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叙事文学
中国古代文学三分法
中国古代文学三分法
三分法是文学分类的一种方法，是指根据文学作品的性质（主要是塑造形象的不同方式），把文学作品划分为三大类：叙事文学、抒情文学和戏剧文学。
“三分法”起源于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他认为文学摹仿现实有三种方式，“既可以像荷马那样，时而用叙述手法，时而叫人物出场（或化身为人物），也可以始终不变，用自己的口吻来叙述，还可以使摹仿者用动作来摹仿。
所谓“像荷马那样”是叙事文学；“用自己的口吻来叙述”是抒情文学；“使摹仿者用动作来摹仿”是戏剧文学。
根据“三分法”，叙事文学除抒情诗、抒情散文和戏剧文学外，其他一切描述事件、有故事情节的作品，都被包括进去；抒情文学主要指抒情诗和抒情散文；戏剧文学包括各种类型的戏剧文学作品。
“三分法”在国外相当流行，为许多国家所采用。
“三分法”是根据塑造形象、反映生活的不同方法来分类，抓住了各类体裁的文学作品的一些重要的基本特点，具有相当强的概括力。
中国古代小说
中国古代小说一、中国古代小说的分期根据中国社会发展的阶段和古代小说的发展情况，我们把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分为六个时期：１、准备期（从远古至先秦两汉）:我国最早的叙事文学，如神话传说、寓言故事、史传文学等，虽然不是小说，但从思想上、题材上、语言艺术的表现方法上为古代小说的发展做了多方面的准备。
２、成熟期（魏晋至唐）: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志怪志人小说是中国小说的雏型。
但他们仍然没有摆脱依附历史著作的状态，作家也不是有意为小说，形式较简单，只是“粗陈梗概”而已。
唐代古代小说开始成熟，形成独立的文学形式——传奇体小说，作家开始有意为小说。
唐传奇是我国文言小说的一座高峰，对后代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３、转变期（宋元）:宋元话本在中国小说史上承前启后，标志着中国古代小说从文言向白话、从短篇向长篇、由史传体向说唱体的发展和转变。
小说创作群体扩大，题材增加，《三国演义》和《水浒传》这两部经典的长篇小说就是在宋元话本的基础上、经过世代积累由文人加工而成的。
４、繁荣期（明代）:明初，古代小说发展处于停滞阶段。
明嘉靖、万历年间到明末，小说创作出现了繁荣的局面，代表作是《西游记》、《金瓶梅》和“三言”、“二拍”等白话短篇小说集。
神魔小说、人情小说成为小说的主潮。
这一时期，小说作家主体意识明显增强，小说从描写历史、英雄转向描写市井细民；人物塑造由类型化向典型化过渡。
长篇小说从线性结构向网状结构发展。
作品风格鲜明，是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繁荣阶段。
５、高峰期（清初至清中叶）:清初，《聊斋志异》异峰突起，成为文言小说的又一座丰碑。
接着《儒林外史》和《红楼梦》的出现,把中国古代小说发展推向了高峰，达到前所未有的成就。
小说作家把自己的生命熔铸在艺术作品中，从对封建政治黑暗的揭露，转向对封建意识形态的认真反思；人物形象达到高度个性化。
出现了反映个性解放思想的新人物，对封建社会的失望，使作家作品带有更浓重的感伤和困惑情绪。
从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到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近代小说尚未出现，这一时期兴盛的公案侠义小说和狭邪小说是古代小说的余波，所以也在高峰期介绍。
中国古代文学与西方文学的比较
中国古代文学与西方文学的比较中西文学源远流长，拥有独特的文化背景和表达方式。
中国古代文学代表着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传统，而西方文学则是西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文将从古代叙事文学、诗歌、散文以及戏剧四个方面，对中国古代文学和西方文学进行比较，探讨其相异与相似之处。
