在社会上企业招聘也或多或少有年龄限制，很多招考招聘行为对年龄的限制成为很难克服的一种社会现象。

杨世建委托了上海交大法学院周伟教授作为此案的代理人，周伟教授多年来一直为公民的平等权利奔走呼号，他曾代理过身高平等案、乙肝歧视案等，在国内享有很高声誉。

杨世建说，我要到2006年6月才毕业，那时我已经37岁。

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意向单位，我也不知道今后该怎样生存下去。

为了这个诉讼，我付出了大量的精力、时间、金钱，还有今后的前途和命运，不管这个官司结果如何，它只要能引起人们对各种歧视问题的思考和关注，这就值了。

年龄歧视，就在我们身边“人事部公然在国家最权威的招录考试中对35岁以上的公民进行歧视，其他的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对公民进行年龄歧视就不以为奇了。

35岁的人，企业不能去，学校也不要。

担任国家公务员更是非分之想，试问35岁的国家公民以什么方式和手段来谋求生存?”杨世建气愤地说。

“35岁以上免谈”――这是近年来频频出现在很多招聘广告上的一项限制。

不论是招聘公务员、经理、记者。

还是技术员、操作工，招聘单位总是一个口径。

它无疑给许多应聘者增加了一道不可跨越的门槛。

面对年龄这张红牌，很多人只有望洋兴叹，他们不禁要问：难道过了35岁就该退休?世界卫生组织(WHO)给“青年”下的定义是45岁以下，可是有一部分明明“正值青年”的人却在招聘会上屡屡遭受冷遇。

看过招聘广告的人们或许注意到，招聘单位一般都规定应聘者“年龄在35岁以下”，不论是招聘公务员、经理、教师、还是技术员、操作员……大家似乎“英雄所见略同”，都定了35岁的限制。

年龄限制的越来越普遍已成为机关、企业招聘的一种趋势，甚至在很多跟年龄并不相关的岗位选择上，也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对年龄予以限制。

年龄限制，成了一条大家习以为常、见怪不怪的潜规则，默默地支配着人们的生活。

除了公务员考试、企业招聘外，学校招生、干部提职、专业人员进修等等活动中无不见到它的身影。

对年龄歧视感到无奈和不满的，不仅仅是一个杨世建。

家住在石家庄的软件工程师陈同德，1992年大学计算机专业毕业后，分配进了一家事业单位，工作轻松，福利也不薄，但所从事的工作与他的专业相去甚远。

2000年以后，单位的效益直线下滑，陈同德动起了辞职的念头，他曾是专业的高才生，这些年也一直在自学，觉得凭自己的专业水平找个工作是没有问题的，看着昔日的同学如今在IT业都干得有声有色，他动了出来闯荡一番的念头。

他试探着到几家公司问了问，没想到人家一口回绝，理由都一样：28岁以上的不要!屡屡碰壁后，陈同德只好继续呆在原单位里等机会。

成都市一家高校的讲师李先生丝毫不掩饰自己对年龄限制的不满，他说他们学校曾有几次出国进修的机会。

尽管李先生业务突出，但他一直没有获得任何机会，原因就是年龄限制。

他曾向校方据理力争，但校方说年龄是个硬杠杠，为他一个人破例，对其他人就不好说了。

李先生争辩说，那业务能力算不算硬杠杠，校方说这个就很难说了。

对下岗女工肖大姐来说，年龄限制就更是一个难以述说的痛了。

2003年42岁的她从成都一集体企业下岗后，找工作就成了一个做不完的噩梦。

“年龄大了，到哪里也没人要!”说起这些。

她一脸愁云，“很多地方一看我的年龄，别的连问也不问就让我走人了，人家只要小青年啊!”年龄歧视，催促我们老去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的种种年龄限制，给人们的心理带来了无形的压力和负担。

跨不过去的年龄门槛，给许多人带来了挫败、浮躁、抑郁感。

河北省心理卫生科学研究所所长、石家庄心理医院院长张雁平指出，社会上普遍存在的“35岁障碍”，使许多超过或接近35岁的职场年轻人早早有了迟暮之年的感觉，他接触的患者中，许多人的心理疾患是由于年龄带来的人生前景的黯淡引起。

