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情绪调节研究的现状与前景(讲课稿)

国外情绪调节研究的现状与前景摘要本文从涵义界定、主观体验、生理变化、早期社会化、社交情境和发展趋势等方面，介绍了国外情绪调节研究的现状和前景。

关键词：情绪调节现状前景自从心理学家系统研究人类行为以来，情绪调节就一直是一个令人感兴趣的课题。

近十几年来，随着个体社会化研究的深入和心理教育研究的兴起，情绪调节及其研究的重要性日益为心理学家所重视，并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

本文对国外情绪调节研究的现状与前景做一简要介绍。

一、情绪调节的研究现状从现有文献来看，心理学家对情绪调节的具体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六个方面：１．情绪调节的涵义情绪调节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情绪心理学家对情绪调节的涵义的界定方式，主要可以归纳为三类：１第一类可称之为适应性界定方式，即强调情绪调节是一种适应社会现实的情绪和行为反应。

例如Cole、Michel和Teti (1994)等认为，情绪调节是以一种社会可以容忍的方式，灵活地对一系列情绪（包括积极的和消极的）发展要求作出反应的能力，以及在需要的时候延缓反应的能力。

再如，Thomposon (1994)指出，情绪调节是一种适应社会现实的活动过程，它要求人们的情绪反应具有灵活性（非呆板）、应变性（非固定不变）和适度性（非唤醒过度或唤醒不足），以使人们能以有组织的、建设性的方式，迅速而有效地适应变化的社会情境。

第二类可称之为功效性界定方式，即突出情绪调节旨在服务于个人目的。

例如，Masters (1991)指出，情绪调节是一种服务于个人目的、有利于自身生存与发展的活动。

与之相应。

许多研究也发现，人们调节自身情绪反应的内外过程，尤其是它的强度和久暂特征，与实现或达到个人目的有关（Campos, 1989; Smith, 1993）。

采用这种界定方式的研究者强调，情绪调节不仅仅是一个简单地或被动地适应社会情境要求的活动，而且也是一个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活动；人们是否进行情绪调节以及如何调节，是对社会情境的主观意义及自身应付能力的认知的函数（Smith, Haynes, Lazarus and Pope, 1993）。

第三类可称之为特征性界定方式，即从情绪调节的某一特征或特性着手，对之加以界定。

例如，Dodge (1989)从其操作过程着手，认为情绪调节是激发一种活动以调节（减弱、增强或改变）另一种活动的过程。

Cicchetti、Ackerman和Izard (1995)强调情绪调节的动力特性，认为情绪调节是一个发生在意识内外的、包括生理、认知、体验和行为反应的动力组织系统，其功能是驱动和组织行为，以从一个或多个方面（生理、认知、体验和行为）适应特定情境。

Salovey 和Mayer (1990)从情绪调节在人的智能结构中的地位入手，认为情绪调节是情绪智能的主要成分之一，并将之视为Gardner的社会智能结构中的一个亚成分。

当然，这三种界定方式之间其实是相互关联的，它们有助于我们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认识情绪调节的本质。

２．情绪调节与主观体验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涉及两个问题：一是情绪调节对主观体验的依赖性。

许多研究者认为，情绪调节的方法或技能的选择和效能，依赖于所体验到的特定情绪。

例如，Worlden和Smith（1997）的一项对儿童情绪调节策略的研究结果表明，情绪调节的方法或技能因不同情绪而异。

在这项研究中，绝大多数儿童认为，对于愤怒和羞愧，解决问题是最好的情绪调节方法；对于悲伤，寻求支持是最好的情绪调节策略；而对于创伤感，远离创伤源是最好的情绪调节方法；等等。

2二是情绪调节对认知评价依赖性。

许多研究者认为，既然主观情绪体验的产生受自身认知评价的引导，那么有效调节自身情绪体验的一个必要前提，就涉及如何认识或评价相应的情绪刺激。

Abramson等(1989)的研究认为，许多需要调节的情绪体验本身，都存在着认知方面的问题。

例如，极度忧郁或焦虑的产生，往往是当事人认为所期盼的结果无法实现或相反的结果必将产生，而自己对之又无能为力的结果。

因此，许多研究者指出，改变认知或学会合理认知，是情绪调节的重要方法之一。

３3．情绪调节与生理反应关于情绪调节与生理反应之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这样两个问题：一是情绪调节是否需要一定程度的生理唤醒。

许多研究表明，情绪调节与高强度生理唤醒相关联。

首先从情绪调节的产生来看，情绪调节是一个自我控制的过程，其中许多活动产生于意识水平之上，即个体必须知道自己所要调节的到底是什么。

而这种意识的产生，取决于个体是否处于高强度的情绪唤醒状态或体验到强烈的情绪。

换句话说，当个体处于高强度的情绪唤醒状态时，他才可能产生情绪调节的意识与活动。

其次从情绪调节的结果来看，有效情绪调节的一个通常的自然结果，就是使有机体处于低唤醒状态。

亦即从生理学的意义上来说，情绪调节可以看作是一个使有机体从激动状态回归平静状态的体内平衡过程(Kopp,1989; Hubbard and Coie, 1994; Saarni,1997)。

4二是反映情绪活动的生理指标与情绪调节能力或潜能的关系。

许多研究者发现，情绪的自我调节努力与生理变化之间有着某种对应关系，可以通过测量那些通常反映情绪活动的生理指标，如心率、血压、瞳孔变化和皮肤电阻等，研究个体情绪调节能力或潜能(Fox,1989; Kagan, 1992; Gross and Levenson,1993)。