一、古代叙事文学中国古代叙事文学代表作品有《红楼梦》、《水浒传》、《西游记》等，而西方文学中的叙事文学代表作品有《奥德赛》、《罗宾汉》、《鲁滨逊漂流记》等。
双方在叙事手法上有共通之处，如采用架空背景描述人物经历；在叙事角度、人物塑造、表现手法上则有很大区别，中国古代文学注重人物性格和人物关系的表达，包含更多政治和社会层面的元素；而西方文学着重于对历史、人性和人物命运的描摹。
二、诗歌中国古诗在全世界都享有盛誉，诗人如李白、杜甫、白居易等名字家喻户晓。
西方文学中的诗歌也有着广泛的影响力，如莎士比亚、拜伦等。
然而，二者的诗歌体裁和写作风格有很大不同，中国古诗受到韵律和格律约束，偏向抒情体和叙事性；西方诗歌则注重韵律和节奏，偏向于象征和措辞的艺术表达。
三、散文散文是一种随笔性质的文学作品。
中国古代散文代表作品有《醒世恒言》、《梦溪笔谈》等，而西方文学中的代表作品则有埃德加·爱伦·坡的《乌鸦》、海明威的《我们逝去的年华》。
两者的散文表现方式有明显差异。
中国古代散文重视“文以载道”，强调语言、文学和思想的准确表达；西方文学则侧重于文学技巧和情感表达。
同时，西方散文通常采用第一人称，反映个人情感和思考过程。
四、戏剧中国戏曲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艺术遗产。
西方戏剧也有着很大的影响，如古希腊悲剧和喜剧、莎士比亚的作品等。
两种戏剧有很大不同，中国戏曲在表现方式和表现形式上相对固定，强调角色扮演和曲艺风格；而西方戏剧则更加注重剧本和情节创新，表现丰富多样。
总的来说，中西文学在叙事、诗歌、散文和戏剧等方面表现出的差异和相似之处也正是二者文化传统、历史和社会经验的反映。
中国古代文学二 第二十讲
其三，虽然小说本身出于虚构，但在叙述故事的过程中，有 很多真实动人、描写细腻的细节，显现一种生活气息。其中 关于东肆、西肆赛歌的描写，令人如见唐代城市生活的景象。
霍小玉传
《霍小玉传》的作者蒋防，字子徵（一作子微），义兴（今 江苏宜兴）人，长庆初官翰林学士，后贬汀州、连州刺史， 大和年间卒。 小说写出身贵族而沦落倡门的女子霍小玉与士子李益相爱， 自知不能与之相伴始终，只求李益与自己共度八年幸福生活， 而后才另选高门，自己则甘愿出家为尼。然而李益后来却违 背誓言，避不见面。小玉百般设法，求一见而不可得，以至 寝食俱废，卧床不起。最后一黄衫豪侠强挟李益来见，小玉 怒斥其负心无情，愤然死去。死后阴魂不散，使李益终生不 得安宁。
《补江总白猿传》
（被盗妇女的讲述：）今岁木叶之初，忽怆然曰： “吾为山神所诉，将得死罪。亦求护之于众灵，庶 几可免。”前月哉生魄，石瞪生火，焚其简书，怅 然自失曰：“吾已千岁而无子。今有子，死期至 矣。”因顾诸女汍澜者久，且曰：“此山复绝，未 尝有人至。上高而望不见樵者。下多虎狼怪兽。今 能至者，非天假之。何那？” ——妖异的性格人性化进程
《游仙窟》
以第一人称自述于奉使河源途中，投
宿“仙窟”，与神女十娘邂逅交结的 故事。全文以骈文写成，又穿插了大 量主客对答的五言诗，表现男女间的 调笑戏谑，颇有色情倾向。 “文近骈丽而时杂鄙语”
中唐——兴盛期
在这一时期，名家名作蔚起，唐传奇的大 部分作品都产生在这个时期。一方面固然是 小说本身由低级到高级不断演进的结果，另 一方面，也是蓬勃昌盛的各体文学在表现手 法上所提供的艺术借鉴。 代表作家、作品有陈玄祐《离魂记》、沈 既济《枕中记》、陈鸿《长恨传》、白行简 《李娃传》、元稹《莺莺传》、李公佐《南 柯太守传》、李朝威《柳毅传》、蒋防《霍 小玉传》。
古代叙事文学的发展历程
古代叙事文学的发展历程古代叙事文学是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叙事的形式讲述故事，传达人们的思想、情感和价值观。
它的发展历程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的神话传说，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和演变，形成了丰富多样的叙事文学体裁。
古代叙事文学最早的形式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的神话传说。