世界卫生组织(WHO)给“青年”下的定义是45岁以下。

65岁以前算中年人。

而我国明明“正值青年”的人们却在一道道年龄高坎前屡屡碰壁，遭受冷遇。

年龄限制，令人遗憾地阻止了年龄稍大但内心有所追求的人的发展，人为地制造了不公平。

在这种不公平面前，整个社会的心理年龄无形老化。

民族的心态无形老化。

在杨世建状告人事部引起的轩然大波中，许多人表示，年龄歧视已变成了一种公害。

一位工程师称，我非常支持取消或放宽年龄限制，我是个专业工程师，一超过35岁，我就觉得事业到头了，没有指望了，只觉得自己在一天天老去，可悲、可怜!一位基层公务员称：年龄限制造成的负面影响是深远的，不符合“以人为本”的治国理念。

以公务员提拔为例，一般超过35岁就不能提副科，超过45岁不能提为处级，使许多有志、有识之士年龄一过，便得过且过，浑浑噩噩!一位外企负责人说，年龄歧视在中国太普遍了!政府带头给公务员设置年龄门槛，起了一个不良影响。

我所在的外资企业．外方本部重要职员，特别是技术人员，平均年龄42岁，而中方几千职工，平均不到30岁的人就称自己为老人，希望有个一官半职，不愿意干平凡的事情。

浮躁心理可见一斑。

研究生毕业已经25岁左右了，没工作几年就想管理别人，否则就是混的不好，这种思想太可怕了!杨世建认为，35岁年龄限制造成了对我国60周岁以下，35岁以上男性公民，55岁以下35岁以上女性公民的就业歧视，这个年龄段的公民约有几亿人。

人事部的规定剥夺了公民的就业选择权，国家机关的权威导向性，在社会中是不容置疑的。

上行下效，也是符合现代法治理念的。

“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鬼”，国家机关的行为，是社会行为的表率和榜样。

人人都会有或将有35岁，从某种意义上说，人人都是这一限制的受害者。

有专家称，现代社会，30岁之前是人的学习期，30-50岁是人的智力贡献期，这个期间正是人生年富力强、精力和经验都处于黄金时期，但35岁就“老去”，失去流动、选择甚至就业的机会，将给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带来极大的损失。

意味深长的诉讼对杨世建的诉求也有反对的声音。

此前人事部公务员管理司综合处的一名工作人员解释是，人事部招考国家公务员对于年龄的限制是依据部门规定制订的，担任国家公务员，不可能不考虑年龄，因为要考虑到退休年龄以及购买社保等问题。

如果没有年龄限制，一个59岁的人通过考试担任国家公务员，那么他只需工作一年就可以退休了，这明显是不合理的。

考试录用处的一名工作人员则介绍，中央招录国家公务员，一直按照《公务员录用暂行规定》执行，35岁的限制是规定中明确了的。

人事部一直是按照这个标准招录公务员。

杨世建对以上说法的反映是，报考是一回事，招录是一回事，59岁的真的要是人才，录用了有何不可?社保和退休金的事情更是招录后才应该考虑的事情，岂能与本案的平等就业权利混为一谈?而《公务员法》2006年1月1日正式出台，其中对报考公务员并无年龄限制，为什么还抱着已经废止的《公务员录用暂行规定》不放?除了年龄歧视，在公务员考试以及社会上的企业招聘中，还存在着学历歧视、乙肝歧视、身高歧视．甚至某地还要求女生考公务员必须乳房对称。

杨世建说。

其根源在于我国法制不健全，我国现在还没有反歧视的专门立法。

国外大多有专门的反歧视立法。

而我们国家机关，特别是行政机关的法治观念、权利意识淡薄；公民的权利意识不强。

我国传统的习惯和单位的用人习惯，已经曲解了“领导干部年轻化”的实质内涵。

对外经贸大学法学硕士、国家公派德国富莱堡大学留学的博士研究生王艳柯对记者介绍说，在德国，如果出现了年龄等歧视，任何公民和团体都可以向德国宪法法院起诉，要求判决该限制违宪，因为德国宪法(专业上称为基本法)规定了公民各方面的平等权。

另外德国去年还专门出台了一项反歧视的法令。

当然，政府或者其他业主可以根据就业职位的性质设置必要的条件，比如在必要的专业教育、技能以及工作经验等方面进行要求。

但任何限制不能针对特定群体，不能有歧视嫌疑。

有一次和导师吃饭的时候，社科院法学所的一位研究员当时在这里作访问学者，她问道：德国大学招收博士生有没有年龄限制。

德国教授的回答是：我们不敢。

有关专家称，年龄歧视不仅侵犯了公民的就业权，也产生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我国的下岗职工平均年龄为39．9岁。

女性40岁以上，男性50岁以上下岗职工(“4050"人员)占全部下岗职工总数的比例为41．4％，年龄歧视严重影响了他们的就业与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