这方面的具体研究多数集中在心率上。

其中许多研究表明，心脏的基本活动方式标志着有机体抑制体内平衡以对刺激作出反应的潜能，以及自我调节以恢复体内平衡的潜能(Izard, Proges, Simons, Haynes and Cohen, 1991)；面对新奇刺激时，那些心率维持在较高水平的儿童更容易产生害羞、恐惧的反应(Kagan, Rermick, Clarke, Snidnan and Coll, 1984)；在一个啼哭的婴儿面前，学龄前儿童的心率变化与其安慰行为之间有着明显的相关(Fabes, Eisenberg, Karbon, Troyer and Switzer,1994)。

54．情绪调节与早期社会化这方面的情绪调节研究，主要围绕两个问题：一是父母对儿童情绪调节能力发展的影响。

Cummings（1987）、Walden和Ogan（1988）、Halberstadt（1991）的研究发现，父母或看护人对儿童情绪行为的反应，以及父母之间或看护人之间的情绪相互作用（如父母之间的冲突），对儿童的情绪及情绪调节有重要影响6。

还有许多研究表明，儿童的情绪调节能力及其同伴交往能力，与其父母的情绪调节能力密切相关，那些在同伴中情绪表现较积极的儿童，其父母的情绪表现也较积极(Dunn and brown, 1994; Fabes, Eisenberg, Karbon, Bernzweig, et al., 1994) 7。

因此，许多研究者指出，如果父母能经常以适应孩子情绪社会化实践的方式，对孩子的情绪发展作出反应，会对孩子的情绪调节以及调节策略的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

二是早期社会化对情绪调节发展的性别差异的影响。

许多研究表明，关于社交中可以接受的情绪表达方式，男孩和女孩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获得不同的信息，特别是在表达愤怒等消极情绪方面。

例如，Malstesta 和Haviland (1982) 的研究发现，母亲常对女婴表达的愤怒作出严厉反应，而对男婴的愤怒则较少作出同样反应。

Saarni（1992）在一项研究中，给儿童讲了一个引发消极情绪的故事，并让儿童提出最好的应付策略，结果发现男孩更多地选择愤怒反应。

该研究对其原因的进一步分析发现，似乎男孩觉得他们在表达愤怒的方式的选择上较少受限制，而且他们更多地考虑如何使自己心里更舒服。

Barrett（1998）等的研究也证实，女孩调节消极情绪的能力更明显地受父母社会化的影响；对女孩的愤怒加以管理和控制，是我们的文化习俗之一。

85．情绪调节与社交情境绝大多数论述情绪调节的文章都强调，情绪调节发生在特定的社交情境中，其操作既与情境要求及个体对这些要求的认知评价有关，又与情境中人与人之间社交关系的类型特性有关（Walden and Smith, 1997）9。

例如，Lempers 和Clark- Lempers（1992 ）通过对冲突行为的研究发现，11至17岁的儿童报告，朋友之间较少发生冲突，似乎朋友之间情绪调节较好10。

然而，许多研究发现，在封闭的社交情境中（儿童对与谁交往、交往多长时间毫无选择），朋友之间的冲突比非朋友之间的冲突更剧烈、更持久(Hartup等，1993；Dunn等，1998) 11。

另外，大量的日常观察研究发现，人们最容易对自己的亲人（父母、妻子、孩子）发火，相反对外人常表现出有所调节的情绪行为。

这与人们认知上的控制判断有关，因为人们总认为对自己的亲人发火不会导致严重的后果。

与之相应，情绪调节的选择似乎也取决于情绪指向者是不是个权威人物。

Underwood, Coie and Herbsman（1992）的研究表明，在通常情况下，人们很少对权威人物表现出愤怒；而对非权威人物，人们的情绪调节就可能具有更多的自由度。

12另外，Braurgart and Stifter（1991）的研究发现，那些母婴依附关系较差的婴儿，在遭受痛苦体验时，比母婴依附关系较好的婴儿更多地使用自我安慰的情绪调节方式（如吸吮手指）；另外，这类婴儿在与母亲小别重逢时，虽然心里有欣喜感，但是较少迎向母亲，而往往是木无表情地摆弄玩具。

这也说明情绪调节的方式策略的选择与使用依不同社交情境及其人际关系特性而异。

136．情绪调节的发展趋势现有研究表明，在个体生活的早期，情绪调节的发展存在着这样一些普遍的趋势：一是儿童情绪调节的方式随自身运动能力的发展而发展。

例如，Tronick（1989）和Rothbart（1991）等的研究发现，婴儿生活中最早的情绪调节方式是吸吮手指之类的身体自慰行为；２至３个月的婴儿能够采用控制视觉注意的方法来调节情绪；当婴儿能够爬行或走路时，则多采用接近或回避的方式调节情绪。

另外，Mangelsdorf、Shapiro和Marzolf (1995 )对婴儿在陌生人情境下的情绪调节行为的研究也发现，那些身体运动不灵活的婴儿（６个月）多转移视线，而身体运动较灵活的婴儿（１２个月）则采取行为躲避。

14二是儿童的情绪调节能力随其社会认知能力的提高而发展。

Thomposon（1994）的研究表明，儿童的情绪调节能力与他们对刺激源的社会认知，以及对自己和他人情绪反应的理解或推测能力有关。

Izard、Hembree、Dougherty和Spizziri（1993）的研究发现，对于疼痛刺激的反应，年幼的婴儿主要是痛苦，而许多１９个月的婴儿则表现为愤怒；这种差异基础于对疼痛源的社会认知水平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