在那个时代，人们通过神话来解释自然现象和人类起源，神话中的故事充满了神秘和想象力。
《山海经》、《封神演义》等作品都是古代神话传说的代表，它们以叙事的方式描述了神仙、妖魔和英雄的故事，展现了古代人们对于世界的探索和想象。
随着社会的发展，古代叙事文学逐渐从神话传说转向历史叙事。
战国时期的《史记》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它以史官的身份记录了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人物，通过叙事的方式展现了历史的发展和变迁。
《史记》的出现标志着古代叙事文学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历史成为了叙事文学的重要题材。
在隋唐时期，古代叙事文学达到了一个高峰。
这个时期的文学作品以长篇叙事诗为主，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长恨歌》和《白头吟》。
《长恨歌》以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为背景，通过细腻的描写和抒情的语言，展现了唐代社会的繁华和人物的悲欢离合。
《白头吟》则以李白的一生为主线，通过叙事的方式展现了李白的豪情壮志和人生的坎坷。
这些作品不仅在叙事手法上有所突破，同时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风貌和人们的情感。
宋代是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的一个重要时期，这个时期的作品以小说为主。
《水浒传》、《西游记》和《红楼梦》等作品成为了中国古代小说的经典之作。
这些作品以丰富的想象力和精湛的叙事技巧，塑造了一批才华横溢的英雄人物和丰富多彩的故事情节。
它们不仅具有娱乐性，同时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现实和人们的价值观。
古代叙事文学的发展历程是一个丰富多样的过程，它经历了从神话传说到历史叙事，再到小说的演变。
每个时期都有不同的叙事手法和题材选择，但都以叙事的形式展现了人们对于世界的思考和情感的表达。
这些作品不仅是文学的瑰宝，同时也是人类文明的重要遗产。
中国古代文学的叙事技巧
中国古代文学的叙事技巧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国古代文学以其独特的叙事风格和优秀的创作理念吸引着无数读者。
叙事技巧是中国古代文学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它不仅体现在作品的文字描写和情节设置上，更融入了人物塑造、意境表达等方方面面，为读者呈现了一个个精彩纷呈的故事。
本文将从中国古代文学中一些重要的叙事技巧入手，分析其特点和魅力所在。
首先，中国古代文学善于通过细腻的描写展现画面。
无论是山川河流的壮丽景色，还是花鸟鱼虫的细腻表情，中国古代文学精准的笔触让读者仿佛身临其境。
例如《红楼梦》中对紫檀雕花的描绘，让读者感受到木质的光泽、花纹的生动，使得整个场景显得十分真实。
在古代文学中，这种细腻的描写常常通过对事物形态、颜色、质感等细节的把握来实现，使读者能够形象地感受到故事中所描绘的一切。
其次，中国古代文学尤为注重对人物形象的塑造，通过丰富的描写和细腻的情感刻画，塑造出许多深入人心的形象。
例如《西游记》中的孙悟空，他不仅拥有超凡脱俗的武功，还有着坚毅不拔的意志和机智聪明的头脑。
身世的转变、和师傅的相处、历经的困难都成为他性格的一部分，使得他成为了一个鲜活、立体且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
在中国古代文学中，人物形象常常通过描述他们的外貌特征、言行举止、内心活动等多个方面来塑造，使得他们的形象更加鲜明而且可信。
第三，中国古代文学以讲究节奏感的叙述方式著称。
在古代文学的叙述中，往往会通过节奏感的调整来增强故事的张力和节奏感。
例如《水浒传》中的“拚命三郎”李逵，他与梁山好汉的战斗经历形成了紧张刺激的节奏感，令人连呼过瘾。
而这种节奏感的调整，在古代文学中也常常体现在语言的运用上，包括诗词的使用、对白的设置等，以增加故事的跌宕起伏和情绪的起伏。
第四，中国古代文学在叙事技巧上注重情感的表达和内心的描写。
古代文学中的情感表达往往情感真挚、深情动人，让人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例如《红楼梦》中林黛玉对自己爱情的抉择，她的内心痛苦和挣扎在作品中得到了真切地描绘，让读者不禁为她的遭遇而动容。
中国古代小说发展历程
中国古代小说发展历程中国古代小说发展历程可以追溯到汉代以前的叙事文学传统，但真正成熟起来的时期还是在唐宋时期。
以下是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主要阶段和特点。
1. 先秦时期：先秦时期的叙事文学以传说、神话、典故等形式传承，如《山海经》、《楚辞》等。
这些作品在叙事形式上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2. 汉代：汉代以后，出现了较为成熟的小说创作。
《史记》中的一些章节已经具备了小说的特征，如《五帝本纪》、《夏本纪》。
而另一些作品则更加突出了史料的真实性，如《汉书》、《魏书》。
在此期间，虚构性叙事作品还没有形成独立的类别。
3. 魏晋南北朝：魏晋南北朝时期，又出现了一批重要的小说作品，如《后汉书》、《裴秀才演义》。
这些作品以历史为基础，虚拟了历史人物和故事情节，加强了叙事的虚构性，具有一定的文学性。
4. 隋唐时期：隋唐时期是中国古代小说创作的高峰时期。
《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作品的问世，标志着中国古代小说形成了独立的文学类别。
这些作品在情节设计、人物塑造等方面都有较高的艺术成就，对后世的影响深远。
5. 宋代：宋代是中国古代小说的黄金时期。
在这个时期，小说以史书、传记等为基础，融入了一系列民间故事和民间传说，形成了许多重要的作品，如《红楼梦》、《金瓶梅》等。
6. 元明清时期：元明清时期，小说的发展进一步丰富多样。
元代以后，小说开始反映社会现实，纷纷涉及到世俗生活，如《世说新语》。
明代的《聊斋志异》则更加注重奇异幻想的描绘。
清代以后，小说更加注重社会生活的描述，如《儿女英雄传》。
总的来说，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历程可以概括为从史略虚化到虚拟化，从叙事性传统向艺术性创新的转变。
在这个过程中，小说的叙事形式不断丰富，从单一的历史叙述逐渐转向虚构故事的表达，作品的内容也从历史人物的生平事迹扩展到广泛的社会现实。
这些作品不仅反映了古代社会的风貌，也提供了人们传统文化的重要参考。
中国文学史之先秦叙事散文
中国⽂学史之先秦叙事散⽂第三章先秦叙事散⽂第⼀节《尚书》是我国最早的记⾔历史散⽂集。
《尚书》即上古之书，⼜被称为书经，是⼀部古代历史⽂献汇编。
⼀、《尚书》的保存1、战国：《尚书》有百篇。
2、秦代：经过秦⽕焚毁，亡佚⼤半。
3、汉代：今⽂《尚书》：汉初经师济南伏⽣保存、传授的《尚书》，⽤汉代通⾏的⾪书记录下来，有28篇。
古⽂《尚书》：汉武帝时⼜陆续发现了⼀些⽤先秦⽂字记录的篇章，⽐今⽂《尚书》多16篇。
4、东晋：梅赜《古⽂尚书》58篇。
将伏⽣本28篇分为33篇，⼜增25篇，经考证25篇皆为伪作。
⼆、《尚书》内容包括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四部分。
《虞书》和《夏书》多是春秋战国⼈根据古史传说编纂⽽成的，具有⼀定史料价值。
《商书》和《周书》则主要是商周两代的官⽅⽂献，基本可以代表当时散⽂发展的⽔平。
三、⽂章分类：典、谟、训、诰、誓、命等类别典：主要记载古代典制，如《尧典》；谟：谋议、谋略，如《皋陶谟》，记载皋陶与禹关于治理国家的谋议；训诰：训诫诰令，有上对下的告诫、训导，也有下对上的劝谏，有君⾂间的对话，也有⾂僚间的对谈；誓：誓词。
战前的誓师词；命：君王任命官员或赏赐诸侯的册命。
如《⽂候之命》，是周⽂王表彰晋⽂候功绩并赏赐晋⽂候的命辞。
四、写作特点：1，作品由简到繁，说理⽇趋细密，逐步具备了完整的篇章。
《商书·汤誓》：商汤伐桀时的⼀篇誓词，道理讲得⾮常简单，只是在篇末申明赏罚，以作劝惩。
“⾮台⼩⼦，敢⾏称乱，有夏多罪，天命殛ji诛,杀死之”，“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
”《周书·⽆逸》：⽂章中⼼明确，论证周详，各部分之间联系紧凑，堪称初具规模的论说⽂。
2，运⽤了⼀些修辞⼿段，使说理带有⼀定的形象性。
《商书》中的《盘庚》三篇：若颠⽊之有由蘖。
若⽹在纲，有条⽽不紊.予若观⽕。
若⽕之燎于原，不可向迩，其犹可扑灭。
3，有些作品运⽤了较多的语⽓词汇，表现了说话⼈的⼝⽓，带有⼀定的感情⾊彩。
如《周书·⽆逸》记周公对成王的告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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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叙事文学提要：对古代小说史的历来存有着文体混杂的。
本文则试图从小说作为叙事文体出发，对叙事的内在特征——深层叙述结构进行，从这一角度梳理中国叙事文学的内在趋势和文化意义。
文中探讨了中国传统叙事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三种深层结构：与道德统一的正史结构、从情感逻辑出发的历史批判性叙述结构和作为欲望宣泄的民间文化叙述结构。
这三种深层结构在中国叙事文学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先后展开，形成了中国古代叙事文学和文化发展中从正统到精英、而后又到民间的内在趋势。
关键词：深层叙述结构历史与道德统一情感逻辑民间文化一研究中国叙事文学的学者在探究叙事起源时，常常从神话算起。
不过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古代神话，都是散落在后代文章中的残片，充其量只能算作后代叙事素材中的故事原型。
从可以考察的历史来看，上古只有史官的叙述可以找到与后代叙事活动之间的联系线索。
因此只能说，中国古代叙事的传统是从史官的历史叙述开始。
直到宋代开始繁荣起来的白话小说，也是以讲史为各种小说之首。
如罗烨在描述当时小说的内容时说：也说黄巢拨乱天下，也说赵正激恼京师。
说征战，有刘、项争雄；论机谋，有孙、庞斗智。
新话说张、韩、刘、岳，史书讲晋、宋、齐、梁；《三国志》诸葛亮雄材，收西夏说狄青大略。
说国贼怀奸从佞，遣愚夫等辈生嗔；说忠臣负屈衔冤，铁心肠也须下泪 (1)这些话中所提到的小说内容都与历史相关。
要理解中国小说叙述的起源，就不能不注意历史叙述的意义及其对小说叙事的，特别是历史叙述和小说叙述在表面的故事叙述背后隐藏着的深层叙述结构的关系方面。
中国历史著作中的“正史”通常是指从司马迁的《史记》算起的“二十四史”。
但要认真研究历史叙述背后的深层叙述结构，更能够体现正史叙述特征的早期著作应当说是《左传》而不是《史记》。
《左传》虽然被归入依附于“经”的阐释性著作，但就其实质而言与所依附的经典《春秋》同属于历史著作。
这不仅因为《春秋》和《左传》的内容都是对历史事件的叙述，而且因为在叙述中隐含着后代正史所共有的深层叙述结构。
《春秋》作为历史著作显然是简单粗糙了一点：关于历史事件的叙述仅仅极其简略的一两句，没有具体的对事件发生过程和因果关系的认识。
所谓的春秋笔法也仅仅表达叙述者对事件意义的态度，并不是对事件本身发生发展的内在根据的认识，换句话说，还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历史著作所需要的历史意识。
《左传》就不同了。
从表面上看，《左传》似乎仅仅把《春秋》中所提到的事件讲述得具体细致了一些，一如新闻报道的标题与文章内容之间的关系。
但实际上《左传》不仅仅是把事件讲得具体一些，更重要的是，把一种历史意识贯穿、渗透到了叙述中，从而使得所叙述的事件不再是单纯的客观事件，而是成为历史观念的表现。
从这种历史叙述开始，一种隐藏在具体叙述文本背后的深层叙述结构逐渐成熟起来。
我们可以从一个简单的例子来分析这种深层叙述结构的产生。
比如《春秋》记载的第一段历史，隐公元年的事件是这样叙述的：元年春王正月。
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
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冬十有二月，祭伯来。
公子益师卒。
这段简单而客观的叙述中包含着一段惊心动魄的兄弟相残的故事，即“郑伯克段于鄢”。
《公羊传》和《谷梁传》都认为这个叙述句中一“克”字隐藏着对郑庄公的批评之义。
但这仅仅叙述者的批评态度，与事件本身并无关系。
而在《左传》中就不同了。
这句话所涉及的史实被具体细致地展开来，而且还对事件发生发展的内在根据做出了自己的解释。
关于郑庄公和兄弟共叔段之间矛盾的发生、发展和结果，《左传》不仅详细地叙述过程，而且对事件发生的内在根据进行了解释。
按照《左传》中的叙述，郑庄公在回答祭仲的担心时说：“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
”这句话实际上既从郑庄公的角度解释了共叔公必然失败的道德原因，也暗示了庄公自己居心叵测的一面。
整个事件的发展就是按照这种解释进行的：一方面是骄横的共叔段步步扩张、叛逆之心逐渐显露；另一方面是郑庄公步步为营、小心戒备并积聚着自己的力量。
随着事件的发展，两方面的力量就这样相反地消长着，直到最后共叔段的反叛和郑庄公的致命一击，便成为整个事件最后水到渠成的结果。
在这个故事中，叙述者不是像《春秋》那样仅仅对人物行为的道德意义作事后的评判，而是把道德意义作为事件发展的逻辑根据。
“郑伯克段于鄢”不是个特殊的例子，这种叙述是《左传》的重要特点。
在隐公五年四月的一段战事记载中是这样叙述的：卫人以燕师伐郑。
郑祭足、原繁、泄驾以三军军其前，使曼伯与子元潜军军其后。
燕人畏郑三军而不虞制人。
六月，郑二公子以制人败燕师于北制。
君子曰：“不备不虞，不可以师。
”这场战事描述得很简略，但也很典型。
讲到战事的过程只有三句话，第一句是郑人的战术，第二句是燕人应战的心态，第三句便是战争的结局。
就在这短短的三句话中，不仅叙述了事件的基本过程，而且更重要的是解释了事件发展的内在逻辑，这就是后面“君子”的评述中所的：“不备不虞，不可以师。
”他们的行为和观念违背了战争，不懂得必须小心谨慎的道理。
小心谨慎不是一般工具意义上的智慧，而是道德层次的智慧。
也就是说，燕人失败的根本原因还是道德方面的问题。
这一思想也体现在对楚晋城濮之战的叙述中。
这次战事在《春秋》的僖公二十八年记载里是完全是站在中立的立场上叙述的：“夏四月己巳，晋侯、齐师、宋师、秦师及楚人战于城濮，楚师败绩。
楚杀其大夫得臣。
”这段叙述对战事所做的简短而客观的报道中没有道德评价，更没有对事件前因后果的分析。
《左传》就不同了。
城濮之战是《左传》叙述中最详尽而精彩的故事之一，从晋文公伐曹开始，将晋、楚两国间的矛盾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直到兵刃相见的过程剥茧抽丝般地理了出来。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叙述者对导致这段历史事件发生和造成结果的原因有清晰的认识表达。
最初晋国要与楚国发生龃龉时，晋国的先轸使计激楚，楚王劝大将子玉不要与晋为敌。
他说晋文公是“险阻艰难，备尝之矣；民之情伪，尽知之矣。
天假之年，而除其害。
天之所置，其可废乎？”因为这里实际上暗示了后来的结果，因而可以说这段话不仅是记载楚王的言论，同时也是叙述者在藉此发表自己关于战争规律的一种看法。
这和后面所说的“师直为壮，曲为老”的看法也一致。
显然这里关于战争道义的见解不是像《春秋》那样仅属于个人意见，而是把它理解为历史事件发生发展的内在逻辑。
学者们在研究《左传》时常常会提到书中有同情人民的“民本思想”。
但人们往往忽略了的是，这种思想是怎样表现在历史叙述中的？在庄公十年的曹刿论战中，曹刿以庄公所说的“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为胜利的根据，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在这里，道德的意义不在于对历史事实作出是非评判，而在于把道德作为历史事件的内在因果依据。
庄公能够明察是非不仅证明他是个好君主，而且成了他打胜仗的条件。
更有特点的一个是在哀公元年关于吴、越、楚等国战争的记载中。
其中有一段是吴打败楚后陈怀公与臣下议如何对付吴国的问题。
逢滑对怀公说：“臣闻国之兴也以福，其亡也以祸。
今吴未有福，楚未有祸。
楚未可弃，吴未可从。
”怀公问：“国胜君亡，非祸而何？”他的回答是：“国之有是多矣，何必不复。
小国犹复，况大国乎？臣闻国之兴也，视民如伤，是其福也。
其亡也，以民为土芥，是其祸也。
楚虽无德，亦不艾（刈）杀其民。
吴日敝于兵，暴骨如莽，而未见德焉。
天其或者正训楚也！祸之适吴，其何日之有？”这一段史实按理说不能证明逢滑的道理。
因为楚国明明是败了，而且怀公听了他的话的结果招来了吴国的入侵。
但《左传》并不因此认为道德在这里不对事实发生影响了。
作者用逢滑的话说，楚之败是暂时的，是上天在教训他们；而吴国最终还是会失败的，因为他们以民为土芥，违反了道德。
这样一来，一个不利于道德解释的事实仍然通过延伸而变成了道德的证明。
因此可以看出，《左传》中的“民本思想”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道德评价尺度，而是作者心目中的历史发展根据。
正是这个历史与道德统一的思想，构成了《左传》中历史叙述的内在逻辑。
这个叙述逻辑也是后来大多数“正史”叙述的内在逻辑，即以“天道”解释历史的叙述观念。
在后代历史叙述中，欧阳修《五代史伶官传》中的“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这句话可以作为最典型的表述。
实际上，正史中关于各个朝代更替的原因解释大多不超出这句话的范围。
这是一种道德史观，也是一种潜藏在后来很多通俗叙事作品背后的深层叙述结构。
在宋代小说《三国志平话》中故事正文的前面有个楔子，讲的是汉光武帝时一名叫司马仲相的书生为阴司断狱的故事。
故事中将汉高祖和他所杀害的功臣投胎到汉末转世为三国时人，以偿报汉高祖杀害功臣的罪衍。
为什么要加这样一个荒诞不经的楔子呢？用司马仲相的话来说，是他感到汉高祖时代的历史太不公平，功臣受冤、坏人得势。
所以阴司让他来断狱的结果就是把汉初的那些人都投胎到汉末，让有冤的申冤、害人的遭罚。
这样便演出了《三国志》中的故事。
这样说来，叙述人心目中的历史其实在汉初和汉末两段都是不公平的，通过断狱投胎使得两段不公平的历史相互抵消平衡才完成了历史与道德的统一。
这就是说，《三国志平话》的叙述意图在这一点上仍然与《左传》相似，要把历史事件发展的因果逻辑与道德意义统一起来。
如果事实不能达到这种统一，就通过虚拟的阴司断狱的故事来实现这种统一。
历史与道德的统一，这种深层叙述结构对于官史来讲具有意识形态的必要性。
因为它肯定了已存有的历史事实的合理性，因而也就在劝喻统治者重道德、重民意的同时保证了每一个朝代的统治都是天命所归，具有道德的必然。
而对于小说叙述来说则可能更多地是在满足一种道德需要。
就阴司断狱的故事而言，显然是对历史事实与道德的冲突有所不满才转而用幻想的方式来平衡。
也就是说，这里表达的不是历史事件的因果逻辑，而是说话人的心理需要。
这种需要最终被抽象为善恶因果循环报应的叙述逻辑和在戏剧叙事中常见的“大团圆”式结局。
在后来的通俗叙事作品中，我们经常可以发现叙述人时时出面对故事的道德意义进行解释，如《喻世明言》第一卷《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所说：古人有四句道得好：人心或可昧，天道不差移。
我不淫人妇，人不淫我妻。
看官，则今日我说《珍珠衫》这套词话，可见果报不爽，好教少年子弟做个榜样。
在这种常见的劝喻式议论中可以看出，故事中事件发展的内在逻辑就是善恶报应的道德逻辑。
宋元以后的通俗叙事中有很多故事的内容按照当时人的道德观念来看是不道德的，最突出的典型是作为诲淫之代表的《金瓶梅》和作为强盗教科书的《水浒传》。
不过这种反道德问题并没有给叙述人造成困扰，就是因为在诲淫诲盗的故事内容背后存有着深层叙述结构的道德指向：无论多么坏的事，发展的最终结果都将是符合道德的。
这听上去很有点像《左传》中关于吴楚祸福的观点——如果不义者占了上风，那也是暂时的；历史逻辑归根到底是道德的。
这种道德意义实际上也就保证了小说叙述人的叙述自由：他可以随心所欲地讲述任何听众感兴趣的故事，而又保证了这个故事最终的道德性。